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中共创建前的社会主义思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潮论文,中共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将眼光转向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各国，于是，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思潮逐渐地进入了中国。伴随着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传入，社会主义思潮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于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中国首先传播社会主义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不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弊端。
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前，在中国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刘师培、李石曾等人为首的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此外，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某些政治投机分子也在传播社会主义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们大多是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社会主义流派，当作一种学说、一种知识顺便介绍给中国人的。因而，他们的介绍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是歪曲的，是为其各自的利益服务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从民主主义的角度理解、宣传社会主义的。孙中山始终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说：“夫欧美社会主义之祸，伏之数千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遂；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去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则著文说：各派社会主义是“百川异源，而皆归大海”，“其派虽殊，而其布平等、自由、博爱、人道之大义于人类者一也。”[②]刘师培、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不象孙中山那些把自己的学说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们是公开以社会主义相号召，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主义的鼻祖，并翻译、介绍一些马、恩著作，但他们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贩卖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老庄的虚无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儒家的大同思想。李石曾在《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纪〉发刊之趣意》一文中说：“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其求幸福也，全世界人类之幸福，而非限于一国一种族也。故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也，吾敢断言曰：至今无私之主义也。”
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只是大海中的几朵浪花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则是汹涌巨浪，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
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想是人们公认的新思想，是最时髦的东西。数以百计的刊物大量地刊载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人在文章中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认为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③]甚至连军阀陈炯明所办的刊物也高唱社会主义的调子，宣称“社会主义是现时与将来的人类的共同的思想。”[④]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人说：“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得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最近，则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都处以社会主义标榜。”[⑤]
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验与失败和一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端的大暴露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路程中，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放在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上。在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又举起了革命的大旗，但辛亥革命只是给中国挂上了一块共和的招牌，社会黑暗依然如故。不满于现状的先进知识分子喊出了“改造社会”的口号，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造这黑暗的社会呢？无奈之下，陈独秀请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想把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各国的巨大破坏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指资本主义文明——笔者）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了。”[⑥]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⑦]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重回老路是行不通的。于是，急于寻求“改造社会”方法的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正在西欧各国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为沟通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架起了桥梁。大同思想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古老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篇》中记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大同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且也植根于普通百姓之中。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大同社会的实现。汉末的张鲁在汉中创立的“五斗米教”，19世纪的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无不受着大同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更把大同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五四”斗士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作为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人物，不可能完全同大同思想割断，更不用说那些还迷恋旧文化的人了。精通古籍的毛泽东在50年代向党的高级干部重点推荐的书中就有《张鲁传》，他所建立的人民公社不能说没有大同思想的印记。可见，大同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之远。大同思想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显然同产生于近代工业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却同大同思想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争斗、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社会。而资本主义却是和大同思想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虽使西方各国走向富强，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西方各国却是一幅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弱肉强食的景象。所以，中国人易于理解、接受社会主义，觉着社会主义似曾相识而产生向往之情。而资本主义制度虽因西方各国的富强曾令中国的先进分子激动过，但却难以令中国人从心理上接受。不用说那些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了，即使那些努力于资本主义的先进人物在追求资本主义时，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想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运用社会主义的一些方法，以避免资本主义那不平等的弊端。早在“五四”运动前，孙中山就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而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⑧]
由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在“五四”运动后迅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但当时在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潮是非常庞杂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相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思想使当时进步青年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毛泽东当时曾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⑨]但每一种学说都使当时的热血青年激动过、兴奋过。曾身临其境的瞿秋白后来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呜贱，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⑩]刘仁静也曾回忆说：“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尔匀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11]
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样，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在斗争中，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最后胜利，而空想社会主义则节节败退，直至完全失败。因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虽曾合乎过当时热血青年的胃口，但不久即被他们抛弃，其中的部分青年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其理论上存在的根本缺陷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其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他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头脑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的理论方案“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2]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根本缺陷，列宁概括为：“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13]因而，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对当时中国的黑暗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但由于他们不了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不懂得阶级斗争，尤其是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所以，他们所谈论的社会主义是虚幻的、空想的，不能给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其空想而必然失败，但直接促使当时的中国青年抛弃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验与失败。中国先进分子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目的是改造黑暗、落后、贫穷、愚昧的中国社会。中国热血青年在了解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立即组成各种社团，用社会主义做那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王光祈于1919年底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王光祈将“泛劳动主义”、“互助说”、“无政府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汇在一起，创建了“工读互助团”。他在阐述“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时说：“工读互助团的理想，便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他还满怀憧憬地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14]“工读互助”运动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不仅为北京工读互助团捐了款。而且还和王光祈一起作为发起人。报章杂志也不遗余力地予以鼓吹，称“‘工读互助’是极好的一桩事，把这一桩事充满在社会，那社会上的腐败和恶浊可以完全打消。”[15]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天津、武汉、上海、广州、长沙等地相继成立了类似性质的社团。但激情不能代替现实，由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包括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内的各地社团在诞生不久就迅速溃散了，有的还在酝酿阶段就流产了。
“工读互助”运动和其它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无情的事实给热血青年带来理想幻灭的痛苦，有的青年在痛苦中沉沦了。凤凰涅盘，真正的有为青年从痛苦中奋起，从失败中醒悟，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重新开辟一条道路。施存统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16]于是，成批的无政府主义者、互助主义者、新村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迅速地销声匿迹了。
1920年以后，宣传、介绍科学社会主义迅速形成高潮。大量的刊物登载介绍、评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许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除因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等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宿。科学社会主义是论证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获得解放的科学，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行动科学。因而说，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840年后，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程度的加深，中国无产阶级也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迫使北洋政府没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北洋军阀的封锁和控制，人们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了解不多；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没有暴露出其根本缺陷，宣传和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形成高潮，只有李大钊等少数先进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予以宣传。
直接促使宣传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是新生的苏俄政府对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中国因一九○○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和“废除一切特权”等。《宣言》还表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17]由于军阀封锁等原因，《宣言》直到1920年三四月间才传到中国。它一到中国，立即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压迫、欺凌之苦的中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于是，了解俄国成了人们的强烈愿望。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样，一方面，人们所固有的爱国心理因苏俄对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而同科学社会主义自然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因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而痛苦、困惑、彷徨的热血青年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于是，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于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曾在中国喧嚣一时，曾影响过当时最先进的中国青年。当这些中国先进分子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后，空想社会主义仍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并不时地表现出来。在民主革命时期，它表现为共产党内部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不止一次地遭到重大挫折。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再一次顽强地表现出来，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十年“文革”，使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路程中，多走了不少弯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同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一样，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两者的斗争中，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直至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
注释：
[①][⑧]《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2、88、93页。
[②]《民报》第4号，第129—130页。
[③]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
[④]《强权的斗争终局阶级的斗争开始了》，《闽星》第1卷，第5号。
[⑤]《归国杂感》，《太平洋》第2卷，第6号。
[⑥]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
[⑦]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11号。
[⑨]《毛泽东给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⑩]《瞿秋白文集》第1卷，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29页。
[11]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
[1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5页。
[14]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15]《要整理社会非提倡“工读互助”不可》，《上海周刊》第1卷，第2期。
[16]《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
[17]《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0、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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