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推陈出新论文,三十年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话题及论议亦呈不断出新的局面。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承载着由古及今的厚重历史，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多自清朝演化、延伸而来，以故，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研读。社会需求历来都是学术发展的原动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将历史研究推向纵深的杠杆。近年，各种综述性的文章及专著屡见问世，作者按照自己对研究脉络的理解进行了见仁见智的评述，若要得其所论主旨，以拙笔之力实难求全求当，所以这里只能就研究过程中的某些节点撮其要者概而论之，点滴之见，难免管中窥豹。
一 范式转换：经济史研究的演进路径
在清史研究领域，经济史曾经是一块重要的前沿阵地，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挥着引领全局的作用，其中的某些聚焦点至今仍为学界以质之原委而乐道。对此，我们不妨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史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一统天下的理论分析体系，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大多涉及这些理论或概念，其中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尤其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据江太新统计，自1957～1983年，学界先后出版了4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或称讨论集)，收录论文96篇①，这足以说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及其研究凝聚了几代学者的信念与心血。而且，由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化”等相关问题的大讨论，故李伯重将“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称之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②。
尽管如此，但是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反而认识分歧越来越大。从表面上看，80年代以后，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关注热度已经趋于冷却，其原因除了新一代学人的研究旨趣及志向的转变外，更多的还是基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自身的理论缺陷。但事实上，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形态，所牵涉的诸多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以及方式，在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命题，而以往的讨论也以各种形式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数与借鉴论题以及方法论等等。诸如，20世纪中期，傅衣凌在对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的研究中，选择东南沿海及江南地区，从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特定的农村经济社区研究入手，仿效“地志学”进行田野调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③，开辟出一条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可以说，傅衣凌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完成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构建。在这个范式中，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概念与理论都被囊括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鲜明的学派。80年代后，其研究风格在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等人的学术成就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而且，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也以方行、魏金玉、李文治、经君健等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构、封建土地关系、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等理论的深入探讨而承续着，方行《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④一文，更是有针对性地表明了对这一理论继续探索的志向。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80年代起，随着史学研究的方法和主题日趋向多元方向发展，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也到了转换的时候，其标志性的动向就是吴承明“弃资本主义萌芽”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他说：“资本主义是可以逾越的，市场经济却不能逾越，越过了，还得补课。马克思说过卡夫丁峡谷，中国实际上就没有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把它越过了。因此，我想提出，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⑤
很显然，市场经济与构成资本主义萌芽总体概念中的商品经济、雇佣关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由此不难看出，吴承明的市场经济学说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等理论的反思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视点和更宽的领域。他将商品贸易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粮价、物价指数以及国际收支等论题，都纳入到研究的范畴，以市场经济学说的“现代化范式”夺得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⑥。所以，也可以视为，吴承明是抓住中国向近代转型时期的若干现代化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寻找它的源头与动因，是基于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史学功能的诉求。但无论怎样，这一研究都意味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出现了拐点。
90年代初，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及其相关论著问世后，他的“中国的经验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经验”，是“依存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式”等观点，引发学界对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西方舶来理论的再次热议，多数学者对他所表达的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出发，以多元标准思考中国社会的研究视角表示认同，但对他所描述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即认为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商品化有可能带来农村“过密化”状态加剧的论点提出了质疑⑦。这从坚守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品化必然导致小农经济质变的理论判断上讲，质疑的出发点仍是肯定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存在。
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李伯重的研究。他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英国模式的讨论入手，通过英国模式和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得出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的结论。他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及生产力的研究上，提出“江南道路”及“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概念，同时回应了“过密化”理论。他指出，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研究。他通过对江南经济主要特点的全面分析，认为江南早期工业最终不能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原因在于工业结构，即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难以向重工业转变⑧。
李伯重的这项研究，被誉为是在与西方史学前沿进行同步互动之时，注意到了中国的特色，虽引进新方法却又不刻意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的更新，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并且是建立重视自身历史经验和独特价值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等⑨。用彭慕兰的表述，就是李伯重的研究是与中国学界本身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范式。这一转换，无疑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产生典范效应。
不难看出，80年代以后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已经开始注重中国经验，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同时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方近代化理论的认同和偏爱，并在社会结构方面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甚或直接融入。尽管某些研究已有转轨的迹象，但问题意识仍未脱离社会经济形态及生产方式的研究轨道，所涉及到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结构变迁等议题，仍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大范畴之内，甚至连研究的地域环境，也是共同聚焦在东南沿海这一经济发达、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对此，周东华以“新瓶与陈醋”的比喻质疑现代化市场经济研究的“瓶子里装的东西是否与原来一样”?夏明方则认为，现今的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潮流，吴承明等人以“市场经济”假说取代“资本主义化”假说，就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愈演愈烈的“泛萌芽化”现象一样。
这些议论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却不失为学术争鸣中应有的批判意识。即便是享誉很高的“早期工业化”理论，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即除了江南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是否有适应性?如果没有，其他地区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里似乎需要解决一个区域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关系问题，甚至还有范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与对待。
循着研究范式的思考，夏明方还提出，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更由于国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迈进，人们或许将会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又寻找到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⑩。这一议论表达了学界对经济史研究向生态经济史范式转向的期待。而无论是“现代化市场经济”，还是“江南道路”与“早期工业化”以及“过密化”等概念或理论框架，它们都在传递着经济史研究欲摆脱对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等理论的过分依赖，向多元思维及理论转化的一个时代信息。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和改革开放带给历史学如何学以致用的反思，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正朝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国计民生的研究内容伸展(11)。诸如人口增长与土地等资源的关系，地租、税收与生活水准，经济作物的传播与移民，贸易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变化对经济现象的影响过程等问题，愈益被学者们关注，体现了新时代经济史学从社会科学多学科获取理论资源的要求，是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新史学”的热议：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地
“新史学”是近年备受瞩目的一类研究成果，其关注的话题多是最能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那么，何为“新史学”?它的源头以及现在演绎的状况如何?它是方法还是理论，抑或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路径?为什么它多在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里开花结果?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
1903年，梁启超以《新史学》命名，提出了史学革命的思想，他痛斥“君史淹没民史”，倡言历史当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12)的史学新观念，“新史学”由此宣告诞生。这种以传统旧史学反叛形象出现的“新史学”，其历史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家、民族、民权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的传统观念，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价值判断标尺。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论题。
但是，真正将“新史学”的真谛完全应用于实践性研究，在史学中扭转“精英本位”研究格局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发生在90年代走热的社会史研究领域。
由于社会史强调“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这与“新史学”要打破帝王将相史一统天下的历史观不谋而合。“新史学”虽未以“社会史”的名称自许，但其以下层民众为历史研究主体的立场，却鲜明地体现在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之中，在研究对象、路径以及理论上取得了价值的认同。赵世瑜曾明确表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13)虽然所言“社会史”研究将取代“政治史”研究有夸大社会史地位的意图，但可以认为，这是在“新史学”的视野下去阐述社会史研究对象、从社会下层出发去探讨国家政治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新路径与新视野。20世纪末的社会史研究也确实是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并在不同的研究格局中形成了各领风骚的局面。诸如冯尔康、常建华等对宗族社会、社会生活的研究，郭松义等对伦理、婚姻的研究，葛剑雄等对中国人口史及移民史的研究，唐力行等对徽商的研究，马敏等对晚清绅商和商会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等对福建家族势力的研究，陈春声、刘志伟等对华南民间信仰的研究，蔡少卿、秦宝琦等对秘密社会的研究，李文海、夏明方等对近代灾荒的研究，乔志强、赵世瑜等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新史学”的鲜明烙印，其共同点更在于他们的史观及问题意识都建立在以下层民众为历史研究主体的立场上。
但是，“新史学”研究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将研究内容定位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还在于它个性突出的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关注与积极引进，而这一点同样成为社会史在研究中欲摆脱教条化史学的一种努力。例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其公共生活状况的诠释，明显是受到“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研究范式的影响；刘志伟对汉化移民向边疆扩散的历史梳理，是建立在人类学有关族群认同的分析路径上；余新忠的身体史研究，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产物(14)。凡此不胜枚举。
这一个个题材不断更新的个案研究，其共同点，都是从微观视角出发，在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形成宏观认识。可见，“新史学”已为诸多社会学科购置和规划出一块最大的领地，其多种学科交汇的方法和路径作为重要的资源最直接地支持着研究的选题和叙事风格。因此，就方法论而言，这些研究当契合“新史学”从处于边缘的社会史问题切入到国家政治与文化等中心语境的研究路径。而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及理论的探讨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更属于社会史研究中新的两大研究取向。而社会史研究的这些新内容、新取向也同样在“新史学”那里找到了学术价值上的认同。
所谓“国家与社会”，是伴随着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概念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也可称之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近年中国学界的热衷和追逐似有后来居上之势，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的文章与著作随处可见。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热潮的兴起与马克斯·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得到热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也应当承认的是，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而以基层社会研究为切入点关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得自下而上的各种分散选题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预设的问题意识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不失为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研究路径。不过，在借用西方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将其“中国化”的问题，即中国经验不可忽视。因为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甚至二元对立的体制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一体关系。因此，使用西方理论又要做到兼顾中国国情是个很难的事情，稍有不当或偏离就难免会丧失研究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后者。
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赋予了社会史以思想性，甚或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的话，那么区域史研究则提供了一种路径、一片适宜社会史耕作的土壤。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性差异很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有限的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它有利于研究者从限定的地域环境去发掘社会生活、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等各方面的整体性结构，并可以通过指定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去整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区域研究的路径或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国家与社会”理论构思上的不足，而区域研究框架也以其内在的发展潜质成就了社会史一个又一个新鲜的讨论话题。
此外，关注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内容取材与选择上的有意性及其与社会观念建构的关系、追逐被国家历史表述忽略了的过程细节、阐发新名词中的思想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语境等诸多问题，也被“新史学”囊括在其研究的范围之中。例如，葛兆光认为，历史书写中不仅有加法，也有减法。历史中不断涌现的现象是用加法来呈现的，它主要体现在对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的叙述，所谓“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过去的思想史太多地使用‘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以后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在这些思想或观念于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又如，赵旭东与罗劲通过对河北白洋淀一位抗日英雄被记述的过程的分析，认为历史记忆即对英雄人物等的认知图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跟国家历史表述中的历史真实相一致的英雄图式，另一种则是对此图式构成挑战的对英雄叙事的怀疑。而这另类图式的提出，仍然表达了史学界欲颠覆唯有主流社会掌控历史记忆与书写局面的意愿，为非主流意志也即下层民众视角的历史阐述留下了空间(15)。
而这些研究，已不单单局限于社会史领域，许多话题已经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畴。从近期杨念群、黄兴涛等提供的研究范本——《新史学》文集看，“新史学”已把史学研究带进一片更加广阔的文化史的新天地。《新史学》第3卷直接以“文化史的再出发”为题，围绕概念、观念与话语，文本、知识与信仰等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互动关系，去讨论其中所渗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旨在强调人文化的学术追求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揭示并把握观念的社会化程度、信仰的本真性以及概念史的实践等。黄兴涛还特别提出，要加强文化的社会史取向，指出：“社会和文化既不可分，历史更是一个整体，文化有其社会性，社会也含有文化质。”并将社会与文化这两个界域的打开概括为新文化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即“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探究”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抽象”(16)。这或许就是关注社会文化的史学家从“后现代”的视角去注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的一种方法，而早在2001年的世纪之交，刘志琴、李长莉、左玉河等人就发起并组织了“社会文化史”的研讨，表达了学界对“社会文化史”或者是“文化社会史”研究取向的认同。所以，文化视野的广角镜头，无疑将给“新史学”再次注入新的活力。
可以说，无论是在新颖程度、理论自觉还是在学术声势方面，“新史学”都将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研究空间。但是，必须赘言的是，“新史学”多习惯于在西方社会理论资源的库藏中选择自己的问题话题，或者是研究框架，而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吸食，势必在面临本土化时会遇到难以消化的问题，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三“新清史”的争鸣：中西学界的对话
“新清史”同样以新视角、新概念、新理论带给学界以新鲜感，与“新史学”不同的是，它的提出，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舶来品，但由于它全新的范式和另类，无疑对中国的清史学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1996年，在全美亚洲年会上，由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Rawski)的演讲，引发了一场有关清朝是否汉化的讨论。她对清史研究中几成定论的清朝入主中原的成功是因为实现了汉化的论点提出了质疑，直接批驳了何炳棣等人的“汉化”论。她认为，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内陆亚洲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使用多种资源，采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行政结构，这种策略是清帝国成功巩固其统治的关键”。在论证中，她从满洲中心观出发，强调“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主要是利用文化联系的帝国，是包括满洲、蒙古、西藏、维吾尔及汉人等多民族在内的内陆亚洲帝国；强调中国在“满洲统治时期，则成为控制东亚和中亚大帝国的一部分”。质言之，清朝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而不能等同于中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想象的共同体等(17)。她还提出了要重新审视清史的讨论要求。
正是这种“超越中国”的内陆亚洲帝国模式，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后，美国学界在此基础上引出了诸多命题的讨论，构建起“新清史”的研究领域及范式。正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挑战了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叙述，以其他的范式(如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去探索过去”。同时，它引发了更宽泛的学术讨论，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这些近年来我们所共同注意的题材，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的关怀中。此外，“新清史”也接受了“族群”与“异己”的新概念，将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这个理论倾向，让“新清史”对中国这个国家而言，具有潜在的颠覆性。欧立德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18)。
事实上，在上述“新清史”引入的诸多理论和分析框架中，最能体现其异化传统中国史学并为之颠覆“中国”认同的，当为“种族”、“族群特性”、“族群认同”等与国家相关的理论以及“前现代帝国论”等。特别是前者，在“新清史”的四部代表作中，有三部是以“族性认同”、“族群认同”或“族群关系”命名的(19)。他们都以各自的认同阐述对这一理论的释义及话语体系，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去讨论满洲的创建及其发展的历史。所以，“新清史”在概念解读时，往往也被冠以“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
关注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影响，即通过族群意识及其动力过程的观察，通过对族群认同的相关要素以及族群之间的种种对立统一和矛盾冲突关系等的分析，对现代国家或政体进行研究。那么，“新清史”在应用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到底与以往的清史研究产生了哪些不同呢?
其一，与以往从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及其汉文化的研究视角截然相反，“新清史”以“去汉族中心论”为立场，从满族自身选择研究题材，将研究主体进行置换。如欧立德在构建研究框架时，将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的不同群体视作种族的区分，提出“满洲”是通过对其内部不同组成要素的一致性提升后，由国家命名成功构建出的种族群体的观点。他将18世纪清帝对保持满语骑射等“旧制”的强调，通通予以维护“种族”特性的解释，认为这是清朝致力于纯化真正满洲人的行为，是强化种族等级和重新划分地位界限的努力。其目的在于否认清朝曾经表现出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洲统治者在与汉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已将自身的满洲元素融入与放置到中华文明之中的历史事实，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在研究中提出了清代普世皇权中“同心性(Concentricities)”或“共主性(Simultaneities)”的概念，通俗说法就是清朝皇帝对原有的中原是“皇帝”，对满、蒙、新疆等地是“大汗”，对西藏等宗教地区是“法王”即宗教领袖。柯娇燕认为，这一认识“有助于理解前近代皇权统治制度的复杂性”，而“这一新的研究趋势也分解了清朝皇权适用于‘满洲’或者‘中国’的整体性”(20)，将中国明确为清帝国的组成部分。
其二，在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新清史”又衍化出“早期殖民主义”、“前现代帝国论”等概念和理论。他们提出要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重新定位在一个横跨东西的内陆亚洲的研究空间。认为“可汗体制”对清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故“满洲政权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八旗中的辽东汉人，与八旗满洲、蒙古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为可汗制关系。也就是说，清朝对从东北到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广大地区的征服，其意义在于清朝由此构建了其帝国形成的历史，中国只是其征服中的一部分。如司徒琳(Lynn A.Struve)便是围绕清朝中国的内亚因素这一范式，阐述了其“满洲政权则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的核心观点。她甚至认为，满族在帝国建立上成功的关键，在于运用自身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其所具备的对非汉地区和前明省份地区的统治能力(21)。其立足于种族思考的特征十分明显。她以西方“早期现代”的理论模式与视角，给清代贴上“早期殖民主义帝国”的标签，将清朝说成是早于英国或法国率先殖民的中心。她的这一论断，其“泛帝国论”的倾向是再明显不过了。
不可否认的是，“新清史”的一些观点所产生的影响颇为广泛，特别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等，已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中华民族”及其基本概念置于虚无的境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认同”的认识危机。
但也正是这种“认同危机”激发了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对此，他们从历史文献的解读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滕绍箴从满汉文化双向认同的角度，指出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从理论上强调“华夷一体”、“中外一家”，这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满汉结为一体的民族认同。他说：“清代满汉认同，消除中外华夷之分是普遍事实。”“清朝政体的大结构——满汉一体的实质，是满汉文化的认同。”(22)郭成康指出：清初皇帝最初的“中国”概念，是沿袭了古代传统，即指汉族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内地。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乾隆中期以后的中国，既有汉族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23)。黄兴涛采取了与“新清史”相同的研究视角，选择民族认同，即从满人主体性出发，探讨了有清一代的中国认同问题。他认为，满人在认同中国的同时，也以一种持续的满族意识自觉地再造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性，而率先从现代“民族”(nation)概念角度来明确论证中国各族人民为同一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正是清末留日的满族人士。认为那种所谓“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欧立德教授语)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许多“非汉人”陶铸成“中国人”，这正是清王朝有别于以往中国各王朝的“满族特性”所在，同时也正是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特性”所在(24)。葛兆光从寻找质疑中国认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出发，讨论了如何看待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叠，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但是，中国则不同，她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新清史”的研究，“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25)。杨念群也认为，族群的界定受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中国人”之所以成立并不完全依赖内部文化的一致性加以凝聚，构成认同的主要力量来自对华夏边缘的维系。而过分突出满族族群特征，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视而不见，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26)。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与“新清史”片面强调“满洲的主体性”即清王朝的“满洲化”不同，中国学者大都认为，满汉民族之间是一种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的吸纳与融合关系，他们从满洲共同体的形成进行讨论。如徐凯认为：“满洲始终保持着本民族认同性，一方面，先‘同化’纳入其民族共同体的它族，实现满洲化，也强制改变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诸如剃发易服等习俗。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出现了‘汉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在征服先进民族时所必然发生的事实。”同时他还指出：“满洲民族共同体是由几个主要民族构成，其主体为建州等女真，包括索伦、达斡尔、锡伯等新满洲成员，其次是蒙古、汉族。”(27)赵志强则从“旗族”称谓的产生和流行介入对民族及族群的研究。他说，在八旗中，满洲、蒙古和汉人分别是其主体民族，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成员。尤其是满洲八旗之人，民族成分最为繁杂，除满洲之外，还有蒙古、尼堪(即汉人)、索伦(今鄂温克)、锡伯、达斡尔、维吾尔、俄罗斯、高丽人。三百年间，各色人等长期生活在八旗体制之内，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28)。
对于国内学者与“新清史”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诚如刘小萌所说，“关于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29)。“新清史”在研究方法与理路上的片面性，必将影响到其对问题的判断。
显而易见，“新清史”不仅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而且也使国家认同及边疆史的研究有了更广泛的讨论范围与议题，甚至先前遭到激烈反对的对“满族汉化”的质疑，也已经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诸如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30)一文，即是从清朝如何抵制汉化过程中接受汉文明，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角度，讨论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双向互动过程。定宜庄在《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31)一文中也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能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学术推动作用。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新清史”的研究体系中，依然是西方理论在掌控着解读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其中甚至不乏存有个人的政治倾向。在此，我们依然主张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考察的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同时，我们还要强调的是，清史不仅仅是满洲的历史，而且是清王朝统治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从学术意义上说，中西理论与研究框架差异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民族历史，正由于这些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理念。因此，对西方理论与方法认同的前提，是必须要从中国历史本土化的观念和研究理路出发，也即“在中国发现历史”。
四 宏观与微观：政治史热点与研究视角的转换
政治史研究一向是清史研究的主阵地，不仅集结着众多的学者，且在研究领域上包罗甚广，几乎可以囊括历史学领域的所有研究课题。所以，要对政治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不仅限于篇幅，而且也实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本文将从热点转换这一线索试说政治史研究视角上的变化，也许有些话题已经不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了，仅仅是就方法或问题意识而言。
20世纪80年代系“文革”结束的初期，政治史研究也从诸多禁锢中获得解放，迎来了自己最绚烂的春天，结出了满园的硕果，特别是清开国史研究更是遍地开花。学界以明清易代为主线，形成以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矛盾、八旗制度、明清战争、清军入关与抗清斗争、清廷的统治政策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领域，王钟翰、周远廉、王思治、滕绍箴、李鸿彬、孙文良等一批前辈学者皆耕耘于此。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动力与规律、社会变革动因以及阶级关系等理论问题的关注，仍是这一时期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讨论重点，而出于对宏观问题考察的认知，学者们对清前期历史地位、康乾盛世、清代国家统一与分裂等重大历史课题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提出：
其一，如何评价清前期的历史地位。这是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热点话题，它直接关系到对清军入关及其重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王思治率先提出，应将清史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强调清朝统治对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以往不同，这就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已经到来，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来的侵略势力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因此，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他说：“历史业已证明，当时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是难于肩负起抵抗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因此，“清军入关及清王朝的建立，使国家的统一得以早日实现，多民族国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因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使我国的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32)。庄吉发则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角度分析说：“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弭，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及先民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33)而顾诚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34)
可以看出，上述认识的不同，是源于价值判断标尺的不同，而对满族的民族认同，即是否将满族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也是构成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基础性研究仍有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的必要，诸如，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正统性问题、清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早期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性质等等，都是构成对明清易代以及清前期历史地位重新认识的重要理论问题。
其二，有关清朝完成国家统一的认识。客观地说，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仅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及康乾盛世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得到认同。如果说还存有分歧，那就是如何看待清朝统一的历史进程、国家为统一实施的政策以及统一带来了哪些结果或后果等。一种可以代表主流的观点认为：清朝统一西北等边疆，“是一场维护统一战争，是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战争的结果，巩固了西北边疆，有力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35)。1993年出版的《清代全史》，系邀集国内顶级学者协力写作、为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水准的学术著作，书中也充分肯定：清朝对准噶尔分裂势力的平定，“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统一使清朝“用民族团结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抵御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36)。此外，学者还指出：国家统一不但是清朝全盛最重要的标志，而且也是促成社会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正是“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清代社会出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力强盛，国防巩固，清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从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资本殖民势力”。强调“清代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是在同早期殖民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实现的”(37)。
事实上，除了上述列举的讨论之外，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重大事件的综合考察即所谓的“革命叙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如历史规律、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历史发展动力、大一统的历史观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向纵深推进。但是，由于研究者过分集中于宏观叙事及考述，忽略了隐藏于历史表象后面的各种动因，特别是对政治过程(它包括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过程以及推行过程)的考察，而这一隐藏在背后的内容应该更为精彩。
进入90年代，虽然明清易代、国家统一、边疆民族等重大问题仍为学界所关注，而官僚政治、帝王政治、宫廷政治、政治制度以及官僚大臣等方面的研究已逐渐取代前者，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话题。如郭松义在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突出皇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事权集中，必然导致皇帝的专断独行，但由于中枢办事机构干练，减少了中间的环节，工作效率提高了，也加强了中央决策应变的能力”(38)。郭成康通过对官僚机构及权力分配的研究，认为18世纪的清朝是“极端专制政体强化与完备”的时期，而这一政治体制又是导致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39)。高翔则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出：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非但如此，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的传统独裁方式，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0)。这些讨论，围绕专制皇权、国家权力、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分配等政治史理论的核心问题展开，是推动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
但是，政治史研究并没有按照人们希望的方向一路直前地发展下去，接下来它几乎被铺天盖地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浪所覆盖。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史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回顾与反思中，人们不难感受到，自研究领域、研讨的问题，到语境、文风，甚至是方法等，都处在悄然的调整中。概括起来，大致有两个特点最为突出：
其一，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一时期学界在方法上较为普遍地认同了以宏观理论为指导，中观理论为阶段性研究目标，微观叙事为切入点的研究模式，也被称之为“小切口，大视野”。这一转变得益于社会史与文化史对史学的改造，特别是对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改造。而史学在叙事模式上的改变，除了受到其时代流行的认识方法的濡染外，也还受到改革开放后舶来的国外汉学研究的“侵袭”。其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历史片段介入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孔飞力(Philip.A.Kuhn)的《叫魂》，以民间割辫的故事，揭示君臣关系与官僚政治的实态。这些方法带给史学界的除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外，还有对传统史学方法在价值判断上的震撼。可以说，这一时期对政治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研究方法上迎来的这些挑战。
其二，研究内容的碎化。由于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精力从政治史的宏观叙事转移到对微观社会的考察，开始细化、碎化甚至可以说肢解了政治史。对此，杨念群有过尖锐的批评。他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并说：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41)。
诚然，这种批评不无言过的成分，但政治史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冲击下，因追求“流行与时尚”，过分强调了微观研究，出现碎化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有人认为，90年代的史学界流行“理论淡漠，学术凸显”的风气(虽然这个提法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没有理论的学问是称不上学术的)。也就是说，研究碎化的后遗症还表现在对重大理论的讨论欠缺。这一切都表明，政治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已经迷失了自我。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政治史研究走出“V”型反转，正是在自我迷失中通过社会史研究的某些启示重新找回了自我，这就是如何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当社会史将研究对象聚焦到地方州县等下层权力如何通过社会精英对乡村进行管理的时候，政治史研究开始将国家行政如何介入社会(即西方政治学一直关注的上层专制主义如何渗透到下层社会的问题)纳入政治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政治史领域发出了回归的呼唤。
2004年，杨念群在《历史研究》发表《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明确提出要重视政治史研究。和卫国提出，“政治史研究需要认真反思”，历史学研究大有再次走向另一极端之势，即偏重了“社会”，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实政性问题的研究被淡化，研究范式转型为“微观叙事”，这种研究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作为研究强项的传统政治史退居社会史之后(42)。
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融入许多新的元素、内容和风格。新的时代不仅要求政治史研究必须在方法上吸收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从理论的思考上开拓研究视野。于是，政治史研究又开始了一次热点的转换。这一新的转换就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与政府在行政中的作用上，并对官僚中身体力行的经世精英以及国家经济行为中的政治过程给予关注。
理论上说，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家与政府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实体都无法取代的，特别是在中国。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是在对专制皇权与官僚政治腐败的批判中被一概抹杀掉了。2002年，高王凌在其《政府作用与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力图表明，中国古代就存在一个‘大政府时代’，自那以后政府的作用时强时弱，自有它的发展轨迹，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的变革和尝试……直到现代，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人们也一直没有放弃由一个强有力的好的政府出面包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期望”(43)。王志明也认为：很少有人对18世纪的中国政治表示赞许，一般认为落后的政治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于是把清前期政治称为专制主义封建政治。他在所著《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的导语中指出：以往的政治史研究，只是用“专制一词涵盖的清前期政治史，而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则关注不足”(44)。和卫国则强调要加强政府行政职能的研究，他说，“政府政策的出台直接或间接影响、改造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并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至深且远的影响”，国家干预和职能强化时期，“在18世纪的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效果也十分明显。他认为，政治史的本质内容在于“政”与“治”两方面，即国家政策(包括制度、方案)的制定与执行(即政府政策与政府行为)两个层面。前者为传统意义上抽象的政治概念，后者则为现实中的具体政治概念(45)。
而有关政府行为及作用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最能博人眼前一亮的学术成果。其中，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被誉为国际中国史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魏氏通过对18世纪荒政的研究，论证了清政府对社会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有效救治(46)。而国内的研究也是新作不断，有关于水旱灾害发生时政府应对机制的讨论(47)，有对政府在江浙海塘修筑过程中作用的阐述(48)，还有对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等等(49)。这些研究都在说明，清朝以其二万左右的官僚对全国几亿人口实施了历史上最有效的行政管理职能，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承担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并可进行深度挖掘的研究领域。
由此又引发出另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对官僚中精英的认识。对此，刘凤云通过两江总督介入河务、由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变的实例，说明政治史的研究话题已从对国家政治、官僚体系以及民族问题的再认识，向政府行政的微观运行即经济手段、技术措施等问题领域伸展。研究的目的旨在证明，官僚体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承担着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康乾时期的许多官僚同样是社会精英，他们怀揣“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官僚政治及其制度不再只是腐败的代名词，其自身的“合理性”，使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50)。
此外，随着对政府职能及行政过程研究的伸展，政治史研究已将河工、漕运、钱粮、仓储、盐政、铜政等以往被视为经济史研究的课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通过经济现象与活动去探讨其实施的政治过程及其中利益关系的研究取向，已在许多青年学者的研究中初现端倪，而关注政治过程与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已然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新的思维模式。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的提出和探讨，是历史学自觉程度提高的体现，而从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行政运行、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政治视野观察，这是政治史走出低谷、冲破瓶颈的重要选择。
总之，历史是一门需要不断反思的实证学科，史料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史学即是史料学”代表了老一辈学者的治史路径。但是，史观同样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司马迁之“成一家之言”道出了传统中国史家的志向。毫无疑问，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及如何运用，是今天将史学研究推向纵深的力量源泉。
注释：
①江太新：《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③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⑤吴承明：《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转换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参见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⑦黄宗智认为，无论是中国学术研究所立基的马克思模式，还是西方学术研究所立基的斯密模式，或是这两种学术研究内部的观点对立，然都共享着一个规范性认识，它们“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些理论实际上是用理论模式的解释代替事实，是结论先行。因而，在依存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模式之中，中国的经验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经验(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⑧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⑨参见马敏：《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⑩参见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1)诸如，高王凌以传统经济的发展与政府政策为选题进行研究，著有《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范金民的文集，以《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命名。这些都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都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
(12)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3版，第1～2页。
(13)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4)参见王笛《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公共生活研究状况、资料和理论方法问题——以成都为例》和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以上两文皆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刘凤云等主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5)参见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和赵旭东、罗劲《图式冲突中的英雄观念重构与真实性告诫——以华北一村落有关抗日英雄的集体记忆为例》(以上两文皆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两文。
(16)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代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7)参见〔美〕罗友枝：《再观现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8页。
(18)参见〔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台北《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24卷第2期；《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0年8月9～11日)北京，第14页。
(19)新清史的四部代表著作是：罗友枝：《最后的帝君：清帝国体制的社会史》[Evelyn S.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美〕柯娇燕：《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族性认同》[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Edward Rhoads，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Mark 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书名中译，参照盖博坚著、孙静译的《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7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文。
(20)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69页。
(21)参见〔美〕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满学研究》第5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22)滕绍箴：《试论满汉文化认同的几个问题》，《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明代女真与满洲文史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436页。
(23)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4)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5)葛兆光：《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总第90期。
(26)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
(27)徐凯：《关于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196页。
(28)赵志强：《清末民初旗族称谓的产生及流行》，《满学论丛》第2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29)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0)《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2)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2页；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33)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34)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5)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3页。
(36)王戎笙：《清代全史》第4卷《绪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7)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
(38)参见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9)参见郭成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40)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1)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2)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3)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第14页。
(44)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导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5)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
(46)〔法〕魏丕信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7)参见倪玉平：《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48)参见叶建华：《论清代浙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海塘江坝的修建工程》，《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以十八世纪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08年。
(49)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汾阳：《清代仓储研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年版；穆崟臣：《试论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满族研究》2008年第4期。
(50)刘凤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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