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以1951年《文艺报》一场讨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报论文,文艺学论文,为例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组成部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读者来信”到群众运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延安在政治、新闻和文学等方面完成了新意识形态的基本建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新意识形态所能产生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但在延安力量所及的地方，它已经成为相关工作的主要思想来源，1943年重庆的“才子集团”受到批评，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延安已经完成了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在文学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指导方针，以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必须严格按照它的思想来重新建构。胡风后来的命运，实际上就与他没有及时与这种新意识达成平衡相关。
汉娜·阿伦特曾指出过，所谓”意识形态”，它的原词含义，是指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做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引自思想评论网页(http://www.sinoliberal.com)。）。意识形态思维的特点，是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
1949年7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可以视为从制度上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第一次整合，这次大会完全以新意识形态为主导，它的主要力量是“延安知识分子”。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主要代表的胡风，在这次会议上备受冷落。茅盾在会议上的讲话，本来邀请了胡风参加起草，但“胡风先生坚辞”（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67页，新华书店，1950年3月。）。胡风向中共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时曾提到过“有些同志（包括丁玲同志）埋怨我不早些去延安，否则文艺工作的情况会要不同一些”（注：胡风：《三十万言书》，4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胡风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对于新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亲身感受。他只是从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中理解文学艺术，他不知道新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所以才导致他后来的命运。因为胡风不能接受那种“将事实都组织进—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的做法。
第一次文代会的大会宣言中说：“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已历时三十年了，在人民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联合。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卓越的预见与正确。文艺工作者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新。我们感谢毛主席对文艺的关心与领导，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只有首先向人民群众学习了，才有可能教育人民群众。我们的工作，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取得考验。”（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48页，新华书店，1950年3月。）这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只抽象出了—个“在人民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说法。它的逻辑是自设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五四”的领袖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而这些人都是新意识形态要排斥的。另外，夸大个人和群众作用的逻辑也是以“公理”为前提展开推论的。
第一次文代会很快就在新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完成了它的思想和组织形式。以后文学艺术的领导和政策解释权力全部成为新意识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新意识形态在初期开始自己的工作时，总是要以群众的名义。它的具体形式就是“读者来信”。
1949年以后，许多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批判运动，在最初都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开始的。这种“读者来信”有两个特点。第—，它是真实的读者来信，因为暗合了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被利用；第二，这些“读者来信”已成为新意识形态发动群众运动的主要工具。它不是真实的“读者来信”，而是以“读者”的名义编造的。《文艺报》最早对胡风的批评就是从“王戟”和“苗穗”开始的（注：《文艺报》1952年第13号（总66期），38、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这两封“读者来信”的真正作者是当时《文艺报》的编者（注：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3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阿伦特认为，靠这种新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何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它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了政党制度而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它在文学批评上的变种，就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动更大的群众运动。在所谓的群众运动中，贯彻新意识形态的所有要求。
学生批老师的预演
1951年11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丁玲、陈企霞和萧殷主编），头版以“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发表了六篇文童，这六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张琪、郭木、詹铭新、柯可、王之棣和程千帆。
《文艺报》为这组来自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和学生的信发表了《编辑部的话》。文章指出：“从这些来信里可以看出，现在有些高等院校，在文艺教育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有些人，口头上常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和语录，而实际上却对新的人民文艺采取轻视的态度，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不足，甚至随便将错误理解灌输给学生。”
《文艺报》以此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关于建立新的“文艺学”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文艺报》共收到全国各地二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来稿和来信三百件左右。这是—次试图把文学教学完全纳入新意识形态的讨论。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从此以后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必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为基本原则；第二，作为一种新制度，“文艺学”成为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新课程，几乎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文学艺术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成为中国文学艺术领导和组织中的主要力量。
关于《文艺报》的这场讨论，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偶有提及，也只是从事件本身立论，没有注意到这场讨论所造成的影响（注：胡风：《三十万言书》，1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孟繁华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富有启发意义。他认为，1950年对文艺学教学的讨论是—场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大学理念和精神在当代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从那一时代起，学院里的“学术”问题，其背后都是政治问题，对文艺学来说，尤其如此。学院知识分子渴望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环境彻底幻灭了，学院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大体中断，而为一体化的政治思想所取代。他说：“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到了40年代，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传统，这就是以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和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院文化传统。革命文化传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也正是从这一年代始，革命文化传统开始系统地介入到学院。学院传统逐渐变成潜流，它的影响仅限于知识分子的意会和课堂上偶尔的流露。”（注：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3部，128、125、1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孟繁华深刻地看到了这场讨论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但对这场讨论的发生机制未及深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有时候从这些细微处才能看得更深入。《文艺报》这场讨论，从发动者的动机上观察，也许只是一本杂志在特定时期组织的一次普通讨论，它在当时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但因为这场讨论没有特别引起高层的注意，也没有出现青年学术明星，在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常常被入忽视了。其实如果仔细观察，这场讨论可以视为是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一次预演，随后发生的批判胡适运动也与此相关。
1952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了高放一篇文章《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师的思想改造》。高放这篇文章，特别提出了高等学校文艺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他认为中国高校的文艺教师普遍受了“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胡适的影响”。他说：“在这次运动中，文学艺术教师们如果只是在自己的立场、观点等问题上有了初步的一般的认识，而不是很好联系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批评，思想的改造和课程的改革还是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他“希望高等学校的文学艺术教师们能联系自己的教学情况和文艺思想，展开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肃清在文学艺术的教学中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顺利地完成高等学校文学艺术的教学的改进工作”。这是当时国内较早提出胡适学术思想对中国高等院校教师影响的，它是日后开展的肃清胡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运动的先声。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提到：“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由此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文艺报》的这场讨论就发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1年11月24日，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在会上做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他说：“虽然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已经宣布了接受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批示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经过像1942年前后在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这个方向真的会被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受。一部分在1949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界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所以当他们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要以工人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去教育全体人民，去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因此也就要以工人阶级的文学艺术观去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观的时候，他们就惊异起来，觉得似乎是‘方针’变了。而和他们在—起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文艺界工作者，其中甚至也包括少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示过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接触以后，失去了对他们的批判能力，而跟他们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了。在这些同志看来，文艺界内部可以没有斗争，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教育的文艺家可以不经过改造而‘为人民服务’。就在这两部分人的影响下，我们两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进展受了重大的限制。”
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报告。他说：“老解放区经过改造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也有老区经过整风的同志，到了新的环境，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包围之下，就又露出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容易断的，而他们和工农群众之间的联系，却是常常松懈的、容易断的。至于新解放区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的。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工农兵，心里喜欢的却依然是小资产阶级。—部分老的左翼的文艺界工作者还有一个自以为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的），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丢掉这个包袱。”
胡乔木和周扬的报告中传达了—个重要信息，就是这场文艺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光是要肃清以往认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它对于当年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也要清理，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特别有意义，因为后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现，从思想来源上观察，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激烈程度上说，相对以后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不算激烈。作为政治运动来评价，它没有直接造成特别重大的冤假错案。但作为对知识分子尊严和心灵的伤害，它却造成了一个群体文化精神的普遍萎缩。
《文艺报》的这场讨论，同样可以作为对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的一次重大伤害事件来评价。它开创了大学生可以公开将教师的讲课内容作为告密的先例；另外，作为中国大学传统重要内容的师道尊严受到了公开挑战，从此以后，在中国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学生以政治手段公开挑战教师尊严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文艺报》的讨论是以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资料员张琪的一封信开始的。《文艺报》从开始就站在了读者一边，从始至终都是这个立场。在讨论中，没有表现出对教师的一点尊敬，而是十足的轻蔑。《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认为：“我们觉得，对于这一类错误论点与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展开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坚信：“文艺教学工作中所存在缺点是从过去长期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中带来的，今天在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下，它终将会得到改正的机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改正的。”
吕荧与山东大学
现在从丁玲、周扬和一些过来者的回忆中，基本看不到对这场讨论的回忆，可见在他们心中，这并不是一件大事。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文艺报》是多事的地方，这样的事件实在算不了什么。历史在事后观察，很多细小的事都可以在逻辑上与后来的政治和特殊人物发生关系。至少在这次讨论中，已预示了中国不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吕荧和李希凡的经历，可以解读为，教师的消失和学生的突起，这是一种以特殊方式完成的新旧交替，也可以理解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向边缘退去，而延安知识分子正在进入中心。
吕荧1935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过民族先锋队。“七七事变”后本来想到延安，后因病到成都休养。1939年去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从文学院历史系毕业。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吕荧是比较偏向于左翼的，他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列在“南方代表第一团”里。李希凡是原青岛华东大学的学生，后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在同时代的新知识分子中，李希凡属于最有学术才华的青年，他早年的学术训练相当不错，左翼学者赵纪彬的学术道路对他产生过影响。然而，他的学术道路却是以批判自己的老师开始的。他当时是吕荧的课代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吕荧曾推荐给《文史哲》发表，因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所以受到了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赞赏（注：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36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李希凡的学术生涯，可以成为新时代学者成长道路的楷模。当年林希翎这个笔名，就是由李希凡和蓝翎的名字而来的。
张琪给《文艺报》投书的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当时在山东大学讲授文艺学的是吕荧。张琪批评山东大学的文艺学教学很少联系到文艺的方向，讲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是以人民的文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为主要线索，而是以古典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为主要例子。张琪批评他的老师不注重工农兵文艺，不注重当AI写作工农兵的文艺作品。信中提到，当时有学生学期考试要以人民文艺和朝鲜通讯来作分析报告，他的老师就说：“谁再分析些东西，不给分数。”张琪还说他的老师，对于现实政治不积极，在全国评《武训传》的时候，他的老师说“不要赶时髦”。还说老师认为：“赵树理的方向不是方向。”张琪在信的最后说：“只有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贯穿到每一个文艺基本问题的讨论中来，才能解决上述的任务。只有通过方向的教育，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学生和作家的思想艺术修养，提高我们的文艺。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美学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美学原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作为完整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理解。”
其他几位读者来信与张琪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同。在这次讨论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思想倾向。也许是《文艺报》的有意安排，或是其他因素，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这场以自己老师为基本声讨目标的活动中特别积极。
当时刘乃昌、任思绍和冯少杰以山东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张琪的文章表示赞同。题目是《这是我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的文艺学，虽然在概念上给了同学一些知识，但由于没有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片面地强调了外国的古典作品，错误地解释了普及与提高，这就使得同学距离人民文艺越来越远了。”
《文艺报》特别为这封信加了编者按说：“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刘乃昌等同志反映的情况很好。能够认真检查文艺教学中的缺点和错误，以求得改进，这是正确的。他们所反映的第二种少数人的看法，说明了少数学生正受着教条主义（即所谓“高深”的“马列主义”）的毒害与迷惑，尚不能认识脱离实际的、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学对于自己的危害。我们建议，山东大学的领导方面组织学生对这种思想进行讨论，使改进文艺教学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另—位学生樊庆荣在《反对脱离实际的文艺教学》一文中，也认为张琪他们对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学的看法是正确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崔杰民、赵开华共同署名的《为甚么不热爱新的人民文艺》来信中说：“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感到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们希望对文艺学这门课程进行改革，首先要求先生端正他的文艺思想和教学方法。”
李希凡的文章是《对我校文艺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文章开始，主要检讨了自己“受着教条主义的毒害与迷惑，不能认识脱离实际的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学对于自己的危害”。然后，对于吕荧的文艺学教学，进行了批判。文章共分为六部分。一、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二、轻视人民文艺问题。三、西洋古典文学借鉴问题。四、理论问题上的选材。五、对所谓“系统化”“联系实际”“普及提高”等问题的理解。六、方法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李希凡的文章基本上是围绕张琪致《文艺报》信中的问题展开的。李希凡在信中直接提到了自己的老师吕荧的名字。他认为“吕荧先生的对于古典文学的介绍，客观上是引导我们陶醉于古典主义文学的迷窟里，不能自拔”。他在文章最后说：“我们热烈地希望先生，在文艺教学问题上，端正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粉碎主观主义的教学体系，从中国革命现实，从中国革命文学实际出发，建立文艺教学的新体系。”
这场讨论虽然是围绕高等院校文艺学教学内容展开的，但这并不是—场学术讨论。因为从讨论—开始，《文艺报》的编者、参加讨论的所有学生和教师，没有一个为吕荧说话，他自己是孤军作战。这场讨论结束不久，吕荧就离开了山东大学。
当时《文艺报》还没有剥夺吕荧说话的权利，但他的声音已很微弱。他给《文艺报》的信里说，张琪反映的情况，多数是不属实的。他对张琪信由提到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说明。他说：“张琪同志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说我轻视人民文艺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所以制造了这许多话。”
吕荧为自己辩护的例子，是他于1949年到1950年间写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童。他说：“（这是）我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尊崇和对人民文艺的重视。现在竟有人制造一些莫须有的话加在我的身上，这实在是不能缄默的。”但这样的解释，对吕荧已无意义。1955年5月，他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公开为胡风辩护，可以认为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最后抗议，当然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文艺报》发表吕荧文章时，在编者的话中特别强调：“但同时，也有少数教师，在这一思想改造运动中表现了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远没有能够正视自己的教学中和文艺思想上的偏向，他们的教学是脱离实际的和违反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的，同时也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这里所发表的山东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艺学教授吕荧同志的来信，就表明了他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所采取的不正确的态度。自《文艺报》5卷2期发表了张琪同志反映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教学情况的来信后，吕荧同志曾给《文艺报》编委会写信，他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批评者所指出的他的教学中根本性质的问题。”
《文艺报》同时认为：“表现在吕荧同志的教学和理论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也不是吕荧同志一人所独有的，为了端正文艺教学和理论工作中的偏向，我们希望文艺教师们、文艺工作者们和读者们热烈参加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澄清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以改进高等学校中的文艺教学工作和文艺理论工作。”从此以后，吕荧就没有再说话的机会了。除了学生以外，1952年4月号《文艺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药眠、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和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思虹的三篇检查性质的文章。这三位大学里吕荧的同道，在他们的文章中都作了自我检查，并同时针对吕荧给《文艺报》的信进行了批判。这几个参加讨论的教师当中，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在1957年，黄药眠、程千帆和姚奠中都成了右派。
在随后参与这场讨论，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还有北京大学的余树声。他在《我对于中国语文系教学上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主要对当时古典文学教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当时的教学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相分离。他特别提到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选择。他还特别提到教材中不应当选曾国藩的文章。
在讨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马畴和张德林，分别在他们给《文艺报》的信中，点名批评了赵景深。认为他在教学中有“荒谬言论”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重庆大学中文系朱斐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来信中，批评了他的老师邵祖平。虽然言辞尚不过分，但已开始背离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传统。
这种学生以政治批判方式对待教师的行为，在以后的中国大学里成为一种新的学风，它在1958年以后的“批判厚古薄今”和“拔白旗”运动中达到了高峰。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意识形态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基本都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注：参阅作家出版社缉辑部编：《厚古薄今批判集·中国古典文学》资料集，作家出版社，1958。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资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这场讨论学生表现特别积极，而教师相对沉默。当时山西大学一位署名许可的学生，在给《文艺报》的信中，对当时山东大学开展的讨论十分欣赏。他说：“我们认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对这个问题热烈讨论的情形是非常可喜的，其他高等学校学习文艺的同学们都应该像他们这样的积极行动起来，诚恳地向自己的文艺教师们提出意见，和自己的文艺教师一道研究改进文艺教学的问题。山东大学的学校行政方面和青年团方面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具体地帮助中文系展开这一问题的讨论，这是很正确的。”
现在需要对山东大学当年的教学和学风进行反省。
在中国高校史上，山东大学相对于其他大学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在于，在以往的国立大学中，它是比较早的在体制上与新意识形态发生关系的—所大学。抗战胜利后，在山东临沂，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临沂山东大学，并在学校建立了秘密党组织。随后，中共华中局又决定，把原来设在苏北淮阴县的华中建设大学并入临沂山东大学，最初由彭康负责，他不久调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当时学校就开设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联合政府”、“论人生观”等课程。“在教学中以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前途、改造世界观等为主要内容”（注：山东大学校史组编：《山东大学校史》，11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
1948年6月，在这两所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后来的华东大学。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校，华岗出任校长，同时在学校建立了党组，这是学校的领导和决策机构。华岗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在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1951年5月，他在山东大学创办了著名的《文史哲》杂志。这本杂志后来因首发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名噪一时。华岗本人是学者，20世纪40年代以教授身份在云南从事地下工作。当年西南联大部分教授思想“左”倾，华岗的工作起了作用，特别是闻一多、吴晗的转变与他有直接关系（注：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作为学者，华岗的学风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受到过国内主要学术杂志的批评（注：《新建设》1956年第3期。）。我查阅了1954和1955年全年的《文史哲》杂志，学术风格从总体上评价，是建立在否定以往学术史基础上的，就是1949年前成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当时每一场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事件，它都冲在前面。它的学术成就和在国内外的学术声誉是在完全认同新意识形态前提下建立的，山东大学当时左翼学者非常活跃，可能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学风。
山东大学的学术基础非常好，它的前身是原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9月建立，首任校长是杨振声。1932年9月，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由赵太侔接任校长。杨振声是留美的文学博士。他在山东大学时期，基本是以自由思想来办大学的。闻一多曾作过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梁实秋曾作过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这—时期在山大执教的教师大都是留学过欧美的学者，在管理上多采用欧美大学的办法。实行校长主持下的教授治校制度”（注：季啸风主编：《中国高等学校变迁》，66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但1949年以后的山东大学，它的主要学术权力在左翼学者手里，在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学生中以批判前辈学者出名的学者相对集中（如李希凡、蓝翎、刘乃昌、袁世硕、周来祥等），可能与学校左翼教授的学风为主导有关。
“文艺学”转型的完成
《文艺报》5卷2期发表这些读者来信以后，于同年11月11日下午，邀请在北京高等院校负责文艺教学的老师和文艺专家座谈。出席座谈会的有李广田、钟敬文、杨晦、蔡仪、严文井、王朝闻、陈涌、萧殷等。会议由丁玲主持。
丁玲认为，《文艺报》从通讯员和读者反映的情况判断，文艺教学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她希望参加座谈的人结合正在全国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来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这次座谈的纪要以《认真地改进文艺教学工作》为题，发表在随后出版的《文艺报》上。
当时对中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现状的基本判断是：一种是讲授的人懂得一点马列主义条文，有一点新东西，但不联系实际，自以为很“高级”，实际是旧的学院派思想在作祟，认为文艺是—门专门性的学问，可以不必管什么现实运动。第二是马列主义修养很差，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几本。因此名义上似乎是教新的文艺学，内容其实还是旧的—套。最后一种情况是新的没有，旧的也很差。最根本的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连基本的理解也没有。
大家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通过具体的材料，将其中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观点，对新的人民文艺的轻视态度，不负责任地宣讲着的错误文艺理论，以及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残余，进行严正的批判。
1952年第8号《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记者对这次讨论的述评《改进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算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从思想上来分析，目前高等学校文艺院系的教师们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部分是从左翼文学运动中培养出来的进步作家、理论家。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的贡献。但因为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很少接触实际。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之中，有的随时代前进，虚心踏实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党的教育下，成为今天高等学校文艺院系的骨干；有的则始终留恋自己‘王国’，背着进步包袱不肯放下，以为自己已经很精通马克思主义，满足于一些概念的刻板的条文与知识，因而逆水行舟，进步迟缓，甚至于进步少退步多。另—部分是治学多年的旧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很有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有其旧阶级意识和旧思想的限制。两年多来，有些人已能逐步地运用新的观点重新整理过去的知识，但仍然有些人迷恋故纸堆，欣赏那些充满封建意识的‘国粹’，排斥新的文艺。还有—部分人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一贯地只承认西洋文学史中的一套，认为那是惟一的‘正统’。对于中国的一切，他们不屑于研究，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他们讲流派，讲文学史的发展，讲伟大的作品，只知从希腊罗马开始，甚至用现成的外国教科书。此外，也有一些教师是市侩，他们过去是色情和低级趣味的贩卖者。今天在课堂上，常常兴之所至，就要想贩卖那一套。还有一些是过去的反动文人。”
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文艺报》特别强调：“思想改造是我们改进教学工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教师们因为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使得自己的工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和青年学生的要求的根本原因。因此，所有的教师们，应该以清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毒害，当做自己经常的、重要的工作。”而达至这一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建“文艺学”这门课程。
《文艺报》文章说：“就以‘文艺学’这门课程来说，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它的任务是‘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作为培养未来的文艺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要使得这个要求能够实现，就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以研究目前文艺方向及文艺创作、文艺运动与文艺批评为主要内容；就需要我们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原则，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刻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能完全照这样做，教师们有的维持既定‘系统’，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文献竟被忽视，或只是作为附件，略提几句。”
《文艺报》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高等学校中国语文系的课程大多是新开设的。这些课程，尤其是‘文艺学’，主要地要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求教师们对这些课程从研究现实问题入手。’
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文艺学”是比较早进入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由文系的。
1949年，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向华北各地高校下达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就明确地将“培养学生对文学理论及文学史的基本知识”视为大学中文系的任务之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就选出了‘文艺学’和‘中国文学史’作为系里的两门重点课程”。戴燕在她的研究中认为，中国文学史“始终是在按照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课堂教学形态，建构—套特有的经典系统和理论体系，养成一种特有的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并创造出当代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意识，从而融入到当代教育体制中去的”。她对“文艺学”课程设置的评价是：“解放后的中文系，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之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注：戴燕：《文学史的权力》，85、94、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设置的权力本来在各个大学，但1949年以后，作为教授治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个权力很快就消失了，而且看不到教授对此的公开抵抗。国民党统治时，也曾做过收回课程设置权力的努力，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实现。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等问题，给联大常委的一封信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释。
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连续发了三次训令，要求各大学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和对学生的考核等方面，都做了规定，并要求各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要呈报教育部核示。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此非常反感。他们在信中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可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注：《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3册下卷，19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中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传统的维持，是教授们在不断与教育机关抗辩过程中得到实现的。如果这个传统失去了，大学的课程自然也就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西南联大教授特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大学的课程设置权力消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教授尊严的丧失是课程设置权力丧失后的最直接后果。山东大学的学生敢于向自己的老师作政治和学术上的随意评判，就是因为当时吕荧他们已没有了设置课程的权力。
西南联大的教授还在信中批评当时的教育部：“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时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他们最后得出的决定是：“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1949年以后，“文艺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与新意识形态的形成直接相关，这门课程在旧大学里根本没有后来那样的位置。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及导师》一览表发现，西南联大1938-1945年度的历届毕业生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以“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为论文题目的（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107-111、117-373、408、212、21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从西南联大1938-1946年度各学院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年度，都没有“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课。只是1942-1943年度，才在大三和大四设立了“文学批评”和“文学概论”两门课，朱自清讲“文学批评”（4个学分）。杨振声讲“文学概论”（3个学分）。杨振声的“文学概论”只开了一年，以后他就开“传记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概论”这门课，后来只有李广田还开过一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程说明书》中对这两门课的说明是：文学概论下学期开，2学分。文三四选修。李广田先生讲授。要求是：“本课程注重文学基本原理之探讨，如文学之发生与发展，文学之特质与界说，文学之创作，欣赏与批评，并兼及文学之时代任务等问题。在理论方面，大致中外兼采，而举例则尽可能的引用中国作品。”而”文学批评”的设置是全学年，4学分。文三四选修。朱自清先生讲授。要求是：“本学程探究中国诗文批评之问题，分言志与载道、文笔、模拟、品目四项讨论。”
考察历年《西南联大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及任课教师表》，大体可说，过去中国大学中文系没有“文艺学”这一课程，不但国文系没有，外文系也没有。当时国文系大一的必修课只有“国文读本”和“国文作文”，“国文读本”占4个学分，“国文作文，”占2个学分。外文系也相同，只有“英文读本”和“英文作文”两门课。在西南联大，教“国文写作”的前后有好几位老师，但主要是朱自清、沈从文和余冠英。外文系教师稍分散，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和钱钟书都教过“英文读本”。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在后来北大的招生简章中，对北大中文系“文学组”的介绍还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变迁，用活语言的标准夹衡量中国历代的文学结晶品的；从不会领导你走入雕虫篆刻寻章摘句的小道之中。所以这一组的课程，除着重各肘代诗文名著的钻研与其他各校国文系相同外，北大中文系更特别注重文学史的讲述。例如开始必修，‘文学史概要’一科，先给你奠定—个广泛的基础，以后则为分段文学史的讲述。第一段是上古至西汉，第二段是汉魏六朝，第三段是隋唐五代宋，第四段是金元明清，第五段是现代文学；以作较为专精的研究。此外更有各体文学专史的讲述，如诗史、词史、戏曲史、小说史等等，以作为更精密的探讨。”（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30页，非卖品，1948年印刷。）
从这些材料可以判断，一个时代转换后，“文艺学”的重建，是为了适应新意识形态的特殊要求。从教育机关为新意识形态服务的角度评价，“文艺学”课程从设置到后来不断完善，它在不同的时期逐步成为意识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设计者当初想要达到的预期目的来说，“文艺学”在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设置是很成功的，它所培养的人才和形成的文化理念，几乎在日后所有的思想文化事件中都发挥了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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