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上海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1-0148-010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外学术界成果斐然，但辛亥革命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特别是革命后农村的状况，相对而言，研究仍显薄弱，即使对东南地区革命重心所在的上海农村，迄今尚无专题研究，史料的爬梳也很少（注：本文所指的上海农村，是以今上海市辖区为准。）。这种状况，有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辛亥上海光复后，对周围农村的影响，首先是政权的更迭。
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攻克清军在上海城内最后一个据点——江南制造局，清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乘小火轮逃往租界，上海光复。至11月7日，上海周围宝山、松江、青浦、崇明、嘉定、南汇、奉贤和川沙等县厅也相继宣布反清独立。新旧政权的更迭，给上海地区农民久已期盼的减轻赋税负担带来希望。
有清以来，上海所在的苏南地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又是著名的重赋区，“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注：光绪《松江府续志》卷13，田赋，漕运，1884年刻本。）。据统计，清代江苏省额征漕粮正耗总计250余万石，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一，而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就占202万余石，占全省总额的80%以上（注：李文治：《历代水利之发展和漕运的关系》，《学原》第2卷第8期，第82页。）。再者，漕粮就其性质而言，是封建国家征收的土地税，属于田赋的实物形式，征收对象是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农，而地主的那部分实际上是由佃农承担的，“苏省业田之家，向多官绅衿户，大半居住城中，名曰业户，将其所置田亩租给乡民耕种，名曰佃户，秋成后，佃户交租于业户，业户以所收租米完纳漕粮，然后自取其余”（注：《监察御史吴艾生奏》（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以下简称“军机录副·财政”）。）。漕粮征收时，农民备受官府敲诈，光绪《川沙厅志》载：“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注：光绪《川沙厅志》卷4，第18页。）。此外，还有地主豪绅勾结官府，欺压农民，转嫁负担。“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注：《上谕》，《清宣宗实录》卷435，第9—10页。）。嘉道以后，上海地区不时爆发农民的抗漕斗争。因此，1863年6月太平天国苏南战事接近尾声，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额，得到清廷批准（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19—3420页。）。减赋的推行，并不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在减赋前，苏南地区漕粮征收就常常不能足数（注：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56页。）。据统计，19世纪30年代，该地区实际约得额征漕粮十之七八，40年代为十之五六，50年代仅得正额之四成而已（注：《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食货志二，第3539页。）。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在奏请减赋时就明言此举是“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注：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60页。）。他们在推行减赋的同时，又下令整顿漕弊，声称此后征收漕粮，“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注：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秋弊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65页。）。虽然在具体执行时大打折扣，但毕竟使各级官吏有所收敛，漕粮征收时的浮收勒折有所减轻，一批中小地区及自耕农因此有所得益。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得以在苏南地区很快稳定局势，与此不无关系。但必须指出，广大佃农的处境并未有所改善，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是赋虽减，而租未减”（注：陶煦：《租核》，1927年刊本，第1页。）。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农民的抗租斗争明显多于抗漕斗争。1901年后，清廷规定各省漕粮一律改征折色（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89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地区农民田赋负担的减轻。据《川沙县志》载，1908年全县漕粮折征钱数为5759万余文，1910年增至6458万余文（注：民国《川沙县志》卷8，财务，1937年铅印本。）。封建官吏利用“折色”搜括农民也不鲜见，1908年嘉定县每石漕粮折征钱7400文，至1910年增至9300文（注：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1930年铅印本。）。因此，直到清皇朝覆灭，抗漕斗争仍是上海地区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压迫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就明确宣告：“本军政分府又念我苏、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获寡，谋生不易，用特将江、浙、皖、闽境内一切恶税尽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难，而免奔亡之苦。”其中规定：“（一）除盐、酒、糖各税捐外，所有统税关卡一律永远裁撤；（二）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三）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四）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五）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1911年11月6日发行的《光复报》亦载：“军政府自得上海后，即宣布所有厘捐、落地捐一律废除，以苏商困。本年下忙丁漕及前次丁漕，概行豁免。”（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39、135页。）仔细推敲，上述规定的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国家赋税的承担者，众多贫苦佃农则被忽略，对新政权寄予一定期盼的他们大失所望，难抑愤懑之情，上海、青浦、奉贤、南汇、松江等县纷纷出现佃农的抗租斗争，引起社会的关注。1912年1月3日《申报》以《论乡民抗租风潮》评述说：“今日者，总统莅任，大局粗定，从此绥定安集，地方秩序之恢复，不难立待。惟尚有一事，为近今眉睫之大患，而足以扰乱社会之安宁者，则乡民之纷纷抗租是也。……闻此次乡民之抗租，并不以年岁之丰歉为借口，而惟一意以全租蠲免相要挟，大致谓民军光复，凡满清苛税蠲除不少，租税同一性质，自必一律豁免。……此唱彼和，群起盲从，一日复一日，风声所播，遂成今日之现象。据连日报载，松江一带则各村庄鸣锣齐会，相约不还；昆山正义镇则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乡则聚众闹事；南汇周浦则拆毁绅董房屋，纷纷扰扰，莫可理喻，而此外之类是者，又时有所闻。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今距阴历年底不过四十余日矣，照向来租务之习惯，此时已将结束，而今则抗租风潮方日演日剧，蔓延而未已。遂令殷富之家咨嗟太息，中人之产徬徨无措，而各州县丁漕亦受抗租间接之影响，收入者十不满二三。倘长此不已，地方之糜烂固不待言，而日后军队之饷需、行政之经费，恐尽成无米炊，其阻碍政治之进行，关系匪浅。语曰：“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扎，将寻斧柯。有民政之责者，尚其防范而消弭之。”
面对佃农的抗租斗争，成立不久正苦于财政拮据的军政府首先考虑的是确保赋税收入，采取了压制的政策，矛盾因而更为激化。“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政部以租务攸关赋税，传知地保谕各乡民依限还租。地保不善处置，语多压制，致乡民激怒，麇集县城，与民团抵抗。该乡民受伤数人，遂将民政长徐彭龄之子劫去，大起风潮。当经徐君请松军政分府派兵弹压，已于昨日由沈葆义统带师船十六艘前往矣。”（注：《抗租之风潮》，《民立报》1912年1月8日。）在这种武力压制下，各县佃农的抗租斗争渐归沉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青浦、奉贤、南汇、松江等县佃农抗租斗争纷起时，同处上海地区的宝山县，则在一些开明士绅的主持下，局势显得相当平稳。钱淦就是他们的一位代表。他出生于宝山真如的一户书香门第，“幼从父学，博学强识”，“尤致力经世之学”（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1931年铅印本。）。1904年中进士，改庶吉士，随后由学部奏派赴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留日期间，他在学习的余暇，与同学孟森、秦瑞、孟昭常、汤化龙等人成立法政学交通社，出版《法政杂志》潜心研究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法政理论。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专制政治，赞扬三权分立的立宪制度。1907年回国后，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乞假南归省亲。时值宝山筹备清丈，他“以诸父老义务之督责，宁浮云薄宦”而为故乡出力，毅然受命出任清丈局长（注：钱淦：《再示局中办事人员文》，《宝山清丈局报告书》，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06页。）。“丈务既繁，经费又窘，慨然受任，备历诸艰，卒底于成。”（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其间，他还创办《丈务杂志》，介绍清丈知识，刊载丈务报告，以启迪乡亲。1909年，又就任筹备自治公所所长，次年兼任宝山教育会会长。他切实领导各项工作，建立了市、乡自治机构，调查户口，修河筑路，推广国民教育等等，“诸臻妥洽”（注：钱淦《吴县文》“附批”，《宝山清丈局报告书》，第43页。）。辛亥光复后，他先后出任县民政长、县知事，“值改革之际，诸凡设施多所手订”（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序，1921年铅印本。）。1912年5月宝山共和党分部成立后，钱淦又被选为分部长，不仅负责共和党分部的党务，而且还创办了《宝山共和杂志》，并担任主编。他对清政府的专制和吏治腐败，“焉痛之久矣”（注：钱淦：《布告阖邑父老子弟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2页。）。因此执掌宝山新政权后，他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运用自己对立宪制度的学识和主张，积极推行三权分立，革新机构。在任期间，他对全县各项琐务，“举凡县地方预算及县事业之兴革，无不详实规划”，交县议会公决，然后次第实施。钱淦因其“世居本乡，深悉民间疾苦”（注：钱淦：《示各市乡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64页。），从执掌县政伊始，就“宣布誓约，与民更始”（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对清末诸多弊政力加改革。除了前述改革专制政治，建设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外，还积极进行各项社会变革。田赋是与宝山20余万人利害攸关的大政，但清政府对宝山田赋的科则、定额及征收办法弊病丛生。1911年秋，宝山地区“风潮为灾，收成歉薄”（注：钱淦：《呈都督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58页。），恰值大变革初期的社会动荡不宁，交通不畅，宝山所产的土货滞销，百姓生计艰难。钱淦执政后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忙银（注：按清代规定，田赋分夏、秋两季征收，称“上忙”、“下忙”。）和漕粮的征收。当时，未缴的辛亥年上忙既需续缴，而下忙业已开征，外加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改用公历，这样1912年春，宝山百姓就面临“不啻以同时而有催追四届忙漕之苦”。钱淦从改革田赋尤其是漕粮秕政入手，三次专文呈请，一交亲赴面呈江苏都督，终于获准宝山减征忙银二成至五成，全免辛亥年漕粮（注：钱淦：《通告各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59—60页。），并且在征收忙银时严加督察，杜绝旧时官吏逼索的恶行。为了进一步改革宝山田赋的弊政，钱淦等人决定加速完成清丈工作，在1912年全部结束了实地丈量，并据此重定科则和定额，赶制图册，办理各户的新旧单契的更换，在呈准江苏都督后宣布废除前清的科则和定额，从1913年起即按新规定征收，大部分农户减轻了负担，“人民咸称利益”，地方秩序也相对安稳（注：陶庆丰：《呈县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5—46页。）。
二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中心。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倾覆，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鼓励、保障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法规条例，鼓舞了人们的投资热情，1912年2月成立的实业团体“工业建设会”的《发起趣旨》，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注：《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当时华侨纷纷回国创业，是这股投资热潮的一个缩影。华侨久居海外，大多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了解、熟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容和运行机制，有的还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的知识；同时，他们又都有着报效祖国，帮助祖国早日富强的诚挚愿望。还在清末，其中有人就已尝试投资国内近代企业，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腐败，侨资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不少人望而却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顺应当时的投资实业热潮，北京政府上台后，依旧采取鼓励的政策，在时任农商总长张謇的主持下，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注：详可参阅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继而，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中国民族工商业乘隙得到较快发展。在辛亥革命的直接推动以及上述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12年始，上海连同侨资企业在内的民族工业有明显发展。据1928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对工厂开设年份的调查，1910年和1911年开设的工厂各有9家，1912—1914年分别为28、29和26家，每年新设工厂数比辛亥以前增长2倍多。这种发展势头虽略有起伏，但一直延续到20年代（注：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附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101页。）。其中尤以棉纺织业、面粉业和缫丝业发展最为显著（注：详可参阅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54页。）。
辛亥革命后，上海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给周围农村经济的演变带来促动。随着棉纺织工厂的相继创办，一些实业家在重视扩大原料供给的同时，开始注意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认为原料不足、棉质退化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两大障碍，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惟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于制胜”（注：穆藕初：《振兴实业之程序》，《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为此，他提出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两项措施，而改良棉质又包括两顶内容，“一为改良华棉，采用选种、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年求进，不厌不倦以改良之；一为移植美棉，选取合于我国天气地质之美国棉种，注意严格选种，以及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步培育以发达之”（注：穆藕初：《上农商部》，《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他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从事棉种改良的实践。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又租借了上海杨树浦引翔港附近60亩土地，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两年的探索，第三年终于获得成功，单株产铃最多达40个，一般都在20个以上，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继而，穆藕初又和上海工商界名流聂云台、郁屏翰、吴善庆、黄首民、尤惜阴等人，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推举郁屏翰为社长，穆藕初为书记，并制定了中华植棉改良社简章。简章指出：“本社以联络振兴内国棉产之同志，交换知识，以求棉业改良之普及为主旨”，其宗旨是“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冀以天然之地利，施以人力之改良，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用兴实业而挽利权”（注：《中华植棉改良社缘起》，《东方杂志》第14卷11号，第192页。）。中华植棉改良社的一切费用，由郁屏翰、聂云台、吴善庆、穆藕初四人承担。该社社员有两个义务，即独力或合力举办植棉试验场和就近提倡植棉改良以图普及。该社在上海浦东杨思桥附近开辟棉种试验场，并购买了许多美棉种子分送各省试种，向各地提供植棉技术咨询，还刊印了一些有关植棉改良的书刊散发指导，“用最通俗、最浅近的文字，向农民解释怎样来改进植棉的方法”（注：陆诒：《悼穆藕初先生》，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0月6日，转见《穆藕初文集》，第612页。）。地处浦东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亦多栽种了棉花。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质量远胜其他产地，“于是沪上纱厂都设分庄于大团，与农民直接买卖”，该县的棉花交易市场，也因此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大团（注：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1929年刻本。）。截至1921年的统计，“上海农业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棉田逐渐代替稻田，现在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60%。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20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注：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以下简称《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辛亥革命后，受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纷纷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具规模。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注：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1930年铅印本。）。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1918年刻本。）。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注：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1922年刻本。）。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给农村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果专业产地。其生产无论是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还是经营时间的长短，大体上都受商品价值规律的制约。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上海县农村的蔬菜品种中，“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对蔬果及诸如花卉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嘉定、宝山等县的经济作物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菜花、生菜向为南洋群岛及广东等省产品，始则试种，今则产量增加，并有专业蔬果者用汽车装运售供沪地之需要，其栽种花树出售或租供者亦渐增加”（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市场的需求，还推动了上海地区农村的畜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宝山县续志》载：“邑境农家副产，以牛、羊、豕、鸡、鸭为多。大抵养牛以耕田戽水为目的，养羊、豕以肥料为目的，养鸡、鸭以产卵佐餐为目的，但得谓之家畜，非真从事于畜牧也。畜牧者以山场荒地为宜，以牲畜之产为营业。邑中虽乏相当地段，而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辛亥革命后，在华侨回国投资热潮中，原籍福建的何拯华于1916年“留学毕业返国，在彭浦金二图内创设江南养鸡场，集股三万元，圈地二十七亩，仿德国鸡场式，建筑铁网鸡场及新式鸡舍百余间，余如牛棚、役室等设备颇周。畜鸡一万余头，洋种居多，平均统计每鸡一头终岁产卵一百六十枚”（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如此的经营规模和成效，在同期开办的中国新式农垦企业中是名列前茅的（注：关于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详可参阅戴鞍钢撰《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述略》，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
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农村经济所发生的上述一系列变化，包括农产品商品化的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和数量的不断增多、纯商业性农牧经营的日渐扩大，都意味着把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拖离了自然经济的范畴，促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变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助于打破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为城市经济和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助力。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推动。
三
辛亥革命对上海农村人们思想观念和民风习俗新旧嬗变的推动，也是明显的。
民国创立前，受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上海地区农村很少有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更谈不上组织政党。帝制的崩溃，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民主热情空前高涨。各县先后有一些政党团体的组建。1912年7月，王元增、黄守恒受同盟会本部苏州特派员孙润宇委派，在嘉定县组织中国同盟会嘉定分部，发展会员50余名。9月，同盟会嘉定分部与统一共和党嘉定分部合并，改组成国民党江苏支部嘉定分部，下设南翔、安亭、望仙桥、外冈、葛隆、娄塘、唐家行、曹王庙、戬浜桥、马陆、纪王庙、徐家行樊桥澄桥、方泰白荡六里桥、吴巷新庙14个事务所，共有党员420余名（注：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卷20，党派、群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同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宝山县罗店镇设立分部，共有党员170余人，由孙启麟、范迪彝担任正副分部长（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首，党务记。）。也是在1912年，同盟会松江支部在松江县城内的陈化成祠设立，共有会员70余人；同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松江分部（注：何惠明等主编：《松江县志》卷4，党派、群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辛亥革命后，上海郊县的这些政党活动曾得到孙中山的鼓励。1912年12月26日，孙中山偕陈其美、戴季陶乘船溯黄浦江而上，到闵行、松江等处考察。下午2时，船抵松江，受到各界人士热情欢迎，国民党松江分部特为召开恳亲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关于实业建设的演说。次日上午10时，孙中山一行到松江清华女校出席欢迎会，孙中山在演说时号召重视和发展女子教育（注：《民立报》1912年12月28日；《申报》1912年12月3日。）。惜好景不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形势逆转，特别是袁世凯大搞专制独裁、着手复辟帝制后，各县政党活动均遭禁锢。1913年11月，曾拥有14个事务所的国民党嘉定分部被迫解散（注：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卷20，党派、群团，第630页。）。此前，松江分部党务活动业已告停顿（注：何惠明等主编：《松江县志》卷4，党派、群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至洪宪称帝”，国民党宝山分部亦“无形解散”（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首，党务记。）。
辛亥革命后，受共和制度建立的鼓舞，上海郊县一些地区推行的整顿吏治、禁止烟赌、清查户口、加强治安、普及教育、兴修水利、促进公益事业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因主事者多为政治态度温和的地方士绅名流，得以在经历民国初年政局剧变后继续实施，并取得一定实效。宝山县是一个典型。滨江临海的宝山，清末以来，五方杂处，烟赌风行，盗匪出没，治安形势严峻，时有斗殴、凶杀事发。在钱淦的主持下，新设立的县政权三管齐下。其一，严禁烟赌。钱淦等人对原有的戒烟所重新规划、充实，并在各市乡公所推举禁烟专员，具体负责各个区域的禁烟事务，“严密纠查全境土膏”（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警务。）。同时，制订严禁烟赌的法规、细则，发布禁止烟赌的通令、布告，封闭烟馆、赌场。仅1912年发布的这类文件，就有27道（注：据《宝山共和杂志》第1至5期的“文牍”、“章程”两栏统计。）。违禁者一经揭发查实，即由司法机关惩处。钱淦特别要求全县官吏和各自治公所职员以及全体警员自觉遵守法规，一旦发现有烟赌行为，轻则撤职、开除，重则按律治罪。粗略统计《宝山共和杂志》的有关记载，1912年后的一年多内，因违反此项禁令而被处分的官吏、警员、议员、乡佐等不下14人；1912年1月至10月查明的吸毒者共3219人，扭送强制戒烟所经一段时间服药和教育，已经戒断者有153人（注：钱淦：《呈都督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9页。）。烟赌一时受到遏制。其二，清查户口。1912年，宝山进行较全面的户口调查，同时对游民、客民加以清理，对外来人口区分有无正当职业，是否滋事等情，分别处理。凡有正当职业又不滋事者，准予具结谋生，有的还给予优待；凡无业游民，则酌情资送回籍或遣返回籍和送交法办（注：《宝山共和杂志》第7期“章程”，第13—14页；“文牍”，第34、41—42、50页。）。其三，加强警政建设。光复之初，钱淦即在巡视各市乡时，“劝办民团以自卫地方”（注：《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纪事”，第4页。）。不久，北自城厢、盛桥、罗店，南至彭浦、江湾、闸北、殷行，组织了12个商团、民团，约有600人（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9，兵防。）。同时，又充实组建巡警。1912年1月闭会的临时县议会决议，仿照日本每800人设警1名的比例，要求全县应设巡警300余名，至少应暂设200名，并相应议决其经费额度及来源（注：钱淦：《议复筹备全邑巡警决议案》附件，《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58页。）。截至1914年2月，宝山大体维持128名警额，加上警长、警区区长等，共140名，另有司法警察10名。各市乡巡警白天站岗，晚上巡逻，主要的任务是缉查烟、赌、盗以及斗殴等滋扰治安的事件（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警务；《宝山共和杂志》第2期“表册”，第5—6页；第7期“文牍”，第43—44页。）。此外，对旧时民间诸多陋习，如巫术和有碍卫生的浮棺等，新政权也加以禁革，社会风气得以改良。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注：孙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页。）。各地的新式教育，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据《1912—1921年海关报告》的统计，“民国成立以来，上海的学校估计已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为以前的三倍。在外国教会和已参加教育工作的留学生们的影响下，中国对现代教育开始产生了强烈的要求，这同过去一个时期的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注：徐雪筠等：《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21页。）。这种发展，在上海郊县也有体现。宝山光复后，新政权着力改革和发展国民教育，为此而发布的各类文件也最多，仅1912年在《宝山共和杂志》1至5期刊出者，就有80余件。他们认为，“方今民国新兴，教育之一端，实为莫大之要务”，决心“励精整理”，改革旧时的弊端，“冀达普及教育之目的”（注：钱淦：《通告各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6页。）。为此，他们改革教育行政，裁撤劝学所，在县署设学务课，统辖全县学务；又设县级自治委员，统一筹划、管理全县学校公款、公产；作为基层的市乡学务，则统由市乡自治公所的总董、乡董掌管；并各设学务专员（后改称学务委员）1名，专司本市乡的教育行政事宜。1912年10月始，又分别成立校长会和县教育行政会议。前者由各小学校长和县视学及学务课长组成，每年召开一至三次会议，具体商议有关教育的设施等问题；后者由钱淦、县学务课长、县视学、各市乡董及学务员组成，负责研究统一和促进各市乡学务和教育改革等重要问题（注：《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19—20页；第4期“章程”，第4—7页。）。钱淦强调：“市乡行政，以学务为第一项”，要求市乡公所不得玩忽、粉饰（注：钱淦：《照会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24—25页。）。在改革和健全教育行政的同时，新政权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发展国民教育。择其要者，一是多方筹集教育经费。除了原有的学田、义渡公款和官契中笔二厘（1912年始再增一厘）等继续拨充教育费以外，又明文规定清丈出来的沙田围垦所得租息，全县每年征收的田赋附加税的65%，县署经费的40%，盐税每斤加一文所得等，悉数拨充教育经费，同时扩增学田，数年后增长近5倍。为此，1912年始专门设立“教育款产经理处”，制定章程，由专人按章具体管理。此外，“各市乡地方经费，较从前实增数倍”（注：《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6页；朱保和主编：《宝山县志》卷25，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页。）。这些都为民初宝山推广国民教育提供了条件。二是加强师资培养。光复以后，新政权明确提出普及小学教育“必先造就师资”的方针，拟定办法七条，决定先开办师范讲习所，由县议会批准拨出专款，每期招生50名（注：钱淦：《照会县议会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30—31页。）。1913年，又筹办师范学校和教育讲习所。这些校、所，陆续为宝山的小学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师资。三是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1912年3月，钱淦布告全县父老，指出“东西各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强调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与开拓社会生计、增强国力的密切关系，指出“方今民国崛兴，共和建设，普及教育尤为共和国民之天职”，使子女就学是家长“应尽义务”，全县父老应“确信教育为有益身家之事”，所有学龄儿童均应学满四年初小，使之“无一人不受教育”，“将来成人之后，无一人不有职业”（注：钱淦：《布告各市乡父老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7—48页。）。除了布告，还针对文盲众多的实际，在各市乡组织宣讲团，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教育立国的思想。通过各种切实的措施，民国成立后，宝山的国民教育有明显的推进。1911年全县有小学41所，1912年头7个月即增加23所，并把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加以合并，全年实增18所，共有学校59所。到1913年9月，全县有小学71所；在校学生，1911年为1400人，1912年为1784人，1913年为2914人，1914年为3831人，各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7.4%63.3%和31.5%（注：《宝山共和杂志》第10期“表册”，第1—10、33—38页；第4期“表册”，第7—10页；第6期“表册”，第7—11页；第6期“文牍”，第59—60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7，教育；朱保和主编：《宝山县志》卷25，教育，第821页。）。在此期间，在各市乡还实施识字扫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新政权也作了改革，废除读经，摒弃旧课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民国新课本；在高小开设历史、地理、英语课程，并把农业规定为必修课程等。
在兴修水利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农村也有一些举措。水利对濒临长江入海口的宝山相当紧要，从1911年冬开始，从县署、县议会到各市乡公所，都多方筹款，动员乡民筑塘浚河。用于防汛排涝的西塘工程，1911年夏已经开工，光复时工程负责人携款潜逃而中止。光复后，新政权立即组织人力物力继续修筑，并在20余公里江堤植树10余万株，绿化护堤；又先后开挖淤塞的城厢、罗店市中两河，疏浚了境内六七条中小河道。同时，又着手修筑各处街、路。至1914年，已经完成的有14条街、路，其中最长的是1100丈的中兴路（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3，营缮。）。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不仅对每次遭受旱涝灾害的地区酌减田赋；调查“极贫”的农户，给予救济；而且改革义仓，按县议会决议出售义仓粮食而代之以积谷基金以备荒年。
综观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的诸多变化，可以看到其直接动因是封建帝制的崩溃。共和制度的建立，尽管它还很不完善，毕竟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对自己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新的设想。佃农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凡满清苛税蠲除不少，租税同一性质，自必一律豁免”；工商界人士兴奋地认为“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地方士绅强调，共和“为今日民国共通之要素”（注：钱淦：《宝山共和杂志发刊词》，《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言论”，第3—4页。）。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反映了解除封建专制统治束缚后，人们新的精神风貌和追求，体现了辛亥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有力推动。即便如钱淦等人自清末以来就已着手的地方自治改良的各项举措，也因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大为扩展和推进，《宝山共和杂志》开宗明义旨在“以杂志为媒介，举共和国民应有之常识普一邑之人而灌输之”（注：孙肇圻：《宝山共和杂志绪言》，《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言论”，第1页。）。即使在培养小学生和禁止烟赌、移风易俗等具体工作中，他们也都是以造就共和新民为帜志。如1912年11月3日举行第一届全县小学联合国文竞进会，其中高小从四年级到一年级的题目分别是《论现在小学生对于中华民国之责任》、《说社会教育之必要》、《个人自治说》、《说谋生之大要》，全县有70%的学生参加了这次竞赛，影响广泛（注：详可见《宝山共和杂志》第4、7期“纪事”。）。
应该指出的是，自袁世凯上台并大肆践踏共和制度后，政局的逆转阻碍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社会变革的进程，随着1914年2月袁世凯停止地方自治的命令下达后，钱淦等人在宝山的各项改革举措也嘎然而止（注：钱淦后赴外地任职，1916年初他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归乡。）。值得深思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的诸多变化过程中，除了出面压制抗租斗争，很少看到革命党人的身影。宝山也曾有百余名国民党人，他们大多数是学生出身的年轻人，在革命以前没有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公益事业，革命后又未能深入宝山的民众之中，也不热心关注地方改革的具体事务。在民国初年的宝山市乡公所、县议会和县政权等机构中，他们都无足轻重。如果仅仅从一个党派所宣传的宗旨而言，当时宝山的地方改革和社会进步的许多工作，均属国民党的宗旨和纲领中应有之义，本应由宝山的国民党人去承担或积极参与，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事实上这些工作却由曾身为清末立宪派和民初共和党人的钱淦他们担当了。这种状况所折射的历史蕴含是深刻的，也是令人深思的。疏远和冷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事业，不能不归于失败。
收稿日期：2001-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