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兴的建国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兴是辛亥革命前后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过去，人们对于黄兴的功绩只把注意力投向他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清朝统治；至于他的建国主张，则很少涉及。其实，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多次发表演说，组织各种团体，书信往返，函电交驰，阐述他的建国主张，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黄兴的这些主张，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却仍在闪着光辉，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四个方面对他的建国主张作一评述。
实行平民政治 巩固共和政体
清朝倾覆，民国成立。建国伊始，摆在革命派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共和政体，如何把破落衰败的专制中国，建设成为国强民富的共和民国。为此，革命派撰文演说，各抒所见，纷纷阐述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观点。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黄兴，对此亦十分热心，先后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鼓吹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早在1912年8月，国民党刚刚成立，黄兴即与孙中山联名指出国民党的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①1913年3月，黄兴在《〈国民〉月刊出世词》中又强调：“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②1914年7月，他再一次重申：自南京政府成立后，倒专制而立共和，革命党所持之政策，即在于“欲达平民政治之目的。”③由此观之，实行“平民政治”，乃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所孜孜追求的政治目标。值得指出的是，黄兴在提倡“平民政治”的同时，坚决反对少数人谋私利、剥夺大多数人幸福的“官僚政治”。他号召扫荡官僚歪风，伸张人民权力。
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是黄兴主张实行“平民政治”的理论基础。他说：“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上至大总统，下至各级官员，都是受人民雇用的“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实行“平民政治”，只是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总体构想。而要实现“平民政治”，还必须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黄兴的实施方案，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人治，主张法治，主张用法律来约束“独夫民贼”，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他说：“人民被治于法治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⑤只有制定宪法，才能“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因此，黄兴把制定宪法列为“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⑥，并把它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如何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⑦“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黄兴反对因人因时制定宪法，并坚决反对由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宪法研究会来制定宪法。
黄兴主张法治，也极力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自由。他认为自由平等，乃天赋之人权，应当予以法律保护。当然，黄兴所提倡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不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自由。他说：“世界各共和国皆得自由平等，然必自由于法律之内，方有国民精神。”⑧“凡伟大之国民无不尊重法律，为法律之自由，决不为野蛮之自由。”⑨
黄兴不仅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而且为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进行不懈的斗争。1912年8月，张振武、方维未经审讯，即被袁世凯杀害。他立即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当袁世凯“封禁报馆，摧残舆论”时，他又呼吁人民要齐心合力，驱除袁贼，维护言论和出版自由。
二，反对个人专权，主张政党政治。黄兴从日本维新不过30年，而一跃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即本于政党之力”这一事实出发，认识到“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正党。”⑩因此，他积极支持建立国民党，并希望“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积极支持宋教仁提倡的责任内阁制，用以限制袁世凯的个人独裁。
在政党问题上，黄兴反对“以党为政”。反对个人利益凌架于政党之上。他说：“以党为政，其弊专横而无理，他党又必效尤而加甚，贻误国事，实非浅鲜。”(11)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黄兴主张“以政见相折冲”，反对“以武力相角逐”，要求“牺牲私见，服从公理，服从多数人之政见”，要求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12)这些见解的提出，说明黄兴的政治思想水平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为当时党派纷争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此外，黄兴还十分重视党纲、党德、党风的建设。关于党纲，他说：“政纲犹旗帜然，略同军队主义。军队须讲服从，一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之下。”(13)他指出国民党党纲的特别之点在于“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党员恪守党纲，“力谋进行”。关于党德，黄兴认为：“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14)对于大党，尤其需要党德，“大政党的党德，应当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15)对于他党，“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务期至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16)这种涵养大度、包融一切的党德，一方面反映了黄兴的胸襟宽阔坦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黄兴对其它政党认识的肤浅，只求统一，不讲斗争。关于党风，黄兴认为全体党员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他把“对于社会亦甚出力，全体一致”，称之为国民党的“特色”，“可以谓之党风”。他要求党员注意“平均地权”，把它作为立国的根基，以宏扬党风，并把宏扬党风与培植党德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包含一切之宏量”，才能使党在他党的攻击风潮中立于不败，才能以一种“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
针对当时党派林立，意见分岐，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鼓的现象，黄兴主张消除党派纷争，断不可以党派争持，将国事搁置不问。他明确指出，就现在形势而论，中国不能象欧美各国那样“两党并立”，不宜多党，必须“有一最大之党将中国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17)
三、主张地方自治，赞同军民分治。国民党成立时，五条党纲中就有一条是“发展地方自治”，黄兴表示赞同，并把地方自治与社会进步、政治民主联系在一起。他说：“共和立宪之根基，全在于地方自治。地方不能自治，则人民爱国心必因之而薄弱，社会即无文明事业之进步，国家政治亦无发达之希望。”(18)当时有人为袁世凯专制独裁制造舆论，鼓吹“华人无自治之预备”，中国仍以实行君主政治为宜。他认为“华人之为人，若风俗、习惯、组织等项，皆含有极富之民主性质。且质地佳美，守法易驯，具建设自治共和之稳固基础。”(19)当时黎元洪通电各省，主张军民分治。黄兴复电表示赞同。他说：“尊意拟将军务、民政划界分权，诚为至论。民政为平时行政最要部分，泰西各国近甚注意，所以保持安宁，增进幸福、国家生存，端赖乎此。……务当早日分厘，期与各国一致，庶几军民安帖，分道进行。”(20)
以上都是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主要内容。他的政治建国主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其基本指导思想。他的“平民政治”思想，突破了农民革命的“皇权”思想，洋溢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气息，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执着追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膊，指明努力的方向，这是难能可贵的。
发展实业 增强国力
清朝皇冠落地，中华民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面对经济凋敝、民穷国贫，满目疮痍的国情，如何尽快使国家日臻富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亟须解决的问题。黄兴认为，要实行民生主义，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当借助于发展各种实业，强调“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21)他以德意志兴起为例，说明发展实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德意志初兴的时候，国内内讧不断，人民无进取精神，但不到三、四十年，竟使世界商业霸主英吉利产生恐惧，原因在于实业之迅速发展。因此，他得出实业乃“发展国力之母”(22)的结论。
黄兴的实业建国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欲兴实业，当谋铁路，铁路不发达，实业即不振兴。”(23)1912年8月，黄兴在《铁道杂志》序言上写道：“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张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他希望政府与人民都要“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他还把铁路建设与国防事业、国民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铁路为交通利器，蒙藏以道路不通，致滋疑惑…西北进行之障碍，交通上实一大原因”，“民国经济之发达，全恃铁道”。
第二，“竭全力办全国之矿”，开发丰富矿藏。黄兴认为，要实现民生政策，当从发展实业入手，而发展“实业又当从工业着手，工业当从矿务着手，矿务当从煤、铁二者着手”。他指出二十世纪将是煤铁世界，煤铁之多寡将代表国力之强弱。他还注意到铁道与矿业的紧密关系，“铁道修成，必有以供铁道之滋养料也。”(24)黄兴特别注重矿业，他在阐述湖南实业时，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湖南实业当以“矿为第一”，并在1912年10月，制定了《开矿计划》。他说：“中国矿产极多，已开采者不及万分之一”，，“苟能将矿业开采，既工业数倍美洲亦可”，(25)希望国民竭全力开采全国矿产，让沉睡的宝藏，来为建设国家服务。
第三，提倡农工商并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黄兴认为“民国前途，全赖工商业之发达，而工商必以农林为前矛”。对农工商发展的辩证关系，他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说：“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农工发达，则商业亦自然发达矣。”(26)他进一步指出发展工农业与加强国防也有密切关系。认为军事上的发达，“全以农工为根本”。他主张建设市场，促进商业的发展，希望长沙“修天桥联系水陆洲、岳麓山为市场”，湘潭“拆城，于文昌阁一带修筑马路，成一商场。”黄兴的这些远见卓识，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第四，发展拓殖事业，加强边疆建设。黄兴说：“中国国家自有历史以来，天然为地球一最大农国。兄弟进大沽口，亲见各处荒地甚多。如能讲求农业，必能发达一地方之地力，此不过一最小比例。其余如二十二省，蒙古、新疆可垦殖之地甚多。”因此，他发起垦殖协会，“以苏民困，维国本”(27)，并认为拓殖可以巩固国防，开辟利源，扩充财（力），“泯尔我之诈虞，辟天然之种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实行吾侪移民殖边之策。”
第五，整理财政，开辟财源。黄兴主张通过多种途径来筹集资金。一是成立中央银行，利用推行币制机会，吸收现金。二是要求各省自行集合人民资本，组织国民银行，并由国民银行协力组织一国民银公司，以“积国人之资源，谋公共之利益，社会金融于以活泼，政府借贷亦可接济，利国利民，实无逾此。”(29)三是主张吸收外资，建议“由政府派名誉素著之人，赴外洋各埠募集华侨资本”。关于外债，他说：“贸贸然徒言拒债者，因噎废食之见也；龂龂然侈言借债者，贪饵吞钩之为也，两者均未见其可。”(30)他主张借外债用于生产建设事业，反对借外债供个人之消费。四是劝募国民捐，号召一切人民发扬爱国热情，毁家纾难，竭力捐助。五是整理地契税，实行盐专卖。
此外，黄兴认为要兴实业，“须先研究实业之学问”(31)。他主张在发展实业的时候，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并加以研究改进。他说：“西国实业，日异月新，既以东亚为市场，既不能禁民之不购贷。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32)
黄兴不仅有实业救国的言论，而且有实干的业绩。建国后，他“避政界而趋实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实业救国活动。从1912年3月起，他先后发起组织拓殖协会，倡办拓殖学校，担任拓殖协会会长、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副会长，汉粤川铁路督办等职，参与发起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汽船有限公司，并投资孙中山等倡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其振兴实业之诚，由此足见一斑。
黄兴提倡振兴实业，力主路矿先行，农工商并举，发展拓殖事业，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他的实业建国主张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它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与解决国民生计、增强国防相结合，还与挽回利权直接相联系。黄兴主张实业“不取个人主义，且非仅为一地方谋利，实为全国家谋利益”。这种崇高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严肃军纪 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黄兴以“湘上书生”，多次领导武装起义，深深知道革命军队在推翻清王朝中的巨大作用。建国后，他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后又担任南京留守。尽管任职时间不长，迫于当时形势，致力的重点不在军事。但是我们通过他的演说、电文和他发布的一系列公告以及制订的各种章程条例，仍可以看出他军事主张的闪光点。
民国初建，根基未固，军队仍然是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捍卫民主制度的有力工具。黄兴说：“我国土地、人民、物产皆极丰富，非军队不可保。”面对“方今五洲大通，咸思协以谋我，群虎在旁，瞬息千变”的国际形势，他认为“发扬国家之精神，扶持国际之和平，端于武装是赖。”(33)他坚决反对外人借用财政控制中国军队，大声呼吁，“军队为国防之命脉。”(34)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强有力的工具，军人必须以保家卫国为天职。黄兴说：“军人之主义在对外，其天职在为国防，至警界，以保护内地治安为天职。”(35)任何一名军警都必须“保统一之政权，服统一之命令，维秩序而保名誉”，不能居功自傲、攘夺利权，同室操戈、逞威黩武；也不能恃众暴寡、倚强凌弱；更不能违法蔑纪、倒行逆施。他希望军人都要做到爱国、保民、服从军纪，主张对扰乱治安、危害人民、破坏军纪者，按律严惩。
针对民国初期“兵数之多，不下百万”，财政困难的情况，黄兴从国家利益着想，主张裁军，并把“减少军队”，作为“唯一救国之办法”。(36)他认为“欲保东南之安宁，谋国家之统一，当先以裁遣军队为入手办法”。(37)他称赞湖南军士有功不居，全数退伍是军界模范。基于这种主张，也因财政极端困难，他主动要求裁撤南京留守处。南京留守处的裁撤，一方面体现了黄兴不争权位的高尚品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为后来“二次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线。此外，黄兴还注重军队的文化教育，认为将来“战争必有学问方可制胜”，提倡军人求学，拟设陆军军官学校，造就初级军官。他说：“军人不是穿军服，戴军帽，持背挥刀就了，尤宜以研究军事学为保障民国要着”。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军队，黄兴十分重视对全国人民进行军事教育。他说：“今后宜注意于军事的国民教育，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中加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军在千万以上。”(38)针对“国际竞争最后解决于武力”这种情况，主张“中学而上，令学兵学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也。”(39)这种军事教育如果能够实施，既可省免国家大宗军费，又可废除私人统治军队的积习。
广设学校 培养实用人才
黄兴入私塾、进学堂、留学日本，既受过封建教育，又接受过新式的资产阶级教育。他认为“世界大势，惟适乃存”，因此积极主张兴办各种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学校，大力培养实用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
黄兴对教育非常重视，极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把教育与革命，教育与建设结合起来，认为“图谋革命，学问决不可废”，教育可以“发抒革命学说，激发学者之爱国热忱”。“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40)“惟办实业须有学问，必先提倡教育。”(41)他把教育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他说：“今日国与国争，有教育则为文明国，无教育则为野蛮国，野蛮必被征服于文明，固世界竞争公例也。”“廿世纪之文明，为物质的，非有完全科学不能占世界优异之地位。”从而得出“立国之基本，以振兴教育为急务”(42)的结论，提出“以后民国建设，视教育之发达与否为转移”。(43)
黄兴对清朝“官府愚民，书贾射利”的教育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翦除积习，发皇新知”。其主要措施是：第一、提倡民间自由编辑课本；第二、编写教材，应取实利主义原则，教育方针不宜泛鹜。要求学生修养实学，练习技能，以适应当前工商业社会之需要。并以直观教授为正宗，使教授的知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第三、主张小学废止读经，用国语教授，要求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在文学运用上，做到“口所欲言，笔即能述”；第四、鉴于“学以专而精，以久而成”，主张延长教育年限。
黄兴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他说：“德行为学问之根本”。他还主张建立体育专修学校，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提高国民身体素质。黄兴认为共和国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黄兴主张以“适当之材料”，“一致之方法”，培养学生经世应用知识，并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对各类教育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关于国民教育，黄兴要求广设学校，提高国民素质，“致一般社会子弟，自幼至成人，吸纳一种高上知识于脑海，脱离依赖性质，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44)他看到安源矿区“失学者甚多”，与外国工业繁盛之区，学校林立形成鲜明的对比，积极主张“多设小学校”。对于办学的途径，黄兴主张公私并立，“教育为当今之急务，无论公私，在所必设”。他既重视公立学校之设立，又不忽视私立学校之建设。他说：“一国学校之发达，当视民立学校之多少为转移。”“吾国今后教育为立国第一要着，仅恃官力，恐非数十年后不能提倡，故私立学校，为仆今后所自勉。”(45)
关于女子教育，黄兴认为“人类进化，男女平等”，女子应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减少虚荣心，从实际上用功”。他说：“教育普及女子，为产生国民要素。更当以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二者为重，务有以养成其独立之能力，不至徒倚赖男子为生活。”(46)黄兴特别注意从实业教育培养女子的生存能力，提出以“实业定全国女子教育方针”。(47)同时把女子教育程度的高低作为其参政的一个条件。他说：“中国人数四百兆，女界占二百兆，先要达到教育平等目的，然后可达政治平等的目的。即女子参政，兄弟以为不久就要成了。”(48)
此外，黄兴还注意发展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留学教育。
黄兴教育建国主张最显著的特点是崇尚实际，讲求实效。他根据时代的需要，把实用教育作为富国强民，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以解决人民生计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出世致用”的人才。他的实用教育既摆脱了过去那种繁琐空虚、脱离实际的封建主义教育，适应了当时“科学之发展，工商业之演进”的需要，又冲破了二千年来士大夫皓首穷经，不问国事的积习，解除了束缚人们聪明才智发挥的枷锁，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以上四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黄兴建国主张的大体框架。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其中心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共和国。正是为了国家富强，需要实行平民政治，藉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需要发展实业、繁荣经济，使国家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要实现政治民主、经济繁荣，首先必须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则是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全国人民能从事和平建设的基本条件。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黄兴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描绘的蓝图：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利，国家繁荣昌盛，国防强大、教育发达。但是，黄兴终究只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的建国主张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范畴，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和时代的局限性。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的“平民政治”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代名词，他所主张的“民权”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力罢了，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享有。同时，他的建国主张零散而不系统；他的“平民政治”由于宋教仁被害、二次革命失败而成为幻影；他的实业和教育主张，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也没有如愿以偿。尽管如此，他的建国主张仍有许多可贵之处，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11)(14)(15)(16)(18)(19)(21)(22)(23)(28)(29)(30)(31)(34)(37)(38)(39)(40)(42)(44)(45)(47)(48)《黄兴集》第246、315、381、315、381、316、309、261、206、262、294、289、382、420、252、243、265、156、208、171、196、197、234、450、295、240、382、268、452、267、262-263页。
⑧⑨(12)(13)(17)(24)(25)(26)(32)(35)(41)(43)(46)《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第30、49、29、47、50、52、36、55、25、54、34、56页。
(20)《黄兴年谱长编》第297页。
(27)《黄兴未刊电稿》第661页。
(33)(36)罗家伦主编《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第462、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