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与希望：《努力周报》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报论文,国民党论文,失望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12-09
1923年下半年(7月至10月间)，北方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发起了一场有关“国民党”的讨论。与同年发生并在学术界、思想界产生甚大影响的“科玄之争”相比，无论是就规模大小、持续时间而言，还是从参与者的社会声望和思想高度来看，这次讨论皆难望其项背①。后人著述几未提到此事②，即是证明。但是这次讨论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党重新崛起的绝好视角。至少，讨论中反映出南、北政局变动的诸多信息，若能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或对深入了解国民党在当时北方舆论中的形象有所帮助，并可追索国民党势力在往后几年迅速抬升的某些远因。
尤其重要的是，1923年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努力周报》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这一转变难得的“见证”。杨天宏先生就《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进行研究后，对其反映出来的历史信息分析指出：“一般认为国民党的重新崛起是在1924年召开‘一大’、实现与苏俄共产党合作以后。其实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北方政治呈现乱象，国民党的生存发展已获得转机”，到“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和主张。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人心向背的变化”[1]。北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上发起的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讨论，亦可从某些侧面反映这一社会心态的变化③。
一 “革命造革命”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直系重新获得对北京政权的控制，并迎回黎元洪就职总统。尤其在直系武人吴佩孚的支持下，“旧国会”得以恢复，北方政治呈现新局[2]195。由于全国政局出现新的统一趋势以及“久乱思治”的普遍诉求，知识界中的立场温和者对北京政治的新发展有较高期待。胡适、蔡元培等主流学者乘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敦促成立“好(人)政府”，以图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并实行“有计划的政治”[3]328－329。以学者的身份向政府公开谏言，即可代表部分知识分子期待政治好转的心理④。此外，吴佩孚之“儒将”形象，黎元洪重视“文治”的倾向，均颇有助于收拾“思治”者的人心[4]239。胡适回顾那段历史时就认为：“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一来呢，当日的阁员之中，有一部分颇负时望，虽是虚声，但虚声究竟还胜于恶名。二来呢，当日的阁员，多数都是不要钱的好人。三来呢，当时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的裁官政策，颇能实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总算开一点新气象。”[5]395所谓“新气象”，很可能更多的是胡适等学人的“期待”，但亦正好说明他们对北京政治抱有某种程度的“迷思”(myth)。
然而，随着吴佩孚重踏武力统一的“旧辙”，形象“自毁”，吴景濂、杨永泰等“北方国民党”公然利用国会屡掀政潮，“好人政府”无“果”而终，张绍增内阁与津、保两派因“总统问题”而密谋“倒黎”，结果政局不“治”反“乱”，此局面严重影响大众对直系及北京政治的信心，直接导致“北方”形象的整体失落[6]536。胡适承认“一年以来，直系军阀早已把一年前所得的一点相对的同情都渐渐失去了”，人们本来认为“只有吴佩孚可以勉强支持门面”，但现在“国人对于吴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如果“以这班已失人心的人，当此无从收拾之时局”，则“只可惜人民的糜烂，反动政治的延长，从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终了呵”[7]465。如今胡适的立场显然趋于实际，便很能说明时人态度的变化。
本来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造宪政机关颇为在意，主张在尽速“恢复民六国会”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高一涵列名其间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曾就改革国会选举制度提出两项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削减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然而，1922年8月国会恢复后，先是遭遇所谓“民六、民八”问题，后又受到实力派主张先定“最高问题”的干扰，制宪进展缓慢。其次，因各方立场悬殊过大，本应改选的参议院议长一直未能选出，国会议事进程部分受阻。再次，由于未进行改选，国会中缺乏稳定的政党支持和民意基础，“使原本就存在的政府与议员的冲突发展到极点”[8]178。“国会”非但未能成为国人政治信仰的中心，且自身深陷“危机”。1923年新年伊始，高一涵便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民应该起来制裁这制造革命的国会》，稍后更声称“国会这机关，在中国可真是一个不祥之物”[9]。从呼吁“改革”到起身“制裁”，并将“国会”视为“不祥之物”的心理暗示，无疑表明数月来的政局变动令高一涵相当失望。
1923年6月间，因直系武人曹锟觊觎“总统”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力图内阁，双方联手逼迫时任总统黎元洪去职，酿成所谓“北京政变”。稍后，双方又强行推动旨在主导“总统选举”的决议在国会通过，此举导致北京国会分裂[10]143。国民党议员、政学系议员、部分益友社议员和安福系议员相继离京南下，北京政局重新陷入混沌。这一结果不仅使国人对南北统一的期待落空，且多数人希望的“政治上轨道”更是遥遥无期[11]。胡政之曾说：“十数年来，政治上每有一次大变局国人必抱若干之新希望，顾其结果，大率好戏只有一场，取快仅能一时，而大局之僵也如故，国事之无办法也如故。……值人欲横流之时，处利害错综之际，失意之徒，所在多有，阴谋构煽，常有所闻，因国人认最近政变为最善之机会，其期望也过殷，故于漫无端绪之政象，其失望也乃愈甚。”[12]122期待现状的改变与改变现状的无力交织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焦虑心理的特征。
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失望面前，知识分子面临对改造国家手段的重新认识和再选择。对政变颇不满意的萧一山愤愤地说：“一场烘烘烈烈的政变，如今倒渐趋于岑寂了。中国的政局，就坏在这里——不变而变，变而不变，究竟没有一次痛快的大变动，使中国借此翻一翻身！”相对于“淹淹沈沈，不生不死”的“政治史的篇幅”，萧甚至“绝不怕荒谬绝伦的政变，或惊天动地的大战”[13]。“一潭死水”与“无可救药”是时人对北京政局的典型认知。一向强调宪政的高一涵此时亦相当失望地表示：“我敢武断说：‘一部二十四史中所有的政变，只是政治首领的变更，绝不是制度或政策的变更。换句话说：只是一家的兴亡，不是政体的变革。我们从前正在做梦，所以每逢一次政变，照例总要高兴一次，以为这回该可以有点光明的希望了。”[14]萧、高二人不满“政变”没能引起政治的“大变动”，即可看作他们对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及其维系这一局面的北洋体系失去“耐性”，在言论上表现出放弃先前所谓“一点一滴”渐进改革的设想，而希望来“一次痛快的大变动”之倾向。易言之，如果有一次彻底改变现状的“政变”，他们乐观其成⑤。
不过，就二人的一贯立场来看，这些言论更接近于情绪上的宣泄，但其却越发表明时人对北方政治的绝望，以及对能否平稳实行宪政的怀疑(当然“言论”与“行动”未必一致)。韩补青曾谓：“革命不论成功和失败，内中总含有多量的危险性——革命造革命，——但有一线他种可走的路，不愿用这种最后手段。”[15]345尽管“革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北京政变”后的局势发展则显示出将各种势力“逼上梁山”的明显倾向。于此或可读出“革命”不是必然，也至少是无可奈何之意味。
二 “改造国民党”
《努力周报》有关国民党的讨论就大约发生在此时。讨论源于高一涵《答KC君》的一篇文章。按照既存经验和其本人在北方观察所及，高一涵指出：“国民党诚然比什么研究系、政学系、安福系、直隶系……在历史上看起来——少胜一点。可是现在北京的民宪同志会，内中有一大部分，正在这里做攀龙附凤的事业，还有谁想‘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呢？退一步说：他们就是肯去做革命运动，像吴景濂这一派人，又有那个‘国民’肯听他‘统率’呢？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也老早就绝望了。”[14]在《我们最后的希望》中，高一涵又认为：“对于研究系、政学系、安福系、直隶系，甚至对于国民党，也都一律的绝望。”[16]
高一涵所指责的“民宪同志会”，其实是旧国会中以众议长吴景濂为首的部分益友社成员和部分亲直系议员结合形成的一个政治联盟，与南方的国民党以及因北京政变而前期离京南下的国民党议员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不过，高所指也有部分属实。由于南方的国民党本部已脱离北京政治多年，在全国的实力和影响都相当有限，《向导》便曾指出，“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底的组织”[17]155，反而是北方的原国民党人(如吴景濂)透过国会平台得以形成与政府抗衡之局。故，从尚能“有所作为”的吴景濂一系，看出国民党前途“暗淡”也算“情有可原”。从这个意义上，高氏认为国民党不足以领导“国民革命”。即使有所谓“领导”，也苦于形象和作为太坏，恐怕无人响应，是个“空架子”。
高氏的观察很能代表北方知识界诸人的看法，如胡适也同样明显地对国民党缺乏信心，指出“西南各省内乱多不易收拾，自顾还不暇”⑥。其实，国民党肇造民国有功，领袖孙中山素来有“制宪共和”的理想，所以高一涵对国民党至少“在历史上看起来”是有好感的。然而，孙频年多难，特别是孙、陈“内讧”之后，自身尚且难保，遑论问鼎全国⑦。且孙对“联省自治”思路不表同情，甚至还力图联手奉张、皖段，共谋“武力统一”。此则与高一涵(们)的提倡颇有出入。北来的国民党议员又大多失却理想，混同“猪仔”。分裂的国民党均没有表现出“新”的风气，高氏的“绝望”便不难理解。
有意思的是，尽管(北方)国民党“形象”不佳，然其毕竟为国会政治派别之一。高一涵视吴景濂为(北方)国民党领袖，并对他无力领导“国民运动”以及(北方)国民党不能区别于其他的派、系表示失望，其实恰好表明高氏在无意识层面依然看重现存秩序，希望在既有体制内部解决问题的思路。此则与之前他所谓“大变动”的情绪化表述颇有抵触，实可见知识分子在政局混沌下的思想“紧张”。同时，正是这种依赖体制内“变革”的潜意识，亦导致其容易忽视南方国民党的调整，以及全国政局含蕴的“新”的变化因素[7]428。
高一涵的“一般”观察并不全面，甚至没能搞清楚“北方国民党”和“南方国民党”的关系，因此并不能用以证实其结论。了解国民党现状，对国民党素怀很大期望者，自然不能眼看国民党即将升起的形象遭到“中伤”，有损“党”的声望⑧。高的言论立即引发了北大邓初民的不满。邓可能是以私人方式给高去信，是故邓的来信并未单独发表，而是透过高一涵在《努力周报》第66期中的回应有所披露。
首先，邓初民并不赞成高一涵对待国民党的立场。他说：“我觉得你这‘一律绝望’的态度，尚不能令人心服。——就是没有分析，没有比较，一概抹杀。”若政党是“按着自己政治的目的和意见，分组各种政治的结合”，那么照此标准，国民党就“非其他什么系，什么派的分子可比”。邓初民特别强调，那是因为国民党“有一种超于个人的主张的，是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党纲的”。邓坦言对国民党“誓约组党”不满意，但随即为此辩护：国民党“始终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她“到处标榜革命，自辛亥以至现在，还无日不在革命的行程中，无日不在做他革命的工作。”[18]
同时，邓初民提出高一涵很感兴趣的“根本改造”问题。他观察到“从前许多骂国民党唱高调的，近来的主张，也渐渐趋于一致”，而这正与国民党的立场相近：“根本改造，就是国民党澈始澈终所标邦(原文如此)的革命。这不是国民党的聪明，实在是中国的政治社会迫得必然的如此。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坏到如此地步’，国民党的革命论，已不是国民党独有的主张，差不多成了一般的共同趋向了。”国民党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迫得必然的如此”，这似与萧一山和高一涵所主张的“大变动”思路极其相似，不过邓把这个“大变动”的主导权交给了在萧、高二人看来“一律绝望”的国民党。
很大程度上，邓初民的认识代表着当时对国民党抱持信心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毋庸讳言，1923年下半年，国民党本部依然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战局发展并不明朗，孙中山能否重新站稳粤省还属未知数。但是，经过“苏俄改造”和“中共帮扶”后，国民党确实代表着一种发展的可能。相对于“毫无生气”的北京政治圈而言，“革命”及其“革命党”在许多向往“彻底”救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的市场，“革命”至少有望在“改变现状”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因此，对北方政局的极度失望，既是促使其回首“南方”的原因，也成为其对南方势力给予辩护的动力。人心向背的转移，无形中给国民党的崛起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合法性。
高一涵在罗列邓初民的主要观点后，展开“回应”。高氏同情邓初民“尊重国民党的主义和精神”，也“赞成国民党的主张”，但同时不相信旧国民党员能够实行国民党的主张；他发现“国民党的多数党员在共患难时有主义，在共安乐时却无主义”，所以“国民党得荣誉往往在失败之后，国民党遭痛骂往往在失败之时”，因此他对国民党很失望[18]。
不过，高一涵表示现在的国民党“既然只剩下一空店面和一块老招牌，就应该重订店规，重行招股，重新批发，最好是重新制造些货物。在用户面前贩卖，必恃用户有个‘货真价实’的总批评出来，方可撑持这个门面”。他同意邓初民所谓“将来我要开始我的政治行动时，如果不能独立组党，就要加入国民党”的说法，并提出自己改造国民党的三点设想：(一)将北京民宪同志会中的“老国民党的党员”全部清除出国民党；(二)使国民党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三)要使“有职业的人”加入国民党。值得注意的是，高一涵“改造国民党”的计划明显在于寻求政党“内涵”的刷新，而绝非政党“性质”的更易。
关于国民党是否是“一块空招牌”，高、邓二人有明显分歧，但在改造国民党的主张上面，两人似乎并无二致。颇有意思的是，就国民党所存在的问题而言，虽然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但是成立不久的中共诸人亦分享近似的认知。“春木”就认为国民“所以怕国民党的名字”，是由于“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国民党的现状快接近“变成无国民的党”[19]。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的中共诸人和立场相异的高一涵，大约同时指出国民党的困窘，则可知国民党当时所面临的“改造”压力。
然而，高、邓二人只局限在空泛讨论“国民党”这个名词上，未能将“改造国民党”的问题放在整个政治制度的层面加以考察。北大学生邹德高读了高一涵的文章颇有“感想”，也就国民党问题发表看法。文章开始，他便提出五个问题，即：民治国家是否要政党？中华民国有无政党？国民党是否政党？改造中国是否须要国民党？人民对于国民党能够应持什么态度？他认为，国家“种种方面，大都令人‘大大失望’。这逼得无路可走，自然就不得不使一般国民，趋于‘革命’一途”。这正好和国民党的主张相一致。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他亦赞成“根本改造”，“以革命的手段，扫除一切民治主义的障碍，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夫然后中国社会，有革新的日子，有兴盛的希望”[20]。
用“革命”的手段，换来“民治”的实现，是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可能兼而有之。不过，这显示出辛亥革命后的激进思潮并未有丝毫减弱之势。向往一蹴而就的“革命式”思维已经潜移默化渗入普通士人的一般意识中，难以自我觉察。不久前，邹德高还曾在《努力周报》撰文论述《三权分立与我国》，当中大谈民主宪政及其制度改造问题，认为如今强调“革命的手段”，虽然不能认为其就此放弃“民治”主张，但其思想混乱的特征则是显而易见的⑨。不过，邹德高试图告诉人们：现在的国民党能够被人所注意，就在于其主张“革命”。
进而，他也对国民党提出自己的批评：“国民党的党员，缺乏训练，对于主义的了解和信仰，实在薄弱的也不少，甚至于假革命以为升官发财的‘假革命党’……也实在不少。”那些“假革命党”指的是“政学”、“益友”、“民宪”等尚在北方政治中活跃的“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叛徒”，只有“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学者如汪、张(指汪精卫、张继——引者注)诸人”才是真国民党。邹德高对国民党希望很大，且认为国民党并未变成高一涵所谓的“空招牌”或“空店面”，而是“现时正极力改组，整饬内部！收容各界，组织民众，以预备国民大革命，这是国民党的福音，也就是中国的福音”。他呼吁国民“欢迎国民党，赞助国民党”，因为“改造国民党”就可以“改造中国”。文章的最后，他对高一涵加入国民党的条件进行补充，并解答了文首提出的五个问题。总结他的意思，大致是论证国民党存在的合理性，国民加入国民党的合理性，国民革命的合理性以及民众对国民党应持欢迎态度[20]。
不过，他的结论有几处值得推敲，如认为：“中华民国绳以政党的原则，严格的比较起来，只有国民党可称政党，可称较好的政党，并且是有希望的政党。”这个判断已经显得逻辑混乱，矛盾重重。他又说：“国民党，严格的讲起来，在革命主义完成以前，始终是一个‘革命党’。”政党、革命党、革命主义，这些概念显然没有被邹德高清楚界定。他曾表示：“民治国家，是要政党的；且无法使政党不发生的。”在论证国民党存在的合理性时，他支持政党的存在；在论证由谁领导政党政治时，他又放弃民治国家和政党政治的一般原则，不承认其他政党的“合法性”。在这里，邹明显使用了双重标准，用双重标准量出来的国民党当然就值得人们拥护并为其奋斗。[20]
尽管如此，邹德高的文字及针对国民党所提出的问题却触及到近代中国政制的至关重要的“核心”，即“民治”及其实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邹文有助于讨论的深入。颇为遗憾的是，邹并未进一步阐明个人的理解，更无从揭示个中之关系。反而由于混乱的论证逻辑，使得这一问题的论述深度和影响遭到削弱。“改造国民党”及其方式问题，既普遍被人所关心，又易被人所忽视。大多数人关心前者，几乎很少人留意后者。实际上，国民党“改造”的背后潜伏着制度选择的因素，包含着国民党由议会政党向其他政党形态转型的可能。对上述问题的忽视，不仅是“分裂的西方”影响所及的又一写照[21]，且更大程度上成为时人讨论“改造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思想盲区”。
三 “谁”的国民党？
由于北京政局发生新的变化，曹锟贿选的新闻充斥了这一时期的各种媒体，《努力周报》也用大量篇幅给予报道和关注。邹德高的文章发表后，并未引起进一步的回应，讨论暂告一段落。不过，《努力周报》第73期发表在日学者周明的文章后便引起了新的讨论。
周明“读了高一涵先生答邓初民君的一封信之后，好生快活”，但是觉得有些问题尚“可以同邓君讨论讨论”。周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其观点，首先他举出国民党在过去“内乱”的例子，说明“国民党专出内奸；国民党只会倒戈”，而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亦无法成为“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见”。周明尤其指出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做党纲”是国民党的招牌，并且这正是“国民党受攻击的所在”，这正是“试验国民党是否政党的一个试金石”。而若这样继续下去，国民党将“不但会把数十年的历史和信仰，都是丧去”，甚至“还会把老功臣，弄成大奸贼，不给他争倜捣乱鬼的头衔不止”[22]。
其次，周明不同意邓初民“国民党始终是一个革命党”的判断，他认为：“革命并不是政党的唯一天职愿，说始终是一个革命党就不失为一个政党，那是认定政党为革命党了。无怪乎国民党只会倒戈，只会捣乱！革来革去，革到党魁的面前了！”再次，周明也反对国民党异常强调的“革命论”。在周看来，“革命论”已是“历史上的陈物”，不是“现代济世的良方”，况且“不但没有一般同情的价值”，恐怕“本党也不见得一致罢？要是一致，还会分裂么”？周主张国民党应该关注“社会问题”，趋向“社会主义”[22]。
最后，周明虽也如邹德高一般“认定现在只有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改造中国”，却对以往那种“孙大元帅式的国民党”不表赞同：“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国民党，不是孙文式的国民党，也不是集权制的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孙文等少数人的主张，不是国民党的——社会化的——主义，不足以应付环境，不能号召一切，非修改成国民党的——社会化的——主张不可”；“政党的结合既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见，那吗，就该把具有共同政治目的和意见与否作为出党入党的准则，就是孙文不是，也必出党；段祺瑞同情，也许入党”[22]。
显而易见，周明并不赞成邓初民有关国民党的言论，尤其对“孙大元帅式的国民党”表示反感，而是倾向于用西方政党的标准来看待变化中的国民党，对所谓“革命”及“革命党”不以为然，与高一涵的立场趋同。事实上，周明的文章不仅接续邹德高已经“挑明”的问题，试图将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讨论拉回常态的政治言说中，且十分敏感地意识到强调“革命”的倾向有可能将国民党导入“歧途”。就整个讨论而言，周的文字颇具“纠错”的意味。
周明的文章立即引起读者的反响。据余惟一观察，本来“对于国民党的讨论，差不多算告了一个段落”的时候，但周文“引起了讨论的兴趣”，禁不住要与周明讨论[23]。余氏把周明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三层意思”，即分别是：国民党是否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党纲的政党？国民党是否始终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革命论”是否是社会的一般趋势？
余惟一不赞成周明所谓“国民党不配称为‘有共同目的和意见’的政党”，并反对国民党中的“叛离分子”应该对国民党形象不佳负责。因为凡与国民党之党纲不相认同者，即不能认为是国民党员，国民党无需为其负责，且无论之前是否为国民党员。余认为周明误读了邓初民所谓“国民党是有一种超于个人的主张而以革命手段的政党”的意思，并且不能用逆推的方法得出“凡政党都是革命党”的结论⑩。
一般而言，民主政治中的政党为“国民一部任意结合之永续的团体，且欲实行一定政见之团体”，而“政党之政见，果能拘束党员与否，惟视其决定政见之方法如何”[24]1,17。其中党员与政党之间维持着相对松散的关系，党员只在信仰、主张、政策和个人威权上发生联系，至于严密的组织原则基本不存在于西方主流政党中。辛亥后，肇造民国有功的国民党始终未能在政治资源整合中收获“革命初衷”，且因发动“二次革命”而被终止国会活动，舆论很快得出“政党政治失败”的结论，一些政治人物更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国民党混乱的意识形态和松散的组织原则[25]55。之后，孙中山等人一直在寻求如何“重振”国民党。以党员行为与党组织是否一致来判定党员的资格，强调政党的集体化行动，大致已经可以看出苏俄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后的“烙印”。就此而言，无论北方国民党，抑或“叛将”陈炯明，皆理应排除在国民党以外，国民党强调“组织”的特征已经凸现。或许这正符合孙中山此时的追求，并也部分满足厌倦国内政争、期待“改变现状”的民意。
平心而论，政党内部存在分歧并不稀见，但如果内部的分歧已然影响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则需要检讨者并非只是分歧的一方。国民党此时选择汰涤所有与“党”主义不合者，意在净化党的意识形态，为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孙中山的组织服务。而抢先掌握话语权，对反孙或叛孙者加以严厉区格，也是力图排除西式政党组织散漫带来的消极方面。周明看到国民党存在的分歧，认为：“国民党专出内奸，国民党只会倒戈。孙陈不是患难吗？洪杨黄唐不是国民党的中坚，不是孙大元帅的心腹吗？现在怎样？”从而得出国民党并没有一个“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见”的结论，本是那时国民党存在的一个事实。但是，余惟一却就此反驳说：“因为凡是一个党，要是同时有两项以上的政策发现于社会，才算是没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见。如国民党既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做党纲，同时又有一部分党员以联省自治或无政府主义做政治目的，那周君的话就对了。但是国民党从没有这样的情形发现过。未必周君以为有了叛徒，就算是没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见吗？”毫无疑问，余的理解要么是无视国民党内的不同主张，要么就是刻意为“新”的组织形态论证“合道性”。余惟一并且不同意周明视“革命”为“历史陈物”的判断，强调：“国民党所采的现实主义的手段——革命，在中国这种状态之下，未必又可以免去？”“不采革命手段又怎么行呢？”“即使孙、许……们就是周君所谓的军阀，而孙许……们为改造坏极了的中国起见，为想实现真正的民治起见，不得已而采取革命手段。其形式虽似与军阀的行径相同，而其精神和目的，却与军阀的行为大异了，也不是常人所反对的军阀呵。”“民治”要靠“革命手段”，即使“形式相同”而“精神和目的”却“大异”，余惟一的说法显然有些“粗糙”。实际上，余惟一“自圆其说”的目的更主要在于为周明所指责的“孙大元帅式政党”辩护。他先是否认国民党“以孙文两字做党纲”，也不是“以中山先生的生死来作革命的终结”，不过“因一个革命主张的政党，不能头绪百出，莫衷一是”，因此依靠中山先生来做领袖“以免散沙一盘”，而这“怎么不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怎么叫作孙文式的国民党”？进而更声称现在的中国不讲“革命则已”，或者讲“革命不要信仰，服从则已”，但是，“现在的中国非革命不行，讲革命非信仰、服从不行”，并且质问：“不要集权制，试问其何以济？”余惟一最后说：“老实一句话：若把现在中国的改造的方法认清楚了，牺牲流血尚且不惧，何忌乎一个党的制度呵！？”[23]余惟一基本上是站在孙文立场来与周明“商榷”，其“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倾向尤其明显。与其说余文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传主张，其逻辑和论述似均欠乏“说服力”。
“谁”的国民党是“改造国民党”的关键问题，也是有关“改造国民党”方向的重要分歧。周明质疑“孙大元帅式的国民党”，呼吁国民党应尊重“异见”，成为“国民党的国民党”是力图使国民党的“改造”方向更具“包容性”(用周的话说是“社会化”)。而余惟一的回应则倾向于使国民党的“改造”方向更具“代表性”。不过，余惟一的反应尤其激烈，实可见周明所指陈者处处皆为“要害”。
一周后，反应很快的邓初民，也许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再次撰文公开回应周明。他看出邹德高的文章是针对高一涵，而周明的文章则是针对自己。他认为：邓、邹、周和自己在国民党问题上有相同点，即为国民党是有“三民五权”的党纲、国民党的分子是不尽善的、国民党是须加以改造而后完满的，亦存在“异点”，即为国民党只是一块空招牌、国民党的事实都与主义相背；于是，邓主要就周明所谓“国民党只是一块招牌，事实都与主义相背”的观点进行了讨论[26]。邓初民本为政治学学者，清楚“正规的政党行动，是要在近代式正规的政治现象中，才能表现的”，“在行代议政治的国家中，政党只有两种主要任务：即‘宣传政策’，‘办理选举’”，且“在近代式正规的政治竞争中，政治家所凭持的武器，不是神秘的偶像与威权，是明白坚定的政策与主义，不是枪弹，是选举票”，但“以此例之中国”均不能行，“做一句话说：即离近代式正规的政治还远，而无往不是民治前途的障碍”，因此“势不能不先扫除与主义为敌之障碍，而尽力于革命的工作”。然而，邓初民似乎意识到将“革命”视为政党的“当然活动”似为不妥，“因革命惹起纷扰，而非难革命，是为因噎而废食；把革命行动，认为政党行动，尤为观点之错误。且即以政党行动而论，他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其行动的方式，决不能受其主义之绝对的约束。因为他是受环境的影响的，环境是变迁不定的。政党既在环境中活动，就不得不又顺应环境的伸缩力”；尤其认为，“现下国民党的行动——非国民党之好为革命的行动，实无机会使之为政党行动”。
邓初民的回应文章，尽管再次论证了“革命”的正当性问题，但是在承认“把革命行动，认为政党行动，尤为观点之错误”后，实际上已经失去立论基础。邓初民并且否认周明指责其把“国民党始终是革命党”认定是政党的条件，甚至认为周明所谓“国民党的‘革命论’已成为历史上的陈物”的观点“很对”。当邓初民在反驳高一涵对国民党“绝望”的观点时，无不是从强调国民党“革命”、“有组织”、“有纲领”的角度出发，极力凸现国民党成为“革命党”的特征和逻辑；但在回应周明就政党与“革命党”的质问时，却又退回“近代式正规的政治现象”防线，并语带温和地尽量模糊与周明实质上相距颇远的分歧。虽然邓初民回避了“谁的国民党”这一问题，并力图掩盖或模糊自相矛盾之处，然这却正是余惟一所不遗余力加以强调者，这似乎也使得邓初民的努力归于白费。邓初民的文章发表后，未见再有回应文章，随后《努力周报》亦很快停刊。
四 余论
无论是高一涵、周明等人对国民党的怀疑，还是邓初民、邹德高、余惟一等人对国民党的辩护，这场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讨论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无疑是复杂的。北方政治的不佳表现、代议制度的生存危机、全国政治缺乏“重心”以及“革命党”与政党能否并行等问题，均涉及近代中国政治(制)的核心。然而，《努力周报》对上述任何一项问题的讨论均未有结论，但却提示出往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国民党，论辩双方在极度不满北方武人和既存政治格局的同时，几乎形成对国民党的一致期待。此种心态的变化恰好提供了稍后一段时间国民党由南方崛起、并迅速压过北方的社会心理基础。
1922年下半年，国民党重回北京政治后，按照孙中山的要求，特别重视“扩大党务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络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为此，邹鲁等人曾帮助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建立起旨在“普遍宣传党义”的秘密组织“中社”[27]106－107。参与讨论的邹德高、余惟一，均属于这个“北京革命青年团体”的核心组织成员。尽管如此，国民党完成改组前夕的这场讨论，却是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争鸣”。毋庸讳言，论辩双方都有一些情绪化表述，但基本上仍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进行。无怪乎邹鲁回忆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本党在北京的势力，被袁世凯摧残殆尽，从这时起，本党在北京又建立了相当巩固的基础。其后北方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可说和当时的这种活动是很有关系的。”[27]107
这场就“改造国民党”及其方式的种种争论，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文式政党”、去“一盘散沙”化、“革命党”等被时人所攻击的所谓国民党“软肋”，事实上成为后来国民党赖以存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价值核心。国民党正是依靠上述“武器”才改组成功，并最终“走向革命”、获得全国政权的。而“何忌乎一个党的制度”的谶语，更是被国民党“新同志”的政治作为所应验。
不过，蔡和森曾指出：“因革命党要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28]，因此，孙中山留给国民党的政治遗言，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1935年，当“民治与独裁”讨论接近尾声之时，胡适发表了明显是“曲高和寡”的言论，针对陶希圣所谓“如果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的说法，胡适援引《建国大纲》第十四条和二十四条“很明白的”告诉陶先生和国民党的朋友：国民党的“法源”是一种议会政治论，“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29]567－568。胡适的“反语”尽管可谓一针见血，却无力改变国民党已为“非议会政党”这一事实。或许这也是当时留心“改造国民党”者所未曾“逆料”的。
本文曾提交2010年第九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并承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指正，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2-09-17
注释：
①有关“科玄论战”，胡适曾认为：“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参见：《一年半的回顾》，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
②讨论之所以没有形成“全国”声势，盖此或与其办刊原则的转变有关。胡适自道：“从此以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去努力。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并认为《努力周报》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读书杂志》里讨论古史的文章”，并特别强调“这些文章的登载几乎全在我‘称病搁笔’之后”！参见：《一年半的回顾》，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397页。
③关于《努力周报》，章清认为：“撇开《新青年》分裂的恩恩怨怨不说，《努力周报》的创刊，实可看作胡适为中心，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首度的汇聚。”(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目前，有关国民党改组问题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政治史”层面(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涉及《努力周报》的研究，主要有吴汉全《〈努力周报〉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研究》(《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总的来说，社会心态史的考察尚未能进入研究者视野。
④程振基曾说：“读5月15日的《晨报》转录《努力周报》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感动，一方面因为中国的政治已是糟到不堪的地步，好人不但是笼着手，而且是闭着口。当这个时候，忽然发现这样一篇堂堂皇皇的政论，末后署名的又都是南北两京负有时望的学者；这无异于黑暗之下，忽见一线曙光，怎令人不起愉快之感！”(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47页。)另外，胡适公然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抑”之言，并一改其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时期的“低姿态”，转而积极筹办《努力周报》，可见其对北京政治“期待”之殷。事实上，《努力周报》的创刊时间正是在1922年5月间。
⑤不同思想立场和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对“变革”的诉求有相似性，瞿秋白此时就认为：“中国国会所代表的人及其所行使的职权，绝对与代议制相异”，“中国不但并没有采代议制，而且本来就没有采代议制的可能”，因此他主张“运用群众实力创造真正民治的代议制”。参见：瞿秋白《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驳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2页。
⑥胡适在讨论“孙(中山)、陈(炯明)之争”时说：“我们旁观的人只看见一个实力派与一个实力派决裂了，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而在孙氏一派人的眼里，只见得一个宣过誓的党员攻击他应该服从的党魁，故抬出‘叛逆’、‘叛弑’等等旧名词来打他。”在受过西方民主政治陶冶的胡眼中，“新国民党”也只是“秘密结社”的翻版，并看不起孙中山“仍旧想恢复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的做法，特别提出“这一个‘制度’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罢”［参见：胡适《这一周》，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428页］。不过，有关国民党讨论进行之时，胡适恰与国民党要人过往甚密，且其对直系政府的态度颇为暧昧(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⑦孙中山在此时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民意测验中排位较靠前，除了从事后看这是国民党崛起的先兆外，似乎还有其他原因有待揭示。不过，中国大学举行“中大十周纪念公民常识测验”，其中有“你最愿意做哪一种人”一项询问题，结果有888人(32％)选择的“大革命家”排在首位(参见：《中大十周纪念公民常识测验》，《晨报副刊》1923年7月15日第1版)。如果不是出于仅仅“偶合”的历史书写，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似也不能算过分牵强。
⑧其实，此前时人对“党”并不很看重，恐怕此时对“党”的强调才上升到“有组织”的高度。李大钊曾说：“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参见：李氏《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原载《曙光》第2卷第2号，又收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3页。)陈独秀也有“改造政治”不如“改造政党”之谓。大部分人对国民党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党派”上，甚至胡适诸人还有“秘密会社”的认知。
⑨“民治”之概念、实现方式及其与“革命”的关系，似乎长期困扰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杜亚泉曾说：“以真共和为目的，以武力为手段，则此目的果能以此手段达之否乎？质言之，即真共和国能以武力求之乎？吾敢决言之曰：不能！世之论者，每谓法国之共和，为七月革命之结果；至美国之共和，为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之结果，似真共和必当以武力求之者。此实误读历史之过也。……考之历史，则武力可以倒专制，而不可以得共和。专制既倒之后，虽已有共和之名，尚未有共和之实。此时党派纷杂，争斗相寻，所谓共和，皆假共和，非真共和。必更经过若干时期，而后因实业之发达，与教育之普及，真共和乃渐渐成立。世界各国，无不如是。”(杜亚泉《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原载《东方杂志》第14卷9号，收入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1923年6月间，“北京政变”后，离京南下的国民党议员曾发表公开宣言，表示：“在法律下得不得到救国之路，只有超越法律以上而求之。即不得护法，只好革命。辛亥革命，依据何法。革命军中，何须议会。有何不可并议会之名而革之。清政府即与资政院俱亡，又孰以为过也。虽然偏激之论，岂得已哉。”(参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1-143页。)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然两者表述之内涵即明显南辕北辙。大约十年后，蒋廷黻抛出《革命与专制》，更引发了持续近一年时间的“民治与独裁”大讨论，虽其语境有所更变，然其面临的基本问题似依然如故。
⑩这与胡适的印象颇相反：“孙文鉴于国民党的失败，仍旧想恢复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因为陈炯明是新国民党的党员，不曾脱党，而攻击党魁，故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就是叛党的罪人了。”有意思的是，余氏强调陈炯明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党”的行为；胡则认为“党”应该尊重党员个人不同的政见选择，才能算一个“正常”的党，因为“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在变态的社会里，政治不曾上轨道，政见上的冲突也许酿成武装的革命，这也是意中的事。”以上引言均参见：胡适《这一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