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读与创造的生活世界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背景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时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必须作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历史上所留下的哲学文献进行“解读”，并从这种解读中获得关于哲学本身的理解，二是进行哲学“创造”，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哲学理论的跃迁。哲学的“解读”与“创造”二者都是十分复杂的精神劳作，需要多方面因素和条件的参与才能得以完成，这些因素与条件既包括哲学家个人的禀赋与创造力，也包括时代的一般精神状况、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水平等等。但在本文，笔者试图指出，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要真正“解读”与“创造”哲学，就不能局限在哲学本身之内，而应该超出哲学的学科视野，充分考虑“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
这里所谓“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主要是指哲学理论所赖以产生与存在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尤其是指一个时代人们具体的生存方式与现实生活状况，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概念，即指一种理论得以存在的时空“场域”。（参见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中文1版，1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哲学理论以抽象和“不切实际”而著称，但任何一种哲学的产生与演化，都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并受着这一“场域”中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建构，正是这种“场域”，构成了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我们认为，离开了这种“场域”，哲学的“解读”与“创造”活动都将难以顺利地得以实现。
一、对哲学文本的有效解读，离不开生活世界背景
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每一时代的哲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上所留下的经典哲学文本的解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代表着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后来所有的哲学研究者要理解哲学都不可绕过的桥梁。但是，同是解读哲学文本，却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解读方式：
一种解读方式是把哲学文本从其产生的生活世界情境中剥离和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封闭系列，认为直接从文本出发，无需超出文本就足以揭示其意义。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再与雅典的社会生活背景相关，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不再与近代社会兴起之初的风云变幻相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不再与普鲁士的历史情境有何相关，经验的生活史是一回事，哲学的文本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另一种解读方式则认为，任何一种哲学文本都有其“生活世界背景”，哲学文本与人们的现实生存不是彼此隔绝的两元关系，前者总是以后者为发生的背景和舞台，后者也总是承载和内蕴着相应的哲学观念与原则，因此，必须在二者的内在关联与互动中解读和消化哲学本文。
解读方法与解读效果是内在相关的，不同的解读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坚持后一种解读方法，我们相信，只有充分考虑到哲学文本的生活世界背景，才有可能对它的真实意蕴产生切实的了解。在解读历史上的哲学家所留下的文本时，人们经常会困惑不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提出那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以那种方式提出问题？为什么要以那样一种方式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所有这些，如果仅仅局限于文本自身，而忽视其生活世界背景，是很难得到正确理解的。
研究古希腊哲学，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看到他关于在“理想社会”中，要求卫国者不能有稳定的婚姻的观点，现代人都深感震惊和不解，因为这实在有违现代人所理解的人性和人情。然而，如果我们能超出柏拉图的文本，去认真考察其生活世界背景，即考察柏拉图所处的雅典城邦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并把柏拉图所关心的理论问题与雅典社会的变迁与雅典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上述疑问即可迎刃而解：原来这是与柏拉图为了解决雅典社会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从而寻求社会的重构的动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要真正理解亚里斯多德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也必须考虑到他所处的雅典的社会生活结构。麦金泰尔在评价亚里斯多德的《尼可马可伦理学》时，曾这样说到：“亚里斯多德并不把自己看作在创立一种德性论，而只是明确表述了一种隐含在一个受过教育的雅典人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中的论点。他寻求的是最好城邦中最好公民的理性声音，因为他认为城邦是人类生活的德性能得到真正而充分地展现的唯一政治形式，因此，一种德性的哲学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其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德性实践所隐含的……因为哲学必须有一个社会学的，或者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政治学的出发点。”（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文1版，1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麦金泰尔把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与其所处的城邦社会文化情景内在地结合起来，可谓抓住了理解亚里斯多德哲学文本的关键。
在近代哲学中，笛卡尔以冷静理性著称，要理解笛卡尔，就必须回答：为什么他对“理性”寄予如此大的期望？为什么他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贯注了那么强烈的热情？要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超出笛卡尔的哲学文本，去理解其问题意识得以产生的生活世界背景。图尔敏在研究中发现，笛卡尔的全部工作深受当时两个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一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被刺，二是1618～1648年的宗教战争。亨利四世试图调和当时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冲突，主张宗教宽容，结果不幸身亡；30年战争更是因为宗教分歧所导致的惨烈战争。正是怀着对这种混乱的社会生活景象的忧思，笛卡尔寻找到了“理性”，他要用理性的力量来克服那些引起迷信、偏见、固执和狂热的分裂性力量，他要建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给我们不可怀疑的真知识，根据这种真知识， 对立的宗教派别都必将服膺于它从而避免再动干戈。
（StephenToulmin.Cosmopolics.1st ed.p45.New York:Free Press, 1990.）很显然，今天人们在解读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时，倘若不对上述隐藏在生活世界背景中的思想动机予以追究，那么，对笛卡尔哲学文本的理解肯定是不完整、不深入的。
如果说柏拉图所亲眼目睹的是那种信仰和旧传统日趋瓦解的生活世界，笛卡尔所处的是宗教冲突连绵不断的社会情景，那么，康德所看到的则是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理性不断凯旋的生活现实，尼采所见到的是基督教道德日益崩溃的现实世界，海德格尔所见到的则是技术理性日益遮蔽人的存在的现代社会生活……正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生活世界”背景，为哲学家们的运思提供了深厚的生活世界根基，为其哲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生态”环境。在哲学家们用文字形式所留下的哲学文本中，我们当然无法直接地了解到这一切，但这决不表明它们不重要、不存在，恰恰相反，只有透过理论的本文，看到文本与其生活世界之间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通向哲学文本丰富意蕴的有效途径。
本世纪的分析哲学为了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现代学科”，企图通过语言、方法与逻辑的专业化，使哲学成为学院化的“专业知识”。在解读传统的哲学文本时，它们主张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文本的命题进行分析，认为在这种分析中，就可以使其意义清晰地显露出来。这种观点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使哲学文本成为了脱离时空的、非历史性的存在，当这样做的时候，哲学的文本成为了僵死的教条，而已不再是活生生的思想，从而阻塞了人们完整地理解哲学文本的通道。
几乎所有研究哲学的人都对黑格尔“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名言耳熟能详。我们认为，重要的不是重复这些词句，而是切切实实地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实处。这一点表现在对哲学文本的解读上，就是要对“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对“时代精神”进行踏踏实实的背景考察，从而把抽象的概念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只有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才能对历史上的哲学遗产读出更准确、更完整、更深刻的“真义”来，而这，正是创造我们时代自己的哲学的一个必要前提。
二、哲学理论的创造，离不开生活世界背景
许多人认为，要创造新哲学，研究哲学史、从哲学史上获取思想资源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毫无疑问，要创造新的哲学，研究哲学史是必要的。但是，对以往哲学发展中所留下的哲学文本进行解读，虽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却不足以使我们创造新的哲学。哲学的以往发展只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做了些什么，却并没有指示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并不能保证我们今天同样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仅仅去研究从前的哲学，虽能给我们诸多启示，但对我们创造新的哲学来说，很显然是不够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要创造新哲学，哲学家个人的禀赋和创造力是极为重要的。毫无疑问，要创造新哲学，哲学家超出常人的睿智和见识、卓然不群的激情和个性，的确对哲学的创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哲学之为哲学，并不完全是某种私人性的事业，它还拥有许多不能归结为个人因素的“公共性”的内容。如果完全把哲学的创造归结为哲学家的个性，那么，哲学就会成为某种偶然性的、难以捉摸的存在，哲学的发展史就会完全沦为无章可循的个人间互相厮杀的混乱战场，因此，尽管哲学家的“自我”对哲学的创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尚不足以解释新哲学的创造。
我们认为，任何新的哲学的创造，除了上述对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家杰出的个性和禀赋等前提之外，还需要另一不可缺少的前提，那就是对“生活世界背景”的深刻悟解。
一种哲学理论要称得上是“创造”，至少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是确立了区别于科学和宗教等意识形式的独特的“哲学立场”，二是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三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贡献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所有这三点，都离不开其“生活世界背景”。
所谓“哲学立场”，是指“任何一个哲学建构者所须臾不可离的根本出发点，具有视野和前提两重含义”。（参见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10）。）我们认为，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向度，它的重大使命就在于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获得对现实生活世界意义的整体性觉解，理解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哲学立场的确立过程，或者说，现实生活以何种方式作为一个“问题”进入哲学视野，哲学也便以何种方式表现为相应的哲学立场。现实生活世界是哲学永恒常新的主题，也是确立哲学立场绝对的起点与终点。历史上的哲学家所确立的各种哲学立场，无论是“经验的立场”，还是“超验的立场”，无论是“唯物的立场”，还是“唯心的立场”，无论是“绝对主义的立场”，还是“相对主义的立场”，亦或“辩证法的立场”，都与其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不同觉解方式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哲学立场”的确立不是哲学家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现实生活世界根基。
独特的“问题意识”构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哲学理论的灵魂，这种“问题意识”的获得，当然离不开上述哲学史的启迪、哲学家个人的禀赋等因素，但一个哲学家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之所以认为某个课题值得解决，而另一些课题相对不那么重要，在其背后一定隐含着某种“生活世界的根据”。我们知道，哲学与实证科学不同，它在本性上代表着一种反思批判旨趣的理论思维，承担着解除遮蔽，彰显“存在”的重大使命，为此，每一时代的哲学家都必须自觉地追问：究竟什么是“被遮蔽之物”和“应解蔽之物”？究竟什么是应予以批判与揭露的对象？究竟什么是应彰显与确立的“本真存在”？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哲学家总是需要去判断时代的社会历史方位（不管是以直觉的方式，还是以理性的方式），并在这种判断中获得某种“方向感”，从而引导其去捕获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或用海德格尔的话，去引导他们去“思”那些时代最迫切地召唤人们“思”的问题。正因为此，从哲学史看，每一个哲学家都只能提出他的时代所能够提出的课题，泰勒斯无论如何提不出柏拉图所要解决的课题，阿奎那无论如何不可能与康德有着同样的“问题意识”，笛卡尔也根本不可能提出当代哲学家所讨论的“后现代问题”。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每一个重大哲学课题后面，都必不可少地隐含着退入背景的“生活世界前提”。
同样，任何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创造，也离不开相应的“生活世界背景”。哲学思维方式的创造，从表面看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的思想方式、言话方式最终决定于人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的生成转换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生成转换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哲学思维方式的创造，离不开哲学家们对一定时空“场域”中人们存在方式的领悟和观照。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与古代社会中人的主体力量十分弱小因而不得不屈从于外在权威的生存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力量日益壮大的生存面貌息息相关，而当代哲学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与从以“个人私德维系社会的精英社会”向“以社会公德维系社会的公民社会”的社会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参见孙正聿：《语言转向的根据与意义》，载《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1）。 ）在此意义上，哲学思维方式的创造决非哲学家书斋里的向壁虚构，而是始终在人的现实生存中有着深层的根据。
可见，无论是哲学立场的确立，哲学“问题意识”的生存，还是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创造，都须臾不可离开其生活世界背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创造不是独立于生活世界的一桩纯粹的思想事件，而是内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并提升人的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力量。
三、生活世界背景与中国哲学范式的变革
强调哲学文本的解读和哲学理论的创造与生活世界背景之间的深层关联，其最终目的是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突破寻找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和思路。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要有效地实现对哲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要实现哲学理论的创造，就不能完全局限于纯而又纯的知性活动，而应该超越哲学自身的视界，把哲学置于生活世界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自觉悟解，来寻求和确立哲学解读与哲学创造的基本坐标和方向。我们认为，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范式的变革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所谓“范式”，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主要指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形成的、被科学界公认并指导科学家思想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把这一概念引申到哲学上，所谓“哲学范式”，就是一段时期之内支配着整个哲学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近百年以来一直到今天，几乎中国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都困扰于这些尖锐的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在今天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存在位置究竟在哪里？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课题？或者说，中国哲学应该针对什么“发言”才能确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所有这些，都是哲学面临大变革前所必须直面的最为根本的一些问题，它们的提出，深刻地表明了中国旧有的哲学范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新的哲学范式又尚未建立之时人们所面临的困惑和挑战。
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国哲学范式的成功转换，关键前提就在于确立一个可靠的“参照系”。正像离开了准确的地理“参照系”，旅行者将会迷失方向一样，离开了思想的“参照系”，哲学研究也将可能失去方位感，从而难以确定自身存在的立足点，使哲学范式的转换成为不可能。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所谓“参照系”，是指“为了确定物体的位置和描述其运动而被选作标准的另一物体和物体系”，这即是说，要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超出自身，在自身之外寻找到一个可引为参照的比较系统。这一道理对于哲学同样适用。要为哲学研究定位，就不能从理论的共相本身出发寻找参照系，只有从抽象的概念之争中走出来，在自身之外，才能寻找到一个可引为参照的比较系统。
在我们看来，这个参照系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只有以此为参照，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的历史方位才能得以明确，哲学研究的根本课题、哲学研究的存在合法性等问题才有可能获得坚实的根据，哲学范式的转换才能确立其内在的现实根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主题，就是迅速地从封闭、消极与充满惰性的传统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中摆脱出来，确立起一种现代、文明、健康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完全陌生的环境和崭新的问题，面对这种陌生的环境与崭新的问题，传统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已全然失去了应对的能力，因此，走出自然经济社会所形成的沉重而落后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实现从传统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向现代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的转换，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任务。一百多年过去了，历经坎坷，它至今仍是尚未完成而必须面对的中心主题。
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特殊的生活世界背景，构成了今天从事哲学研究所不可回避的重要参照系，以此为参照，我们就将自觉地意识到：正是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的变革要求，构成了哲学范式变革的深层根据，哲学范式的转换与生存方式的转换二者之间具有着内在的关联。从此出发，诸如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自我定位、哲学的根本课题、哲学存在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立刻获得了十分坚实的基点和明晰的思路，问题的提法马上就可以变成这样：为了实现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的现代变革，哲学究竟能贡献些什么？
从这一参照系出发，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因为要超越旧有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实现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的现代变革，首先应该了解自我，只有了解自我，我们才能超越自我。为此，我们今天仍必须解读孔子、孟子等人的经典。但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提出过的，要进行真正有效的解读，必须把哲学文本置于具体的生活世界背景之中，因此，今天我们解读历史上的哲学文本，就不应该脱离其具体的生活世界根基，而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传统哲学代表着一种与传统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完全相适应的传统哲学范式，它与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例如，要有效地解读古典儒学，就必须深入地理解它与传统中国人处于其中的农业自然经济与自然氏族家庭制度的生活背景之间的内在亲合性，否则将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学的真实旨趣与精神气质。
自觉地把哲学文本与生活世界背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使我们能有效地实现对传统哲学的解读，同时还会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今天，哲学决不会与先秦孔子、孟子等人一样面临同样的根本课题，正如笛卡尔面临的问题与苏格拉底不同、海德格尔所面临的问题又与笛卡尔不同一样，——因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已面临着根本的转变。
前面已经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实现从传统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向现代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的转换，如果说与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相适应的哲学范式是中国哲学传统，那么，与现代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相适应的哲学范式就应该是现代性的中国哲学。在此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哲学的自我定位、哲学的根本课题与哲学的存在合法性等问题就相应地要求在一个全新的视野中来加以确定，思路立刻变得十分清晰：在今天，哲学的定位和存在价值就在于以其所特有的思想力量引导和推动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革与生活世界的提升；哲学的根本课题也可得以明确的确定，那就是建构一种与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转换与生活世界的提升相适应的现代性哲学；哲学存在的合法性也因此得以澄明，那就是使哲学成为一种内在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并提升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思想力”。
当然，明确了参照系，获得了关于哲学定位、哲学的根本课题与哲学的存在合法性等问题的基本思路，并不意味哲学范式转换的任务已宣告完成（它还需要方方面面的许多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构成了一切真正的哲学创造的基本前提，从此出发，将可避免因为方位不明所产生的种种无意义的理论争论，并使人们自觉地把思想的注意力集中到现代性哲学的建构上来，毫无疑问，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把哲学的命运与人的生存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为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革与生活世界的提升提供强大的“思想力”，这一点应成为哲学研究者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在历史坐标中得以准确地定位，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并贡献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思想成果。
从这一主张出发，我们反对那些远离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背景，把西方的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把古代的问题当成今天的问题的学术研究态度。一些人认为，“多元化”、“复调化”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主流，已经不可能存在人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受此观点影响，一些学者在“国际前沿学术”后面亦步亦趋，认为中国的“后现代”、后人学、“后启蒙”时代已经来临，“现代性”的建构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以避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乃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我们认为，“多元化”与“复调化”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这决不是说已没有“多”中之“一”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实现上述的“从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的变革，如果离开这一基本主题，单纯地去强调“多元化”与“复调化”，只能扰乱人们对历史方向的准确定位，从而使本来具有积极初衷的“多元性”等主张陷入无根状态，并对哲学范式与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转换产生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