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图书分类体系与我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古代论文,体系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是从古代图书分类体系中表现出来的。
我国最早的分类法是汉代刘向、刘歆等根据当时国家藏书编成的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主要是按照其内容性质区分，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总序，其余六略为6大类；略下再分为38小类，此后南朝齐王俭编的《七志》、梁阮孝绪编的《七录》都沿用《七略》并略加改进。三国魏郑默编文献目录《中经》及荀勖据《中经》改编为《中经新簿》，始将分类体系改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为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晋代李充又把五经作为甲部、史部作为乙部、诸子作为丙部、诗赋作为丁部，奠定了四部分类体系的基础。唐初魏征编纂《隋书经籍志》时，把甲、乙、丙、丁四部定为经、史、子、集。此后，中国各代藏书楼在编制目录或排列图书时大多都是沿用此法。清乾隆三十二年(1773)编《四库全书》时，更加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体系，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下分为44类69小类。四部分类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我国封建社会书目分类的主要方法。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学术对象的分类问题，其实就是学术范畴问题。其研究对象的分类，并不是一个按照事物的客观性特加以区别的简单过程，人文的世界观决定了研究对象是在一个文化秩序里的归属。学术分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分类的合理性只存在于文化的立足点上。我国古代学术中的地理属于史部，小学属于经部，现在看来不尽合理，这是因为现代人将世界看作是由时间和空间两轴线构成。历史记载时间一轴，地理记载空间一轴。历史和地理当然是平行的两门学问，我国古代学术中的史学并不是一门以复原往事真象为目的的学科。治史是为了通古而知今以作治世之鉴。而地理是历史的舞台，所以地理从属于历史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里就涉及到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对世界认知的根本秩序问题。由于这个秩序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的认知，因此人们从不觉得这个秩序的存在，更想不到对它提出质疑。这个秩序就是文化的秩序，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种文化的知识形态的构成。而知识形态又决定了学术类别的构成。出现了不同文化里不同的社会活动会提出不同的学术对象这一问题。
二
从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编情况也可以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因为图书目录学并不只是一门技术性工作，它还能表现出特定知识形态的知识结构，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例外。
从汉刘向、刘韵提出《七略》分类法的使用时间上看，这种七分法并不令人满意，很快就为四分法所取代。三国魏荀勖将图书分为四部，这种四分法一经提出，其生命力出人意外地牢固，一直沿用到本世纪初。清代编制《四库全书》时期，使用并更加完善了四部分类法体系，充分说明古代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划分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国传统学术的内在结构，说明了对我国古代学人来说，四部分类法非常实用。也说明从我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四部分类法是一部合理的分类法。
那么，维系四部分类法的内在逻辑显示的是一种怎样的知识形态呢？四部分类法最显著的特征是：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的“尊经”、“尊圣”、“法古”的经典中心主义，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和出发点。它的基础、出发点以至对象并不是以理性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是上古传世的经典。以按四部分类法编纂的我国古代类书为例，我国古代的类书都是述而不作，没有编纂者自己的语言。如果说天是什么，一上来就引用《尔雅》如何说，《易经》如何说，《吕氏春秋》如何说。每部类书都是语录式的，无一例外。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前后一千多年，结果是同一个模式，绝无超越前人的东西。
仅有上古传世经典而无统一的思想也构不成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打开我国传统文化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完整图景。这说明上古传世经典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孟子认为心性是天所赋予，所以“知性”也就“知天”。荀子也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也，先主者类之也，君师者治之也”（《礼论》）。汉代董仲舒则宣扬“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思想。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宋代哲学家张载进一步发挥了古代元气学说，以“气”来沟通“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西铭》）。他们都认为人是天地生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类道德原则本质上都是统一的。熟谙中国古代文化的李约瑟博士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核心就是系统论。在传统学术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虽然普遍存在矛盾，但矛盾的双方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最终融为一体，达到和谐的统一，形成新的世界秩序。这种超验的天人合一的秩序，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所在。人们治学通古，就是要理解、服从和捍卫这个秩序。
因为传统学术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和弘扬天人合一的秩序，所以所有知识的界定和展开都是围绕这个秩序进行的。成书于18世纪初叶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方法有所改变，它一改过去经史子集四分法为六分法。应该说这种六分法较之四分法有所进步，因为它是以天（乾）、地（坤）、人、万物等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类别，以描写客观事物为分类标准的，也比较方便学者查检资料。但是，由于这种六分法不符合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以经典为学术对象的本质而未被采用为正式的图书分类法。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这充分说明，古人习天文，通古今，精研学术的根本目的在于教化人，使人的行为举止符合天人合一这个秩序。
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有存在的现实性就有运用的合理性。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和出发点。它的典籍集中了对天人合一这个秩序的基本内容。史部则是天下大道在时间这个纵轴上的体现。观古今，知得失，就可以明白前人是怎样实践的。子部则是大道在百行百业这个横轴上体现。农工医兵，僧道术数，都归为这一类。集部属下的是言辞，是传播大道的文辞。集部被古代学人列为四部之一，说明古人对文以载道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总之，四部分类法的划分，着眼的是对传统儒士的全面培养。从经部，他得到基本的经典学识。从史部，他得到历史的纵深感。从子部，他的学识可以结合到某种专业中去。从集部，他懂得如何完美地表达经典学识。中国古代社会要求它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技术不能超出这四大部类。由此看出，四部分类法之所以历经千载而不易，说明它在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中是合理且合用的。
三
传统学术的分类反映的是当时学术的基本面貌，分类法只是学术分类的工具。但学科的分类可以折射出传统学术知识范围的划分。因此，要改变一种学科分类，就意味着对传统学术的改变；抛弃一种学科分类，也就是抛弃一种知识形态而转换到另一种知识形态上来。一般地讲，知识转换的背景是知识界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才决定改变或抛弃一种学术分类方法。然而，我国对传统学术知识形态的转换，并非源于传统学术的内在矛盾，而是外来力量的催迫。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长驱直入，我国传统学术开始了艰难的知识形态大转换。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的国家。在中西传统学术初通时期，我国知识分子都是根据自己的传统学术来判断欧洲传教士向其传授内容的。在交往日繁译事盛行之后，双方所接受对方的学术著作都是那些与自己传统学术相吻合或可能比较容易地与之相融合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分类法中有归类位置的著作。16～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所译著作多为历史、地理、天文、自然科学等在西方传统分类法中有相应位置的科目。1607年，第一部西方几何教科书《几何原本》、1614年，第一部天文学论著《天学举要》在中国印行。1570年，受奥尔特利尤斯地图启发的一幅世界地图《坤舆地图》在中国石印，维埃特的代数符号、直线和球面三角、对数（当时叫作尼伯记算法）、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和第谷·布拉赫天文计算法也在17世纪传到了中国。当然，这些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以传播欧洲数学和天文学为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传播其宗教信仰。但从这些与其本业相距甚远的传播学术内容来看，他们同样是为中西方传统知识形态之间的交流而采取的相应措施。相反，我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统学术中能够理解和客观存在的也只是自己传统学术分类中的那些已有科目，也就是那些可以归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某一类目中的内容。象天文、地理、医学、计算技术和方法等在四部分类法中有相应位置的科目都能够顺利地介绍进来。而象逻辑、语法、修辞、神学和具有哲学内涵的、在四部分类法中没有相应位置的学术著作则被拒之门外迟迟不得而入，因为这些学术著作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格格不入。只有本世纪开始，中国传统学术转入了一个新的知识形态后，这类学术著作才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20世纪以后，再以经、史、子、集为本来吸收和选择西方学术的局面已经维持不住了。因为以经部为基本，以经学为核心的四部分类法中，上古传世的经典是最难与西方学术合营的内容。西学东渐，没有哪种学科可以归入经部的；而东学西渐，原模原样归入经部的也没有。到了本世纪初，经学终于崩溃了。自五四以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先辈们也纷纷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图书馆理论和技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沈祖荣、杜定友、洪有丰、袁同礼、李小缘和刘国钧等。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演讲游说，介绍外国图书馆的情况，倡导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四分法的格局，国内出现了一批“仿杜”、“改杜”、“补杜”的文献分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5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被定为中国图书馆文献分类大法。从传统的四部分类到《中图法》的二十二大类，清楚地表明，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已亡，传统学术只有按新的学术格式作为研究材料而不再有成长的生命力了。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完成了知识形态的大转换。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给予巨大的影响。笔者以为，通过对传统学术知识形态的正确理解和认同，把握其整体性和内在逻辑性，这既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传统分类法的意义所在，也是加强图书馆建设的客观需要，应当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