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模糊方法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糊论文,方法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模糊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产生的客观机制
1、档案现象的客观模糊性
在现实世界中，“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①事物之间的界限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总是既确定又不确定的。从差异这一角度来看，这种界限的绝对性就表现为精确性，而其相对性则表现为模糊性。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界限既是精确的，又是模糊的，是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
档案现象也不例外，也存在精确性和模糊性。首先，档案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界限存在精确性和模糊性。根据形式逻辑原理，概念定义＝属概念+种差。在探讨“档案”定义时，档案界已一致认为原始记录性为档案的本质属性即“种差”；但对“属概念”的理解则是多样的，如“文件材料”说、“历史记录”说、“信息载体”说等。正是由于属概念的内涵模糊、变化不定，外延可大可小的原因，导致了人们对“档案”的认识也具有模糊性，于是产生某些实物同时具有档案、文物与图书的特性的客观事实。如对于殷商甲骨，考古学界视之曰出土文物，图书馆学界把它当成罕见的图书，档案学界把它看成古老的档案，呈现出几家论甲骨的局面。又如在探讨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时，有人认为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因而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有人则认为现代档案学运用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研究手段，因而档案学应属于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还有人认为，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层面不同，现代档案学已呈现综合化的趋势，许多学科在这里连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档案学既属于社会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这实际上是由于档案学体系的开放性和边界的模糊性所导致的。
其次，档案现象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模糊性。如对工程建设档案中的某些文件材料，就很难判明是属于文书档案还是科技档案。档案的价值鉴定也存在模糊性，对许多文件材料，很难作出它具有多大保存价值的精确判断。又如在档案文献的标引工作中，我们还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档案学研究的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这样一篇学术论文，是标引“档案学”呢，还是标引“思维科学”等等。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在于事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渗透。恩格斯早就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②非此即彼，这体现了事物之间差异的绝对性；亦此亦彼，则体现了这种差异的相对性。而在辩证法看来，这种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作为这种统一的突出表现即是中间环节的存在。矛盾着的事物由于对立统一而相互过渡，而作为这种过渡的中间阶段的中介，既具有矛盾两方面的某些特征，又难以绝对地将其归类到哪一方面，即有亦此亦彼和非此即彼的模糊性。
2、人类思维的精确性与模糊性
正象客观事物是精确与模糊的统一一样，人类的思维也是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
从认识的发展过程上看，人类总是在不断追求精确，但这种对精确的追求却从未离开过模糊，人们只有经过模糊、扬弃模糊才能走向精确，而在精确中就包含着模糊。人类的每一真理性认识，由于其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因此都可以说是精确的。但这种精确，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因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③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具体认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精确。或者说人们所得到的每一个对客观事物的精确的认识，都具有某种近似的、不完全的、模糊的性质，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进一步精确化的。例如全宗理论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诞生以来，一直是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之一，受到各国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它对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也不例外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变化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所接受和理解的传统的全宗理论，在档案工作实践的许多方面受到了挑战，对很多问题（如科技档案的全宗问题，企业集团的全宗问题，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租赁承包企业的全宗问题等）缺乏解释和指导功能，因而要求我们用辩证的观点重新审视全宗理论的发展和目前的全宗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全宗理论。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精确思维与模糊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总是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人们用一系列精确的概念，反映着客观存在的那些明晰性事物，并通过对一系列精确的判断和推理，去追求对客观事物的精确的认识。如用文件的“制作阶段”、“现行效用阶段”、“暂时保存阶段”和“永久保存阶段”等揭示出“文件的运动周期”，④对我们正确认识文件材料的作用和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用一系列模糊概念去接近真理性认识，如在立卷归档过程中，我们用“重要”、“次要”、“一般”等概念，通过模糊识别和模糊判断，可以大致评判出文件材料的价值，从而决定文件材料的归属。又如，在档案收集工作中，“档案馆不能过早地收集现行机关的档案，只有在条件成熟后，即在档案形成机关不再经常查找利用时，再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收集需要长期和永久保存的档案。”⑤这里的“不再经常查找利用”本身也具有模糊性。
从表面来看精确思维与模糊思维是不一样的。但从结果来看，二者却殊途同归，因为正确的精确思维和模糊思维所指向的都是客观真理。从某种意义说，精确思维方法与模糊思维方法是相互包含的。
二、档案学研究中运用模糊方法的内容
1、为精确而模糊
这是模糊方法的内容之一。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过分的精确反而模糊，适当的模糊反而精确。所以为了获得对复杂的档案现象的精确认识，有时必须有所模糊。
一方面，人的能力、精力、经验和智慧都是有限的。当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完成一件复杂的工作时，要想在一切方面对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个绝对的了解和掌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对此，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扎德曾概括出一个著名的不相容原理：“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时，我们作出关于系统的精确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将相应降低，直到达到这样一个阈值，一旦超过它，精确性和有意义性将变成两个相互排斥的特性。”⑥出现这种不相容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非至上性。如法国国家档案馆首任馆长卡缪和第二任馆长多努，按“事由原则”整理该馆档案时，过细地分门别类，其类别最多时达46个大类。他们本想通过分类整理，为利用者提供方便，结果事与愿违，给查找档案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自档案的“来源原则”诞生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应用后，不仅档案馆所管理的档案有条不紊，而且“文件的来源联系会具体表明一种社会形态内的社会发展和组织联系，表明了立档单位在社会政治组织中，即在国家机关、政党、团体、和企事业中的具体地位。”⑦其奥妙就在于它模糊了精确的“事由”。
另一方面，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对精确的过分追求，不仅是不可能的，在有些问题上，而且是不必要的。因为科学的方法首先应当是有意义的方法，即能反映对象的真实情形的方法，一种方法精确到难以实际应用的程度，便是无用的东西。恰如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哈根所说“描述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件好事，它能用较少的代价传递足够的信息，并能对复杂事物作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也就是说，不确切性有助于提高效率。”⑧档案有了卷内目录，本来就是够确切的，但我们还要编制案卷目录等检索工具。由于案卷内的文件组合和索卷标题的拟写客观上都不一定具有科学怀和规范性，因而相对卷内目录而言，案卷目录存在极大的模糊性，但是它能为档案工作者和利用者“用较少的代价传递足够的信息”，“提高工作效率”。又如在档案标引工作中，分类标引必须符合专指性要求，但当分类表上无确切类号可标引时，可以“给予上位类号或与档案内容最密切的相关类号。”⑨主题标引“应尽量选用词表中最专指的主题词”，“如果词表中没有相应的最专指的主题词时，则应选取最直接相关的主题词组配标引。”“如果组配仍无法达到标引要求时，应选定直接的上位主题词标引；当上位主题词标引不合适时，可增补新的主题词，可或自由词进行标引。”⑩这两种标引方法，尽管有所模糊，但却是提高档案的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有效途径。
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的实践已反复向我们证明，适当地减少某些方面和环节的描述和控制的精确要求，采用适当模糊的方法，反而能提高对复杂的档案现象的描述和控制能力。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模糊是达到精确目的的手段，要想达到精确的目的，必须适当模糊。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模糊并不是不求甚解，糊里糊涂。
2、化模糊为精确
模糊方法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化模糊为精确的方法，或者说是如何相对精确地反映模糊的档案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方面，是模糊数学提供的。
模糊数学以客观世界的模糊现象为研究对象，它的基础是模糊集合论。普通集合论规定：任意一个元素X与集合A的关系，要么X属于A，要么X不属于A，二者必居其一。模糊集合论则打破了这种固定的二值逻辑，认为元素X与集合A，除了“属于”与“不属于”这两种极端状态而外，还存在中间状态，即X部分属于A，部分不属于A，X属于A的大小程度则称“隶属度”。
隶属度概念看似简单，但它却为我们指明了精确地描述模糊现象的途径。“档案学研究只有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变化及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量的描述、计量与推导，才能精确地揭示对象的发展变化规律。因此，在档案学研究中必须重视定量法的应用，如……用模糊数学评价档案的研究成果价值、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等等。”(11)的确，运用模糊数学，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描述和识别档案工作中大量存在的模糊现象。如在科技档案保管期限的甄别问题上，由于保存价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保管期限划分上的不一性和难以确定性，因而主观上企图对复杂的科技档案的保管期限进行精确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运用模糊数学分别从决定科技档案价值的诸因素，对科技档案保管期限进行综合评判的话，不但灵活迅速，而且准确可靠。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国档案界就已注意到了这种评判方法的运用，如于斌的《科技档案价值的综合评判》(12)和梁东灵的《综合评判在档案工作中应用》(13)等文章，对运用模糊方法评判科技档案价值就作了有益的探索。模糊数学不仅在科技档案价值评判这类环节性的问题上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在工作决策问题的分析上，也是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如笔者就曾用模糊数学中的层次分析法，对我国档案缩微管理体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档案缩微工作应当走社会化的道路。(14)
三、运用模糊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的意义
我国档案事业在发展，档案学也应进一步创新和繁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汰旧择新的原则不断进行观念更新、知识更新和研究方法更新。就过去我国档案学的研究方法而言，“一般说来都是运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诸如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历史方法，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实验实习等等。”(15)要更新这种传统的方法，其主要途径之一是引进和移植包括模糊方法在内的其它科学方法，使档案学研究方法朝着现代化、多样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因为档案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具有合理内在关系的系统，而且应该是多元化综合性的。
为精确而模糊的方法与化模糊为精确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档案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其中，化模糊为精确的方法，着重向我们指明的是如何把握模糊的档案现象，如何变模糊为精确的问题；为精确而模糊的方法，着重向我们指明的则是如何经模糊走向精确地把握档案现象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在实质上都是一致的，它们讲的都是从模糊到精确的辩证法，是符合马列主义“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16)原理的。因此运用模糊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恰如扎德所说：“在即将到来的年代里，我相信近似推理和模糊逻辑将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而变成研究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医学诊断、判别分析以及其它领域的新方法的基础。”(17)在档案学研究活动中，视模糊性为纯粹消极的因素到承认模糊性还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从力求在一切场合下消除模糊性到在一定场合下有意识地利用模糊性，是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深刻变革。
模糊方法的运用，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认识档案运动和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提高我们描述和控制模糊档案现象的能力；模糊方法的运用，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数学手段，使一些过去无法应用数学手段的档案现象有了进行定量化研究的可能；模糊方法的运用，可以使电脑模拟人脑的模糊机理进行档案管理变为现实，如贵州省档案局与贵州省康特电脑公司研制的“文档管理系统”软件对文件的检索，最高精度可以模糊到一个汉字，完全排除了漏检的可能。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③同上，第562页。
④陈兆祦《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2期。
⑤陈兆祦主编《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⑥转引自汪培庄著《模糊集合论及其应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⑦黄坤坊编著《欧美档案学概要》，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⑧转引自苗东生著《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⑨、⑩陈兆祦、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280页。
(11)林清澄《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档案学研究》1993年第2期。
(12)参见《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1期。
(13)参见《档案学通讯》1988年第5期。
(14)参见罗洪恩、张海燕《关于档案缩微工作管理体制问题》，《档案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56页，增刊第1期第76页。
(15)吴宝康《办好档案教育，发展档案科学》，《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2期。
(1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17)转引自卢绍君《关于模糊标引问题的探讨》，《情报业务研究》，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