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亚形势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相互作用论文,安全问题论文,与非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中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不能忽视它与中亚形势的相互作用，或者说，中亚形势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就此题目谈些看法。
一 苏联留给中亚国家的“遗产”
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毒品问题、民族分裂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等。但由于苏联国内政治局势较为稳定和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当时这类问题在包括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在内的苏联并不十分严重，没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问题。可以看到，在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苏联问题的著述中较少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种说法，一般是将这类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来研究。这类问题，特别是构成非传统安全问题核心的、也是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大的“三股势力”问题同样也不严重，在20世纪50～80年代没有发生过类似于“别斯兰事件”这类恶性恐怖案件。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属于本文研究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都开始出现了，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策有关。戈氏当时大讲舆论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加之国内无政府主义严重，国家对国内局势控制乏力，民族问题迭起，宗教复兴，社会失序。在这种情况下，毒品问题、分裂问题、恐怖问题、领土和资源争端等问题日渐增多。应该说，今日中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始于苏联时期，在苏联解体前后凸现，是当时苏联国内形势变化的产物。由于社会形势恶化和民族冲突，不仅造成了国家内部的国民分裂，也导致了民族间对立情绪的滋长，在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地区还发生了内战，目前仍困扰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也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开始激化的。可以说，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政策分不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面积出现加剧了苏联社会的紧张、混乱和苏联解体的进程。
作为严重影响中亚安全与稳定并构成非传统安全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毒品问题，也与苏联不无关系。此事应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联系起来。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其他外国势力对阿富汗战争的介入，导致阿富汗内战不止，使该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经济完全崩溃，种植毒品成为阿富汗居民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说，阿富汗种植罂粟的失控与该国内战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后来中亚国家不得不承受苏联对外扩张政策带来的苦果。阿富汗不仅是毒品生产国，也一度成为“三股势力”麇集之所。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所说，中亚“地区冲突日益成为恐怖主义和暴力、贩毒和非法武器交易……的固定根源。这些现象丝毫不受国界的限制”①。中亚地区环境的恶化给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和平与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
二 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亚的表现与特点
非传统安全是“与其他一个和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对其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的、政治与外交冲突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②。中亚国家独立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机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要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滋生负责，而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之所以这样说，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尽管中亚国家是通过苏联解体获得独立的，但苏联后期执行的政策和社会混乱也带到了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也存在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各种思潮泛滥，都在影响处于政治狂热中的民众，这中间也包括作为“三股势力”理论基础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而当时忙于权力之争的各国政府与议会，无暇顾及对国家和社会存在严重危害的“三股势力”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就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滋长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
第二，中亚国家独立后，由于多种原因，如传统经济联系中断、资金匮乏、经济结构单一、技术人才流失以及改革没有到位等，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企业倒闭，生产急剧萎缩，失业人数猛增，人们生活遇到很大困难。这导致人们对当局不满、信仰出现真空和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找出路，同时也为包括“三种势力”和毒品问题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贫困常常与动乱为伍。事实表明，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最多的地区恰恰是各国失业人员最多、生活最贫困的地区，包括费尔干纳地区、哈萨克斯坦南部和西部以及塔吉克斯坦南部山区等。
另外，中亚国家独立后，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贫富加剧的情况，导致一部分人心态严重失衡。这一点也容易为极端势力所利用。
第三，中亚国家独立后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使伊斯兰教得到复兴。各国宗教活动场所数量显著增多，信教人数急剧增加，宗教影响明显扩大。各国独立初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各国政府想以此安抚民众和凝聚民心。但这种政策也存在明显的负面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为宗教极端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人们注意到，以追求政权为目标、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出现的、打着宗教旗号的组织在中亚各国都出现了。它们除在塔吉克斯坦挑起内战外，在有的国家还对世俗政权发动武力攻击和搞恐怖活动，这一点在乌兹别克斯坦表现得十分明显。得到外国支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就属于这类组织。迄今在中亚仍活动猖獗的伊斯兰解放党也属于这类组织。
第四，非法移民问题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新问题。在苏联时期，移民问题对中亚国家都不陌生。当时苏联政府为解决国内某些地区的劳动力不足，组织中亚地区的富余劳动力向西伯利亚等地移民。当时移民分有组织移民和分散移民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移民，当时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都属于国内的移民问题。中亚国家独立后，同样的问题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中亚各国之间以及中亚国家向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移民都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这中间有通过办理正当手续实行的“合法移民”，也有没有办理正当手续实现的“非法移民”。这些年，中亚国家由于经济困难、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打工的人很多，特别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打工者更多。在中亚各国的移民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非法移民”。这类问题也涉及到去中亚国家谋生的中国公民。
大量生活在国外的“非法移民”是遵守居住国的法律的，但其中也不乏不安定分子，甚至极端分子，对本国和所在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第五，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水资源和领土争端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在中亚国家都存在。这类问题在苏联时期就有，当时可以动用行政资源来解决。苏联解体后，这类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成为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各国不能妥善解决这类问题，采取极端化的做法，就可能引发国家冲突，甚至发生战争，使非传统安全问题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这是苏联解体的产物，是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而产生的问题。
中亚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化的特点。
长期性是指发生在中亚国家的问题，需要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作出巨大努力，需要各阶层、各团体和各类教民在反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在制度建设方面日臻完善方能克服。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例如，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不是仅靠说教和完善管理就能办到的，还需要有关国家大力发展经济，为大量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而做到这一点，在有些国家，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至于铲除“伊斯兰解放党”一类非法组织，更不是短期能办到的事情。
复杂性是指中亚国家的问题有历史形成的，也有近年来产生的；有的属于政治问题，有的属于经济问题，还有的属于民族宗教问题；有的问题不止在一个国家中存在，有的问题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利益，具有跨国性质。由于有的问题涉及数十万人之众，例如，非法移民问题以及涉及各国利益的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因此，问题复杂，解决起来十分棘手。此外，“三股势力”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有地方官员暗中保护甚至参与的背景，因此，这类问题经常是铲而不除，此伏彼起。
国际化是指中亚国家出现的“三股势力”问题，毒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以及武器走私问题，都不限定在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广泛存在于中亚国家，并得到地区外的国家或势力的支持与帮助。当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基地就设在阿富汗。为贩运毒品，在中亚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跨国网络。跨国移民的大量产生与存在跨国“蛇头”有关。特别是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非法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往往得到境外某些势力的舆论声援和财力支持，这就给打击非传统安全的活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三 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亚形势的影响
中亚国家独立后面临巩固国家独立、保持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和在国际社会体面立足的艰巨任务。人民曾感受到国家独立带来的喜悦和自豪，同时也感受到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不安。独立初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困扰中亚各国。而塔吉克斯坦长达5年的内战更使该国人民饱尝战乱之苦。因此，人民都普遍希望国家能够保持稳定，经济能快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渴望生活状况能尽快得到改善。
可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在干扰国家的发展，使人民的期望不能很快实现。
第一，极端势力带来国内政局的紧张，导致有的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时不得不瞻前顾后、三思而行。在稳定国家政局和对外开放两者中，首先考虑的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问题，其次才是对外开放。尽管表面上各国政府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但实际上有的国家做出的一些规定，限制了国外企业家的进入。这一点在“三股势力”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明显。事实上，外国企业家也在选择理想的投资场所。试想，有哪个企业家愿意到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大量投资呢？而外资进入受限明显会增加本来就贫困和失业者众多的如费尔干纳等地区的脱贫难度。
第二，非传统安全问题极易为国外势力所利用，成为威胁国家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种力量。曾活跃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在“基地”组织支持下，它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攻打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九一一事件后，它随塔利班一道遭到重创。目前，它正在聚集力量，重建新的恐怖组织。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也有广泛的影响，是威胁国家稳定的极端势力。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安集延事件”明显存在极端势力参与的背景。某些西方国家对乌兹别克斯坦处理“安集延事件”的做法说三道四，助长了“三股势力”的气焰，反映了外国势力是制造中亚不稳定的后台之一。
第三，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非法移民”问题，影响到国家关系。这个问题，一方面给有关国家经济安排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对输出国和接纳国都不稳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独联体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许多文件中，都包含有“反对非法移民”的内容。
第四，毒品给中亚国家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是犯罪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从阿富汗运出的毒品不仅危害中亚国家，也殃及独联体和欧洲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
四 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第一位的任务是要做好本国的工作，尤其是要把经济搞上去，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经济形势是防止和消除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条件。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涉外性，解决这类问题还需要依赖国际间的协助与合作③。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是局限在某个国家，不是靠一个国家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超出了中亚地区的界限，涉及与中亚国家相毗邻的国家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因此，各国不能自扫门前雪，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中亚国家与毗邻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和阿富汗等国的合作，也包括与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否则，反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就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中亚国家也意识到这一点，参加了跨国反恐机构，与有关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反对“三股势力”的文件。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落实。在这方面，中亚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协调步伐至关重要。不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损害他国的利益，更不能受外国的影响而置多年形成的友好关系于不顾。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势力方面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地区性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只有在反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做出成绩，才能使有关国家对该组织增强信心。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上海合作组织与同样覆盖中亚地区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合作问题，以及同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问题。只有在反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才可能事半功倍。
五 结束语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一个国家的形势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时，此类问题就少些，出了问题也容易控制和解决。相反，当国家出现混乱和经济困难时，这类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也难于解决。苏联和后来独立的中亚国家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会影响国家形势的变化，对此无人怀疑。在国家形势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作用中，国家形势是第一位的。因此，必须将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置于首要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对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到釜底抽薪。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随着中亚国家国内形势的好转，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滋长势头有所减缓，不过，距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任重道远。由于中亚国家国情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都将发展经济、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使人们看到了中亚国家发展的美好前景，也增强了在中亚能较快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信心。
（二）如前所述，中亚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多年形成的。因此，对解决这类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问题，要有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不要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同时，要认真对待发生的事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三）中亚国家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的国际化特点要求解决它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这一点上面已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取得一致。特别是有的大国出于政治需要，在一些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从而增加了合作的难度。在国际合作中慎重择友很重要，切莫养虎遗患。不要忘记历史和现实留给我们的教训。
注释：
① ［乌兹别克斯坦］伊·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中文版，第9页。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著：《全球战略大格局》，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③ 前引书：《全球战略大格局》，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