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凯华[1]2004年在《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文中指出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激进性姿态和现代性冲动，几乎成为五四激进文人共同的主导性价值趋向和文化选择，它掀起了那个时代浩浩荡荡的激进主义文化潮流。五四激进主义立足于西方文化尺度构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理念，以过于急切的焦虑心态，在现代性平台上对诸多复杂的文化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它所倡导的思想启蒙，开启了中国社会由政治制度层面向文化思想层面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并全方位地制约着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的现代转型。 本文在尊重历史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聚集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周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激进文人的言行和思想，在启蒙／救亡、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新／旧、古／今等二元对立观念所构筑的文化场域中，从进化、异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知识谱系、理论范畴或文化现象来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探究五四激进主义的多重内涵，勾勒激进文人由此所描摹的中国新文学图景，进而辨析中国新文学的何以生成，探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机制，阐释五四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而获得对五四激进主义文化品格的科学理解和准确认识。当然，本文所着眼的对象主要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而所着眼的时域也不只是局限于五四，行文中的某些描述和阐释还上溯到了19世纪末期。 绪论部分主要辨析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认为五四激进主义倡导的思想启蒙，张扬的文化批判精神，引进的民主、科学、自由、理性、人道主义、人权等思想资源，已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现代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撑，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文学现代化启动和发生的一种策略性表现，其历史功绩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无法抹煞的，要求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种包含强烈主观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告别革命”的姿态予以重视和警惕。 第1章探究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理论根基。由于进化思想的反复灌输和传播，使得信奉进化思想的五四文人在中西文化冲突摩擦、新旧矛盾错综交替之际，基于中国积贫积弱的劣势情境，非常易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优劣择取和褒贬评判，进而极端否定中国传统，并由此全面探讨了五四激进文人的进化品格如何促使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第2章挖掘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域外资源。在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氛围中，五四激进文人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决心以西方世界作为学习的楷模，借鉴、移植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期望从西方世界中寻找到救国、强国的方略。而西方世界大本营中的日本、法国和俄国等国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给予了五四激进主义和中国新文学以深刻的示范效应。 第3章审读了五四激进主义的革命策略。救亡图存的激情，使得五四激进文人果断采纳真澎博士学位论文I)()(’1’ORALD!551一Rl，八1.】()N正富有鼓动色彩、煽动情绪的“革命”策略，通过革命手段张扬现代文化观念，促发中国文化开始全方位的现代转型。新旧文学断裂性的强调，文言、自话不可调和性的突出，功利与审美性质的纠缠，为文学革命的具体展开提供了合法性和正义性，使得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取得了冲决传统文学牢笼的能力和历史生存的合法资格。 第4章透视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民主精神。认为五四激进文人对法兰西式激进民主的偏爱和推崇，引发了反强权、反专制、求自由、求解放这样一股大规模的社会风尚和叛逆性的批判行动，并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主题，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潮流，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第5章考察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科学观念。指出五四激进土义在科学的名义卜提山、宜扬了各种激进的主张，科学获取了价值观念上的无限合法性，成为其张扬文化变革、展开文化批判的一面旗帜，是其构建现代观念范式、与传统文化体系决裂的重要象征。不过，五四激进主义件遍肯定的是科学的精神，并非一般的科学知识。他们利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深入批判愚昧习俗，着力张扬怀疑意识，这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6章凸显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民间追求。五四激进文人在与世界文化的横向联系网络里，对属于本土文化形态的民间所具价值和意义的发现，促使民间和五四新文学发生了水乳交融的联系。“文学在民间”的认识，“白话文学”的张扬，“平民文学”的主张，对传统文学的批判，乃五四激进主义走向民间的时髦话题和具体实践，其理论锋芒直指封建主义的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中国文学步入了从文言走向白话、从贵族走向平民的发展征程。 第7章辨析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偏激限度。指出五四激进文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相互交 织的夹缝和困境中不断突围，虽着眼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建设，又沿袭晚清政治激进主义的 余绪，以致于纷纷放弃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固然发现了掩埋地底多年默默无闻的“民间”，但情感塞调和立场又无法真正摆脱贵族情趣的诱惑;虽一贯立言务求标新立异，态度?
阮娟[2]2015年在《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为关注对象,考察世界观念形成的内在理路,探讨中国语境下,主体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关系、世界观念参与及影响文学现代性的方式与可能。全文的思路与重点是将世界观念的形成放置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新的观念形态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以及与现代性启动之间的前提关系。关注主体接受与理解新世界观念的渐进层次与内涵侧重,探讨不同时期世界观念参与塑造新文学现代性的不同面向,以及带给现代性发展的多向可能。全文共分五个章节,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起、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观念的形成以及它与现代启动之间的关系。以传统天下观为参照系,结合世界观念形成过程考察,确定世界观念的表达层次,以及它去中心化、等级化、思维上的横向性、状态上的流变性以及价值上的矛盾性等特征。以此结合对“世界”概念源流的相关考察,了解以“世界”指称新时空的内在性,也从侧面展现了世界与现代的关联。同时,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结构上的封闭到开放,思维上的单向辐射到横向平等交流,内在决定了新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展开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发生关系的探讨。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器物、制度的更新上,更在于主体感知现代的不同方式上,现代性体验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部分。世界观念直接参与了体验的现代转化,新的地理时空带来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从新奇赞叹到迷茫、失落,是最早的现代性体验。黄遵宪诗歌中大量关于世界及相关感受的描写,细致描摹了世界观念与诗歌现代性体验的互动。第叁章对世界观念催生文学现代身份的觉醒做了简单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对这两重身份的觉醒和认同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世界”的语境是“中国文学”身份觉醒的重要背景,“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与世界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整个社会世界意识和观念深化为背景。只有真正接受了现代世界观念,承认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等地位,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才成为可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期待、理解及表达。下面两章是对世界观念参与影响现代文学观念的探讨。首先对不同时间段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侧重做了简单辨析。第四章主要关注“世界”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世界意识是语言变革发生的动力和目标之一。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发展的比较以及对世界语言发展趋势的判断,是语言要求变革的驱动力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变革的方向；其二对于世界的追求和判断引发了世界语的推广与宣传,使得现代语言变革呈现出激进色彩。第五章对世界观念与“人的文学”观确立与建构的关注。从个人成为关注重心,“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方面来说,世界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强势话语,使得个人得以摆脱束缚、得到成长。世界主义的氛围也有助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人的文学”理论基础;从代表性的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具体建构来看,其“人的文学”坚持个人本位,却一直有世界人类的立场与追求。正是这种世界和人类色彩使得“人的文学”具有了新理想主义特征,同时暗含着社会改造的诉求,从而内在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和发展走向。最后余论部分承接着正文内容,简单论述了周作人对文学民间性、地方性的现代整合中世界视野的过滤作用,表明世界观念对现代性的发展、进一步整合的继续参与,以及相关研究的未完待续性。
周晓明[3]2007年在《评岳凯华《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文中认为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不仅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至今都以或显或潜的方式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密切关联。近年来在文学界、思想界、史学界所引发的一场场持续争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相关于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和评价问题。我们知道
余荣虎[4]2007年在《重新认识五四激进主义——从岳凯华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式看五四激进主义研究的深入》文中研究指明五四激进主义是对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由于与现实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情绪化的非理性层面。岳凯华的博士论文《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研究范式上避免了空洞的宏观立论,而是致力于重返历史原点,在历史语境中探究原委,从微观和细节上考察历史的动向,不仅廓清了强加在五四激进主义之上的种种不实之论,阐明了它与中国新文学发生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从治学方法上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范式。
颜水生[5]2011年在《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872年《申报》创刊始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散文理论。试图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打破以往散文理论研究中的共时性结构,不仅梳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的历史线索,而且概括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的结构性特征。导言部分简单介绍本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现状、意义及方法,阐明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是与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相结合,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是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两个主要方向。第一章阐明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的缘起。第一节阐明中国启蒙运动不仅为中国散文理论的发展提供背景和动力,而且充当了主体思想和核心内容;晚清报刊与启蒙运动的耦合为散文理论的现代性的转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文界革命”中产生的“新文体”是中国散文理论启蒙现代性创建的重要标志。第二节阐明晚清至五四时期文艺理论的审美追求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指明了方向。第二章阐明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的路径。第一节阐明白话文运动与启蒙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促进了散文的语体变革,“散文的革命”吸收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散文的文体变革。第二节阐明了晚清以降的人学思想,尤其是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理论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突进,个人主义理论和自我表现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第叁章阐明中国现代性散文理论的主要范式,依据库恩“范式”理论,中国现代性散文理论可以概括出“美的散文”、Essay、小品文等多种范式。第一节阐明“美的散文”是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发展的标志,“美的散文”在理论建构上体现了“文学性”与“美文性”的统一,在文体要求上体现了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第二节阐明西方现代性对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西方“Essay”被建构为现代性之偶像。第叁节阐明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在小品文理论中,主要表现为外来资源与中国传统的分野及合流,以及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偏至与统一。
赵林[6]2011年在《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文中研究说明以省际特征较为明显的浙江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文化体系为背景,大致从1901年前后清末浙江下层启蒙风气广泛传播至1924年国共合作止,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浙江舆论氛围的变迁历程,探讨浙江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包括政治、传媒、教育等综合因素在内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还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校园文化、女性教育以及以浙省革命为背景的新文学作品中。应当说,区别于其他内陆省份,新文学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中显示出相当大的能动性,较早地以一种对话者的姿态对新思潮进行选择性接受、模仿以及改造,甚至对文化中心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称得上有“公共舆论”的开始,得益于1901年6月20日在杭州创刊发行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新知识界人士注重启蒙形式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的启蒙特征,也离不开浙江特有的人文与政治环境。作为开展留日学生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以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招聘日本教习、创办《浙江潮》等为中介,向浙江本土传递了民族主义的诉求。同时以推进新教育为核心的省教育会,通过创办教育刊物和组织名人讲演,加速了新文化新思潮的体验在浙江本土的传播。两次文学色彩浓厚的学生运动,促使了“转型时代”浙江民间舆论由校园走向社会,深化了五四运动在浙江的开展。浙江新知识界人士也面临着身份转型的苦痛,当时的文化生态、文体样式从民间文化向学院文化转换。前者因与公共传媒相结合,在扩大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促使文学走上了学院文化的道路。这种从民间到学院再到社会的过程,显示了浙江新文化空间开拓过程中雅俗共赏的情态。后者以“浙一师”校园为中心,经亨颐的“人格教育”理论与实践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以浙江新潮社、“前后四金刚”为中心的文学实践,参与了浙江本土新文学场域的建构。与此同时,章太炎及章门弟子作为近代中国知识界转型的风向标,与新文学教育关系密切。他们对于“学在民间”、“眼学与耳学”、“言文一致”的辨识与实践,不仅显示了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还昭示了新文学研究范式艰难确立的过程。近代口岸城市的逐步开放以及民族工商业、新式工业的兴起,为女性职业化趋势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时戊戌维新以来新知识界人士营造的舆论氛围也唤醒了新女界的民族意识、平等自立精神乃至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晚清民族主义的话语开始渗透到女性教育与女权运动中,女学校、女性团体、女性报刊是集中呈现女性教育和女权运动的重要载体。经元善创办的上海中国女学校,不仅改变了此前教会女塾包揽女子教育的局面,还直接促成了浙江新知识界人士对于本土女性教育的关注。“惠兴殉学”及其意义传播昭示了“满”“汉”两族群共享了近代传媒的物质条件以及民族主义话语资源。男性启蒙者在提倡女性教育的同时,还通过“废缠足”以及“倡女权”等途径对于新女性先驱进行塑造。在此过程中,新女界的精英个体从既有的身份塑造中觉醒,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包括女性教育宗旨、女性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等话题,从“女英雄”的认同逐渐衍生出“女国民”、“新女性”等观念和形象。其中,以单士厘及其游记中体现出来的女子教育的异域体验,依然局限于男性启蒙家对于新女性的设计与塑造的框架内,但女子开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是不争的事实。“女英雄”的认同观念起自蔡元培担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前后,属于新知识界人士宣扬的贤妻良母主义潮流之外的女性教育思潮。这一思潮还被1903年前后的留日女学生界吸纳,突出表现在以秋瑾、陈撷芬为代表的“实行共爱会”组织以及之后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的活动上。秋瑾参与和创办的《白话报》、《中国女报》在引导女界启蒙的同时,积极认同“女界革命”与“民族革命”之间的联系,其亲身实践活动也昭示了新女界自身转变的艰难历程。作为近现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区域之一,浙江与历次革命密切相关的事实成就了这一区域文学的革命传统与特色。浙江自古以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参与了对“革命传统”的塑造,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对于“革命”理论的建构与宣传,还表现在以陶成章及光复会为代表的实干精神上,他们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展开。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空间中以制造舆论等方式参与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与传播,同时也促成了早期革命文学网络空间的建构,为五四新文学的到来提供了新的质素。与此同时,萧山衙前这一浙江本土的农村空间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沈玄庐、刘大白相当一部分新诗对其进行了书写,显示了浙江本土新诗创作的实绩。当然,辛亥革命与浙江之间的关联是新文学经常关注的主题,这不仅体现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由秋瑾事件改编的戏剧文学中,还体现在以王钟声及“春阳社”为开端的进化团系统的戏剧上。它们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促进了革命文学、戏剧教育的发展。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时,因采取的视角、所担负的亚文化资源的差别,将浙省革命的流布以拼接的方式加以言说：无论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革命历史,还是以后来者的眼光追忆这段革命历史,浙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成为他们讲述、创作的依据,其背后流淌着他们对于乡土历史和区域文化的关切和反思。
杨凯华[7]2011年在《周作人与“左翼”（1927～193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0年代的周作人及其文学实践是其经历二十年代中后期思想转变后的“产物”,这一时期他的生存状况和散文写作呈现出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的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就文学方面来说,1930年代周作人的行文与表述都较为成熟与丰满,其言说状况透露出特殊的个性。本文将周作人1927年至1936年的文学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正是试图探讨这一时期周氏散文写作的特殊价值,如果将这一特殊文学生存放置到1930年代的历史时空,那么,一个强大的、与周作人有诸多勾连的文学场域即风靡30年代现代文坛的左翼文学思潮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入视角。文章通过周作人与“左翼”相关联的历史性梳理,并从二者发生的两次主要的文学论争个案出发,认为尽管周作人与“左翼”早期在人道主义理想上存在共同的乌托邦狂想,对社会黑暗、国民性批判问题有着共同的关注,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形成对话,而是在相互对峙中释放各自的现实感受和政治理解,二者在文学与“人”以及文学与时代的重大问题上产生纷繁复杂的对抗与勾连,周作人更是试图在与“左翼”的对峙中获得批评空间、言说空间的开拓。在二者对峙的现实表象下,周作人以理性的距离和明净的观照保持着其批评的纯粹性与客观性,将自我与现实的理解、现代与传统的观念、个体与群体的思考熔铸到其1930年代的小品散文写作中,形成其独特的文学观照和言说方式：在闲适与“隐逸”的外衣下深入现实与政治,以有“意见”的“抄引”表达对人生、历史与现实的态度。这种独特的文学生存与文学观念一方面传达了周作人强烈的社会承担,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它与鲁迅式“杂文”在思想内涵上的深刻关联性。所以,周作人1930年代的散文写作充满强烈的政治性与现实感,这类写作也正是以此种介乎“出”与“入”的方式参与到30年代文学现代性建构之中的。
管雪莲[8]2007年在《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文中认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目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古典主义内涵的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相应文学现象范围的划定,都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所理解的古典主义,是指以梅光迪、学衡派、还有新月诗派为主力,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传统所建构的古典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内质有这样几个要点:一、对历史现代性持怀疑态度,对以培根为代表的征服自然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放纵情感的浪漫主义,进行双向抨击;相信价值恒定,反对进步主义。二、推崇中庸节制的人文精神,强调规训与纪律。叁、以古典文学为典范,按照和谐、均衡、秩序的古典美学原则制定文学法则。由于这一思潮具有对现代性批判与保守主义的特点,所以从它一开始介入中国文坛就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思想发生碰撞,后又与要求激进革命的左翼文学形成对垒。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是在与这些主流文学的批评论争中逐渐发展成熟的,主要可以分为叁个阶段:第一,发端——由传统文学观念激发的本能性抗衡。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是1915年至1917年间梅光迪与胡适的论争,其主要特点是梅光迪在论争中以传统文学观念为本位,在崇尚中庸、肯定传统文学的恒定价值方面,找到与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契合点,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形成对立。第二,演进——承接西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悲剧。这个阶段古典主义的代表是学衡派,从1922年到1926年,他们站在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上阐释传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古典主义的法则。这套法则内容比较全面,但有生搬白璧德观念之嫌,论说比较空疏;其中又因为坚决拥护文言文以及过多的道德论而背上复古的骂名,对古典主义思想的传播最终失败。在他们身上有古典主义者固执与刻板的一面。第叁,高潮——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实践性的论争与创作。1926年4月至1931年底,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一群原本属于新文学阵营的新月诗派成员,在梁实秋影响下,以白璧德思想为指导,反思“五四”文学,抗击左翼文学,写下大量批评文章,建立了完整的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创立了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为中坚的格律诗派,获得颇有成就的创作业绩,把古典主义的发展推向高潮。
潘艳慧[9]2006年在《《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文中认为“五四”文学既被称为“人”的文学,这意味着它的发生、发展和“人”的自我发现与“人”的现代自我身份的确立密切相关。既然如此,在这一“人的发现”与确立过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引路人,而且他们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具有同构的性质。具体说来,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自我的现代身份认同,并建构一种自我以及他们所属的群体的现代身份时,他们作为翻译主体、创作主体的一些具体实践行为实际上已经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方式、发展形态与发展方向。进一步说,由于藉以支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那些现代的先进知识或文化理念,主要来自于其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与汲取,因此,翻译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的作用重大,并且在很多时候它还成为真正的“跨文化”权力运作的所在。 在我看来,就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来说,研究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这种话语方式所表现出的现代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发生学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试图把论述的落脚点放在《新青年》的具体翻译行为中,力图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历程作为考察的重心,将其纳入对现代中国文化文学进行考察的基本论域和整体框架之中,并以此窥探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按照《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分子身份认同与建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与表现形态,本文分五个部分进行叙述: 首先,本文考察了晚清到五四的翻译实践与知识分子对自我与群体身份的想像。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出现,并进一步促使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群体的现代身份的想像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想像这一层面有着诸多历史的勾连和实际操作上的共性,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微妙的区别: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想像主要着意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而五四一代对于自我身份的想像与建构则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与现代个人的意义上展开。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导源于他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等一些根本问题上的某种分歧,因而他们的翻译行为在想像和建构其身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殊异。 其次,本文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翻译语境以及具体的翻译操作中对自我译者身份的一种预设和建构作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到,在翻译活动中,由于译者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译本的选择、对翻译方法的操控、对受众的身份设想等多方面的译者主体意识与行为来对某一异域文化予以取舍,或对某一先进知识直接“拿来”,因此译者很容易成为某一异域文化的“代言人”或“解释者”。而这种“代言人”与“解释者”的形象潜在地构建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身份。因之,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
吴静[10]2009年在《《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中提出本文试图从主要内容、传播方式和态度立场等方面,重新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历史面貌和风格特征,并对《学灯》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之历史地位及当时副刊与杂志之关系进行再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学灯》为代表的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报纸副刊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要求。从外部因素看,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存在问题客观上向新的报刊媒介发出了接续和扩大传播力量的要求;副刊参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选择。从内部因素看,《学灯》以最早传播新文化的副刊出现,是五四新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刊物之一,体现了研究系在遭受政治挫折后转向思想文化领域的努力。《学灯》在传播内容上表现出坚守文化本位的风格,填补了1919年五四事件前后新文化运动在报刊宣传上的部分空档,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学灯》最早从教育入手参与新文化运动,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图景。《学灯》以学术研究为特色建设新文化,从根本上构筑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根基。紧接着,它还扩大了文学革命的成果,是新诗的创作和研讨中心,也担任过现代文学直接扶持者的重要角色。《学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坚守,以及它对新文化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使其成为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学灯》以构建公共论坛为主要传播方式,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针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学灯》确立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公共论坛的自我定位,采取开放的编辑方式,广泛吸纳新文化界的各种言论。创办名牌栏目和设置讨论议题是《学灯》使用的主要方法,它们有利于培育开放、平等的公共讨论空间并实现读者的意见汇聚。通过构建公共论坛,《学灯》聚集了一批以知识阶层为主的读者和作者群,它自身也成为了新文化人的联系纽带。但这个公共论坛是有局限性的。《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渐进态度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启蒙方式,为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文化动力。在关于新旧文化的讨论中,《学灯》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看待新旧文化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学灯》能较早地反对运动中的各种激进做法,并探索前进的思路,有利于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灯》是一份通过传播新思想和新文艺来开展新文化建设的进步刊物,它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刻和重要方面都发挥过主动引领运动深入发展的作用。在运动的深化阶段,副刊对新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它作为一股独立的媒介力量,与杂志一道共同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D]. 岳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D]. 阮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评岳凯华《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J]. 周晓明. 中国文学研究. 2007
[4]. 重新认识五四激进主义——从岳凯华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式看五四激进主义研究的深入[J]. 余荣虎.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 2007
[5]. 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D]. 颜水生.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6]. 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D]. 赵林. 南京大学. 2011
[7]. 周作人与“左翼”（1927～1936）[D]. 杨凯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8].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D]. 管雪莲. 厦门大学. 2007
[9]. 《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D]. 潘艳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0]. 《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D]. 吴静. 复旦大学. 2009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新青年论文; 读书论文; 周作人论文; 散文论文; 学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