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速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李 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摘 要： 基于制度变迁的动态视角，利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及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市场化改革速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正U型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上述正U型关系只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对非国有企业样本按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分组后，发现正U型关系只显著存在于无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组中。这一结果表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当市场化改革过快时，上述企业有动机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以应对由此引发的契约风险。而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能因更加稳固和富有业绩弹性的薪酬和债务契约，其盈余管理水平对过快的市场化改革速度反应不敏感。
关键字： 市场化；改革速度；盈余管理；制度变迁；会计信息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微观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尽管有关盈余管理问题多考虑公司层面因素，但是制度环境是影响微观企业的深层次原因。市场化程度作为重要的制度环境之一，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多从静态视角比较某一公司市场化改革前后盈余管理的变化。陈书燕（2006）以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为背景，发现首发上市公司在改革当年，盈余管理水平明显下降；施先旺等（2014）发现，我国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王文召（2017）对比了上市制度改革前后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状况，证实了市场化改革在盈余管理上的积极作用。上述文献大都支持了市场化改革对盈余管理的正面影响。但是，制度环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例如我国，在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呈现阶段性特征，市场化改革程度并非与时间成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且我国各地区间的市场化改革速度差异巨大，按照Banalieva（2015）及王小鲁等（2018）的计算方法，以2016年为例，改革速度最快的浙江省为12.3%，而西藏则仅为-0.36%。因此，单纯将制度环境作为静态事件处理已不符合现实经济环境状况。同时，在动态制度背景下研究制度环境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可能得出与静态制度背景下不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尝试从动态视角出发，利用市场化改革指数及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市场化改革速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考察不同产权性质及政治关联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正U型关系。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上述正U型关系只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更进一步考虑非国有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后，发现正U型关系只显著存在于无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中。
三是如雇主放弃对雇员职务发明的所有权，则该发明可作为非职务发明，由发明人自行处理。具体到各研究机构，针对不同的情况，做法也有所不同。
结合我国当下的具体情景，市场化改革速度处于动态调整中，在此动态背景下研究市场化改革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可能的增量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丰富了动态制度变迁背景下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决定的相关文献；二是拓展了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范围，不同于以往多关注股权结构、战略风险、内部治理及管理层特征等企业内部因素，本文的研究将范围扩展至市场环境变动这一动态外部宏观因素。
老头子看看，微笑着，一句话不说，两只手互相捏了一会，又蹲下去把傀儡举起，罩在自己的头上，两手套进假腿里去，开始剧烈的摇着肩背，玩着业已玩过的那一套。古怪动作招来了四个人，但不久之间却走去了五个人。等到另外一个地方真的殴打发生后，其余的人便全都跑去了。
（1）龙头企业带动型。这是一种“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它以农副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对外开拓国内外市场，对内连接生产基地和农户[3-5]。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对于盈余管理动因的分析多是从契约理论出发，该理论认为，管理层有动机为达成相应的个人薪酬或债务契约目标而进行不恰当的盈余管理。据此，一条可行的分析路径是明确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企业相关契约的达成，进而影响管理层在盈余管理水平上的选择。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让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发挥关键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改善了法律和治理环境，改进了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了管理层为达成薪酬、债务契约而进行的投机性盈余管理。有学者认为加强监管、完善相关上市政策的市场化举措是减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行途径。
Dechow（1995）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He didn’t ask for a meal, but a drink of water. She could see he was hungry.Soon she brought him a large glass of milk, “How much do I 2)owe you?” he asked.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随着市场化改革速度的增加，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随之降低，但当市场化改革速度过快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提高，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正U型关系。
旅游类志愿者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感，在做好游客基础服务的同时，还要肩负起对旅游人群宣传社会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的责任。不但要做到对游客进行环保宣传、旅游咨询、文明劝导、交通疏导等，还要把文明旅游、平安旅游、健康旅游的理念传递到广大游客中去。
模型（4）中，如果MS2×so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反之，若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U型关系更加显著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样本中。
假设2：相比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的正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择
（1）解释变量
2.变量定义
本文利用王小鲁等2019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作为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Banalieva（2015）的方法计算市场化改革速度。上述指数报告中的数据只涵盖2008-2016年，而市场化改革速度的计算需要以2008年为基期，故最终选择2009-201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1）剔除了ST、PT等被证券交易管理部门特殊处理的样本公司；（2）剔除了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3）考虑到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保险类的样本公司，最终我们共得到了16402个样本。所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及锐思数据库，同时为防止极端值的影响，对文中涉及的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借鉴Banalieva（2015）以及林慧婷等（2018）的方法，对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首先去除各省份间结构化影响，再利用省份所能达到的最快改革速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指标衡量如下：
其中，MSi，t表示 t年 i省份的市场化改革速度；ASi，t表示 t年i省份的市场化改革的实际速度，ASi，t等于（t年i省份的市场化评分-基期i省份的市场化评分）/（t-2008）；FSi，t表示i省份的市场化改革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FSi，t等于（市场化评分理论上所能达到最大值-基期i省份的市场化评分）/1。而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的编制方法，此处市场化评分理论上所能达到最大值应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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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解释变量
现有研究对盈余管理的测度多是通过计算样本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获得，黄梅和夏新平（2009）通过比较已有的多种计算可操控性应计截面模型在我国市场上的实际效果，结果发现，分年度、分行业的截面修正琼斯模型具有最佳的表现。据此，本文此处选择了分行业、分年度Dechow（1995）修正后的琼斯模型。同时，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亦使用了其他方法进行替代。
秀容月明气得肺都炸了，挥拳冲向丛时敏。可他服了“软骨头”，没打几下就药性发作，只能任由丛时敏把自己打翻在地，再在他脖子上套上铁枷，手脚上锁了铁链。
然而，市场化改革速度过快则不利于经济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私有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相比高的市场化程度，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型绩效好的根本原因。过快的市场化改革速度会导致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动，已有经验数据表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根据契约理论，企业处于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网络中，而制度的变迁会打破企业原有的契约关系，新契约的建立需要时间和成本，过快的市场化改革速度将导致企业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整相应的契约关系，这将增加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调整成本。在原有制度背景下，企业长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不同于给予企业充分调整时间的渐进式改革，过快的市场化改革将企业快速、整体地推向市场竞争为主导的环境，竞争压力的陡增及契约关系调整的滞后，将会直接体现为业绩压力，管理层为了达成未及时调整的薪酬和债务契约，可能会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以达到薪酬和债务契约所要求的业绩水平。同时，过快的市场化改革速度会增加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已有研究证实，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时，管理层会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来应对增加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DAi，t：操控性应计
表3列示了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列（1）中MS2的估计系数为 0.28＞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市场化改革速度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正U型关系，列（2）中进一步考虑了相关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MS2的估计系数为0.21＞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仍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U型关系。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出最低的盈余管理水平所对应的市场化改革速度为：-（-0.05）/（0.21×2）=0.119，也即当市场化改革速度达到11.9%时，企业进行最低水平的盈余管理。然而，在各省份年度的248个市场化改革速度的样本中，仅有27个省份年度的速度达到或超过11.9%，仅占样本总额的10.89%。现阶段，对大部分省份而言，市场化改革速度的提高能够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PPEi，t：i公司 t年度固定资产原值
△REVi，t：i公司 t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变化
Asseti，t-1：i公司t-1年度末资产总额
也许是体育运动的特色，输与赢、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注定充斥着整个课堂教学过程，这时鼓励式的课堂尾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此刻，我们教师要以真挚感情、满怀期望和信任的语言，鼓励学生，教育学生，使学生养成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不灰心，在荣誉和胜利面前不骄傲的严谨治学态度。有时我们教师的一句：“你真棒！”、“你能行！”、“加油啊！”，无形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Ci，t：i公司 t年度应收款项变化
部分建筑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没有注重对于施工成本的管控问题，他们对于施工成本的管理手段不够科学，这并不能为施工单位节约资金，对于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造成了影响。施工单位对于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不够科学，他们对于预算没有进行科学的管控，只好在施工结束后对成本进行核算，而对于整个施工过程的成本问题却没有引起重视，以至于发生浪费、腐败现象都不清楚。
将样本数据按年度和行业分类，于模型（1）中回归后，所得估计系数代入模型（2），得到DAi，t，用来表示应计项目中的可操纵性应计。|DAi，t|表示操控性应计绝对水平。
（3）控制变量
参照孙健等（2016）以及陈德球等（2018）的方法，本文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盈利状况、资产周转率、财务杠杆、避亏动机、经营现金流量、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公司成长性、事务所选择、审计意见类型、所有权类型以及年度和行业效应。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下表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4）模型设定
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假设1进行检验设置了下列模型（3）：
模型（3）中，如果MS2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之间成正U型关系。
进一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而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为代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本身就为政府的一部分，这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具有产权优势。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盘活国有企业，加之国有企业原本占有大量的经济及政治资源，使得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应对因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更加确定的政策预期。因此，总体上，国有企业可能对市场化改革表现不如非国有企业敏感。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层更多是一种“官员”的身份。“官员”身份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薪酬谈判的能力，也使得其不容易受到公司治理机制的约束。此种情景下，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契约更不易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从债务契约上看，得益于天然的产权优势以及政治联系，同属国有控制的国有银行，会在债务契约中给予国有企业更多业绩要求上的弹性。综上，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对市场化改革速度可能表现不敏感，有较低动机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以达到薪酬和债务契约所要求的业绩水平。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的描述性统计表，从市场化改革速度上看，最快省份的年度市场化改革速度与最慢省份相差32%，且不同地区的样本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差异较大；从可操控性应计的水平上看，样本企业之间盈余管理水平差异较大；从所有权性质上看，选取的样本中有43%的企业样本最终控制人为国有单位。
北美刺龙葵是一种多年生杂草，直立，高 0.3～1.2 m，分枝松散，茎上有近5 mm长的淡黄色的刺，且具星状短绒毛；根有水平和垂直之分，且根上能产生新芽。叶卵形至长圆形，具不规则波状齿，长4～14 cm，宽2～6 cm，叶两面均具有微黄色的星状短毛，叶柄长2 cm。开放式圆锥花序，花梗有刺，萼裂片长6～7 mm，无刺；花冠紫色，偶有白色，5裂，直径约3 cm；雄蕊5枚，花药6～9 mm 长；花粉具3孔沟，直径约26 μm(图1-A、图1-B)；成熟时呈浆果球状，直径10～20 mm，淡橙色或黄色，光滑无毛(图1-C)；种子倒卵形，扁平，浅橙色或黄色，长约2 mm(图1-D)[8]。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2.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
TAi，t：i公司 t年度总应计
表3 回归分析表
3.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
表4列示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市场化改革速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利用模型（4）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MS2×soe的估计系数为-0.48小于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在国有企业样本中，MS2的估计系数为0.05，但不显著，这表明由于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国有企业具有产权优势，当市场化改革速度过快而引发环境不确定时，国有企业不需通过盈余调整来进行应对；而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MS2的估计系数为0.41，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见，不同于国有企业，当市场环境变化剧烈而影响预期契约正常履行时，非国有企业管理层会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达成契约要求。综上结果可得，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的正U型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结果支持了假设2。
表4 回归分析表
五、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宏观上的市场化进程能够影响微观企业的会计行为选择，反之，微观企业层面的盈余管理却难以影响到市场化进程。因此，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的结论影响较小。本文面临的内生性问题主要为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理论上，存在一些既影响市场化进程，又同时影响微观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宏观经济、文化、制度因素（微观层面的因素很难影响到市场化进程），若对此不加以考虑，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在上述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地区年度GDP增速、地区年度市场化指数以及赵向阳等（2015）计算的地区文化指数中的不确定规避指数，分别对宏观经济、文化及制度因素进行控制，结果发现，控制前后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市场化改革速度对盈余管理存在显著增量影响。
2.排除线性关系。 为了排除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线性关系，本文单独将市场化改革指标的一次项与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水平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在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市场化改革指标一次项的回归系数皆不显著，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上述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是稳健的。
对照组给予贝那普利（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30514）起始剂量为2.5 mg，1次/d，后期根据患者病情逐渐增加剂量，最高不得超过20 mg。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螺内酯（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33020070）40 mg/次，2次/d。
3.变量替代。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本文分别采用Jones模型、考虑无形资产的琼斯模型、考虑残差标准差的DD模型、考虑现金流量琼斯模型以及加入资产收益率的业绩修正琼斯模型5种方法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分别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替代，发现主要结果与前述基本一致；借鉴Banalieva（2015）以及林慧婷等（2018）的方法将解释变量中分母项FSi，t替换为SSi，t，其具体的计算方法为：令SSi，t=（市场化总指数评分理论上所能达到最大值-基期i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2016-2008），替代后发现前述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
六、进一步研究：非国有企业中的政治关联
前述研究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改革，国有企业因其产权优势及与政府的天然联系，相比非国有企业，其薪酬及债务契约在面临改革速度过快而导致经济环境不确定时相对稳定，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达成预期业绩的动机较低。那么，若是非国有企业与市场改革的主导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能否产生类似一定产权优势的效应，进而增强改革速度过快而导致的不确定时的薪酬、债务契约的弹性？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非国有企业样本进一步按是否具有政治关联进行分组，分别代入模型（3）对两组进行回归分析。
借鉴陈德球等（2018）的方法，如果样本公司董事长现在或以前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则取1，表示政治关联组；反之，取0，表示非政治关联组。具体的分组实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回归分析表
根据表5列示的实验结果显示，在非政治关联组，MS2的估计系数为0.3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政治关联组，MS2的系数为0.53，但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速度与公司盈余管理的正U型关系只存在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这一结果说明，存在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能够产生类似国有企业的效应，在改革过快导致的不稳定环境中，通过政治关联增强了契约实现的保证，而不需借助盈余管理手段达成契约要求。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地检验了市场化改革速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市场化改革速度加快，法律和治理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了管理层投机性盈余管理的需求。但是，当市场化程度过快时，竞争压力的陡增及契约关系调整的滞后，使得管理层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调整业绩。整体上，市场化改革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呈正U型关系。进一步，区分了产权性质，发现上述正U型关系只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这说明，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国有企业凭借产权优势及与政府的天然密切联系，建立了更为稳固和更有弹性的薪酬和债务契约关系，使得国有企业通过盈余调整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机较弱；而非国有企业与之相反，在面临市场环境变化剧烈而影响预期契约正常履行时，会有较强动机通过盈余管理达成契约要求。更进一步，在非国有企业中区分了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结果发现，如果非国有企业与市场改革的主导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能够产生类似一定国有企业的效果，降低了盈余管理动机。不同以往，本文从动态视角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这对理解经济转型动态过程中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决定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启示：
（1）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同时考虑到样本中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市场化改革速度仍未达到使得盈余管理处于最低水平的最优速度，对此类地区而言，现阶段适度加快市场化改革速度是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可行途径。
（2）对于部分市场化改革速度过快的省份，改革过快导致的预期经济政策不稳定可能给无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带来契约风险。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建立健全保护民营企业机制，以减少民营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进而减少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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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acts of Market Reform Speed on Company’s Earnings Management——Evidence from China's Capital Market
LI Shu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with Marketization Index of Chia’s Provinces：NERI REPORT 2018，and the data from Shanghai-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2009-2016，the impact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speed on the company's earnings management is examined in the paper.It is found that the speed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has a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After further distinguishing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it is found that the above positive U-type relationship exists only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Further，after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were politically related，it wa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U-type relationship only existed prominently in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 group without political connection.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radual market-oriented reform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non-state-owned and politically-related enterprises.However，whe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re too fast，the above-mentioned enterprises have the motive to cope with the contract risks caused by raising the level of earnings management.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olitically-related private enterprises may be insensitive to the excessively rapid market-oriented reforms due to a more stable and performance-flexible remuneration and debt contract.
Key words： Marketization reform speed；Earnings management；Institutional change；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92X（2019）12-0070-05
收稿日期： 2019-07-02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会计专项（13CKJJ1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19-ZC-JJ-07）。
作者简介： 李 澍（1987-），男，山东招远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本市场、财务会计。
（责任编辑：Z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