栏目主持人： 张艳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
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关乎旗帜、道路和国家政治安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使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在21世纪依然值得重视。中共南京市委党校高信奇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意识形态的三维解读》一文对意识形态进行富有新意的解读：从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关系看，意识形态是对他者思想观念的情感表达和生产机制的一种“颠倒修辞”；从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关系看，意识形态呈现出统治阶级卫护权力秩序的“言语技艺”；从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关系看，意识形态扮演着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华中师范大学唐艳霞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反贫困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一文揭示了《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思想，其中，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及其根源的揭露与批判，又有对工人阶级如何进行反贫困的未来思考，是一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奠基之作。在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实践中，我们必须以《共产党宣言》中的反贫困思想为指导，始终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共产党的人民公仆意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摆脱贫困意识以及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确保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厦门大学朱东波《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兼论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前景》一文认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特征提供了思想密钥。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与特征，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必然性，并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发生机制基础上诠释了其周期性，从而形成了其经济危机理论，为阐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提供了理论基础。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或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这三篇文章或是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出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出发、或是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出发来回应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都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对经典文本和经典理论进行富有时代精神的哲学阐明，这是发展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意识形态的三维解读
高信奇（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 科研处，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中的客观性存在。意识形态有着不同视角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意涵。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从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关系观之，意识形态是对他者思想观念的情感表达和生产机制的一种“颠倒修辞”；从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呈现出统治阶级卫护权力秩序的“言语技艺”；从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关系来审视，意识形态扮演着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
关键词： 意识形态；颠倒修辞；言语技艺；空间隐喻
意识形态一词的起源史不足两百年，它的生成既有法国故事，也有德国叙事。它成为中西方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世界中一个“流行语”，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为这个规范性学术概念颁发“出生证”的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1795年夏秋之际，法国国民公会采纳塔列朗建议，决定由督政府于是年11月份设立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学院下设了道德与政治科学部，含括6个组，其中第一组致力于感觉与观念的分析，由特拉西和卡巴尼斯领导。特拉西在1796年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部提交的《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中首次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意识形态”，对应的法文词是“id é ologie”，是由“id é o”（观念）和“logie”（学说）组成，意为“观念学”或“观念科学”。之后，特拉西在其扛鼎之作《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观念学”。特拉西所构想的观念学，以拒斥天赋观念和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之偏见为出发点，以将观念还原为身体感觉为方法，科学实证地研究观念的起源、界限及其可靠程度，旨在以“将他从‘理念的科学’所得的知识应用于整个社会，进而改善人类的生活”[1]，从而建立一个充塞着正义和幸福的社会。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探禹穴”正义：《括地志》云：“石匮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会稽山一峰也。”另可参见《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
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宗教和法的批判中，尤其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援用了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概念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流行。”[2]之后，列宁、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都对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不少智力贡献，形塑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历来，中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理解，采取不同的理论立场，着眼于不同的阐释角度，有着不同的意涵，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弄得扑朔迷离，好似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本文从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统治阶级、社会等三者关系来考察意识形态，试图形成整全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一、知识论层面：意识形态是情感表达与生成机制的“颠倒修辞”
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一次德国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从本质来说，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是德国资产阶级思想。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思想观念生产机制，决定了他们的认识结果，脱离了客观存在，是一个错误的认识结果，也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与科学的思想观念相对应的称谓，“是表示对我们的对手提出的观念与观点的怀疑，把它们视为对实际事态性质的歪曲。”
这也决定着，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只能是一场“哲学斗争”，它没有触及也根本无法触及到德国现实，没能真正地批到德国基督教和封建专制，因此，他们就“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语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一是，“意识形态”暗含从正面积极颠倒为贬义的情感色彩。概念都有其含义，然而，有些概念还蕴含着某种情感。在特拉西等人进行观念学研究之初，观念学是“肯定的、有益的，可以具有严格精确性的”
，拿破仑不仅支持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支持特拉西等人的“观念学”研究，而且与观念学派曾经有段友好的“蜜月期”，甚至自称为观念学派的“学生”。然而，当拿破仑开始走向个人专制之时，观念学派成为其恢复帝制的绊脚石，于是他与观念学派关系开始破裂并走向对立面。为此，拿破仑取缔道德与政治科学部，谴责观念学派颠覆国家和法治，美丽的法兰西所遭遇的一切不幸皆归罪于观念学派，并称特拉西等人为“险恶的空想家”。于是，“意识形态”一词的情感色彩开始了翻转，从一个正面的、积极的、饱含褒义的词蜕变为消极的、贬义的概念，“最值得尊敬的、作为实证与卓越科学的观念学逐渐让位于只值得嘲笑和鄙视的、作为抽象和幻想观念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特拉西及其观念学思想比较熟悉，早在1837年间，其父在给马克思书信中曾经提及“意识形态”的概念。后来，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在讨论《林木盗窃法》时说道：“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意识形态的这一突然的造反表现呢？”
在1845到1846年间，马克思流亡在巴黎期间曾经阅读并摘录了特拉西的一些著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判包括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冠名，采用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来称谓，实则以否定性情感来批判德国这些哲学家思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战概念保留了这两种负面性标准，而把攻击目标从德斯蒂·德·特拉西的观念学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辨。”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然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逐步成熟，开始创新新的世界观之际，他们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对于青年黑格尔派企图通过“哲学斗争”“观念批判”来打倒基督教，用思想来解放人类的做法，非常不满，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特拉西的“意识形态”修辞，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称之为“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意识形态”概念是个特定概念，从知识学来看，此种“意识形态”呈现双重“颠倒修辞”的功能。
再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挥整合社会的“凝聚功能”。在社会生活中，每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有着自己对世界的观点与看法，尤其是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主导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核心原则，宣称个人价值和利益的至上性，个人优先于且高于国家和社会，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呈现出原子化状态和人际关系疏远化，也造成了社会人群思想观念异质性和多元化，甚至于出现不同观念的对峙和行为冲突。这种社会紧张乃至于趋于分离的状态，需要以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理想信念、价值目标、行为规则等意识形态体系加以整合社会不同力量，凝聚社会共识，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存在着诸多形式，如哲学、政治思想、法律和道德等等。一般来说，哲学为社会提供认知世界的思维模式，政治思想为社会提供理想信念，法律和道德从他律和自律的方面为社会确立行为标准，它们共同营造“我们”“共同体”“共同体利益”等话语，从而将社会不同阶层牢牢联系在一起，在共同理想目标引领下，在共同价值规范的规制下前进，凝聚并推动社会发展，“它设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像一种社会凝聚剂，把人们拴在一个压迫他们的社会秩序上。”
从发生学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关切，肇始于哲学知识论（认识论）。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哲学用语，用来专门称谓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观念。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30～40年代发动了一场批判性的哲学—政治运动，对基督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观念。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者，青年黑格尔派认识到，思想与观念是套在现代人身上的枷锁，要想“拯救在他们所谓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
，就必须从思想观念入手，于是宗教成为当时集中批判的对象。青年黑格尔派先锋施特劳斯用宗教团体无意识来解释福音故事；鲍威尔认为宗教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基督教则是自我意识异化之产物，圣经故事是被有意识编造出来“自我意识的遗迹”；费尔巴哈则立足于人本学视角指出，宗教不过是人本质的异化，是人把自己的类本质（诸如“理性”、“意志”、“情感”或“爱”）在人格化的上帝身上集中的展现；施蒂纳则主张，只有当我们变成利己主义的“唯一者”并从头脑中彻底抛弃了神的观念，不再留念神、不再关切人类的事业，宗教的束缚就会消弭殆尽。他们各自开出不同的消解宗教救治药方：有的主张对宗教进行理论批判，有的言称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取而代之，也有的倡导从头脑中彻底抛弃宗教观念等。
学生分组领取材料、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操作并完成实验记录。学生除了一本教科书之外还配套有“作业手册”，有点像我们的其余学科的练习册。学生的实验记录和作业都可以在上面完成。“作业手册”上面也盖有学校教务处检查的印章和家长签字的手迹。看来在这门学科上，学校是十分重视的，地位等同于其余学科。
二、政治维度：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卫护权力秩序的“言语技艺”
其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提供建构政治正当性的“意义支撑”。一个政治体能否实现有序地运转，需要获得正当性来支撑。所谓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也译为“合法性”），是指该政治体能获得人们的自愿认同、赞许和服从，其核心问题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6]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越来越被人认可的价值”。[7]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将政治正当性比喻为一个蓄水池，只要它能够保持在一定水平线上，便能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一旦低于这个水平线，政治体系将会岌岌可危。一个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并非自然形成，它需要不断培育和建构。统治阶级可以编织意识形态话语，为其统治作论证与辩护，赢得民众认同与支持，为其统治提供必要的意义支持，从而巩固其正当性。第一，从历时性来看，统治阶级把现行政治体系与旧政治体系进行优与劣、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比，制造出现行政治制度的进步性、合理性的舆论氛围，从而产生“今”胜于“昔”的价值理念。从共时性观之，将自身政治体系与其他国家政治体系进行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停滞的比较，营造出自身制度充盈着活力与生机的信念，生产出“我”优于“他”的制度认同，从而使被统治阶级对现存社会制度充满信心、满怀热情，增强他们的认同感。第二，在统治阶级统治社会过程中，其自身制度不免地会产生诸多问题与弊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再次展示其编制语言的能力，对这些问题与弊端作理性的解释和合理的归因，以消解民众对现存制度的猜测、怀疑、动摇、否定甚至背弃的情绪和行为，激励民众正确认知问题，敢于挑战困难，从而维护这种制度存续。
首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挥着特殊利益普遍化的“美化谋略”。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阶级意识都是本阶级经济关系的产物，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反映，然而，为了维护自身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统治阶级在建构自己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时，总是把本阶级利益说成全社会共同利益，制造出“共同利益”的幻想，遮蔽其实质，美化自身政治体系，从而来说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以获取社会民众的拥护。客观地来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化”是历史的、辩证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每个新阶级在向旧阶级夺权过程或刚建立新统治之际，必须要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要发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及他们的支持，此时的意识形态代表性会广一些，涉及的利益主体数量会大一些，从表面来看，具有暂时的普遍性特征。当其统治条件日益成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开始凸显，统治阶级与底层民众就会分离，其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就会日益“窄化”而变得虚伪，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
。
属地中央预算单位是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通过建立与二级主管部门的联合绩效监管机制，放大事中绩效监控效率。二级主管部门对本级预算单位和下级单位负有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能，事中监控发现的问题可通过二级主管部门实现本系统内的系统纠偏，进行信息核证反馈、处理建议传达及整改情况跟踪。以二级主管单位为纽带，可以对监控发现的管理漏洞和绩效执行偏差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并逐步完善落实责任约束机制，落实绩效主体责任，促进系统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水平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存在着个体与群体之分，一定阶级对现实存在的反映就构成了阶级意识。在全社会的阶级意识中，占统治地位是统治阶级的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一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① 在马克思著作中，意识形态所构成的观念和学说表达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统治现状，属于抽象的、歪曲的和虚幻的领域，因此，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个消极的、贬义性概念，这得益于拿破仑的启发。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意识形态概念开始中心化了，列宁在分析20世纪初沙俄政治形势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究其根源，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统治阶级能利用充足资金来兴办教育、进行广泛地舆论宣传来灌输和传播其意识形态，而且还凭借其政治支配地位，限制异己阶级思想传播，促进本阶级思想发展。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也就是，所有的政治生活都是围绕着夺取权力、卫护权力而进行的。统治阶级是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须不断编织自己的价值体系，制造自己意识形态话语，展示自己的言语技巧，来卫护自己的政治统治。
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刘建明在论坛发展储水设施，促进可持续发展特别分会的致辞中，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储水设施建设与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始终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积极践行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注重保护水资源与生态环境，注重维护库区移民合法权益。以此为前提，建成了一大批兼具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功能的储水设施，水资源综合调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也为保障全球水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储水设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分享成功经验，共同应对挑战，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是，“意识形态”蕴含意识生成机制的颠倒。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思想意识。作为人类的思想意识，往往涉及到如何关照、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这一根本性问题，易言之，是从精神、观念或自我出发，还是根源于现实、感性和实践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的意识都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反映，实践、感性生活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和原点。为此，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照相机比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这样的观念生成机制，即先有物质实在，然后才有思想观念。但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来说，思想意识是脱离现实可感世界而先验存在着的，是世界运转的决定性本原。他们认为，从这些观念出发，通过思想的批判就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然而，他们却从未把这些思想观念与现实相联系。这样一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是完全颠倒了的，这是生成机制的颠倒，完全抹杀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来源，而把主观意识上升到本原的高度。
但仅有β=1的条件下，才能使公式(44)结果为零.若β=1，二阶导数的判别式也等于零.故无法确定是否存在β的最优解.
三、社会层面：意识形态扮演着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
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由若干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意识形态是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结构，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都占据一定的位置、发挥着一定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对此有个著名的“空间隐喻”，即一个社会好比一座建筑物，其中意识形态位居建筑物之巅，易言之，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建筑的空间位置。
社会生活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勾连。1843年，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从社会舞台重返书斋，集中精力思考和破解“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经过整个夏天的深思和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重新确定了家庭、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与基础的结论，从而矫正了被黑格尔倒置了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决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
到了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批判、阐述唯物历史观时，开始正面地涉及到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的基础，社会意识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也就是说，此时，在他们所创立的新世界观中，已经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还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因此，在人类观念史上产生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虚幻”地构建自身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颠倒地反映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但是它们依然是对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反映，只不过是“歪曲”的反映而已罢了。
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观念上层建筑。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开始触碰到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0]此时，马克思把社会界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之一是上层建筑，而且把意识形态铆钉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层面。到了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的位置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在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把社会比拟为一座大厦，大厦具有根基和根基上面的部分，同样的，社会也是有不同部分构成，并形成了“三位一体”社会结构：经济关系总和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根基，即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之上的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观念上层建筑两个部分。“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指军队、法庭、警察、监狱、政府部门等实体性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是包括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思想体系。在这两个上层建筑中，观念上层建筑处于社会顶端位置。社会结构中的三个部分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经济基础的巩固离不开上层建筑的保障，经济基础的存在与发展变化又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变化。
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合力”的重要维度。在人类历史观中，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进步论，并从社会结构层面指出三个组成部分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各自作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居于基础性地位；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除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上层建筑，即一定的政治制度、法的设置和意识形态。恩格斯晚年提出了“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历史是这种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1]意识形态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中的一个，它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美]利昂·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M].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11.
[2] [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
[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The Ide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From Three 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Gao Xinqi
（Scientific Research Office,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Nan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Jiangsu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Ideology is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in human society.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ideology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From the Marxism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of ideology and epistemology, ideology is a kind of “reverse rhetoric” for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other's idea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he ruling class, ideology presents the“speech skills”of the ruling class to protect the order of power.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society, ideology plays the role of “spatial metaphor”of superstructure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Ideology; Reverse rhetoric; Speech skills; Spatial metaphor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6-022-006
基金项目： 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优化路径研究”（18QA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信奇（1972－） ，男，安徽全椒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步 岩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颠倒修辞论文; 言语技艺论文; 空间隐喻论文;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科研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