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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档案学交流一直是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中外档案学交流的三次高潮，对应着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三次飞跃。本文回顾中外档案学交流的历史，以期总结经验，获得启示，促进我国档案学的发展。
一、中外档案学交流第一次高潮：20世纪30年代前后
中外档案学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也使资产阶级民主管理的思想深入人心，要求行政管理科学化，打倒封建“卷阀”把持垄断档案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1933年，国民党政权开展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同时，“八千麻袋事件”后史学界又掀起了整理明清两代历史档案的高潮，“考究处理档案的方法”① 成为行政界、史学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当时欧美近代档案管理技术远远高于我国，顺理成章地成为效仿的对象。
但是，从交流的方式和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档案学交流层面较浅。
表现在交流的方式上，当时的交流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出国考察档案工作，孙仁林指出，“我国档案管理尚无成法，……辛亥政变后中央及各省……盖以各自曾派专员赴欧美调查仿办。嗣后厥后各种档案管理法应运而生……”。② 这种考察虽有开阔眼界之功，但对欧美档案学不可能形成系统的认识；二是通过一批行政界和学术界人士介绍欧美档案学，如《行政效率》杂志上刊载了不少介绍美、英、法近代档案管理的文章，何鲁成的《档案的管理与整理》、毛坤的《档案序说》等也以较多的篇幅论及欧美的档案学理论，但都仅仅流于介绍，鲜有欧美档案学译著问世；三是通过档案教育，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开办了档案管理专科，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档案学理论，但其课程内容比较“简单粗糙”。③ 特别是其教员，“多数为攻读图书馆学出身”，“聘任的所谓美国档案专家，其实也是攻读图书馆学出身”，④ 他们传播的欧美档案学思想里不可避免地受到图书馆学的影响。
表现在内容上，作为当时档案学的核心内容——分类，我国并没有采用同时代国外档案学的主干理论“来源原则”，而是受欧美各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影响非常深刻。正如周连宽在《档案管理法》自序中所说，“近年改革档案管理制度之各种机关，均曾从事于档案新分类法之建立，其方式大概可分作二类：(一)仿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二)仿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⑤，当时我国档案分类流行的十进分类法、纲目分类法、类户分类法等实际上都是套用了图书分类法来编制分类表。
这一时期的交流没有给我国引进欧美档案学的主干理论，相反更多地受到欧美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这固然与当时我国学术界把档案视为图书的一类、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投身档案学研究有关，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当时我国没有欧美档案学那样的实践基础，交流缺乏统一的平台。欧美档案学是建立在研究档案馆事业的基础上，而我国近代档案工作一直停留在机关档案室的水平，档案学以机关档案室工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虽然文华档案管理专科提出了档案分类必须采用法国档案学的“尊重档案群”的原则，终因缺乏档案工作实践基础而无法推广。
总之，这一时期的交流并没有触及欧美档案学的基本理念，但图书分类法的引进，毕竟改变了我国档案分类工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各自为政的局面，进入了探求统一的、公开的、科学的分类方法的阶段，推动了我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中外档案学交流第二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开始起步。以机关档案室为研究对象的近代档案学显然不可能指导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开展中外档案学交流，引进外国先进的档案学理论成为历史的必然。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几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是我国整个国家建设学习的榜样，档案工作也不例外。学习苏联的档案工作经验和档案学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工作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的交流对我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
从交流的方式来看，当时的交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从1949年9月到1957年7月，苏联档案专家米留申、谢列兹涅夫、沃尔钦科夫相继来华，他们不仅介绍了苏联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在调查了我国档案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或提出建议、或直接参与了我国档案事业的建设。如：米留申代拟了我国档案管理机构的组织条例、文书档案工作暂行办法、保管期限表等文件草案；谢列兹涅夫到人民大学协助创办档案专修班；沃尔钦科夫就我国档案馆工作和档案事业管理机构的建设共作了19次报告，起草了17份业务指导文件，他们实际上扮演了我国档案事业建设“设计师”的角色，这是我国档案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二是翻译出版了许多苏联档案学的著作和文章，对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理论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米留申编著的《关于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参考资料》由政务院秘书厅印发给中央国家机关，成为早期我国档案事业建设者们的案头必备；谢列兹涅夫在人大档案专修班的讲义被翻译成《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史》和《苏联文献公布学》并正式出版，尤其是《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多次再版，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的主要教科书。“可以说，我们最初建设档案学时，除中国档案史外，各个科目基本上都是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起步的”。⑥
从交流的内容来看，我们几乎全盘接受苏联的工作模式、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以至于“苏联模式”至今仍在中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和档案工作方法中留下很深的印记。
直到1958年，在“以苏为鉴”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档案学才开始更多地考虑苏联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如苏联要求实行党政档案分别管理，而我国则在1959年1月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实行党政档案和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原则。
这一时期的交流，使我们吸收了现代档案学的系统理论，加快了我国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建设的进程，使新中国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与旧政权时期相比出现了质的飞跃。
三、中外档案学交流第三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
“文革”期间，我国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完全中断。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沉寂了十几年的中外档案学交流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第三次交流的高潮。就交流的内容而言，这次高潮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交流的是以文件生命周期模式为核心的文件管理理论；二是90年代中期至今，交流的是以文件连续体理论为核心的电子文件管理理论。
这一时期交流的主要方式，一是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组织的活动。1980年中国国家档案局被接纳为国际档案理事会甲类会员，此后以会员身份参加了历届国际档案大会，参与国际档案事务；二是国家之间建立双边的档案工作合作关系；三是开展国际的档案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我国先后比较系统地介绍了60多个国家的档案工作情况，翻译出版了包括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在内的30余本外国档案学著作、论文集、法规集、报告集等，并从外国档案专业期刊、因特网上获取了大量的学术动态和观点。
可以说，直到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中外档案学交流才开始出现。因为交流应该是双向的，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滞留在单向学习的阶段，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状况才开始逐渐被外国同行所了解。特别是1996年中国主办了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将中国档案学的面貌较为完整真实地展现在国际档案同仁面前”，⑦ 标志着中国的档案学开始走向世界。
与前两次高潮相比，我国档案界在这一时期的交流过程中表现得更趋成熟、理性。
首先，我们摒弃了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流，也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流，从而对国外档案学的借鉴更具有客观性和全局性。
其次，我们不再生搬硬套或全盘接收外国的档案学理论，而更多地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如文件生命周期模式开始传入我国的时候，我国档案界不仅将它与“档案自然形成规律”进行比较，而且就其对我国档案工作的适用性问题展开热烈的探讨，在争鸣过程中将文件生命周期模式升华为“理论”，统一了理论的内容，并挖掘出文件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文件价值及其变化，从而使这一理论更趋完善。文件连续体理论传入我国后，我国档案界同样冷静地将其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对比研究，而不是急于全盘接受。
这一时期的交流，拓宽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视野，初步完成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与国际档案学术研究的接轨，促进了我国档案学的繁荣。
四、启示
回顾中外档案学交流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国单向输入国外档案学理论、方法的过程。虽然第三次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输出影响世界档案学的程度。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比较滞后，导致了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如目前对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起步就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二是语言的障碍。我国的档案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抽象程度很高，但其研究成果很少有翻译成外语介绍到国外的，致使国外的同行接触不到我们的档案学理论。⑧ 这种状态不利于提升我们在国际档案界的地位和影响，也不利于档案学理论从相互碰撞中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因此我国档案界应该加强外语学习，多在国际档案刊物上发表论文，使中国档案学思想更多地进入国际学术论坛。
其次，档案学对外交流受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中外档案学交流的三次高潮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行为的痕迹。因此档案界应该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抓住有利时机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再次，引进外国档案学理论不能脱离本国档案工作的实际。30年代我们没能成功引进欧美档案学理论，是由于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与欧美档案学实践基础的不同；50年代引进“苏联模式”取得成效，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档案工作体制必须与整个社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苏联的社会制度与我国相似，因此作为效仿的对象是适用的；同样，我们在管理纸质文件的80年代引进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管理问题摆在面前时又及时引进文件连续体理论，因为与档案工作实践同步，所以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对待外国的档案学理论，我们不应简单地排斥或盲从，而应保持明智的态度，注意与本国的档案工作实际情况相结合。
注释：
①邹家炜，董俭，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180.
②⑤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23.
③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71.
④任遵圣.档案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261.
⑥方新德.论建国初档案工作的“学苏联”问题[J].档案学研究，1995，(4)：6-11.
⑦冯惠玲.走向世界的中国档案学——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J].档案学通讯，2000，(5)：14-16.
⑧何嘉荪，方新德，傅荣校.档案学“洋为中用”三人谈[J].上海档案，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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