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数论文,文献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D91,DS1,Dll,D13,DO3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消费函数研究经历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的变迁，消费的决定因素由具体的现期收入、过去收入丰富为抽象的总收入、持久收入以及各种收入的组合，消费者面临的约束由简单的预算约束过渡到资本市场弱势有效条件下的流动性约束，而消费者行为由完全理性合理化为理性预期，并据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
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提出以来，消费函数在宏观经济中便占据了重要地位。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核心，至今仍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驾马车；储蓄是资本形成和财富积累的基础，而资本是基本生产要素，财富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微观主体对消费和储蓄的选择，是宏观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基础，研究微观主体行为可以有效地了解其决策变量及特点，进而对政府的政策导向具有指导意义。继凯恩斯理论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失败之后，生命周期理论又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储蓄，认为储蓄与经济和人口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发达国家对储蓄率长期低下的担忧也使这一问题在宏观领域经常被提及。由此可见，消费和储蓄是经济繁荣、资本积累和财富形成的核心变量，因而消费函数理论对指导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下部分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了消费函数研究由始至今的理论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经验研究在理论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据质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是制约理论发展的一大瓶颈，而随着这两者的进步，旧理论不断被否定，更符合现实的新理论应运而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紧密结合是消费函数研究的重要趋势和特点。第三部分分析了由微观主体过渡到宏观数据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重大分歧。研究选择的基本单位、加总过程中对人口统计特征的处理、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消费时机的选择等问题都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因素，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对理论完全相反的认识。第四部分详述了理论移植到我国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够稳定、政策调控力度大等都将引起经典理论的“水土不服”，而我国理论界又有一种对经典理论套用和检验的倾向，因此，如何建立适用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消费函数理论框架就成为摆在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第五部分提出了基于中国国情消费函数研究的几个认识论问题。
二、经验研究——理论变革的动力
在消费函数理论的演变中，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扮演了重要角色。绝对收入理论由于无法解释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收入理论虽然通过引入“过去收入”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思路，但却始终不能严格地解释这个现象。直到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的诞生，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才得到了完美的解释。然而伴随着旧问题的解决，新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持久收入理论关于消费与滞后收入无关的推论遭到了经验研究的猛烈攻击，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消费—年龄曲线的弓形性也无法从数据中得到有力的支持。直至现在这两个理论仍在众多的质疑声中举步维艰，尽管谁也不会否认它们的确是消费函数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和动态规划方法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消费者行为，预防性储蓄成为解释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窘境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习惯、文化等行为经济学理念也强势进入研究视线。当下，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那就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常常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经验研究可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而如何来检验经验研究的合理性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终极正确的方法可能本来就不是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理论和方法的改变也本来就是环境改变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理论
在凯恩斯创造性地引入“收入”变量之前，人们对于消费和储蓄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利率的决定性作用上。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主导地位的确立，消费被看作决定总量需求的主要因素，而过度的储蓄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成为经济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停滞的主要根源——这种由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对储蓄的恐惧甚至一直持续到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凯恩斯认为，收入的增加会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消费，而这个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即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正是这一“基本心理定律”，使得储蓄的增加及有效需求的不足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尽管形式非常简单，却并不妨碍绝对收入理论成为消费函数研究的开山之作：模型首次将收入引入对消费的研究，从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占据着相关研究的核心地位，改变的只是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及所面临的约束等问题。它能够很好地解释大萧条的产生，遗憾的是囿于研究数据不足而无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直到库兹涅茨(1942)对美国1879-1888年及1929-1938年两阶段国民生产和资本净积累的研究结果发布，人们才发现储蓄率并没有像绝对收入理论预测的那样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反而表现出明显的长期稳定性。此外，凯恩斯主义对大萧条之后就业与收入的预测也出现了严重偏差。至此，对经济大萧条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绝对收入理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这是经验研究第一次推动理论变革。
顺应理论变革的需要，杜生贝(Duesenberry,1949)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1949)分别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们将“过去收入”引入消费函数，认为消费与收入的比值遵循一定的函数关系。尽管两人的模型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消费收入比不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仅与现期收入和历史收入峰值的比有关。他们对此解释为“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效应(Hagen,1955)，即当收入发生改变时，消费者并不倾向于马上改变自己的消费水平，也即消费“黏性”。然而即使消费确实存在黏性，仍不能完美地解释库兹涅茨的储蓄率长期稳定性，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究所选择的时间区间不同（杜生贝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29-1940年，而莫迪利安尼为1921-1940年），二人的参数估计结果有显著的差异，这也为方法的可靠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相对收入理论的解释能力有限，但与绝对收入理论相比显然有很大的进步，至少它开始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分析问题。
（二）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
由于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消费函数的经验研究一度陷入混乱。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增加变量数量；还有一部分学者在模型中增添不同性质的变量，如人口因素等。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才为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建立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代表性消费者在其拥有的总资源约束下追求一生消费的平滑，工作时进行储蓄，退休后则负储蓄。消费—年龄曲线的位置取决于其一生拥有的总资源，形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时间偏好率及利率的关系，与各期收入无关。
至此，消费函数研究的着眼点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信奉绝对收入理论的消费至上，转而关注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莫迪利安尼认为国民储蓄是资本供给的来源，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故而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是经济学的中心课题，而极为讽刺的是人们对储蓄问题的关注却源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所有的消费者行为模型中，只有生命周期模型指出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较高的储蓄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Deaton,1992)。从生命周期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令人惊讶的结论：一国的储蓄率与人均收入无关，而与其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故而稳定增长的经济体将拥有稳定的储蓄率；国民储蓄率不单是公民节约行为差异的结果，不同的国民储蓄率实际上可以用同一个消费者的行为去解释；对于一定的经济增长，控制财富—收入比和储蓄率的主要参数是退休期的长短(Modigliani,1986)。
与生命周期理论一样，持久收入理论(PIH)也始于上世纪50年代。它认为收入可以被分解为平均或预期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而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不会对收入的短期变动有较大的反应，消费比收入更平滑(Friedman,1957)。跨期的持久收入与宏观数据在统计层面是具有一致性的，那么消费与持久收入在长期中成比例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将持久收入理解为消费者一生拥有总资源的年金，那么它将与生命周期理论非常相似，如消费—年龄曲线是弓形的以及消费与收入滞后信息无关等。但二者的研究重点差别很大，生命周期理论的精髓在于可以专注于研究生命特征变化引起的“急需”(Modigliani,1986)，而持久收入理论几乎不关注人口特征的变化对消费—收入关系的影响或者从宏观出发的人口、收入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它更关注消费的动态行为，尤其是超越了短期行为的消费—收入动态关系。由于二者在许多推论上有一致性，常被结合在一起讨论。
相对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所得的“强推论”而言，理论本身显得过于笼统，更像是一个研究框架，缺少经得住实证检验的模型，因此招致了经验研究的许多质疑。从生命周期频度来看，消费—年龄曲线并不总是弓形的；从商业周期频度来看，预期消费不仅受到暂时收入波动的显著影响，且对持久收入波动反应“迟钝”；同时，没有被消费者预期到的收入波动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影响消费。由以上三种质疑引发的讨论使得消费函数的研究思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三）经典理论的新动向——不确定等价①
在所有对“混乱”状态的解释中，唯一的共识似乎就是不确定性。沿着原有的研究方向，一些学者认为是不确定性导致计量模型失效而造成研究失误；而沿着新的思路，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等价下的基本逻辑一般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因此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其显著性和财富形成比例上。经验研究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存在一定的分歧：Skinner(1988)认为预防性储蓄可以解释美国财富的56%；而Guiso(1992)对意大利居民数据的估计却只有前者的1/5，且他认为预防性储蓄在影响储蓄的众多因素中并不能算是主要因素。结合其他影响比较大的研究来看，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择参数和建模方法的差异。关于预防性储蓄模型，朱春燕、臧旭恒(2001)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综述，并指出了各类模型的优缺点。其中Carroll(2001)提出的“缓冲存货”模型是经典研究之一，他从消费者行为出发，认为同时具备不耐心和谨慎性两种特性的消费者倾向于维持一个固定的储蓄—财富比，储蓄充当着应对未来收入冲击的缓冲器，当收入出现正的变动时，储蓄—财富比下降，则消费者将增加储蓄以维持原有的比例，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且即使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也不倾向于借贷。“缓冲储蓄”模型在众多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中，是理论基础最为完善的一个，也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此外，流动性约束也被认为是导致悖论的原因之一，但鉴于其与预防性储蓄的测度及影响难以明确分离，因而常常将二者综合到一起进行分析。陈彦斌等(2010)综述了Bewley模型在应对不完全市场流动性约束方面的卓越表现，在Bewley模型的分析框架下，不完全市场流动性约束可以很好地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过度平滑性以及东亚国家高储蓄率等理论难题。
近年来，消费者心理也成为解释不确定等价下理论与数据分歧的重要研究方向。通常不确定性主要指消费者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大量研究采用家庭收入消费动态调查数据（如美国PSID）来衡量不确定性的程度并引入模型以分析消费者行为。而从消费者心理角度出发，真正影响消费决策的可能不是真实的收入波动，而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虽然对于理性预期的研究并不新鲜，但是这条思路的延伸却给出了许多新设想和新热点，如消费者双曲线偏好、文化和习惯对偏好的影响等，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许多经验研究的矛盾，也为进一步准确描述消费者行为拓展了思路，同时也提示了我们构筑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三、不确定性——活水之源
自利用数学手段考察不确定性成为可能之后，收入不确定性及其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很快成为研究追捧的对象。尽管建模方法以及所采用的数据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小的分歧，但是对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对消费决策之影响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即不确定性从定性和定量上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行为。Zeldes(1989)研究了收入随机波动情况下不确定性对消费最优化行为的影响，肯定了其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能力。Carroll(2006)在综述其研究成果时提出：在确定性条件下最优化行为取决于消费者一生的总收入，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优化行为往往追随收入曲线同步波动。一系列经验研究也证明，在过度敏感性、老年人消费不足、高增长高储蓄等问题上出现的众多矛盾也是由于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行为的改变而引起的，并随着不确定性的引入而有所缓解。除了不断完善经验研究方法之外，对于不确定性等价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新思路和新方向。这些研究多与消费者行为和心理有关，如比较消费效用、自控能力、双曲线偏好、习惯、文化、专家预测等因素对消费决策的作用。可见，对于不确定性等价的衡量除了从收入波动数据这一客观角度去考察，从消费者对环境的判断和预测这一主观因素出发的研究也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并不断涌现新的研究成果。
（一）从数据出发——数学方法的改进
对客观数据的挖掘首先集中在对预防性储蓄的测算上。郭香俊、杭斌(2009)对测算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四种方法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分别是数值解法、欧拉方程二级泰勒展开、寻找风险测度估计特定方程以及实验等。四种方法各有优劣：数值解法对参数的限制较多，且多维度不易求解；欧拉方程二级泰勒展开所估计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太小，与其他方法有差异；寻找风险测度估计特定方程中的测度变量难以选择，且结果不易转化为预防性动机；实验使用的样本较小、环境易被操纵等都可能使结果出现较大偏差。
而对于欧拉方程的二级展开，Carroll(1997)做出了详细的论述。他证明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能成功估计消费函数的结构化参数，对欧拉方程进行一阶泰勒展开会使消费增长与可预见的收入增加高度相关，这也是过度敏感性时而显著时而被拒绝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阶泰勒展开存在的问题，二阶展开同样难以幸免，采用这种方法对预防性储蓄进行的评估往往偏低。他提出了几种改进的方法，GMM、改变近似因变量、个体化欧拉方程、消费增长回归以及欧拉方程的时间序列估计等都是可能改进的方向，但是从目前来看仍旧难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Ludvigson & Paxson(2001)也指出大量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依赖于对动态欧拉方程的线性近似，而这种方法得到的相对谨慎系数和相对避险系数均较低，甚至低到与现实明显不符的程度，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线性近似的误差，他提出Monte-Carlo模型工具变量法可以部分改善估计效果。Parker & Preston(2005)对欧拉方程进行了另一种分解，通过期望效用及方程变形将总量消费增长分解为四个方面——新信息、跨期替代、消费偏好改变和预防性储蓄。他们研究了美国1982-1997年家庭非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率，尽管每个部分对消费波动的相对重要性没有得到准确的估计，但是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却可以与利率的作用相媲美。
此外，使用动态收入建模描述消费行为是对客观数据信息的另一种挖掘。Meghir & Pistaferri(2004)对收入方差建模证实了个体收入过程存在异方差和ARCH效应，而ARCH效应可能在收入波动并不大的情况下造成陡峭的消费增长。由于许多储蓄模型都建立在收入过程方差服从独立同分布的假设之上，因此，异方差和ARCH效应的结果对模型的改进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二）从行为出发——研究思路的拓展
在不确定等价条件下研究消费函数，最直接的方法是利用收入波动的客观数据来衡量不确定性；而实验数据却表明消费者偏好在不确定等价条件下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么单纯将收入波动引入模型而不考虑消费者的实际偏好显然是不合适的。环境不确定性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可能并不直接，消费者自身对环境因素的判断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变量。因此，对消费者心理和偏好的研究就成为一个重要且广阔的发展方向，并与心理学有着宽泛的交集。尽管如此，如何将行为和心理学理论整合入消费函数模型仍然是一个难题。
从消费者心理出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示范效应的提出，即消费者所处的消费层次对消费决策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更多地是定性分析。然而“比较消费”并没有无果而终，大量数据显示消费者的偏好不仅仅取决于其个人消费而受到周围人消费的影响。经典理论给出的一种解释是资源并不是在竞争市场中进行分配，而是在与消费层次密切相关的部分群体中进行分配，因此，周围人对消费者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另外一种更为彻底的方法源自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将周围人的消费直接引入效用函数。然而这种激进的方法可能带来很多负面效果，其中一点即是构建的偏好集可能无穷大。Rabin(1998)、Binmorea(2002)分别从心理学和实验角度出发挖掘了偏好的特点；Noldeke & Samuelson(2005)采用“逆转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法从人类进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比较消费效用的意义，认为周围人的消费所包含的环境信息可以为消费者决策提供支持，因此在环境无法被准确观察的情况下，比较消费效用是有益于消费决策的，然而人们的感知偏差也会导致无效决策。
消费者偏好所表现出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特征比较明显，并不能满足经典理论的理想假设，因此，对于消费者偏好的直接描述也层出不穷，如“双曲线偏好”(hyperbolic preferences)等。经验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短期内偏好远大于长期偏好，表现出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即在T期和T+1期对T+1期和未来期的偏好是不同的，通常用双曲线偏好来量化具有这样特征的偏好。Angeletos et al(2001)研究了双曲线偏好消费者的动态消费决策，利用双曲线偏好取代经典缓冲存货模型中的偏好并得出了双曲线欧拉方程，分析了这样的偏好是如何影响面临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发现其行为似乎拥有“内生的”时间偏好并同未来的边际消费倾向同向波动。Krusell & Smith(2003)研究了适用准几何贴现率的消费者（即拥有一系列冲突偏好的消费者），发现了马尔科夫均衡储蓄定律的一个不确定性——消费（储蓄）函数的阶梯状表现，且断开点是这个函数的关键，他们认为出现跳跃的支付函数可能因为冲突的偏好恰恰是最优的。
除了双曲线偏好之外，时间不一致性还引发了对自控能力的讨论。Gul & Pesendorfer(2004)研究了在不确定条件下易受诱惑消费者的无限期消费问题，其基本思想是消费者同时拥有花光财富的冲动和一定的自控能力，则不完全消费将产生效用损失。他们定义了动态自控偏好(dynamic self-control preferences)并引入了“诱惑效用函数”，证明消费者偏好常有逆转(reversal)。Fudenberg & Levine(2006)认为决策问题应该是一系列的“冲动短期自我”和“耐心长期自我”的博弈，提出了“双自我模型”(dual-self model)并以此解释了两个现象：一是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二是Rabin的避险悖论。他们发现自我控制的成本将导致过度延迟，这个结论与Rabin的准几何贴现率模型是一致的。尽管自控能力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其测度方法也是个难题。Ameriks et al(2007)将一种新的调查工具应用到一组高学历人群，发现自控能力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更为严重。此外，尽管自控能力常被指为过度消费的罪魁祸首，他们仍发现了一组低消费高储蓄的人群。
如果将收入不确定、偏好不确定视为不确定性等价的因素，那么这个集合中还包含哪些其他的因素呢？Carroll(2006)将其对民族文化、习惯以及专家预测等因素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首先他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进行了研究，未发现其消费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其次在对消费习惯的研究中，他发现考虑消费习惯可以改善很多模型的估计效果，且对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这与许多宏观经济学研究认为消费习惯可以解释经典理论与经验研究之矛盾的结论是一致的。第三，他认为家庭调查应该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在对家庭通胀预期的研究中，他发现家庭预期往往来自于“专家”预测而非自我判断，报纸等媒体宣传对家庭预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利用数学的方法更准确地描述消费者行为并估计重要参数一直是消费函数研究的目标，方法的进步和思路的拓展是发展的两大方向。以上基于不确定等价以及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出发的各种研究成果形成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许多思路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而更多的想法仍有待发掘。
四、由微观到宏观——难以跨越的鸿沟
尽管许多消费函数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指导，但事实证明缺少坚实的微观基础往往导致宏观预测的失败，微观分析与宏观数据的完美协调是对经济学家们的重大挑战。本节主要关注从微观到宏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产生的悖论。目前绝大多数结构化模型建立在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选择行为之上，却使用宏观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而从宏观数据中推断微观行为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且在现实中很难满足。由微观到宏观的过程，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加总，忽略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造成理论的失误和经验研究的偏差，甚至得到矛盾的结果。事实上，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不需要加总，除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微观结构应当被加总到宏观层次，否则加总战略就是非常武断的(Deaton,1992)，甚至“代表性消费者”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平均化”了的结果。另一方面，加总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毕竟寻求普适结论是经济学家们的追求。概括地讲，从加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还是个体到基本单位的数量、结构特征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再到政府提供储蓄和公共品对基本单位和总量数据的影响，以及宏观数据统计口径与理论分析的匹配，都是微观与宏观衔接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一）基本单位之争
Deaton(2000)对我国台湾、泰国、印尼等东亚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储蓄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研究表明，以个体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研究对模型结论有显著的影响。在对我国台湾的研究中，以家庭为单位得到的结果显示，人口对储蓄率几乎没有影响，但他认为这并不能否认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负储蓄的相对减少被抚养孩子消费的相对增加所抵消；而从个体为单位得到的结果则在经济增长的两个极端表现出了差异，当经济增长很快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储蓄率的明显下降，当经济增长很慢时，出生率的下降将对储蓄率产生负效应，个体研究的结果更加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这个结论提示我们“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并非无懈可击。
以个人为单位从本质上讲是存在缺陷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多数人一生中都在扮演某个家庭成员的角色，不仅仅是消费决策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收入通常也是有所分工的。家庭内部除了个人消费品之外，还存在很多“公共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往往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由此可见，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效用并不能完全左右家庭最终的消费决策，那么对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就必然是区别于社会实际消费状况的。
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障碍。首先是对统计数据有较高的要求，如何界定“家庭”对结果可能有显著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一般首先要按照家长（家庭中收入最高的成员）的年龄来划分代际，而几代同堂现象使这种划分方法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Deaton,2000)。当家长的角色在上下代之间转换时，同一个家庭的消费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而其在代际划分中的位置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会导致经验研究结果的偏差。此外，人口增长率以个体为单位，从统计上无法与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很好地匹配，这也可能是人口增长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偏离理论解释的原因之一。第二，家庭内部决策机制尚不明朗。偏好差异、公共消费品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消费的利他主义或其他外部性因素的存在，都意味着由个体理性过渡到家庭集体理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将家庭看作单一决策者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Chiappori(1988，1992)率先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单一决策模型的集体化决策模型，明确地区分了家庭成员的不同偏好，并假设家庭成员通过博弈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内部资源配置。Browning & Chiappori(1998)给出了更一般的家庭内部有效资源配置模型，允许公共消费品和外部性的存在，并假设研究者从数据上无法获知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状况。Cherehye et al(2007)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建立一个非参数化的家庭集体消费模型，得出了家庭内部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并得出了拒绝家庭集体理性所需要的最小商品和观测值数量。可见以家庭为单位尚存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看来很难代替代表性消费者模型。
尽管家庭调查存在诸多悬疑，以户为单位仍然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事实上，以农户为单位的研究在国外农业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经典的农户模型似乎并没有进入主流消费函数研究的视线。而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消费函数研究必然是与农户息息相关的，不仅因为我国拥有8亿之众的农村人口，更是由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经成为拉动内需、形成良性经济循环的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经济学者也大量开始了以户为单位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不得不承认，上述障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研究没有很好地界定“户”的概念，研究方法与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结论也在农户和农民之间含混不清，“偷换概念”的情况时常出现。转型期我国农户经济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脱离了农户基础的消费函数是不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难逃“生搬硬套”之嫌，而要恰当地研究农户问题必然需要经济学、社会学、行为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紧密结合，从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人口统计特征
人口统计特征是微观数据在加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和家庭构成都可能成为影响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协调性的因素，Deaton在其《理解消费》一书中对人口统计特征有重要论述。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的负储蓄和抚养小孩的消费或年轻人的借款欲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口和经济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人口结构则将直接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走势。早期对储蓄率的国际比较(Leff,1969; Modigliani,1975)发现人口增长与储蓄率正相关，而人口抚养比(dependency rates)——年轻人与老年人数量之比——对总储蓄有负作用。这是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然而后续研究(Deaton & Paxson,1997)表明人口效应并不“从一而终”，应用不同质量的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往往导致各异的结果。
Attanasio & Browning(1995)的研究表明，在过度敏感性为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挖掘的陷阱中，人口的统计特征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指出利用宏观加总数据分析代表性消费者模型是不合理的，生命周期理论被数据拒绝的原因可能就是不恰当的参数估计。虽然许多学者将其归结为流动性约束的限制，但他们认为加总误差以及不恰当地描述消费对人口统计特征的依赖性才是模型被拒绝的主要原因。他们对英国“家庭支出调查”1970-1986年间收集的44334个家庭数据建模，通过灵活的参数化手段允许跨期替代弹性随其他变量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以此实现了对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方差的控制，并证明当控制年龄和家庭构成时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消失了。这是在解释过度敏感性问题上的又一个尝试。
Attanasio et al(1999)考察了人口特征与预防性动机的互动关系。根据Carroll的缓冲存货理论，他们将数据按照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受教育水平将影响消费者的耐心程度），并假设生命周期为70岁以便于控制“生存可能性”(survival probability)为常数（这一变量对老年时期的消费曲线将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通过数据模拟方法发现剔除人口特征因素之后的消费-年龄曲线波峰向右移动，而剔除不确定性因素之后的曲线向左移动，二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居中的最高点。这就意味着本组调查数据的人口特征使得消费高峰提前到来，而不确定性使得消费高峰得以推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对于研究我国独特且显著的人口特征进而描述其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启发。
（三）政府提供储蓄和公共产品
微观数据的加总过程必然涉及到政府的角色，其中与消费和储蓄相关的方面便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储蓄。在对一系列国家储蓄率研究的论文集中，Poterba(1994)的引言性报告称几乎所有国家的退休居民储蓄率都维持正值，美国70-74岁人群的储蓄率为1.1%，加拿大为6%，而日本和意大利则高达可支配收入的30%，他由此认为国别研究几乎不支持生命周期理论。这样一个观测事实，是除了过度敏感性、增长—储蓄关系与预测不符之外，对生命周期理论的第三大挑战。不管是从理论的基本模型出发，还是从考虑了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遗产动机以及流动性约束等因素的复杂化模型出发，消费和储蓄行为都是前瞻性的，都是在预期收入的基础上对未来事件做准备。而退休是可预见的、将导致收入低于当前消费的主要事件，这就意味着生命周期必然是分阶段的，且退休期会是一个显著不同于其他时期的阶段。因此，不管模型的复杂化程度如何，都不会改变理论的基本推论——个人财富将最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也就是说储蓄率在各个年龄段都为正的事实于生命周期理论而言意味着釜底抽薪。
Jappelli & Modigliani(1998)对此的解释是忽略了养老金产生的收入和支出是老年人储蓄率为正的原因。养老金的缴纳通常被看作税收，而领取则为转移收入，但养老金的缴纳将为消费者带来未来期的收入，应该被视为一种储蓄行为。因此他将收入和财富分为“私有”和“养老金”两类，并将总储蓄定义为毛收入与消费之差。他发现当根据养老金流量调整储蓄率之后，储蓄—年龄曲线呈现出了理论所预测的弓形。他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的强制养老计划是储蓄的重要来源，储蓄和消费—年龄曲线的弓形主要归因于此，负储蓄主要消耗的是年金化了的财富。
由于部分发达国家持续低储蓄，人们开始担心资本积累将停滞不前，所以近年来对养老金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养老金政策是否能够引导储蓄上。Buffa & Monticone(2006)对20世纪90年代欧洲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研究表明，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一样，国民储蓄受到显著的影响，养老金制度的变革无法起到引导储蓄的作用。Bosworth & Burtless(2003)发现美国政府和州政府的养老金制度与储蓄的直观关系是不同的，这可能来源于养老金的管理制度不同以及将养老金与其他预算进行区分的努力等。总之，养老金对微观主体储蓄行为和宏观财富积累的作用，在未来仍将是一个学术热议的话题。
五、理论移植——经典理论的水土不服
经典的消费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在移植到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难免“水土不服”，市场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特点等方面都与经典消费理论的假设南辕北辙。在Modigliani(1986)的《生命周期、个人节俭与国家财富》一文中，他用模型详细地说明了在稳定发展的经济体中，生命周期理论如何得出已广为人知的经典结论。然而对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稳定发展”却仍是努力实现的目标。此外，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理性预期等也都或多或少地背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一）微观主体行为差异
多数消费函数研究建立在对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之上，而事实上“消费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Deaton & Paxson(1994)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提出如果收入过程不平稳，那么在基本生命周期模型中，消费面板数据方差将随着时间增大，意味着即使是同代人的消费方差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差异化。Jappelli & Pistaferri(2006)通过研究意大利部分消费者的相对消费水平变化也证明了消费不平等的存在。这一现象显著背离了完全市场假设，市场风险并不是完全分担的。可见个体差异及其变化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我国，这个问题恐怕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讲，研究思路也可能更为清晰。且不考虑消费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单从现状分析，鉴于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论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观念习惯等哪个角度出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都有显著的差异，那么将他们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讨论显然是不合理的。目前单独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文献有很多，研究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文献也堪称丰富，但究其方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我们相信一些比较研究可能会带来更为有益的收获。其次，我国民族众多、区域差距大，各地区消费者之间也必然存在结构化差异，整体的结构化差异正是微观主体行为差异的体现。第三，我国庞大的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其消费行为连通着打工城市与家乡农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还会持续加入规模已经庞大的进城务工者行列并会在未来几十年不断沉淀下来。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动态过程，挖掘这个群体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若考虑到消费不平等的动态变化，我国居民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剧烈。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而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对消费层次的剧烈波动也顺理成章，因而代际数据统计结果的可靠性也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二）消费决策环境差异
首先，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完善，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在我国得到了放大。相对发达国家来讲，我国居民面对的借贷约束更加严峻，能够实现自由消费计划的消费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当消费者无法自由地安排消费时，财富存量成为消费者面临的绝对约束，消费相对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安排必然是滞后的，那么过度敏感性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其次，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我国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预防性储蓄在居民储蓄行为中占相当的比重。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往往是相互加强的关系，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朱春燕和臧旭恒(2001)、郭香俊和杭斌(2009)分别对预防性储蓄的理论进展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比较。满讲义和佟仁城(2009)根据1978-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的相关数据，证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确实受到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制约，但流动性约束的测度受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汪浩瀚和唐绍祥(2009)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在转型期，我国城乡居民受到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改革前期，城镇居民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强，农村居民在改革前期受到的流动性约束小于改革后期，由此他们认为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是提高居民消费的有效途径。李勇辉和温娇秀(2005)认为，预防性储蓄不仅来源于收入不确定性，还受到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主要包括教育、养老金、医疗保险及住房支出的波动，并以消费增长率的平方作为衡量不确定性的因素纳入实证检验，证明支出的不确定性确实是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之一。周建(2005)在对农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中认为，在经济转型期，农民受到的不确定性冲击更大而导致储蓄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利率对储蓄几乎没有影响。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研究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的统计数据发现居民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但是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强，原因可能是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储蓄占有结构的不平衡，这就意味着解决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不能通过调控利率等宏观经济手段来实现。史清华和陈凯(2002)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借贷行为，他们发现农村借贷活动逐渐频繁并由生活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借贷过渡，借贷约定逐渐契约化，建房、婚丧嫁娶也逐渐成为借贷的主要内容，并认为金融制度应该适应农村借贷的需要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孙凤(2001)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西方理论应用到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强调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忽视了支出的不确定性。
所有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揭示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但却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拿来主义”。根据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历程，提出问题固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解决问题才标志着新理论的诞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受到流动性约束以及存在预防性动机已经得到了证明，而如何将这些现象整合到模型中去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论框架却鲜见有效的尝试。余永定、李军(2000)、朱信凯(2003,2005)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的“短视行为”，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既不是按Keynes的即期也不是按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来寻求效用最大化，而是依据现期收入和流动性资产水平以“最近的将来”收入来安排支出；杭斌等(2009)从消费习惯角度分析了消费者的储蓄行为，这也是近年来国际消费函数研究的理论前沿。这些对消费者行为的细致化研究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经济发展阶段差异
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这就意味着几乎不存在生命周期理论要求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转型时期，政策的阶段性调整以及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动荡的导火索，政府的政策影响往往可以左右经济发展的方向。
比如传统的线性支出系统(LES)有一个最基本的蕴含假设前提，即对所有的消费者而言，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对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忽视收入分配变化，就会导致对总需求弹性的错误估计。因此，在利用LES模型研究中国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通过提出一个新的假说从而对此模型进行了扩展，即假定：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对于同一收入等级的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不同收入等级的消费者则可能不同。在这一扩展假定的基础上，通过定义和在模型中引入表示收入等级的虚变量，借以代表与基准收入等级相比，消费者（农户）由于其所处的收入等级变化所导致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量就可以被估计出来了。
此外，消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复杂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是中国特色的储蓄与增长的特殊关系却很难能够完全被西方经典理论所解释。万广华等(2003)对农户储蓄行为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使用1995-2000年间320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将教育水平、税费、人口统计特征、区域文化特征引入方程，并以家庭中是否有在政府或事业单位任职的成员、家庭财富存量和非农化程度这三个虚拟变量来衡量不确定性的程度，在保证了统计信息可靠性的基础上，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中年龄对储蓄的影响，但是二者的关系是“∪”型而非“∩”型；数据中存在显著的异方差性，说明储蓄行为的地域文化差异比较大；完整家庭的储蓄率通常低于不完整家庭，而这一现象只有可能来自于预防性储蓄。
既然凡此诸多的消费函数理论都不能系统、全面地解释我国的具体问题，那么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增长、高储蓄现象又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去解释，还是继续将其模糊化为经典理论在各种夹缝中的艰难生存，这是当前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六、总结
总体而言，我国的消费函数研究还很不成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消费经济理论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异源性差异导致了对我国消费问题的研究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以上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基于中国国情的消费经济研究的认识论问题。
第一，我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文化大国，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复杂性。由于传统的经济变量在解释储蓄率的国际差异方面并不成功，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消费者心理和文化”，即影响消费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以期获得理想的答案。Carroll(1997)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移居美国的人群进行分析，证明群体性差异确实存在。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文化大国，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不可能不对消费者心理产生区别于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重大差异。从而，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受这种差异强化的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必然加剧了经济研究的不确定性。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消费者自身的社会—心理—文化特质决定了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苍白无力。我国的消费函数研究必然是要深刻植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由文化特质决定的消费者心理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是理论研究者必然面临的挑战。
第二，当代中国消费经济问题研究中，逻辑思辨较之于方法创新更重要。从1936年消费函数概念的提出开始，西方消费经济理论走过了七十多年，西方社会经济的制度背景也逐渐趋于稳定，对各类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实现了由思想创新向方法论创新的转变，尤其是当前，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已经与高深莫测的计量经济方法密不可分，不懂得数学，在文献阅读上几乎寸步难行。但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当前有大量消费经济问题值得研究，不需要使用极其高深莫测的计量经济模型就可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消费经济研究应当以问题意识和思想创新为主导，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以方法论创新为辅。同时要强调经济研究对于政策决策的意义和影响，因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政策科学发展的滥觞时期，这一时期政策科学的发展最需要的正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和讨论。
第三，农户消费行为和农村消费市场研究将成为我国消费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收入潜力而言，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都将成为未来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成为未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群体。尤其当前已有大量国外企业开始在中国农村消费市场进行草根式调研、构筑市场化渠道，这是未来企业争夺中国农村市场的前奏。因此，对中国农户消费行为及农村消费市场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消费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他们独特的、超稳定性的且具有明显区域差异的心理与社会结构将为消费经济研究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也最有可能成为未来消费经济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第四，分城乡、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别是我国消费经济研究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多层次板块性特征，社会的快速转型与经济的快速转轨又决定了居民消费水平、结构与行为的持续不稳定性。因此，研究当前的中国消费经济问题，既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比如把研究城镇居民的模型与方法不加分析地用在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研究上；又不能固守传统的研究路径。要坚持实事求是、问题意识，坚持分城乡、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别的原则对待中国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
注释：
①即uncertainty equivalence。经典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建立在确定性等价(certainty equivalence)基础之上，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结论非常不准确，因此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不确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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