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企业价值的视角
马东山a，韩亮亮a，张胜强b
（辽宁大学 a.商学院；b.新华国际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 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审计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是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重要途径。政府审计通过发挥信息治理、市场治理和权力治理作用促进国有企业价值提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文章基于现有审计制度，以2009-2016年央企直接或间接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PSM-DID方法，探讨政府审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发挥央企治理效应，且与财务收支审计相比，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收支审计更多发挥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作用，在投资不足时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经济责任审计更多发挥权力治理作用，在过度投资时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审计监督机制，发挥政府审计的央企治理效应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政府审计；企业价值；治理效应
一、引 言
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运用国有资本从事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审计监督，是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职责。政府审计是完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从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审计制度来看，政府审计主要通过开展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审计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由于受审计资源不足的限制，对国有企业的审计，无论是审计署还是地方审计机关暂时都无法实现对国有资产监督的全覆盖。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审计更多是查问题，对查出问题整改情况以及问责情况关注度低，从而出现“屡审屡犯”现象。并且，这一现象在央企审计中更加严重。2010年以来，每到年中审计署都会密集发布对央企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公告一经发布，都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并被媒体总结出央企十大“牛皮癣”［2］。“屡审屡犯”是舆论认为央企审计最严重的问题。针对社会各界对政府审计能否发挥国有企业治理功能的质疑以及目前国有企业审计制度存在的缺陷，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若干意见》，强调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审计中实行审计全覆盖，加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问责到位，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国有企业审计制度，提升政府审计的国有企业治理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完善国有企业审计制度的前提是弄清楚在现有审计制度下，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治理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挥作用。弄清楚现状以后，才能基于现状提出完善现有政府审计制度的对策建议，实现对国有资产审计监督全覆盖，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审计署对外公告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的事实，加之，央企大部分优质资产会下沉至控股上市公司，审计署对央企的审计过程中，其审计范围不仅包括央企集团公司，同时也会对其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延伸审计［3］，这就为我们从微观层面研究政府审计的央企治理效应提供了绝好的研究环境。本文将基于现有审计制度，以企业价值作为治理结果变量，把2009-2016年央企直接或间接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PSM-DID方法，研究央企财务收支审计和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对央企的治理效应，探讨政府审计监督与高管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分析政府审计发挥央企治理效应的条件。
本文的贡献在于：①关于政府审计的国企治理效应研究，大多从财务收支审计的视角，探讨政府审计监督对高管行为［3-6］、市场反应［7-8］以及企业绩效［9-10］的影响，本文则区分了国有企业审计的类型，探讨了财务收支审计央企治理效应以及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治理效应的差异，为审计实践中加大各类审计协同治理，提高政府审计监督效力，提供了实证证据；②国有企业审计中加大各种审计方式协同治理是实践界的普遍认识，但现有文献很少提供实证证据，本文为国有企业审计实践中加大各类审计协同治理，提高政府审计监督效力，提供了实证证据；③外部监督机制的公司治理作用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经典研究话题，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外部审计师［11］、外部债权人监督［12］、证监会监管［13］、税收监管［14］、国资委监管［15］、媒体监督［16］等外部监督机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文则从政府审计监督的视角，使用企业价值作为央企治理效应结果变量，弥补传统研究使用会计业绩或短期业绩度量央企治理效应的不足，结合高管投资行为，探讨政府审计的国有企业治理效应，丰富了公司治理相关文献。文章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研究；最后为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发挥信息治理作用、市场治理作用和权力治理作用实现国有企业价值，发挥国有企业治理效应。
1.信息治理作用
使用上海市、江苏省13个地级市和浙江省11个地级市共25个城市2005～2013年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浙江统计年鉴》。所有的价格型变量均根据各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了平减处理，以2003年为基期，转化为实际价格，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是保证国有企业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前提，是避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捏造虚假会计信息来谋求自身利益，损害国有企业价值的有效途径。此外，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且考核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发挥最大潜能为国有企业创造价值，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就是说，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审计发现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中存在的错误或舞弊，提出审计建议，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治理作用。张琦等（2016）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影响官员信息披露动机，发挥信息治理作用［4］。可见，信息治理作用对于提高企业内部会计信息质量，推动企业内部治理能力提升，实现企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2.市场治理作用
二是“实干家”型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9]“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一千道一万，关键要落实到行动上，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它需要党员干部实干苦干、带头干才能实现。党校要端正党员干部的思想意志，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培养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决心和能力，把培养“实干家”型干部作为党校长期坚持的方向和目标。
政府审计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审计对于国有企业的评价，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能够影响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实现，发挥市场治理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审计通过对针对国有企业制定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确保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政策落实到位，发挥市场治理作用。李小波和吴溪（2013）研究了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股票市场反应［7］，褚剑和方军雄（2017）研究了政府审计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8］，这些研究都表明，政府审计具有市场治理作用，能够影响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可见，市场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向利益相关者传递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和监督宏观政策的落实情况，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国有企业价值的实现。
3.权力治理作用
导游词是在导游讲解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它有别于演讲稿和朗诵稿，为了保持文体一致，在创作中要善于使用导游语言，应设置导游词必要的称呼和问候。
政府审计是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着天然联系，这种联系会使国有企业在经营中，通过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如“超常”的贷款机会、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获得超额收益。政府审计通过规范权力的使用，不断挤压利用权力设租的利润空间，从而使国有企业放弃寻租的行为［17］，发挥权力治理的作用。此外，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杜绝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利用权力贪污受贿、利益输送等问题的发生，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防止腐败对国有企业价值的损害。周微等（2017）研究了政府审计与非效率投资企业的腐败曝光率的关系［6］，褚剑和方军雄（2016）研究了政府审计与超额在职消费的关系［5］，王兵等（2017）研究了政府审计与过度投资的关系［3］，研究都表明政府审计能够发挥权力治理作用，抑制腐败、超额在职消费以及过度投资。可见，权力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利用权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方式，规范国有企业权力的使用，实现企业价值。此外，现有文献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绩效［9-10］，具有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效应。
（二）研究假设
1.财务收支审计与企业价值
由于央企大部分优质资产会下沉至控股上市公司，审计署对央企的审计范围包括央企集团公司及其控股上市公司。因此，我们认为央企财务收支审计可以通过发挥信息治理、市场治理和权力治理作用，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发挥央企治理效应。基于上文的分析，提出假设1。
对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审计而言，政府审计通过关注国有企业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确保企业具有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构建有效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发挥信息治理作用；通过对国有企业评价，并向社会公众公告政府审计结果，辅助利益相关者决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关注企业重大经济决策的有效性，防止发生决策失误，损害国有企业价值，同时，通过关注国家针对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情况，弥补市场失灵，发挥市场治理的作用；通过对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运用权力的监督，规范国有企业行为，通过关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性，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管理，遏制腐败行为，发挥权力治理作用。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审计通过发挥信息治理、市场治理和权力治理作用提升国有企业价值，且在这三种治理作用中，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是财务收支审计的关注焦点。从历年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可知，央企审计的重点主要围绕：第一，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2010-2017年度）；第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2010-2017年度）；第三，企业重大决策和管理（2012-2017年度）；第四，企业发展潜力（2010-2017年度）；第五，企业及其领导人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2010-2017年度）；第六，审计整改和落实（2016-2017年度）。其中，第一体现了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的信息治理作用；第二、三、四体现了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的市场治理作用；第三、五体现了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的权力治理作用；第六是增强三种治理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也说明央企财务收支审计主要是围绕这三种治理作用开展实践工作的，且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是其发挥央企治理效应的重点。
对于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谢志华（2014）认为政府审计通过发挥监督作用、中介协同作用和评价作用创造价值［22］，国有企业是政府审计的对象之一，政府审计也同样能够通过发挥这三种作用为国有企业创造价值。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基于历年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开展的研究，如蔡利和马可哪呐（2014）从考察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得出了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结论［9］。李江涛等（2015）的研究也表明，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绩效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10］。虽然，蔡利和马可哪呐等（2014）、李江涛等（2015）的研究并没有就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给出直接的结论，但从财务绩效层面证实了政府审计（财务收支审计）能够发挥国有企业治理效应的结论［9-10］。
国有企业高管“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身份［18］，决定其行为往往是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共同驱动的代理行为［19］。经济动机方面，国企高管会追求超额薪酬、在职消费；政治动机方面，追求政治晋升，且政治动机的驱动力大于经济动机。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高管掌握着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但却不具备现金流权利［20］。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现金流权是归属全体人民的，因此，国有企业高管的行为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企业本身利益对其行为的影响较弱。政治任命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国有企业高管在企业管理中，更多关注自身的政治前途，忽视企业经营绩效［21］。政治晋升是国企高管追求的行为目标，国企高管会利用掌握的资源创造短期就能见效的“政绩”，或为实现政治晋升进行利益输送，捏造虚假会计信息或者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谋取个人利益，这些短视行为、利益输送行为以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价值。
H1：财务收支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日前发布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计划到2020年，种养业布局进一步优化，农业农村废弃资源化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对流域水质的污染显著降低。国家发改委表示，在未来的治理中，将优先解决沿江养殖污染和重点区域、敏感区域的污染问题，统筹推进种植业、畜禽水产养殖业和农村生活污染防治。
去年以来，西江广东段没有发生重特大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水上安全事故下降八成；成功救助遇险人员152人，搜救成功率99.25%，船舶违章行为明显减少；西江岸线整治取得突破性进展，仅在肇庆段就清理取缔非法码头、临时装卸点119个，打掉一大批非法采砂点；经过沿线六市政府积极协作，西江沿岸投入建设了7个应急设备库、13个溢油应急物资储备点、4个防污应急服务点、3个拖轮值守点，水上应急能力和水污染防治能力进一步加强……
2.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与企业价值
考虑到司马相如写关中上林苑，未必也像左思写《三都赋》那样“稽之地图”“验之方志”，个别地方含糊带过也许只是文人寻常虚饰，那也还并不是特别值得批驳。但我们注意到，在关于上林苑的方位、界限这些基本的宏观地理指称多用含混虚夸之辞。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是实现国企高管从关注自身政治前途向关注企业经营绩效、从关注短期“政绩”向关注长期业绩转变的重要制度安排。《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中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要关注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等，以避免国企高管的短视行为；要关注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情况，以避免国企高管的利益输送行为和个人机会主义行为。此外细则中还规定，要将审计结果作为企业经营业绩考评和被审计领导人员考核、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引导国企高管把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积极关注企业经营绩效，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因此，经济责任审计主要通过发挥权力治理作用，提升国有企业价值，同时，在发挥权力治理作用过程中，经济责任审计也需要企业会计信息提供支撑，因此，经济责任审计也会涉及财务收支审计的部分内容，发挥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作用。
考虑审计署从2010年开始公告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本文以2009-2016年为样本区间，将最终控制人为国资委以及国资委管辖的央企界定为央企，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然后，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非央企上市公司以及变量缺失数据的上市公司，共得到8年2142条观测值。进一步地，基于审计署网站公告的2008-2015年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相关信息，手工整理了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的相关数据。关于高管离任的数据，参照赵震宇等（2007）的研究，将董事长定义为高管［25］，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中，董事长是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代理人，而总经理是董事长选派出来负责日常事务的二级代理人［26］。由于本文的样本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因此，我们从CSMAR数据库搜索董事长与总经理变更数据，并把变更类型为“离任”、变更职位为董事长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样本赋值为0。此外，企业财务数据及企业特征数据也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国有企业审计经历了从以资产负债损益为重点，到以经济责任审计为重点的发展。对于央企财务收支审计，在审计过程中如果存在高管离任的情况，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就会结合在一起实施，并将审计的重点从财务收支审计转向经济责任审计，且以经济责任审计为重心。由上文分析可知，财务收支审计通过重点发挥央企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作用，提升企业价值；经济责任审计通过重点发挥权力治理作用，提升企业价值。实践中，财务收支审计是经济责任审计的基础［24］，经济责任审计是财务收支审计的延伸，二者通过协作发挥信息治理、市场治理和权力治理作用，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因此，基于上文分析，提出假设2。
地质矿产勘察进入详勘阶段后，需要进行勘探线的测量，勘探线一般垂直矿脉布设，线与线之间平行且均匀分布在整个矿区，由于矿区范围内的地形比较复杂，通视条件极差，利用常规的全站仪进行勘探线放样，难度相当大，而且支点过多，精度很难把握，CORS技术不受通视影响，长距离作业也不影响测量精度，可应用在勘探线放样、地质点和探槽测量以及钻孔放样中。
H2：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在实践中，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两种审计制度，相互配合，彼此协作，且其协作，会为彼此发挥央企治理效应提供新的视角：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关注高管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违法行为，而权力运行过程中必然会涉及资金的使用，财务收支审计可以为经济责任审计，从资金使用的视角发现企业高管权力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失范行为，提供新的线索和证据；另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也为财务收支审计，从权力运行视角发现企业会计信息存在的错误或舞弊提供新的视角。这种协同作用，能进一步促进政府审计信息治理、市场治理和权力治理作用的发挥。可见，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的协同作用，更有助于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因此，基于上文分析，提出假设3。
参考杜兴强等（2011）、池国华等（2013）和邵帅和吕长江（2015）的研究［33、15、34］，选择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成长性（Growth，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上市年限（Age，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独立董事比例（Outdir，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和两职合一（Cbd，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经济责任审计是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相结合的审计制度。我国经济责任审计主要以离任审计为主，2010年以来加大了任中审计的比重［23］。由于政府审计资源有限，对央企及其控股企业的经济责任审计也无法实现全面覆盖。从2012年《中国审计年鉴》可知，2011年审计署审计了1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14个经济责任人，审计覆盖面约为11.6%（2011年央企总数为121家）。但是，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对象的选择上具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会影响到每一位央企高管的行为，尽管其会存在侥幸心理，但在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对其行为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也就是说，当央企高管发生离任时（主要考虑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政府审计就要接受相关部门的委托，对随机选取的样本企业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即使不接受审计的央企高管，也会因为审计威慑力的存在，而规范其行为，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经营绩效，通过努力经营，提升企业价值，以解除其受托经济责任。因此，我们认为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二）变量的选择与界定
模型（1）在获取配对样本时，剔除了发生高管离任的样本，以此来检验财务收支审计的央企治理效应。模型（1）中部分变量定义如下：Audit为财务收支审计哑变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接受财务收支审计时取1，否则为0；After为被审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控制组配对样本财务收支审计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AfterAudit为财务收支审计前后哑变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接受财务收支审计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关心的是AfterAudit的系数α3，预期α3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如果财务收支审计能够发挥央企治理效应的话，其企业价值在随后年度中会上升。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企业绩效来反映国有企业治理效应，但企业绩效指标主要是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等衡量企业会计业绩或短期业绩的指标，不能反映企业的长期业绩，以此作为政府审计央企治理结果变量，存在不妥。本文使用企业价值来反映央企治理效应。关于企业价值的衡量，国内外的学者大多数采用Tobin_q计量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11，27-31］。也有研究认为上市公司股票投机性，会导致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Tobin_q衡量企业价值的适用性与股票的投机性有关，当股票的投机性强时，Tobin_q难以反映企业价值［32］。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此类企业业绩较为稳定，投资者大多为价值型投资者，且企业流通市值高，券商较难对股票价格进行操纵，因此，这类企业股票的投机性较弱，可以使用Tobin_q来度量企业价值，这也是学者们研究国有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时采用Tobin_q衡量企业价值的原因［32］。本文参照前人的研究，也使用Tobin_q计量企业价值。
综上所述，对于（20）式的严密解来说，只要满足衰减小、观测点间距远远大于波长这两个假设条件，理论上就能够导出Prieto等（2009）的算式。
2.政府审计的计量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从审计介入年度（审计项目开始年度）到审计结果公告年度，政府审计都会对其产生持续的影响［9］。原则上来讲，审计结果公告后，对于审计查出的问题政府审计应关注其整改情况，且整改对企业也会带来持续的影响。为了考察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构建财务收支审计前后哑变量（AfterAudit），把央企审计介入年度及以后年度赋值为1，介入年度之前赋值为0，如2010年审计，2011年公告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2009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则2010年及2010年以后年度赋值为1，2010年以前年度赋值为0。由于央企经济责任审计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我们采用接受财务收支审计的同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生高管离任的企业（高管离任审计）来间接考虑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构建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前后哑变量（AfterAudit_ED），将财务收支审计年度和高管离任同时发生年度及以后年度赋值为1，其他年度赋值为0。
形象这个术语用指自然形式，我是指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事物可以借助于它而构成一个实体，成为它实在的样子。......一方面指一个特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指一个人造的形状，还指一个在形态和外表上与这两者相似的自然物体的形象。[4]
3.控制变量的选择
H3：与财务收支审计相比，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在整个电气工程运行过程中，电气工程会出现一些问题及故障。人们利用故障诊断技术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整个系统运行中的故障，并分析出故障原因，对于电气工程这种精度要求高的系统，这样的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传统的电气工程故障诊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对整个电气工程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测和维修，但是通过电气智能化技术，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降低设备的维修成本和故障损失，在电气工程中运行故障检测技术，还可以减小变压器渗漏分解进行细致检测，这样就可以缩小故障位置和检修故障的范围，降低了故障维修的时间，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保障电气工程系统运行的效益。
（三）检验模型和估计方法
参考Chan等（2012）、褚剑和方军雄（2016）的研究［35、5］，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来考察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为了消除自选择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未被审计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构建一组与被审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最为接近的样本作为控制组，具体构建方法如下：首先，选取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得到每个观察值的倾向性得分；然后，采用1∶1最近邻匹配法进行控制组的选取和匹配；最后，得到配对样本。
1.企业价值的计量
为了检验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以及其与财务收支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的差异，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虑高管离任的影响，构建模型（2），具体如下：
模型（2）中部分变量定义如下：ED为经济责任审计哑变量，用高管离任来表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发生离任时取1，否则为0；Audit_ED为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哑变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收支审计年度同时发生高管离任时取1，否则为0；After_ED为被审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控制组配对样本财务收支审计同时发生高管变更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AfterAudit_ED为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前后哑变量，财务收支审计年度同时发生高管离任当年及以后年度取 1，否则为 0。我们关心的是 AfterAudit_EDi ，t 的系数γ 7，预期γ 7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如果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能够发挥央企协同治理效应的话，其企业价值在随后年度中会上升。为了考察财务收支审计央企治理效应和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央企协同治理效应的差异，我们关注AfterAuditi，t的系数 γ3和 AfterAudit_EDi ，t 的系数 γ7的显著性，如果γ 3不显著，γ 7显著，则说明，与财务收支审计相比，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如果γ 3和γ 7都显著，计算模型（2）的标准化系数，如果模型（2）的标准化系数γ 7＞γ 3，即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央企全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Audit的均值为0.12，Audit_ED的均值为0.03，表明被审计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量较少，约为12%左右，而接受财务收支审计的同时发生高管离任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量只有3%，即使考虑财务收支审计前后哑变量（AfterAudit），其受到影响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只有53%，而考虑经济责任审计的影响后（AfterAudit_ED），受其影响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只有14%，因此，如果采用央企样本进行DID检验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可靠，需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寻找配对样本后进行DID检验，说明采用PSM-DID方法具有合理性。
表1 央企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1
（二）估计结果
表2列示了政府审计对于企业价值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是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列（2）是考虑了高管离任后，即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与财务收支审计协同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列（1）中，AfterAudit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财务收支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假设1得到验证。列（2）中，AfterAudit_ED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假设2得到验证。同时，列（2）中AfterAudit的系数不显著，而AfterAudit_ED的系数显著，且标准化系数前者小于后者（0.055＜0.093），说明与财务收支审计相比，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假设3得到验证。
表2 政府审计与企业价值估计结果
续表2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企业价值度量方法的再检验
国内外学者除了使用Tobin_q衡量企业价值外，还使用市净率（Pbv）来衡量企业价值［36］。本文也使用市净率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在配对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再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所列。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更换企业价值度量方法
2.考虑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效应的再检验
央企审计之所以被媒体、大众和学界关注，主要是因为2010年审计署开始对外公告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我们把2010年作为政策冲击年度（Post），即2010年及以后设置为1，2010年之前为0，使用After-Audit、AfterAudit_ED来表示政府审计对央企的持续治理效应，我们关注Post×AfterAudit和Post×AfterAudit_ED的系数是否显著为正，以考察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结果表明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考虑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效应
3.考虑盈余管理程度影响的再检验
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会影响到政府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的发挥，我们在前文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应计盈余管理（Aem）和真实盈余管理（Rem），以控制盈余管理程度对于研究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所列。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考虑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续表5
五、进一步研究：政府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的差异分析——投资效率的视角
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与投资活动密不可分［33］，且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会损害企业价值［15］，政府审计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是否会因投资效率的差异而存在差异呢？接下来，我们将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分析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提升国有企业价值的差异。
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经理人的投资决策会偏离最优水平，出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而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会损害企业价值［15］。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大股东的虚化缺位和中小股东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股东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监督，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加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如2009年出台的“限薪令”）和股权激励还不普遍，管理层倾向于通过过度投资，获得私人收益，如超额薪酬、在职消费、利益输送和索取贿赂等［3］。此外，国有企业高管行为，更多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当政治晋升受阻以及规避政治风险动机较强时，管理层倾向于“不作为”，而“不作为”会削弱管理层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导致企业投资不足［19］。尤其是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不作为”表现的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中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普遍存在，其会损害企业价值。
局部情况：伤口敷料渗出，呈淡红色血渍印，更换敷料加压包扎后短时间内仍出现上述症状。有些患者伤口敷料虽清洁干燥，但伤口周围皮肤出现隆起，触及有波动感，提示皮下有脑脊液渗出。脊柱手术后24 h伤口引流量增多，有时多至1 000 ml以上，颜色呈淡红色或清亮液体（正常＜300 ml，呈血清样混浊液）。
政府审计在央企审计过程中，会通过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抑制央企高管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提升央企价值。一方面，过度投资行为是投资于不盈利或高风险项目而损害债权人和股东利益，降低企业价值的行为，是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动机导致的行为［37］。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关注央企投资过程中的权力运行状况，通过规范政府相关部门权力运用，防止政府干预央企投资活动，通过规范央企高管在投资活动中的权力运用，规避其短视行为、利益输送行为和个人机会主义行为，抑制其自利动机，发挥权力治理作用，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投资不足行为是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使债权人利益受损，进而降低企业价值的行为，是融资约束［38］和经营期望［39、40］导致的行为。财务收支审计主要关注央企财务收支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是对央企及其控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鉴证，通过审计能够减轻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导致现金流量不足以及内外部经营期望差距引发的投资不足，发挥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作用，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在过度投资时，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而在投资不足时，财务收支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可见，投资效率会影响政府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的发挥。
为了检验政府审计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差异，我们将配对样本区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过度投资的衡量，参考Richardson（2006）、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雷光勇等（2014）的研究［41-43］来计算央企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程度，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3）中变量定义如下：Invi ，t 为t 年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Tobin_qi ，t -1为t -1年托宾Q 值，代表公司成长机会；Levi ，t -1为t -1年资产负债率；Agei，t -1为t -1年公司上市年限；Cashi ，t -1为t -1年现金与短期投资增加额之和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Sizei ，t -1为t -1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eti ，t -1为t -1年5月到t 年4月经市场调整后的、以月度计算的股票年度回报率；Invi ，t -1为t -1年的资本投资水平。考虑年度和行业效应，在模型中加入年度和行业哑变量。若该模型回归残差大于0，视为过度投资，用Overinv表示，若模型回归残差小于0，视为投资不足。
表6中第（1）-（4）列，列示了使用Overinv作为投资效率分组变量，投资效率对于政府审计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3）列中，After-Audit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在过度投资时，央企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第（2）、（4）列中，AfterAudit的系数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投资不足时，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显著。同时，第（4）列中，在投资不足时，AfterAudit_ED的系数不显著，AfterAudit的系数显著，且标准化系数前者小于后者（0.063＜0.079），说明在投资不足时，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可见，财务收支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在投资不足时，财务收支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而在过度投资时，不能发挥央企治理效应。这主要是因为：财务收支审计能够减轻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导致现金流量不足以及内外部经营期望差距引发的投资不足，从而提升企业价值，而对于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动机的作用有限。
能想象吗？闺密之间的下午茶订在风景优美的海边餐厅，远处是蓝天碧海，白云朵朵。我优雅地把果酱抹在刚烤好的面包上，试图送进嘴里——就在不远处，白花花的一坨“嗖”地飞起，几秒钟后“蓬”的一声落入海中，砸出巨大的水花。别慌张，面包不会掉的。等我把食物干掉大半，迟羽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过来，一边伸手过来抢我刚涂好果酱的面包，顺便笑眯眯地问我：“怎么样？刚刚悬崖跳水的姿势优美吗？”
第（3）列中AfterAudit_ED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过度投资时，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显著，同时，在过度投资时AfterAudit_ED的系数显著，而AfterAudit的系数不显著，且标准化系数前者大于后者（0.126＞0.025），说明在过度投资时，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可见，在过度投资时，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国企的投资行为更多的与政府干预与高管的自利动机有关［37］。对于央企而言，由于中央政府更容易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其不会过多地干预央企决策［44］，央企的投资行为更多体现的是高管的自利动机。央企高管“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身份［18］，决定其行为往往是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共同驱动的代理行为［19］，当货币薪酬受到管制和股权激励还不普遍的环境下，其会通过过度投资来提高在职消费或实现政治晋升。对于央企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更多源于央企高管的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关注的焦点是央企高管经济责任履行情况，且审计结果与央企高管薪酬和政治晋升直接相关，通过发挥权力治理作用，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抑制央企高管的自利动机。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央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5］和过度投资行为［3］。也就是说，过度投资时，央企治理效应的发挥主要源于经济责任审计。
3.血清学诊断。包括补体结合试验、2-巯基乙醇试管凝集试验、乳胶凝集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国际上公认的方法是改良补体结合试验，该方法可于感染后10 d检查血清抗体，可靠性比较强，但操作烦琐，目前认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实用。
表6 政府审计与企业价值：投资效率的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政府审计能否发挥央企治理效应一直是媒体、公众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理论分析来看，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发挥信息治理、市场治理和权力治理作用，提升国有企业价值。我们利用2010-2017年审计署公布的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提供的自然实验契机，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被审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匹配控制组样本，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系统研究了政府审计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企业价值，且与财务收支审计相比，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协同审计更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这为政府审计能够发挥央企治理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为在审计实践中加大各种审计方式、方法协同配合，提升央企治理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收支审计更多发挥信息治理和市场治理作用，在投资不足时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经济责任审计更多发挥权力治理作用，在过度投资时能够提升企业价值。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①在国有企业审计中，应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信息治理、市场治理作用和权力治理作用，以提升国有企业价值；②应加大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的协同审计力度，充分发挥两种审计方式的优势，以提升国有企业价值；③应关注国有企业高管的投资行为，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充分发挥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抑制高管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行为，以提升国有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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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Government Audit in Central Enterpris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Value
MA Dong-shana，HAN Liang-lianga，ZHANG Sheng-qiangb
（a.School of Business；b.Sun Wa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udi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leaders are effective ways for government aud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overnance.Government aud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ormation governance，market governance and power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valu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overnance.Based on the existing audit system，this paper uses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2016，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SOEs，and uses the PSM-DID metho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udit and corporate value.Through the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audit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central SOEs，and play the governance effect on central SOEs.Compared with the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udit，the synergistic audit with the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udit，and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are greater to promoting the corporate value.Further study found that：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udit can play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governance and market governance，to enhance corporate value when investments are insufficient；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can play the role of power governance to enhance corporate value when overinvesting.The resear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audit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laying the government audit’s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ect on the central SOEs.
Keywords: government audit；corporate value；governance effect
中图分类号： F239.4；F27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9）09-0061-10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80929013
收稿日期： 2018-09-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15BGL077）；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元治理视域下政府审计在辽宁省地方债务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与实现途径研究”（WQN201601）；辽宁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政府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研究：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LDQN2018001）
作者简介：
马东山（1983-），男，山西忻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审计理论；
韩亮亮（1978-），男，辽宁大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会计理论，公司治理；
张胜强（1966-），男，山东安丘人，副教授，博士，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
［责任编辑：张 兵］
标签：政府审计论文; 企业价值论文; 治理效应论文; 辽宁大学商学院论文; 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