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殷“直道而行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道而行论文,夏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殷礼因于夏礼是儒家创造的思想史而非历史本身 夏，自古以来理所当然地作为中国文化的第一块基石，与商、周合称“三代”。《论语·卫灵公》记孔子的话：“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同篇又记载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自古以来解释为夏商周三个朝代无异词。杞为夏余，宋为殷余，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因”是因袭、继承的意思。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等于说殷文化以夏文化为基础，周文化以殷文化为基础，这可以说是三代直道而行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因此孔门后学跟着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礼记·礼器》)“造”是创始，与“因”相对。在儒家看来，没有夏的创始，当然就没有殷的继承。 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并且好辩的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 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
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 虽然孔子已经感叹文献不足征，但孔门后学对三代礼制言之凿凿，并且托名为孔子所说。他们还将夏商周与虞合称“四代”，《大戴礼记》有一篇的篇名就叫“四代”。仅以《礼记》为例，关于三代或者四代文明的比较就很多，如：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运》)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明堂》)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明堂》)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
宫；周学也。(《明堂》)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明堂》)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绥，夏后氏之绸练，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明堂》) 祭法，有虞氏褅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祭义》)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表记》)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表记》) 以上论述为儒家所创造的夏殷直道而行的思想史。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虞夏商周四代加上唐尧就是五代，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大戴礼记·帝系》记载黄帝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的世系如下：
其中禹是夏国①的缔造者，契是商族的祖先，后稷是周族的祖先。如果黄帝是他们的终极始祖，那么三代直道而行论更加获得族系上的支持。不过这种黄帝一元的历史观，古人已经质疑，经过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的清理，已经显现出漏洞百出。本文将从全新的角度论证夏、商不同族，夏族发祥地在西，而商族发祥地在东，二者在地域上有较大的差别，夏礼与殷礼根基于不同的族群文化，夏文化并非商文化的基石。 二、夏与商族系不同 商族是子姓，夏族是姒姓，族系明显不同。 从图腾崇拜来看，商人为鸟夷，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诗·商颂·长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的先祖是契，有“玄王”的美誉，与商族以玄鸟为图腾有关。商族第七代首领王亥，他的名字也见于甲骨文，而且还点缀以鸟的形状。在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有“
”，即“玄鸟”二字的合文。传世青铜壶有铭文
，即“玄鸟”。夏族始祖是禹，“禹”字从“虫”，古史辨派健将童书业先生认为即“勾龙”②，说明夏族以龙为图腾，证明1923年顾先生所谓“禹是一条虫”的假说依然是正确的③。 夏族为姒姓，文献中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下》，大意谓禹治水，立下大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史记·夏本纪》载：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夏代还没有文字，姒姓是自称、他称还是后人追述？无法探究。夏后氏是自然形成的，不可能出于分封。“姒”字的“女”字旁，值得注意。《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这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姓来自母系而不是父系。著名人类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先生(1916-1993)专门辨析姓来自母系一方而非父系④。 姒姓究竟因何得名？《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生病，“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实沈的迁往地为大夏，大夏在天上对应的是参星。继实沈之后，大夏的主人是唐国，唐国的末代之君是唐叔虞⑤。唐国直到西周初年还存在，后被西周消灭，成为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史记·晋世家》记载：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唐为周公所灭，成王封叔虞于此地。关于唐地，司马贞《索隐》载：“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裴骃《集解》载：“《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张守节《正义》则称：“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唐叔虞之后何以有晋侯之称？《正义》引《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⑥ 《史记》所载唐国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这里也是大夏的故地。为什么说大夏必然与夏族有关？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观周乐，各有评论，又见舞《大夏》者，季札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大夏》之舞颂扬禹德，显然是因为禹是夏族英雄。 《左传·昭公七年》又记晋平公有疾，而韩宣子问于子产，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子产答： 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对比《左传·昭公七年》与前引《左传·昭公元年》所载子产之语，同样是晋平公生病，叔向与子产所言，重点在于“实沈、台骀为祟”，子产与韩宣子所言，重点在于晋为盟主而未能祀鲧。清人刘逢禄认为上述两事是一种传说的分化，一称鲧为祟，一称实沈、台骀为祟。鲧沈于渊，而实沈名曰“沈”；鲧为夏郊，而实沈迁于大夏。鲧障洪水，而台骀“障大泽”；鲧为姒姓之先，而姒姓守台骀之祀。因此推测实沈、台骀殆亦即鲧之化身也⑦。 《左传·昭公元年》载“金天氏有裔子曰昧”，“昧”有昏暗之义，与“玄”、“冥”二字意思相近。《孟子·滕文公上》引《书》曰：“若药不暝眩，厥疾不瘳。”意思是说，以药治病，先使人暝眩愦乱，最后病才会好。昧之子“允格台骀”之名，历来没有很好的解释。《左传·昭公九年》有所谓“允姓之奸”，笔者认为“允格台骀”之“允”即允姓，“格”可能即“灵格”，也即神巫。《尚书·盘庚》：“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曾运乾《尚书正读》引《逸周书·谥法》称“极知鬼事曰灵”，又认为“各”读为“格”，即格人，是极知天命吉凶者。《尚书·西伯戡黎》：“格人元龟，罔敢知吉。”《召诰》：“天迪格保，面稽天若。”《多士》：“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曾运乾认为皆即“格人”之“格”，亦即“灵格”，是通晓鬼神情状和天命废兴者⑧。那么，“允格台骀”可以理解为姒姓的神巫台骀，也即《左传》里的汾水之神。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水发源于吕梁山之管涔山(海拔2603米)，流经的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自然条件优越。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汾”当然是汾水。我们不要忘记，夏族英雄祖先是禹，禹最擅长的就是治水。大原即“原之大者”，汾水穿行于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形成太原盆地，当然称得上“大泽”。台骀疏导的洮水，古代经学家已经无法注疏，其实在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还出现了它的身影。该书在河东郡闻喜之下记载： 邑，本曲沃。有董池陂，古董泽。有稷山亭。有涑水。有洮水。⑨ 《水经》记载有涑水：“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水经注》云：“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水源东出清野山，世人以为清襄山也。其水东径大岭下，西流出，谓之唅口。又西合涑水。”杨守敬按：“《一统志》，水出绛县横岭山烟庄谷，山在闻喜县东南九十里，山脊横亘，跨绛及垣曲二县界，在闻喜者名小横岭，在绛县南者名大横岭，在垣曲西北者名清廉山。《水经注》洮水源出清野山，世以为清襄山，又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岭，世亦谓清营山，清廉、清营、清野、清襄，虽四名，实一山也。”⑩涑水发源于今山西省绛县南部、阳曲县西北的山区，西南流到吕庄水库，有沙渠水注入。这条沙渠水也见于《水经注》：“涑水又西，与沙渠水合，水出东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熊会贞按：“《唐志》，闻喜县东南三十五里，有沙渠。仪凤二年，诏引中条山水于南陂下，西流经十六里，溉涑阴田。《一统志》，在闻喜县东南五十里白石村，俗名吕庄河。”(11)这就是吕庄水库名称的来历。台骀为汾水之神，他疏导的洮水必然在汾水一带。洮水所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如郦道元推测的那样，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另外一种可能是洮水在沙渠水之北，已经断流消失。 现今的洮水位于甘肃省南部，向北流入黄河，也是甘肃省境内黄河最大的支流。今天的洮水河名是否由夏族从汾水流域带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有大夏河，又名大夏川，流经夏河县、临夏县、临夏市，流入黄河刘家峡水库。笔者曾于2009年7月前往考察。大夏河全长203公里，流域面积7154平方公里。大夏河古称漓水，又叫“大河”，并不是说这条河的水量很大，而是“河”即是“夏”的同音字。“夏”字，古音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巡至琅邪，刻石纪功，夸耀秦朝之广大，说是“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司马贞《索隐》云：“协韵，(夏)音户。下‘无不臣者’音渚，‘泽及牛马’音姥。”张守节《正义》：“杜预云：‘大夏，太原晋阳县。’按：在今并州，‘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即此也。”(12)司马贞看出《琅邪刻石》是“二句为韵”，那时候音韵学还不发达，“协韵”就成了他们解说古典的方便法门，直到南宋朱熹注释群经，依然停留在“协韵”说阶段。其实“夏”的古音就是“户”，段玉裁注为“胡雅切，古音在第五部”(13)。临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城叫吹麻滩镇。该镇的西北有一个与青海省隔黄河相望的镇，叫大河家镇，在黄河南边，笔者于2014年8月25日前往考察。青海前辈学者李文实先生认为“大河家”即“大夏”古音的遗韵(14)，其说极是。大夏河、大河家之类的地名，是因夏族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而得名。临夏自治州下属的广河县，因流经县境的广通河而得名，广通河在古代也叫大夏水，笔者于2014年8月24日前往考察。可见夏族与西部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只是有待于深入研究。 夏族的姒姓，古人认为来自植物。《史记·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司马贞《索隐》引《礼纬》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15)《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白虎通·姓名篇》引《刑德放》：“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礼纬》、《刑德放》之类的纬书产生于西汉末年，从此竟成为一种最流行的说法。王充《论衡·奇怪》也说：“禹母吞薏苡而生禹。”薏苡的果实即薏仁，也称薏仁米，圆形，是今天一种常见的食物。“以”和“
”是一个字，因此，“苡”又作“苢”。 古文字许多字，即使加偏旁，还是那个本字，这已经成为常识。根据这个常识，“姒”字的本字是“以”，也就是“允”，这是探索姒姓来源的关键。1951年，在山东省黄县出土八件铜器，山东省博物馆收藏。1958年，日照王献唐先生(1896-1961)撰写《黄县·
器》，将这批青铜器定为春秋时代。其中盨铭“庆其以臧”五见，其他的盨作“允臧”，三见(16)，说明“以”、“允”通用。《诗·鄘风·定之方中》“终焉允臧”，《毛传》允训“信”，其实是一个语词。古代允音，过去有三种读法：一读为以，《说文解字·儿部》：“允，信也。从儿，
声。”《说文声系》、《说文声类》诸书从之，古音入之部；一读为今音余准切的允，《说文解字注》说
非声，把它归入谆部，《说文声定》从同，《说文通训定声》、《六书通故》的韵读大体与此合；一读如沿，始于《说文谐声谱》，以后《古韵通说》推演其义，把它归入元部。这三种读法，王献唐先生认为只是一音之转，由时间空间不同，发生区别。“允”是把人、
上下合写的，若分作两起来写，便是“以”字。“
”即“以”。《说文解字》没有“以”字，字只作“
”。《待时轩印存》有“疡之以”鉨，以作
，为战国期物。后世秦刻石作
，汉代许多镜铭用之，隶作
，变为今体的“以”。《墨子·明鬼》引《商书》：“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王引之《经传释词》谓：“允犹以也。”《尚书·禹贡》之兖州，《史记·夏本纪》转述时写作“沇州”，“沇”字水旁在左，隶书把它横写在“允”上，即成“兖”形，实为一字。在作《禹贡》的时候，早就读“沇”为“沿”，字从允声，也知道造“沇”字的人读“允”为“沿”，《说文》古文“沇”字作“沿”，足为验证。“允”字有三种写法：其一，人字在下，其一在右，其一在左。它又有三种声读，三种解释，各各占了一体(17)。 “允”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作
诸体。《戊鼎》允字作
，石鼓文同。《金文编》1434收录4个“允”字字形，分别为：
，《班簋》；
，《秦公镈》；
，《不
簋》(此字从女)；
，《中山王
壶》。 《兮甲盘》、《虢季子白盘》
狁之狁作
，作
，《
白
左盨一》铭文作
，都从
从人
从人，与小篆一系相承。王献唐先生引栾调甫说，认为“允”即《左传·昭公九年》“允姓之奸”之“允”，“允”为允人专字；并强调这些允人，就是
狁的同族。夏家的姒姓，是出于允族女子的(18)。栾调甫又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注疏，说允人为鲧的同族，和夏代姒姓一家。如再认为允人就是
狁，便可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说
狁一部分即是匈奴。《史记》明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正相符合。
狁见于《诗经·小雅》及西周金文，并非彼时始有此族。由卜辞“允”字上溯《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的
狁，和《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上及虞夏”的
狁，相距已有一千多年，《史记·五帝本纪》直说黄帝“北逐荤粥”(荤粥亦即
狁)，时代更早(19)。 《诗·小雅·六月》：“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朱熹注：“大原，地名，亦曰大卤，今在大原府阳曲县。”(20)但原诗尚有“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之句，镐是西周首都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是固定的；泾阳所在的泾水也是固定的，那么
狁的大本营大原必然在泾水流域。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大原》中明确提出：“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并进而指出《国语·周语》中“‘宣王乃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21)。犬戎的势力大到灭亡西周，今甘肃省平凉市、镇原市、庆阳市到黄河西边的北雒河流域，都是犬戎的活动地。 “允”字既然是从人会意，从
为声的允族专字，关键部分就是
，字形作何解说呢？笔者主张是盘蛇的象形。字形有
等变化，和小篆之
一样，还保留了蛇的形状。禹是一条虫、禹为句龙，是古史辨学派轰动一时、备受讥评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是正确的。龙是想象之物，是对蛇的神化，古人归为虫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张守节《正义》：“龙，虫类也。故言‘龙之为虫’。”(22)《论衡·讲瑞》载“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蛇鼠之类辄化为鱼鳖”。黄晖注：“蛇变鳖，今俗犹云。”(23)1981年，山东省莱阳县出土陶盉一件，其中腹铭为“蟲”字，而其下边的“
”字是交尾连接蛇的图形。《晋书》卷十一《天文志》载吴国太常姚信造《昕天论》，称“人为灵虫”(24)。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三国时南中的夷人，显然没有文字，诸葛亮为他们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25)。虽然这些夷人没有文字，但必有人为龙生的观念，因此诸葛亮因势利导。这种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足以理解无文字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思想观念。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吕思勉据此指出：玩此数语，便知匈奴为夏桀之后，说非无据。盖此数语之意，谓自淳维至头曼，其世传虽不可得而次；其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之事，虽亦不能尽记，然要皆不如冒顿时之强大，则犹有可知。因此不能因为匈奴传下来的世系不完整，就否定《史记》所记载的匈奴为夏后之说(26)。 《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之俗：“日上戊己。”《汉书·匈奴传》同。《汉书补注》：“钱大昭曰：以戊己日为吉日也。周寿昌曰：上、尚字同。戊己在天干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义。”陈槃先生案：“此五行思想，无疑是传自华夏。”(27)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巳”在十二生肖中代表蛇。《史记》说匈奴无姓字，或许是司马迁对外国不够了解。夏族姒姓，“以”在小篆中还保留蛇的象形。《史记·匈奴列传》又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汉书·匈奴传》：“五月，大会龙城。”可见“茏城”即龙城。龙城也许是因为匈奴人崇拜龙蛇而得名。《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解释为“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蹛音带”；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颜师古的解释则说：“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28)这是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的情况。 《汉书·武帝纪》：“卫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最新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据元光元年(前129)卫青出上谷击匈奴，至龙城。此时单于庭在今大青山地区，推测龙城应离此不远，在上谷西北，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境。另外一个龙城在漠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西岸哈剌巴尔戛逊故城(29)。对于茏城，汉朝必欲焚之，原因也许在于茏城是匈奴的祭祀中心，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30)。 三、夏族发祥于西部，殷礼则以东部鸟夷文明为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玮璋先生说，迄今发表的讨论夏文化的文章总数约有四五百篇之多，反映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31)。也有部分西方学者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认为商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如《剑桥中国史·先秦卷》(32)。目前学界支持夏朝存在的证据主要有两点：其一，《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族世系得到甲骨文的证明，《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族世系应该也没问题；其二，二里头遗址证明了夏文化。第一点存在着逻辑方面的错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正确岂能保证《史记·夏本纪》记载也正确？第二点则存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循环论证，考古学家引用几条提到“夏”的古文献来佐证考古，历史学界引用二里头等考古发现来证明夏的存在是铁证如山。因此，夏文化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工作开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跳出“夏文化起源于中原”的思维定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攵部》将“夏”解释为“中国之人也”，由于古书“中国”二字在很多地方指中原，古人遂认为夏族必然发源于中原。当代考古学家也是根据这点到河南省去寻找夏文化遗迹。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发现了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前辈学者徐中舒先生誉为“夏史初曙”(33)。后来经过多年发掘，确定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原来测定文化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现在压缩到公元前1750年-前1530年。其实清人朱骏声主张“夏”字的本义为“大”的同时，又说：“按，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34)根据古人名、字相应之理，春秋人的名、字夏、西对应，诚如刘起釪先生所说，“说明春秋时人的心目中也认为夏人原是处于中原以西的西土的”(35)。清末王闿运著《尚书笺》三十卷，在《康诰》“肇造我区夏”下释云：“夏，中国也。始于西夷，及于内地。”刘起釪先生称赞这一解释文字至简，而陈义至确(36)。 不仅如此，后世尚以“夏”代表西北。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北有二门：西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七《陇西行》，一曰《步出夏门行》(37)。顾颉刚先生据此指出古代即以夏指西北隅。或称夏，或称大夏，一也(38)。可见“夏”最初只指西北的一块具体地域，是夏人的发祥地。 以上是古代学者和古史辨派对“夏”字指西部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学派方面，早在七八十年前，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册中虽然没有断定夏起源于哪个地方，但他指出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是其卓识。他引据春秋时郑国大夫子西名夏，证明“夏”有“西”义，又指出夏又含有雅、正、大义。宗周诗篇称雅诗，《秦风》诗篇称为夏声，夏声即雅诗，就是用西方人的声音歌唱的诗篇。东方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39)。 不仅兴起于陕西的周人自称为夏(“区夏”、“时夏”)，而且从黄河下游西迁到陕西、甘肃的秦人，也称“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春秋时吴国著名贤公子季札观周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顾颉刚先生解释说：“夫秦声而曰‘夏声’，且曰‘周旧’，明周与秦所处者皆夏境也。”(40)孙作云《说雅》指出秦人居周故地(即夏故地)，《秦风》得称为“夏声”，西周诗也可以称为“夏声”，《小雅·鼓钟》篇所说的“以《雅》以《南》”也就是“以《夏》以《南》”，这个“雅”字也指夏地。顾先生补充《墨子·天志下》的一条材料：“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所引《大夏》在今《诗·大雅·皇矣》，为“夏”、“雅”相通之一证(41)。这说明甘肃、陕西境内的渭水流域，正是夏、周、秦重要的活动地域。笔者主张夏族起源于渭水(42)，虽然曾经扩张到东部，但并不意味着夏族一灭亡，商族才兴起。 在1899年甲骨文发现之前，对夏礼、殷礼的印象无非是孔门后学编纂的《礼记》等书对夏礼、殷礼的想象之词。如《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甲骨文发现之后，学者们才注意从甲骨文中寻找久已湮没的殷礼。甲骨文早期研究者罗振玉将自己在日本的居所名之为“殷礼在斯堂”，还编辑了“殷礼在斯堂”丛书，王国维写下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今天，笔者认为可以确认为殷礼的主要特征应包括如下几方面： 首先，殷礼以东部鸟夷文明为根基。商族发祥于东部，属于“鸟夷”，前面已作论证。鸟夷族因以鸟为图腾而得名，在《尚书·禹贡》有两处记载(冀州、扬州)。“鸟夷”在唐代被篡改为“岛夷”，影响至今，使鸟夷文明的重要性得不到应有的认识。如李学勤列举大汶口文化鸟站在山上的图案，将它们释为“岛”字，认为即《尚书·禹贡》冀州、扬州都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大汶口文化正好是分布在我国东方一带的”(43)。鸟夷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族系，占有中国沿海一带，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延伸到东北、朝鲜半岛。尧、舜、皋陶、殷人、秦人、赵人都是鸟夷族。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商是华夏正统文化的三代之一，现在揭开底子，原来是鸟夷的一支，可以说是惊人的发现。”(44)殷礼以源远流长的鸟夷文化为基础，毋需以夏礼为基础。 其次，文字的发明也可看作殷人的重要贡献。自1899年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并加以收藏，后来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都在殷墟进行过考古发掘，也都发掘到了甲骨文。2003年，在山东省济南市东郊大辛庄遗址，发现了商代卜甲及甲骨文，其书体、文例与殷墟甲骨文基本一致。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一座西周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甲骨17120多片，其中带字卜甲约300片，学术界称为“周原甲骨”。周原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岐山、扶风两县之间，是周族的发祥地。2003年以来，在陕西省岐山县城北的周公庙遗址，出土了一万多片西周甲骨，其中可辨识的文字近2600个。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的风格一脉相承，确凿无疑地说明是受了商文化的影响。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甲骨文是受了夏代的影响，夏代也没有发现文字，倒是太皞、少曍都有文字发明传说。《易传·系辞下》说包羲氏始作八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这样追溯文字的起源：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父，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这段话充满英雄史观，但鸟夷族由发明八卦到发明文字是顺理成章的。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子鱼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风即凤，是以鸟图腾而得姓。大皞即太皞，又作太昊。在西汉末年的古史系统里，大皞即伏羲。少昊(即少皞)也是鸟夷族，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直接说少皞“是始作书契”。少皞最常见的名字是挚，也作“契”，“契”即契刻的意思。商族的始祖契，《说文解字·大部》：“契，大约也。从大
声。《易》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关于书，《说文解字·聿部》：“書，箸也。从聿，者声。”这里的“箸”并非指筷子，而是今天所说的著作的“著”。《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書。書者，如也。”段玉裁注解这句话，力辨著作之“著”应该作“箸”。他说： 箸，各本作“著”，今正从竹。此字古只作“者”。“者”者，别事词也。别之则其事昭焯，故曰者明，而俗改为著明。别之则词与事相黏连附丽，故引申为直略切之附者、张略切之衣者，而俗亦皆作“附著”、“衣著”。或云《说文》无“著”，改为“箸”，皆未得其原也。“者于竹帛”，附著而著明之于竹帛也。(45) 由“书契”一词推知，“契”的本义就是刻划，流传至今的甲骨文就是刻划而成的。《荀子·劝学》“锲而不舍”一词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上。《尔雅·释诂》：“契、灭、殄，绝也。”契有断绝的意思，也是从契刻的意思引申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书”又音“商”。臧克和引《万姓统谱·鱼韵》：“书，商音。尚书，官名，以官为氏。”认为“书”作为标帜字的姓氏之是从出就是“尚书”，是“书”又音“商”，“商”、“苍”音近。而且“书”属鱼部，“苍”、“商”皆系阳部，得以阴阳对转。也许正是由于“书”可读作“商”，最终使“书契”合成为一词。因为“商”原本有“契刻”之义，见《类篇》：“商，刻也。”因此，“商”作为古代部族姓氏，与其始祖名“契”意义相应相合。“苍颉”即“书契”之语转，“苍颉”是反映民族“集体思维表象”的一个“集合概念”，不能将苍颉认定为一书家，进而坐实为一史官(46)。 这样看来，由商族先祖契之名，也可以看出文字是商族发明的。也许商族将这一伟大的发明推给他们的先祖契，意为发明契刻文字的圣人。如果从发明权来说，应该称为“商字”或“殷字”。甲骨文单字有3000多个，能够释读认识的有1000多个。3000多个单字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从秦朝到西汉汉武帝时，小篆只有3300字，这个数字同甲骨文的单字相等。甲骨文记载的内容是对于某一事项的占卜缘起和应验结果，内容单一。商代青铜器铭文有四十多字的，如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完整记述铸造这件青铜器的缘由。周族虽然征服了殷族，建立西周(前1027-前771年)，但不得不承认“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商字”或“殷字”必然是用来记录殷族(也即商族)的语言，才能够变成殷族的典册。后世所谓“汉字”与“殷字”一脉相承，可见“汉字”绝非汉族的发明。殷语在春秋时发展为“雅言”，因为在各国通行，被尊奉为“雅”，起着类似今天中国的普通话的交流。日本、朝鲜和中国的交往，也采用殷字和“雅言”。殷字和“雅言”成为沟通东亚的纽带。鸟夷族的商族发明了文字，意义非同小可。 此外，殷礼中还体现出明确的空间观念，如上、下，五方(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商)，以及明确的时间观念，如干支纪日、十二月等，反映了商族成熟的心智世界。 尽管考古学界指认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属考古意义上的夏文化，但对“夏礼”的内容依然不能清楚地表述。上述殷礼的三方面内容，目前只能看作是殷文化自身所有的特点，看不出是受了夏文化的影响。说殷礼因于夏礼，基础显然不坚实。 孔子是宋人后裔，也是殷人后裔，似乎完全忘记鸟夷文化。在找不到殷礼以鸟夷文化为根基的情况下，轻率地以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礼作为殷礼的基石。儒家后学为制造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道统，进一步强化了三代之礼的因革关系。这样就把东西部长期平行发展的文明理想化为前赴后继的直线发展，至今束缚着研究者的头脑。其实早在1948年，顾颉刚先生在兰州作《中国历史与西北文化》演讲，就指出“夏、商、周并非一个继一个兴起的国家，而为三个存在时代略分前后的大国”，“周是西北的国家，周的祖先起于岐山，但是周人常自称‘时夏’‘区夏’，我们可以推想原来的夏，或也是西北的国家，所以周人自以为接受了夏的文化系统。并且后来在西方创立的国家也多称‘夏’，如赫连勃勃、赵元昊等都是这样，现在宁夏的名称就是从西夏得名的。同时西北的水也多称‘夏’，如大夏河、夏水(汉水)等。假如他日材料充分时，我这个说法或者可以得到证实”(47)。1949年之后，古史辨派作为非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渐被边缘化，“走出疑古”成为时髦，致使顾先生的远见卓识没有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思想史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真实，不仅构成一个复杂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操作起来极难把握分寸，研究者通常以思想史即使不是反映历史本身，也至少折射了“史影”来加以折中，于是历史学家纷纷以捕“风”捉“影”为能事。其实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是儒家创造的思想史，而非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儒家美化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武王)，并认为他们之间有连续相传的“心”，即精一执中、建中建极。笔者已经指出，这只是儒家一个学派的思想，而非二帝三王真实的历史。就二帝三王来说，尧、舜、汤属于鸟夷族系，发祥于东部；禹是公共神，发祥于渭水流域的夏族依托为祖先；周族发祥于西部，以“夏”自承，但与夏族是不同的族系。因此无论从族系还是从空间来看，难以证明二帝三王心心相传，虽然这种思想创造是有价值的。以思想创造为线索，回溯历史虽然是常见的历史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是有局限的，运用时需要慎之又慎(48)。 ①夏朝、夏代这样的叫法出自后人，也是受儒教历史观影响的结果。 ②童书业：《〈九州之戎与戎禹〉跋》，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573页。 ③吴锐：《“禹是一条虫”再研究》，《文史哲》2007年第4期。 ④杨希枚：《杨希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6-28页。 ⑤上文引《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言“唐人……其季世曰唐叔虞”，此唐叔虞为唐国末代之君。《左传·昭公元年》又载子产言：“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此为周武王之子叔虞，因封于唐也称唐叔虞，后又称晋叔虞。 ⑥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5、1636页。 ⑦转引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第196页。 ⑧曾运乾：《尚书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⑨司马彪撰，刘昭补注：《后汉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98页。 ⑩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4页。 (11)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上册，第578页。 (1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6页。 (1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 (14)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15)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5页。 (16)王献唐：《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1-22页。 (17)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32、36、37页。 (1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37页。 (19)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35、37页。 (20)朱熹注：《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2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君、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3、154、156页。 (22)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55页。 (23)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33页。 (24)房玄龄、褚遂良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页。 (25)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26)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7-98页。 (27)陈槃：《旧学旧史说丛》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 (28)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2、2893页。 (29)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34页。 (30)汉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参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1)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32)D.N.Keightley,"The Shang: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in M.Loewe and E.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Chapter 4,Cambridge,1999. (33)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34)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391页。 (35)刘起釪：《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36)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5页。 (37)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42页。 (38)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五卷(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804页。 (3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按：此书原名《中国通史简编》，初版于1942年。 (40)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下)，第7567页。 (41)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卷(上)，第4896-4897页。 (42)吴锐：《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43)李学勤：《新出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44)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4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4页。 (46)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9-111页。 (47)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195页。 (48)吴锐：《由思想回溯历史的方法和局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办：《中国哲学》第二十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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