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和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不良资产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5-0052-06
从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出现了股市持续下跌，企业和银行大量倒闭、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长期低迷不振、失业率不断上升的萧条局面。尽管90年代期间，日本政府作了种种努力，如实行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大量增加公共投资的财政政策等，试图刺激经济发展，但成效不大。新世纪的到来也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曙光，2000年名义GDP仅增长0.3%，2001年则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也不断创出新高，据日本厚劳省统计，2001年11月日本平均的失业率为5.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记录。2002年又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物价下跌，国民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和增长率下降的恶性循环当中。长期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对日本经济深层次问题的思索，学术界和政府普遍意识到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不是总量问题，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为目的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恢复经济方面已无能为力，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体制和结构，经济再生必须以全面的和深层次的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为前提，这就是小泉龙太郎内阁以“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兴”为口号提出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计划的背景。
伴随着萧条的日本经济始终的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是日本银行业的大量不良资产。不良资产问题出现在90年代初，虽然10年来日本银行和金融监督厅一直致力于减少和消除不良资产，但统计资料表明：在旧的不良资产被解决的同时，更多的新的不良资产又出现，不良资产总额呈上升趋势，因此不良资产问题被视为因扰日本经济运行的一大顽疾。一个经济中不良资产的大量和普遍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借款方企业的经营不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贷款方银行在有效分配资源、贷款组合风险管理和监督企业经营等方面的能力有限，在实施贷款时没有对贷款方企业进行事前的充分调查和事后的有效监督。这些问题的长期普遍存在，在深层次上可以归结到银行和其他产业部门不合理的制度和结构上去。本文试图从探讨不良资产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这一视角出发，分析日本银行业和非银行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背景和必要性。
一、不良资产的产生和深化
日本不良资产大量出现并引起普遍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但其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80年代银行系统的过度贷款。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后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30年从整体上看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但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经济运行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表现为：在银行贷款的推波助澜下，不动产和股票价格不寻常的持续攀升，投机行为盛行，孕育了导致以后危机的经济泡沫。图1显示的是1970年至1998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银行贷款的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很明显，70年代GDP增长率与贷款额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变化，而80年代后者则始终高于前者，反映出银行贷款量脱离经济实际产出的异乎寻常的增加，同时也反映出贷款没有被运用到实际生产部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事实上当时的情况确实是，房地产、股票价格上升，企业的资产升值，企业以房地产和金融证券作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进行投机，由此导致房地产和股票进一步升值，在贷款增加和房地产股票价格上升相互促进的循环下，大量资金滞留在投机性非生产性行业，一方面引发了经济中泡沫的过度膨胀，埋下了经济危机的隐患，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银行业不良的贷款结构，使银行自身的经营变得很脆弱。
图1 GDP和银行贷款的名义增长率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国民经济计算年报》。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投机性企业的纷纷破产以及作为贷款担保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跌，使银行业无法按时或按事先确定的利率收回不良债务，并由此引发了金融系统的不安。在经济危机的初期，人们意识到了经济中的泡沫问题，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配合以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泡沫成分被挤掉以后，经济会走出低谷开始复苏，但事实是，GDP增长率除了在1996年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微弱的复苏外，始终不断下降，甚至从1998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在这段时期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也不尽如人意。虽然通过银行加强自有资本拥有率以及政府注入公有资金等，相当一部分的不良资产被处理掉，但同时又有新的不良资产出现，不良资产总额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到2000年，日本全银行业每年分别有13.3兆、7.8兆、13.3兆、13.6兆和6.9兆日元的不良资产被解决，但与此同时，不良资产总额分别为28.5兆、21.8兆、29.8兆、29.6兆和30.4兆日元，没有丝毫减少的迹象，甚至在经济复苏的1996年至1997年，不良资产也明显增加。此时，经济学界以及政府部门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日本经济的衰退不仅仅是泡沫过度膨胀和经济周期变动的结果，不良资产也不只是泡沫破灭所带来的产物，仅仅通过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和政府注入公共资金只能减少已有的不良债务，不能防止新的不良债务的发生。长期的不断增加的不良债务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银行体系不健全、经营方式陈旧、其他产业生产率低下以及整个经济体系构造不合理等深层次的问题。不良资产的根本解决则有待于包括银行和其他产业，甚至政府部门在内的经营体制的转变。
二、不良资产与银行的金融中介职能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银行作为一种最主要的金融中介组织形式，在现代经济中不仅要提供动员储蓄、供给贷款等基础性金融中介服务，还要能提供监督融资企业、搜集信息、管理风险和甄别高收益项目等以促进资源有效分配为目的的高层次金融服务。尤其在近一二十年新型的金融组织形式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状况下，后者更成为银行经营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速增长中形成的日本金融体系，以传统的间接融资为主要方式，而间接融资又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银行业还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种种保护和限制，因此始终处在一个既缺乏内部竞争又缺乏来自非银行金融业外部竞争的环境当中。
在高速增长时期，资金不足和企业对投资的大量需求是银行业面对的主要问题，此时银行的主要任务是聚集储蓄，向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贷款。由于经济整体不断增长，企业的收益水平较高，因此银行的利润也得到了保障。另外，这一时期银行业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60～70年代制造业的贷款占到了银行贷款的近一半。制造业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日本的主要出口产业，直接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在这一时期，即使没有融资银行的监督，由于国际市场竞争的存在，制造业企业也会保持自律，形成良好的经营机制，从而保持与银行顺畅的借贷关系。另外，即使少数企业遇到了经营危机，银行也大都会出手相助，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银行形成了以主办银行、企业间互持股票以及护送团队方式等为特征的独具特色的经营体系。相应地，政府管理当局也配合以低利率，限制银行间的业务参入等竞争性限制措施，来维护这一体系的稳定。
进入80年代，日本全面的经济高速增长告一段落，企业的投资需求下降，同时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逐渐从依赖银行贷款转向债券和股票市场。根据日本银行的统计，制造业主要企业所筹措的外部资金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在1960年和1970年分别为34.3%和21.8%，而1980年下降为1.2%，1985年更降至-9.5%，呈急剧下降的趋势。在银行贷款需求方发生这种变化以后，资金过剩成了问题。积极寻求资金出路的银行把目标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金融和保险行业，这三大行业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持续上升，1995年三者之和达到31.9%，远远超过制造业的14.9%。但遗憾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金融和保险业一直是受到政府限制和保护比较多的行业，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备，企业素质良莠不齐，经营效率没有保障。而与此同时，已经习惯了高速增长，不知不良资产为何物的银行没有意识到借贷方企业的潜在问题，没有对其所提供的贷款进行事前的慎重审查和事后的充分监督，轻易地把大量资金贷了出去，造成了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膨胀，而泡沫崩溃后也使自身陷入到不良资产的泥沼中不能自拔。
对于造成90年代金融不安的日本银行体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看法以金融约束理论为依据，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对银行业实施了竞争限制措施，加强了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破坏了以主办银行制度为特征的银企紧密关系，银行间竞争的加剧减弱了银行对企业进行监督的动机，造成了企业行为失控。因此政策提议是限制银行间过度竞争，给现有银行以适当的租金收入，从而激励银行对企业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监督。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90年代的金融不安只不过是传统银行体系问题的表面化，恰恰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不彻底和不及时的结果；不良资产的根本解决从而金融系统的健全有赖于金融自由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及银行业整体从产业化银行向商业化银行的转化。日本金融学界的代表人物堀内昭义和池尾和人都赞同后一种观点，并且前者还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主办银行的有无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没有相关关系，说明60～80年代的传统的银行体制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明显的关联。
近两年来，在经历了十多年积极消除不良资产，恢复银行正常经营能力的努力后，却面临日益严重的金融不安的政府和银行界也基本对后一种观点达成了共识。而后一种观点的基本思想就是对银行业实施结构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和保护，建立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小泉龙太郎内阁提出的金融改革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促进银行间及与非银行金融企业的竞争，放松金融业务准入和不同业务间相互参入的管制，以向最终用户提供便利快捷的服务为目的，积极进行金融商品和金融手段的创新。(2)规范金融业的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适度，使投资者和储户能及时准确地把握金融企业的利润水平和资产风险控制状况，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监控体系。(3)缩小由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范围(Safety Net)（注：Safety Net：政府对破产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予以保证偿付的制度。）。日本政府一直对破产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提供全额保护，这实际上减弱了储户和投资者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慎重选择和监督的动机，增加了金融机构投机性经营的可能性。(4)建立一套合理的对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和扶持的制度，促进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减少政府直接的保护性资金注入，实现金融业自身的优胜劣汰。
三、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和其他产业的结构改革
归根结底，不良资产是由贷款企业经营不善，无法对银行借款进行还本付息造成的，因此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和其他产业的效率低下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必然要涉及贷款方企业的构成、经营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等因素。
进入60年代以后，制造业企业的贷款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60年平均近50%减少到1990年的15%。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和金融保险行业的贷款比重则不断上升，这三个行业合计的贷款比重在1960年为7.3%，到1990年增加为47.4%。另外，批发和零售行业的贷款份额虽呈下降趋势，但始终占有相当比重。因此总的来看，银行贷款结构从六七十年代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了以非制造业为主。这一变化是近三十年来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资本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是银行业自身无法左右的趋势。但是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变化对银行业的经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国民经济生产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在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没有太大的变化，平均分别为3.4%和3.0%，但90年代急剧下降为0.6%，这与七八十年代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90年代的经济衰退是吻合的。仔细分析一下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状况可以发现，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80年代为3.9%，90年代为2.0%，非制造行业则从2.7%减少到0.2%，两个行业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但如果把非制造业占经济总体比重上升的因素以及非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制造业的因素考虑进来，则可以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来源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70%的非制造业。
90年代以来，日本之所以出现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并且低效率的非制造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传统产业的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会不可逆转地缩小，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劳动力人均创造附加价值的提高，同样产出下使用较少的资源投入，因此依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法带动经济整体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和金融保险等非制造行业多年以来受到政府的管制和保护，甚至许多业务由政府组建的企业直接经营，如公路建设行业的日本道路公团，通讯行业的日本国家电话电报公司等，即使在私人企业经营的领域也存在着诸多的业务参入、退出的限制，并且当大的企业集团出现经营危机时，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失业和对其他企业的冲击，政府往往会给予资金援助。所以在总体上，非制造业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的优胜劣汰无法实现。另外，90年代经济衰退以后，作为刺激经济恢复的对策，政府实施了长期超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的财政政策，并且对银行的不良资产实行了注入公有资金和拖延处理的办法，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这些措施只是延长了某些低效率企业和银行的寿命，使社会资源继续滞留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进一步阻碍了生产要素的重新有效分配。这些政策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同时又使政府背上了巨额财政赤字，遇到了比90年代初更加严峻的困难。
上述分析表明，从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银行业的贷款结构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不得不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非制造业为主，由于非制造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低下，造成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又由于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对某些部门的不恰当保护，所注入的公共投资被固化在效率低的部门，阻碍了资源的有效流动，从而使不良资产问题长期化。由此看来，产生不良资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非银行业整体的缺乏竞争和生产效率低下，其最终解决则有待于这些行业经营效率的提高，而经营效率的提高，在目前的状况下必须是以通过彻底的经济结构改革，建立健全自由市场竞争体制为前提的。因此，小泉内阁提出了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兴的执政理念，并于2001年6月26日发表了反映具体改革措施的宣言——“关于今后经济财政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宣言中，除了不良资产的处理被作为当务之急外，其他改革几乎都是围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推动市场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社会资源的高效率利用而提出的，主要包括：
(1)放松政府管制，推动市场竞争。在产业市场上，废除和减少对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加强市场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限和机能，修改反垄断法等；在资本金融市场上，在推进银行业自身的改革的同时，改变长期以来对银行储蓄进行税收优惠的政策，对股票等直接投资方式予以鼓励，发挥证券市场上个人投资家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劳动力市场上，鼓励企业废除终身雇用制和年金序列工资制等，创造有利于人才流动和再就业的环境。
(2)大幅度缩减面向国有企业的财政开支，对国有企业和其他特殊法人实行解散、分割及民营等，相关业务尽可能委托民间企业经营和地方政府管理。在2001年已经决定进行民营化改革的企业有：日本道路建设公团、都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团、住宅金融公库等，今后还将对邮政事业和国立大学等进行改革。
(3)以效率和透明为原则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建立一个与规模精简而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机构相适应的有弹性的财政收支体系。具体做法包括：重新全面审查各项现有财政支出，缩减不必要的和低效率的支出项目，同时对某些产业实行重点的有选择的支持，如信息通讯、环境保护和新材料的开发研究等。在公共投资方面，引入收益成本分析和公开招标方式，改变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持续增加的趋势，促进全社会意义上有效率的公共投资。
四、不良资产的消除和经济结构的改革——日本经济再生缺一不可
近二十年来，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困扰过许多国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和90年代的北欧一些国家都发生过不良债务危机。但这些国家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注入国有资金等方式迅速解决了这一问题，并迎来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而在日本，不良资产问题不仅迟迟没有得到解决，1997年以后反而愈演愈烈，造成了多次金融系统不安。
其中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述，日本的不良资产是由80年代非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的过度贷款所引发，由90年代政府不恰当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为避免企业大量破产而进行的盲目的公共支出扩大，从而使社会资源被固定在低效率部门的财政支出政策而长期化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日本没有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固守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追赶英美等发达国家时形成的对内限制、对外保护的过多政府干预的经济模式，使国内的一些行业既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又免于国内市场的竞争，从而造成许多企业缺乏发展和创新的动力，经营效率低下。因此在日本，不良资产既是造成经济持续衰退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结构方面问题重重所导致的结果。一方面，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润滑系统，银行业的健全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从而不良资产的消除是必需的。而另一方面，不良资产又不只是银行本身的问题，也是其他产业效率和盈利能力低下的反映，不良资产的整体性解决必须以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和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经济结构改革，就没有不良资产的解决，同时也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
［收稿日期］20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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