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9-0064-06
作为大小国家并存、利益交叉的地缘政治热点，东北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①。冷战时期这里曾是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前沿地带，后冷战时期本地区不仅冷战的“遗产”——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多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突出。朝核危机的爆发和六方会谈的启动，既为本地区的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学者和政治家讨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兴趣。本文就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合作的路径选择问题等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冲突还是合作：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历史进入后冷战时期，如何判断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我们探讨本地区合作的前提，但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分析离不开对东亚和整个亚洲安全秩序的判断②。因此，本文首先就国际社会在冷战后对未来亚洲秩序争论的若干观点进行考察和初步分析。
（一）悲观主义：“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对亚洲未来秩序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亚洲各国权力将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中释放出来，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亚洲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③。冷战刚一结束时学界主要是从亚洲的国家属性出发预测亚洲会走向冲突，这些属性包括：亚洲各国经济和军事权力发展不平衡，从民主到独裁的不同政治体制，历史上存在的敌意，缺乏有效的国际制度制约等。由于冷战刚结束时间不久，所以对冲突的表现预测比较广泛，例如，日本可能走向重新武装；中国由于权力增强而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台海冲突；朝鲜的导弹和核威胁；东南亚的武器竞赛和冲突；由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争端而导致的冲突。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迅速、强劲崛起，西方学者从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将亚洲冲突的焦点集中放到中美之间，预测中国权力的扩大必然要求改变地区和国际秩序，中美之间将必然爆发体系性战争。[1]
在有关亚洲未来悲观主义的观点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也有较大影响。在冷战结束不久的1993年弗雷德伯格就发表论文，认为后冷战时期一个趋向多极化的亚洲国家之间将走向敌对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是，后冷战时期的亚洲将是一个冲突的亚洲，其著名的观点就是“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④。他论证的逻辑前提是：（1）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不会进入单极格局，也不会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多极格局，而是在地区层次上出现比邻且互动频繁的地区力量；（2）在后冷战时期，结构因素对冲突与和平并非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无论未来是两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都不必然带来地区和平；（3）决定未来地区和平与战争的重要因素是非结构性因素，他提出将国家的属性、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密度与广度和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等三个非结构性因素作为考察的变量。
弗雷德伯格随后依据这三个变量比较了后冷战时期亚洲和欧洲不同未来。首先，从国家属性看，亚洲各国的政治体制复杂多样，没有像欧洲那样比较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另外，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差异，领土争端和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亚洲国家之间的认同感普遍比欧洲低。第二，从联系纽带看，亚洲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没有欧洲那样发达。亚洲国家多向欧美国家拓展市场，扩大贸易，而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够发达且具有脆弱性。还有，亚洲国家之间联系机制没有欧洲那样的制度化建构。这除了制度化建设时间短、利益分配考虑之外，缺乏共同文化根基也是主要原因。这些都不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第三，从成本和收益看，尽管亚洲地区有多个核武器国家和被美国核保护的国家，表面看增大了战争的成本而增加了战争的收益，但这并不能完全制止常规战争。战争的起因很复杂，并不完全依靠经济利益的理由。而欧洲的一体化以及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实施，使得欧洲国家单独发动内部战争基本不可能。
总体上看，弗雷德伯格摆脱了沃尔兹的单纯结构主义观，从一种自由主义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亚洲国家的属性，包括国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相互依存程度以及对战争成本与收益的综合分析，认为后冷战时期亚洲冲突的危险增加，“欧洲的过去很可能成为亚洲的未来”。但弗雷德伯格在冷战结束不久预测的亚洲冲突至今没有发生，反而冷战后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东欧、东南欧持续了多年的地区性冲突，波黑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几乎就是例证。
（二）乐观主义：“亚洲的过去将成为它的未来”？
针对冷战结束后西方部分学者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亚洲问题，得出亚洲可能走向冲突的悲观主义观点，美国学者戴维康（David C.Kang）2003年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亚洲未来的框架，对亚洲未来基本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立场。[2]（P57-85）康的观点基本立足点是亚洲国家的历史特殊性，不能完全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预测亚洲的未来，主要来自于欧洲经验的西方国际关系不能充分解释亚洲的现实和未来。
进入21世纪后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因此预测亚洲未来在很大程度需要预测中国能否得到和平发展，国际社会是否允许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是否会采取均势战略应对中国的崛起。针对这些问题，康在文章中强调了亚洲历史的特殊性。亚洲的历史表明，当中国强大时，亚洲秩序就稳定；而当中国虚弱时，亚洲就会陷入混乱和战争。冷战结束后10多年来，我们并没有看到亚洲国家采取均势战略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历史上具有等级制（hierarchy）特色的东亚国际关系比西方更趋向于和平与稳定。亚洲各国由于历史和地缘战略考虑，并不会自动去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均势战略，而更有可能采取追随战略。未来亚洲秩序不会出现均势（balancing）局面，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形态。这种等级形态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同，但它可以给亚洲带来比较和平、稳定的未来。
（三）亚洲的未来依靠规范管理
针对上述两种相对的观点——亚洲未来会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战争或者再次出现前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等级制状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著名学者艾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教授提出亚洲既不可能陷入无政府战争状态，也难以构建前威斯特伐里亚的等级制度，亚洲未来的不安全因素需要依靠共享的地区规范、不断增加的地区相互依赖和制度性的联系渠道去管理。[3]（P149—164）阿查亚首先对康的一些观点和论据提出质疑，认为亚洲历史秩序很难说是等级制的，这种秩序也不能说是和平的。今天的亚洲国家并不都没有对中国采取均势战略的意图，如印度，追随中国战略在民族主义上升的亚洲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阿查亚认为康提出了与悲观主义不同的亚洲秩序值得肯定，但从历史决定论出发试图认为亚洲未来可能会走向历史上的等级制则是需要否定的。在民族主义上升、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已经很成熟的今天，亚洲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的可能的等级制度。
针对弗雷德伯格的悲观主义观点，阿查亚认为他恰恰忽视了在亚洲正在兴起的经济相互依赖和规范对缓解地区权力结构不平衡所带来疑虑的作用。尽管可能存在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在现实主义看来也会成为冲突的源泉，但亚洲地区的历史表明亚洲可以通过制度性规范管理这些潜在的冲突。尽管亚洲的区域制度结构发育不及欧洲成熟，没有建立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但它至少可以通过规范（如不干涉规范）把大国的发展纳入到地区制度框架中，约束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可能采取的单边主义作风。这也有助于缓解各国的疑虑和导致地区冲突的安全困境。
冷战结束后的亚洲历史表明，亚洲没有陷入弗雷德伯格的无政府战争状态，尽管存在导致冲突的不稳定性因素，但通过双边关系或多边制度协调，基本遏制了冲突演化为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在民族主义上升、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主权平等与主权独立制度基本为亚洲各国普遍接受的今天，康的观点也很难为亚洲国家接受，甚至中国也不支持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阿查亚重视相互依赖和地区规范、制度等因素在缓解亚洲冲突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有比较强的说服力，也具有很大操作性。冷战结束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在区域与次区域层次上已经开始启动并正在进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机制、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讨论在东北亚地区构建某种安全合作机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是可行的。
二、是东北亚合作抑或东亚合作：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在东亚安全合作进程中，东盟国家的主导作用比较明显，从最早的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10+3”机制，到2005年召开的东亚峰会，都显示了这一特色⑤。相对来说东北亚合作机制比较落后。那么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是否有必要独立构建一个东北亚的合作机制？特别是我们是否有必要超越于东亚峰会之外进行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努力？本文从以下几点分析认为有必要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第一，从问题领域看，东北亚地区安全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任何超越于本地区之外的制度安排都难以奏效，必须通过区域内国家合作予以解决。东北亚地区聚集着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力量中心——美、中、日、俄，大国间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战略目标差异较大，历史和现实的矛盾错综复杂。该地区不仅存在权力博弈中的安全困境现象，而且还存在很多地缘政治热点，主要包括民族和国家分裂的统一问题，如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中国的统一问题，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如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的划界问题、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俄日的北方四岛争端等。这些问题多是二战或冷战的遗留问题，大都属于传统安全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性质，极大地制约了有关各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和相互信任度的提高。上述因素既凸现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问题与挑战，同时也显示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双边层面的问题还是地区的多边问题，甚至是有些国家的国内问题，如中国的发展对区域内国家的影响，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对相关双边关系的影响等，都会在区域内产生多重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各方在地区层面上进行协调，共同面对和解决。
第二，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协调”与东南亚地区的“小国合作”分别建立在不同地区的“区情”之上，其差异表明了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创制的必要性。尽管东盟各国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尤其是“10+3”机制和2005年第一次召开的东亚峰会将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引入到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框架之中，但是东亚峰会的主导权仍是东盟10国。东盟各国为实现自身的地区和国际抱负，在地区大国的权势竞争中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通过组织化的途径选择这样独特的合作模式，确有其特色和吸引力，带有很多制度创新。与之相比，东北亚地区的情况就大相径庭。这一地区集中了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中美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经济上，美日中是世界上第一、二、四位的经济力量，还有韩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军事上，除常规力量外，美俄中都是核大国。因此，东北亚地区的“区情”远不同于东南亚地区，大国的权力博弈从一开始就渗透到该地区的安全合作之中，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联盟机制（美日、美韩同盟）与未来任何地区可能的多边制度安排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毫无疑问，这样的地区“区情”表明有必要在东北亚地区进行安全合作并采取不同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模式。
第三，东亚峰会的召开表面上为把东北亚地区的大国纳入到东亚安全合作的总体框架中提供了平台，似乎我们没有必要再单独讨论东北亚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看，东亚合作峰会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回避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必要性问题。首先，东亚合作峰会包括了东盟10国，外加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缺少了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朝鲜、俄罗斯的参与，特别是缺少地理上完全属于东亚地区的朝鲜参与，对于缓解朝鲜半岛持续50多年的对峙，包括解决目前令人瞩目的朝核危机，显然都是不利的；在解决东北亚问题上显然离不开俄罗斯参与，但要俄罗斯参与东亚安全机制似乎又存在阻力。其次，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东亚峰会的主导权在东盟10国，这样使得在议题的关注和议程的设定上，包括在与会成员的准入上，必然偏向对东盟安全环境有直接影响的东南亚地区，东亚峰会目前还看不出它有能力和兴趣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的讨论⑥。例如，目前为解决有关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的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主要是中美日俄等大国和朝鲜半岛的朝鲜、韩国参与。东盟无论是作为集体组织还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没有参与朝核危机解决进程；大国也难以允许东亚峰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对朝核问题进行讨论。再次，东亚峰会实际上带有论坛性质，它的规范和运作模式实际上也是东盟一直倡导的，如对话、协商、平等、合作，但这些“软规范”实际上难以应对和解决东北亚地区带有很多具有零和博弈的“硬问题”，如朝核危机、领土争端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某种决议性质的东西予以解决，这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在东亚峰会上出现。最后，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东亚峰会也不是最理想的合作性博弈模式，因为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愈多，合作性博弈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就越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认为，集团成员是否愿意采取合作行动还涉及集团大小或集团成员数目问题。大集团可能存在着什么公共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P2）可见，广泛的多边合作仍然是脆弱的，并且随着博弈者数量的增加而复杂化。[5] 由此，构建成员数量适中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较之东亚峰会等成员广泛的规范安排，将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一种合适的安全合作选择。
三、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
关于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路径，目前学术界提出以下多种选择路径。
第一，把东盟模式扩大，逐步从“10+3”机制扩大到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模式；或者东亚峰会吸收东北亚的朝鲜、蒙古等国参与。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现在已经有现成的框架和平台，下一步工作就是扩大与深化问题。但与前所述，这一模式的难度在于，以东盟为主导创建的机制始终存在着与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主导权之间的矛盾，大国不太可能把囿关自身的安全利益问题放在东盟为主导的论坛性机制中。
第二，从经济领域开始，走欧盟一体化的新功能主义路径。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安全领域的一体化，从“低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外溢到“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因此，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东北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要尽快展开自由贸易谈判。新功能主义在东北亚推进的困难在于，这一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制约，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很难做功能区分。
第三，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出发，通过提高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建立相互信任，逐步推进到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人类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之外，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安全的视野。在东北亚地区，从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从生态环境恶化到能源危机，从“非典”肆虐到禽流感蔓延，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扩散，也亟待解决。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非传统安全由于是各国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因此需要地区内各国加强合作才能预防和解决。在合作过程中各国之间容易增进互信，增强共同体意识，甚至有人乐观认为非传统安全合作可以培育出地区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随着集体认同在各国合作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深化并为各国所内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必将带动传统安全合作的开展，从而使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成为可能。[6]
这条路径理论上富有吸引力，但具体到东北亚地区也不容乐观。首先，与东南亚相比，东北亚的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无法有效区分开来，“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纠缠不清，武器走私问题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分不开，非法移民与威胁边境安全相连”。[7] 其次，由于东北亚地区聚积着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大国，且历史遗产与现实矛盾交织在一起，如朝鲜半岛的分裂，美日、美韩同盟维持，这些都不利于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产生集体认同，即使在某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合作的机制，也难以扩散到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不可能取代传统安全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全议程，这在东北亚地区尤其突出。
第四，以六方会谈为契机，通过六方会谈的框架把东北亚地区的大国整合起来，通过类似的多边会议制度，解决地区内的热点问题。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它吸收了地区内的大国和对地区有重大安全影响的美国，以及很少参与本地区多边安全会议的朝鲜，这对解决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六方会谈是为解决朝核问题而临时召集的一个会议，它能否彻底解决朝核问题我们还不能确定，如果最后走向失败，那么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一个东北亚安全合作框架。即使成功解决了朝核危机，那么我们也很难判断有关大国有意愿把这一机制延续，甚至能够外溢到其他安全问题领域。例如这一地区广泛存在的双边领土争端，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在这样的多变框架内讨论。
本文在此也难以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合作路径，但我们在选择东北亚安全合作路径时需要考虑到以上路径的优势与问题。本文认为未来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大致思路是：立足于东北亚地区特殊的“区情”和各国“国情”，在大国双边关系尤其是中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模式，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如朝核危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对话。在可预见的将来，东北亚安全合作不可能出现一个组织化的机构，甚至也难以出现一个类似东盟那样的论坛机制，而更有可能是在不同的问题领域有不同区内国家参与的一个协商机制，而这些机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东北亚安全合作的独特网状结构。
注释：
①从地理上看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俄罗斯（尤其是其远东地区）、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等6国。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考察，美国虽然不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由于其在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客观存在以及对该地区潜在和现实安全热点问题的影响力，探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时不可能回避美国的客观存在。
②关于亚洲未来的考察，在西方学界主要是集中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因为主要大国和对未来亚洲安全影响大的国家都在东北亚地区，因此在此考察亚洲未来秩序有必要性。
③总体上对亚洲未来持悲观主义态度的文献包括：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 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60; Robert A.Manning and James Przystup,Asia' s Transition Diplomacy:Hedging against Futureshock,Survival,Vol.41,No.3,Autumn 1999,pp.43-67; Avery Goldstein,Great Expectations:Interpreting China' s Arrival,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3,Winter 1997/1998,pp.36-73;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Survival,Vol.36,No.2,Summer 1994,pp.3-21;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p.5-51; Thomas J.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 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Spring 2001,pp.5-40; 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Fall 1993,pp.56,65; Charles A.Kupchan,After Pax 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Fall 1998,pp.40-79.
④参见Ar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p.5-33,下文的有关他的观点都取自这篇论文，不再注释。
⑤根据2005年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东亚峰会在努力推进本地区一体化建设时，应与东盟建设保持一致；东亚峰会将定期举行，由东盟主席国主办并担任主席，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这些实际上都凸现了东盟主导的特色。
⑥例如，东盟国家为东亚峰会的与会权创设了三项标准：（1）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2）与东盟国家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与东盟国家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三项标准，东盟保住了自身在这一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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