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绿原建国前诗路历程新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莽汉论文,童真论文,历程论文,艺术史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七月”派重要诗人的绿原，曾经在建国前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艺术道路：以他的《童话》诗集为代表的1942年以前的创作，单纯、透明、充满幻想，尽显出诗人的“童真”，但以诗集《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为代表的1942年以后的创作，则是浓郁、尖锐、充满愤懑与呐喊，好像又是一位泼辣的“莽汉”。或者过去的我们会将后者的锐利的社会反抗作为诗人的“成熟”，而将前者目为“幼稚”的起点，（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文学史描述方式！）或者今天的我们也可能欣赏前者的色彩和韵味，而将后者认定为粗糙和简单，（这是我们正在习惯的一种批评方式）。但重读绿原的所的这些作品，我倒愈来愈深刻地感觉到，只有将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才可能真正总结出绿原创作的艺术史价值。需要我们思考的恰恰在于，诗人曾经有过的“童真”给他的艺术生命带来了什么，经历了那一番“童真”之后，这“莽汉”与我们在抗战诗坛上见到的真正的简单的粗鲁有什么不同，作为“莽汉”，这样的艺术选择究竟又有怎样的必然性和怎样的意义？这样的总结似乎要比那种把诗人投入社会斗争的选择视为当然的“成熟”更有艺术内涵，当然，也比那种一触及“客观社会主义”就避而远之的逆反心理更符合历史事实。
绿原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哥哥的拉扯下长大的，他缺少同龄伙伴们的娱乐，甚至也缺乏应有的强壮的体魄，生活的重压使他变得孤独、内向，文学、诗歌是他唯一的精神家园。然而，就是这位怀着人生伤痛的少年人，在他初登诗坛的《童话》诗集中，却沉浸在了由童年、故乡、旷野、蓝天、花草所构成的梦幻般的“童话”王国。在这一王国里，湿润的草原上响着夜的铃串（《惊蛰》），河水闪亮闪亮的从村边流过（《这一次》），昏暗的天空中，飘动着老人讲过的神话（《神话的夜啊……》），夕阳下山的时候，传来声声呼唤，那是外出弟弟的挂念，一时间，啄木鸟也在呼唤，鹦哥儿也在呼唤……有时候，我们真有点恍惚了，这就是那个失父丧母离乡漂泊的绿原吗？为什么在他诗歌世界里读不到人生这最深的伤痛，最重的疲惫呢？
其实，作家的生存体验和他的艺术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有的艺术世界可能成为某种人生痛苦的宣泄性展示，有的则主要转化为对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比如曾卓的敏感、忧伤和婉转，化铁的顽梗和奋勉。那么绿原呢？在我们看来，绿原的“童话”正好是他对自己不幸童年的一种补偿，诗人是以文学的想象来补偿那曾经有过的孤独、寂寞和困窘。你看，汉口的这一都市化世界的干燥已经被宽大的生机勃勃的旷野所代替，那里有雪白的羊群和“蓝色的”草场，一个孩子的无言的孤寂也化作了人与星空的对话，化作了对生存旅程的奇妙的想象：!当星逃出天空的门槛!向这痛苦的土地上谢落!据说就有一个闪烁的生命!在这痛苦的土地上跨过!那么，我想!——十九年前，茂盛的天空!那一片丰收着金色谷粒的农场里!我是哪一颗呢!——《惊蛰》!远离家乡的孩子也容易做梦：!寂寞的屋子……!我想睡，!我做一个痛快的梦，!梦见了村庄，!蓝天有星光，!夜的角落有野火!像红色的花瓣……!——《乡愁》
不过，绿原的“童话”也并不尽是奇幻空濛的梦境，其中也不时渗透出忧伤与迷惘的调子，他的乡愁毕竟是一种“愁”，黄昏的水中也映现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忧郁”（《忧郁》）。在充满神话色彩的夜里，诗人忽然就涌上了一阵悲伤：“带着凝固的血创／我想哭／哭一哭／白昼间被绞结的／蚯蚓和泥沙的忧郁”（《神话的夜啊……》）。春天来了，但他还情不自禁地哼出了一首“音色悲哀的歌”（《春天与诗》）。
由是，绿原的“童话”便是奇妙、梦幻与淡淡的哀伤的互相融合，这种诗歌境界多少令人想起了30年代流行的中国现代派诗歌。据绿原自己回忆说，在他初中刚刚接触诗歌的时候，的确就为卞之琳的《鱼目集》所折服过，他是“偶然从同学的案头发现一位前辈诗人的诗集，简直像发现了一盘珍珠，虽然他的题目偏偏叫做《鱼目》。”“这位前辈诗人于是引发了我的模仿本能。”（注：绿原：《人之诗·自序》，《人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另据他的夫人罗惠先生的回顾，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们之间保持着通讯，那时“读着他的信，往往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扑逆迷离，就像现代派的诗，实在令人费猜”。（注：罗惠：《我写绿原》，《新文学史料》1983年2期。）我想，这扑朔迷离一语，用来描绘绿原的某些童话诗也是贴切的，比如他那首《忧郁》就是这样的吞吞吐吐，意象跳跃，令人想起卞之琳的诗风：!圣人在想：!黄昏的烟水边!（田螺儿回到贝壳里去了），!雨落着的城楼!（晚钟被十字架的影子敲响了），!常有一个透明的声音!召唤着你的名字——!好，你该醒着做梦的客人了。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确有它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对现实生存状况的淡漠和回避，这一缺陷最终导致了这一诗风的僵化和枯萎；不过，平心而论，在探讨诗情与意象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对诗人纤细感觉的提炼方面，它又有着一般的社会革命派诗歌所不及的重要贡献。少年绿原在超越孤独、补偿生存匮乏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地使自己的“童话”染上了几分现代派的色调，这并不奇怪，而且在事实上是有助于张开他那敏锐的艺术触角的。关于这一特点，他的老朋友阿垅、牛汉都先后作了证实。阿垅评价说：“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敏感的，而且他底感觉极丰富。”他又引某先生的话说：“在一般诗人，病在感觉不够；而绿原，难在感觉太多。”（注：阿垅：《绿原片论》，见《人·诗·现实》第19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牛汉也感到“绿原创作《童话》时期，他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注：牛汉：《荆棘和血液》，《学诗手记》第70页。）
一般的文学批评史都注意到了“七月”派诗歌追求与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重要区别，可以说正是现代派诗歌对生存的回避导致了它自身的灵感枯竭，诗形僵化，也正是“现代派”诗歌运动的衰微才凸现出了“七月”派昂然屹立的勃勃英姿，对现实生存的拥抱和搏斗是“七月”派诗人成功的奥秘。但是，这样的区别并不是完全否定现代派诗歌的艺术史价值或者完全肯定“七月”派诗歌的艺术风格，因为，现代派诗人也有其他诗人很难匹敌的艺术感知力和表达力——那种对细腻情绪的精细的传达，就并不是一些“七月”诗人都具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绿原早期创作中的丰富的感受能力的确体现了一个永恒的艺术史原则：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诗人都拥有多种艺术的滋养，他的目光总是开阔的。绿原如此，艾青如此，一些优秀“七月”诗人也是如此。“七月”诗派的真正价值便在于它是对整个中国诗史传统的综合的“创化”。
二
绿原走出“童话”王国，进入犀利泼辣的政治抒情时代，这是他置身于大后方政治文化中心的结果。独立面对人生，独立搏击于专制黑暗的他显然已经无法在梦幻天真的王国中游弋了，他那高超的情绪提炼能力、丰富的艺术感知力由此将投向一个粗糙的凶险的外部世界，这种内外转换的本身也是痛苦的。他的夫人后来追述说：“绿原这期间的写作是相当艰苦的，每次提笔几乎像生病一样，不能吃，不能睡，往往是夜半时分被婴儿的啼哭声吵醒后就一跃而起，奋笔直书，一口气写完一首诗。”（注：罗惠：《我写绿原》。）
生命的蜕变当然是痛苦的，绿原的艺术生命经过了这一番的蜕变，便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了40年代的诗坛上。
仿佛是为了向读者充分展示这种艺术蜕变的景观，绿原在1944年以后有意无意地选择了“童话”时期的几个诗材，但无论是其中的思想情感还是意象处理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今昔对照，我们不能不为诗人所进入的崭新艺术境界感到兴奋。比如他仍然注视着神奇的夜晚，只是这夜间没有了老人的神话，甚至也没有了莫名的忧伤，天象是这样的纷乱可怕：“星星飞溅着，嘶叫／月亮逃走了／仿佛天空要翻过来”而其实天象的纷乱不过就是诗人心灵世界悸动不止的映射，今天的绿原已不再是那个仅会幻想，也只能默默感伤的孩子了，他的胸中跳动着一颗巨大的心脏，他盼望着像巨人一般的崛起，像巨人一般的威猛强壮：!半夜惊醒过来!我常常听到一阵阵!砍岩石的声音! 像我再也没有梦!它是那样严厉!就像旷野里一个巨人!折断自己的肋骨在磨剑……!它又常常是醉人的!我忘掉一切!向前面跑去!那声音却又凭附着我!好像正是我的心跳!——《无题》
告别了天真的“童话”，开始以巨人（大写的具有主体性的人）的眼睛来重审这世界，绿原的确从那种种的熟悉里发现了“陌生”，发现了“异样”，你看，原本是迷人的春天也透着“虚伪”：“天气还冻着呢，老儿们／你看这虚伪的春天／连细微的小青花／都给典押了，不再出现。”（《虚伪的春天》）在快乐的动物园里，诗人忽然迷惑了：“哦，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分不清哪一边是动物园／哪一边是人的闹市／因为有些动物有人的悲哀／有些人又有动物的欢喜”（《动物园》）诗人也曾经为雾季里劳碌的人民呼喊万岁，然而今天另有感触：“印刷机在雾中滚响着油墨，／报纸编辑在制造着谣言，／麻木的生命们在雾中／找寻泥土做痛苦的面包。”（《雾》）看来，走出天真的绿原的确看到了更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
绿原的成熟意味着他敢于撕下幻想的面纱，直视这血淋淋的人生了，也意味着他对自我的价值、对诗歌的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诗人痛斥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为什么人快是一架骷髅了／还要割下滴不出血的皮肉／去填补人家的脓疮呢？”（《虚伪的春天》）他决心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自由”的理想：“因为我的灵魂歌唱自由／我的肉体在拷打下面抽搐／说我践踏了他的权力的麦田／当我用没有表情的沉默控诉／没有自由：生命于是装死，而爱情卖淫／我则宁愿饮尽奴隶必饮的毒酒”（《为了自由》）人的生命旅程不再是面对浩瀚星空的空洞的想象，而应当“活泼如鹰，勇敢似熊”，是“一匹穿铁靴的怒马”：“是猥琐的荆棘／就踩过去！／是昏倦的砂砾／就踏过去！／是懦怯的泥沼／就跨过去！”（《生命在歌唱》）那么诗歌又应当是什么呢？绿原作出了与“童话”时期大相径庭的判断，他认为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诗人》）
这样的诗歌已经完全脱去了早期的单纯和浪漫，它变得刚健、犀利甚至粗直，其中包裹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和控诉，也饱含着诗人洞悉社会人生之后的一种哲理和思辨。从多情的青春到世纪的悲愤，绿原抗战胜利前后的创作的确充满了“成熟”的魅力。
最能体现绿原成熟诗艺的作品还是那些长篇政治抒情诗。
控诉专制统治的黑暗，呼唤民主与自由，揭露社会的不公和腐败，倡导对抗和复仇，这皆是“七月”派作家社会批判性诗歌的共同特点，绿原自然有之，不过，相对而言，在绿原的作品中，还有另一个极具个性的精神追求，即以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力量来完成对旧世界的彻底捣毁！在这里，最具感染力的不是它的高雅的理想而是它力量的强悍，不是它理性的光芒而是它情绪的炽烈。
有意思的是，绿原笔下的野性的力量时常是发自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也是最为正人君子所鄙夷不屑的人物：失业者、流浪汉、叛变的佣兵、私奔的童养媳甚至流氓和小偷。他大声疾呼：“今天，我们也来／霍霍地磨刀吧，／到花团锦簇的乐园里／去做一名／捣乱分子！”这些“捣乱分子”“家住在／青面獠牙的旷野；／在荒凉的高峰／同暴雷答话的／吃死人的鹫鸟／是我们的伙伴。”而且“我”也有过这样的历史：“小时候，我就在／大街旁，码头上，黑巷子里，／嘴角衔着拾来的烟蒂头——／做过一名有用的扒手。”（《复仇的哲学》）今天，他也在宣布：“我是一个都会的流氓，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
也许我们可以将绿原的这种野性的反叛称为粗鲁的“流氓精神”。因为这些流浪汉、小偷、马车夫、学徒、妓女、水手本身就是“流氓无产者”，此时此刻，他们都已经是饥饿至极、忍无可忍，再崇高的理想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画饼充饥的空谈：“等我们吃饱了，／再谈旁的：／再谈人道主义、／政治、／科学，／再谈艺术、／文化、／爱情，／再谈骨肉的团圆吧。”（《复仇的哲学》）这样的流氓虽是粗鲁、虽是无法无天，但却自有它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当整个社会的公理、法律、道德都已经成了少数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的“家私用品”的时候，当正义已经完全沦丧而文雅和理性又经常不过就是伪君子们的遮羞布的时候，流氓和骗子、犯人一样都显示了他不可代替的历史性力量。因为，只有在这种蔑视一切秩序和制度的蛮力面前，坚如磐石的专制统治的大厦才可能获得摧枯拉朽的打击，只有当人被整个社会秩序逼到一个退无可退的角落，当生存的本能以原始的方式被释放了出来，人才可能产生出大无畏的反叛的勇气，“为了打死它／我们要学习它的残酷！／专门对它，和对它的种族！”（《你是谁》）曾经有人担心绿原笔下的流氓的复仇有损于人民革命的形象，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很明显，绿原的诗并不是关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报告，它不过就是诗，是艺术家在艺术的世界上对人的文化精神品格的一种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新诗的精神画廊当中，人的精神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实际上是萎顿不堪的，或者是蜷缩在古色古香的旧诗词的山水里，或者是消逝在风月花草之间，独独缺少一种昂首天外、威武不屈的勇气，缺少一种奋袂而起、决然而立的精神强力，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精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甚至到后来，当这一流派已经日趋衰颓的时候，中国的现代主义诗人自己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诗僵化，以过于文明故，必有野蛮大力来始能抗此数千年传统之重压而进。”（注：柯可（金克木）：《杂论新诗》，原载1937年1月《新诗》第4期。）而真正的“大力”就来自于40年代的“九叶”派和“七月”派，而在“七月”派当中，小说艺术的野性之力是由路翎来集中传达的，诗歌艺术的野性之力则在绿原4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示，绿原决意“要用狰狞的想象／为娇贵的胃／烹一盘辛辣的菜肴！”（《破坏》）我们可以这样说，绿原笔下的“流氓”和鲁迅笔下的“狂人”、郭沫若笔下的“天狗”一起代表了现代中国作家对社会秩序改造、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努力。
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绿原的这种野性的反叛并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破坏和捣乱，它的锋刃同时也指向了诗人自己的心灵：诗人呼吁与过去告别，不再将自己束缚在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你”要咬破“皮肤似的墙壁”钻出来，“出来在好厮杀的阳光里／追求狂欢，我们要狂欢！”“出来飞翔！——即使／拍一拍翅膀之后，／连云彩都没有望你一眼／你就被暴风雨淋死！”（《你是谁》）绿原将这位试图钻出来的“你”称作是“我的兄弟”：“你是谁啊，你和我／从一个母亲的衣胞里出世？／在从卑污的生存和圣洁的死亡的攀登里，／兄弟啊，请容我献给你以霹雳的诗。”（《你是谁》）其实，“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里所要表现的就是诗人自我突破、自我鞭策的一种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歌德的《浮士德》是出现在绿原诗中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前者映照着诗人在痛苦中奋起厮杀的灵魂，后者又喻示了他的永不停息的进取和自我改造，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与歌德性格的重叠，便代表了绿原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也是“七月”派文学精神的一个特征：“我永远学做一个新人／我永远在错误中前进／我儿时栽过一棵树／我总想和它较量青春／但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理想和果实最后总归可能。”（《诗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