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英国崛起的外来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移民论文,商人论文,因素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欧洲移民史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向外（如美洲）移民史，而关注欧洲各国间人口移动的则不多。相对而言，英国学界对外来移民的研究起步较早。19世纪末坎宁安的《英格兰的外来移民》① 系统论述了11世纪后的英国外来移民史，但对移民作用给出的公正评价不够。坎宁安之后，英国已很少有人从总体上探讨外来移民问题。对此现代意大利史家齐波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非客观态度，外来移民对英国的作用应是无可置疑的。② 后来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专题研究，但都没有将外来移民放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变革大背景中来认识，由此对其作用和影响便估计不足。这就在学术上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将11—18世纪作为研究英国外来移民史的一个时段，还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经历了从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民族的历史过程，研究外来移民和商人问题有助于丰富对英国为何率先崛起的认识。
一、11—18世纪外国人进入英国的四次高潮
不列颠岛居民的原始居民为数不多，经过不断的人口迁移和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统一的英吉利民族。最早到来的伊比利亚人创造了“巨石圈文化”，很快又有莱茵兰“比克人”迁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凯尔特人大规模进入。公元1世纪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东南部。罗马军队撤走后，盎格鲁和萨克森诸部落从5世纪中叶起陆续侵入，成了这块后来叫做“英格兰”的土地上的主体居民。9世纪后，丹麦人进入过英格兰不少地区。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建立诺曼王朝，往往被当作统一的英国的开端。初步形成中的英吉利民族作为许多外来民族的混合体，可能具有向外移徙的秉性，心理上也把外来移民视为惯常。但当民族意识逐渐萌芽后，对外来人便有一个认同问题，于是“外国人”之词的使用便日见增多。诺曼征服后进入英国的非本土居民，除了因继承关系而来的王室和贵族外，余者皆被视为“外国人”。当时人和史家在记述这一历史时使用的概念有：Foreigner，指所有来到英国的外国人，包括外来移民、外来经商者、旅游访问者等；Stranger：与Foreigner同义；Denizen：取得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可称“外籍居民”。Alien：指未入籍，或未取得永久居住权，也非移民的外国人，多为短期居留者。
意大利学者希利亚科诺认为，早期欧洲移民产生的因素有：（1）宗教或宗教迫害导致难民外逃求生；（2）经济衰落致使人口外迁；（3）人口快速增长使向外移民成为必然；（4）非独立生产者跟随主人迁徙；（5）社会结构性或功能性变化而产生移民；（6）移居新地区是为了取得比较优势；（7）迁入国因战争灾荒等因素造成人口减少，需要补偿，产生对外来移民的吸力。③ 概括地说，移民可区分成生存型移民（如宗教难民）、改善型移民（如工商移民）、被动型移民（如仆人）、强迫型移民（如罪犯流放）四类。11—18世纪的英国外来移民主要是前两类。这一时期，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进入英国，前后形成了四次高潮。
（一）第一次高潮：11—13世纪
诺曼征服后，英吉利海峡两岸同处一个君主治下，为欧洲大陆人进入英国提供了便利。这时期的外来移民有军事性移民和普通移民两类。军事性移民是指诺曼军队中的雇佣兵演变为英国居民。11世纪文献中常见的“Francus”或“Francigenae”，就是泛指军队中的这些雇佣兵。④ 雇佣兵来源地之一的佛兰德尔，人多地少，当兵是一条谋生之道。佛兰德尔雇佣兵在11、12世纪欧洲军事史中的作用，如同16世纪的瑞士人。⑤ 诺曼统治者对雇佣兵的主要酬劳形式是赐予土地。这种做法可以一举两得：既付给了兵士酬劳，又能使因战争抛荒的土地复耕，对稳定局势和恢复经济都有利。雇佣兵从战场上下来后，一部分迁移到边区的军事殖民点，目的是巩固新领地，恢复和开发当地经济。退居后方的有不少人从事工程建设，其时各地兴起的石结构城堡、教堂和修道院，多由他们兴建。⑥ 更多的退役兵转向农业生产，充当诺曼封臣领地上的佃农，从雇佣兵转化成兵农合一性质的农民。也有退役兵转向了手工业，特别是来自佛兰德尔的人，他们很可能原来就是务工者，回归本行驾轻就熟。自发涌入英国的普通移民也日渐增加，以来自低地国家者最多。那里生存危机严重，很早就感到供应居民粮食不易，⑦ 许多人为谋生来到英国。外来人员从业广泛，包括纺织业、建筑业、砖瓦烧制工业、早期的玻璃制造业等。⑧ 约克郡的城市档案和法庭卷宗中记录了不少佛兰德尔家庭。如1284年威廉·佛莱明曾拥有一所庄园；尼古洛斯·佛莱明，做过约克市长。⑨
诺曼征服后，英国对外贸易主要由外国商人经手。他们从欧洲各地涌进英国市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带来了丝绸、天鹅绒和香料，佛莱明人和荷兰人带来了亚麻布，西班牙人带来了铁，挪威人带来了沥青，加斯孔人带来了红酒，德国人带来了皮毛和琥珀。德国商人11世纪就成了伦敦的常客，经常到这里来过冬。⑩ 鲁昂和卡恩的商人来伦敦的也相当多。(11) 13世纪，越来越多的“东方商人”（Eastlings，(12) 以德国商人为主）光顾英格兰。英国与低地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从事者主要为低地国家商人。佛兰德尔商人转运北德、北欧产品及法国和莱茵兰的红酒等供应英国。随着佛兰德尔毛纺业对原料的需求，该地商人从12世纪起纷纷前往英格兰采购羊毛，组成了“伦敦商业公会”。(13) 该商会的核心布鲁日商业公会规模最大时，包括了15个从事英国羊毛贸易的佛兰德尔城市行会。(14) 在英国从事贸易活动的佛兰德尔商人，其中有许多被当地人叫作“佛莱明”。(15) 他们的活动还带动了英国本地市场的发展，这是“两个民族在英国土地上融合所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16) 1273年，英国羊毛出口为32743袋（sack），其中65％由外国人经手。(17) 有些外来商人还成了城市里的头面人物。(18)
这时活跃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来自大陆。诺曼征服后不久，十字军运动兴起，犹太人为躲避杀戮而成批来到英国，在伦敦、林肯等城市建立了社区。1194年，有21个城市的犹太人社团向国王纳税。1200年，英国犹太人总数约在5000人左右。(19) 犹太人银行家在伦敦还形成了“犹太街”。(20) 犹太人携有大量资金，而西欧社会对他们从事农工商实业又多有限制，因此放高利贷是其主要生计。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从国王、贵族和教士，到普通民众，多向犹太人伸出了告贷之手。(21) 犹太人也从放债中获利甚丰，个别人如12世纪林肯的亚伦、13世纪约克的亚伦，均是英国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22) 但是，也造成了贵族和教士债务缠身，穷人更难以为生。由此，12世纪后英国的反犹浪潮迭起，贵族和教士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元凶。(23) 国王虽为犹太人提供保护，但以犹太人为国王提供财政支持为前提，英国犹太人因而有“皇家的奶牛”之谓。由于经济和宗教双重原因，1290年爱德华一世勒令所有犹太人（1.5万—1.6万人）离开英国。(24) 此后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在英国几近销声匿迹。
（二）第二次高潮：14世纪和15世纪
这时期，群体性的外来移民主要是14世纪的佛兰德尔织工移民；来到英国经商的外国商人群体主要是德国汉萨商人、意大利商人，以及尼德兰商人；此外还有不少零散移民。
14世纪的佛兰德尔内外交困，百年战争使来自英国的羊毛供应受阻；城市贵族、行会和封建领主之间长期三角斗争，使得呢绒工匠离开故土来到英国。这里除了丰富的羊毛资源外，也有比较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国王对外来工匠的吸引政策。佛兰德尔织工多移居伦敦、约克、温切斯特等重要城市，其数量无从统计，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窥斑见豹。如整个爱德华三世时期的自由人卷档，登记从佛兰德尔迁入约克郡的纺织工匠有300多人。(25) 当佛兰德尔移民为英国毛纺业发展做出贡献时，佛兰德尔自身的呢绒业却不断下滑。原因在于，一方面英国毛纺品不断挤占佛兰德尔呢绒的市场；另一方面，英国因毛纺业发展而改变了羊毛出口战略，使佛兰德尔呢绒业得不到充足原料。
意大利商人从13世纪进入英国，14世纪和15世纪是其活动高潮期。他们从事的英国羊毛和呢绒出口贸易，其特点是他们自己在英国境内组织货源运往沿海港口，再装船外运至各国市场。14、15世纪意大利商人从英国港口运出羊毛的活动非常频繁，(26) 直至1478年。(27) 英国本土毛纺业发展过程中，意大利商人又为其进口了大量染料和明矾，承担这一贸易的主要是热那亚人及其他商人。(28) 14世纪后期起，意大利商人还从英国运出呢绒，地理位置优越的南安普敦是其主要输出港，1380—1391年年均输出3360匹，其中1383—1384年度达5619匹。15世纪是意大利商船运出英国呢绒的高潮时期。1490年代早期，意大利商人年均从英国运出呢绒约9700匹，占英国呢绒总出口的1／4。(29)
14—16世纪，德国汉萨商人将伦敦当作主要商业据点，在这里建立了“钢院”商站。汉萨商人运进英国的商品种类繁多，有葡萄酒、铜、铁、羊毛、谷物、木材、树脂、皮毛和蜂蜡等，以蜂蜡和葡萄酒最为重要。(30) 他们也向英国输入粮食。14世纪初一份抗议书提到，德国商人向英国出口了6万夸脱(31) 货物，13艘船在林城卸下了货物，其中包括8000夸脱小麦、麦芽和面粉。(32) 羊毛是汉萨商人从英国出口的重要产品，14世纪中期每年达3500袋，约占英国羊毛出口量的1／8。呢绒是14世纪中期后汉萨商人从英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其输出量占英国呢绒出口总量的比例，由1366—1368年年均11％逐渐升至15世纪年均20％左右，1554年最高达到30％。1446—1448年，汉萨商人在英国的进出口交易总额为47000英镑，其中出口额25900英镑。“汉萨商人成了英国尤其是格洛斯特郡呢绒生产者最受欢迎的顾客”。(33) “呢绒出口是英国海外贸易的生命线，汉萨商人是英国商人与北欧市场的桥梁”。(34)
尼德兰商人更因地利之便参与了英国对外贸易，而且造访的港口更多。14世纪英国向佛兰德尔出口羊毛并从那里进口呢绒的贸易，多由佛兰德尔商人进行。如伊普里斯商人布若舍兰，1303年从波士顿运出羊毛124袋；1304—1306年从赫尔港运出羊毛241袋。斯鲁伊斯船主丹尼斯1305年8月从赫尔港运出羊毛113袋。(35) 尼德兰商人在英国东部沿海贸易中也很活跃。如15世纪他们从大雅茅斯运出的商品有大麦、小麦、燕麦、麦芽、豌豆，奶酪、小牛皮、兔皮、牛脂、黄油、肉类、鱼类，皮革、呢绒、羊绒、蜡烛、线头、床罩，煤、铅等，运达地除了国外，还包括英国沿海城镇，运进的有红酒、油、铁器等。(36)
1440年对外来人口征税，由此首次获得了移民数量及分布的较详细情况。其时外来移民总数约为16000人，占总人口1％左右，但当时人认为应多于此数。移民集中在若干中心，其中10％左右住在伦敦，其余多在沿海，如德文郡有120多个外来人团体，肯特郡200多个。1440年税册还反映了不同来源地移民的职业状况。如“多切人”（Doche，包括佛兰德尔人、荷兰人、德国人和不拉奔人）几乎都从事手工业，包括织布、制革、酿酒、裁缝、金饰、玻璃等行业。法国人尤其是诺曼底人从事手艺行业，如建筑工、铁匠、磨坊师、织工、酿酒师等。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人多从医。(37)
（三）第三次高潮：16世纪中后期
这次高潮主要因欧洲大陆发生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引起，来到英国的外来移民群体有尼德兰新教移民和法国胡格诺教徒。还有因英国发展工业而吸引来的德国工匠等。
尼德兰新教移民是这次高潮的主体。尼德兰是16世纪西班牙的“奶牛”，西班牙每年从这里攫取的财富，约相当于本土的4倍。腓力二世拒绝偿付债务，使尼德兰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西班牙还疯狂镇压新教徒，在宗教法庭上处死尼德兰人异端不下5万人。(38) 由于经济和宗教的双重危机，大约有10万人逃离尼德兰。(39) 英国的宗教立场以及为发展经济而对外来移民的欢迎态度，使其成为尼德兰新教徒首选的逃难地。早在1527年，单是伦敦的佛兰德尔人就达到了1.5万人（其时伦敦人口总数不超过7万人）。尼德兰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大量人口不断外逃；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宽容政策，对难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出现了尼德兰向英国移民的又一次高潮。1561—1570年间，大约有3万名佛兰德尔织工、染工等移居英国。至1573年，英国大约有6万名尼德兰难民。(40)
英法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双方问的人员流动至16世纪开始增多。有研究者估计，16世纪初，迁居英国炼铁工业发祥地韦尔德工场的法国男性移民不少于500人；1543—1563年的20年中，该地区外来移民劳动力不少于800人。其中不少人加入了英国籍，或获得了永久居住权。(41) 法国人移居英国出现高潮，则是国内宗教战争的产物。加尔文教徒（胡格诺）在战争中被屠杀的不下数万，因此逃离法国、移居英国成为他们的选择。早期胡格诺教徒多移居英国东南沿海。1550年，伦敦出现胡格诺难民教会。(42) 1567年，诺里季、南安普敦也出现法国宗教会团。16世纪末，其他城镇如坎特伯雷、拉伊、温切尔西等，也有了法国人教会。(43) 1598年法国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允许新教徒有信仰和仪式自由，胡格诺教徒的外迁告一段落。
对宗教难民的人数有很多估计。如1561年6月22日档案显示了一份名册，有200多名德国新教徒住在伦敦。(44) 1570年代初，宗教移民达到第一次高潮，大量移民从法国和尼德兰涌入。在拉伊，1572年8月27日至11月4日之间，有641名避难者到达该市。1573年英国的外国新教教会成员超过了1万人，大多数是宗教避难者；1590年代，外国人教会成员在1.5万人以上。个别城市如伦敦，具有工作能力的外国人1563年不少于4534人，1583年不少于5141人。(45) 诺里季1571年有将近4000名移民，占该城人口的近1／3；尽管1578—1579年瘟疫中移民死亡2482人，1582年诺里季移民总数还是达到了4679人；1590年代初期坎特伯雷的外国定居者不少于3000人。(46)
德国人移居英国也在16世纪达到高潮。德国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在当时的欧洲处于领先水平，德国工匠也遍走欧洲传播矿冶技术，如他们很早就来到英国的康沃尔矿山。德国人是炼铁、晒盐、炼糖、制玻璃和织毯方面的专家，还有不少人是金匠、珠宝匠、钟表匠。啤酒酿造工艺也是由德国人传入的，16世纪，伦敦大酿酒厂至少有一半由德国及荷兰酿酒师主持。(47) 德国资本参与建立了“王家矿山公司”和金属压延厂，经营铜锌矿开采和铜锌合金炼造。德比郡高地的采矿法规中，许多条款仿效德国萨克森地区，掌握主要技术的师傅基本上是德国人；王家矿山公司的坎伯兰铜矿也有许多德国技术专家。(48) 凯齐克炼铜厂里有400多名德国工人；伦敦王家兵工厂里也有德国军器匠。1588年德国人斯皮尔曼建立优质造纸工场，1590年鲍克斯组装了生产铜丝和铜板的机器。(49) 来到英国的德国人中还不乏文化精英。(50) 1548年意大利人奥格纳斯统计，伦敦的德国人超过5000人。伊丽莎白时代统计伦敦有德国人3838人，其中3100人为常住人口。不少德国移民逐渐英国化，甚至更改了名字，如施密德变成史密斯，斯坦豪斯变成斯通豪斯，斯波尔曼改成斯皮尔曼等。(51)
（四）第四次高潮：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
17世纪中期后，英国再次出现了外来移民进入的高潮。这次高潮以法国胡格诺难民为主，同时还有再次进入的犹太人，以及荷兰移民及资本。
17世纪20年代后，法国路易十三再次对胡格诺教徒采取不宽容政策，结果又产生了新的宗教难民。如1628年1月南安普敦就接受了42名难民。30年代，伦敦法国人教会的领受圣餐成员1400人，坎特伯雷法国人教会900人，诺里奇396人。(52) 路易十四时期宗教迫害加剧，胡格诺教徒向英国移民数量激增，约有8万人在英国上岸，至少有4万人居留下来。(53) 其中至少1／3定居伦敦，(54) 余者遍及诺里季、坎特伯雷和南安普敦等东南部30多个地方。(55) 1686年一年中，约有15500胡格诺教徒在各种机构帮助下移居英国，其中2000人定居伦敦及附近。1688年伦敦新建的房宅，有800所住满了胡格诺难民。(56) 18世纪初，伦敦的胡格诺教徒超过2.3万人，占伦敦总人口的大约4％。(57) 胡格诺难民的职业身份极其多样，他们带来了上百种手艺和技术，并在某些行业中据有重要位置。伦敦织工公会1703年5919名会员中，胡格诺教徒占17.6％；1723年5954名会员中，胡格诺教徒1216人，占20.4％。(58) 他们拥有手工业技能或商业经营技巧，这些无形要素不会因迁居而失去。
这时另一个重要的外来移民群体，是17世纪中期后重新进入英国的犹太人。16世纪后，随着英国的变革，无论是宗教诉求还是经济需要，重新接纳犹太人成为一种必要；政治上逐渐形成的宽容环境使接纳犹太人成为可能。宗教改革后，一些新教徒在学习希伯来语《圣经》时萌发了亲犹倾向。由此，犹太人重返英国问题逐渐提上日程。接受犹太人还有经济原因，那就是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英国也需要他们的财富和资本。在克伦威尔等政治人物的推动下，在一些犹太人首领的努力下，犹太人终于从17世纪中叶开始重返英国。查理二世时期，进入英国的以来自伊比利亚的塞法迪犹太人为主，他们多为财力雄厚的富商。17世纪末以后，中东欧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移居英国，其中也有不少商人和珠宝商。富有的犹太人在英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如不少犹太人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要职；犹太人在伦敦股票交易所拥有12个席位。(59) 许多犹太人大银行家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如犹太股票经纪人和贷款承包商吉登为英国提供了大量战争贷款，后担任政府的首席财政顾问直至去世。(60)
荷兰移民和商人资本也是这次高潮的组成部分。在17世纪荷兰繁荣的过程中，以及在它后来走向衰落的过程中，都有其人口向英国的迁移现象。这时的荷兰移民既不是本国成分所迫，也非受英国招徕，而是一种求发展的本能扩张。移民情况广泛而复杂。商人是移民中的精英和主体，广泛渗入英国的贸易和金融等领域，17世纪英国金融市场上的外来者多是荷兰人。以往作为移民主体的工匠，这时多是追随荷兰承包人而来。如英国排沼工程中，荷兰工程师往往雇用本国有经验的工匠。17世纪后期还有军事移民，即“光荣革命”时威廉带来的荷兰士兵在英国定居。荷兰移民和商人向英国输入了大量资金。如曾作为宗教难民流亡到英国的大商人科尔吞家族，17世纪借钱给英王室共达20万英镑。(61) 英格兰银行的第一任总裁侯布娄爵士是荷兰人后裔。(62) 英国保险公司第一位主席是荷兰银行家米诺。
上述四次外来人进入高潮，前两次发生在中世纪，后两次发生在英国崛起时期。时代不同，英国各阶层对外来人的态度以及外来移民和商人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应当分别进行考察。
二、中世纪英国的复杂态度与外来者的作用
外来移民和商人能否顺利进入英国，对英国发展有何作用，关键在于英国能否形成接受和容纳他们的社会土壤，即英国是否存在接纳他们的必要性，英国社会对外来移民和商人持什么样的态度。中世纪里，当民族意识还只是朦胧状态时，国王政府的态度便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国王政府制定政策一般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二是满足自己和王室的财政需求，因而可依此两点来考察中世纪英国国王的态度并考量外来移民和商人的作用。此外，民间的态度也是制约外来者的重要因素。
（一）国王为发展工商业而优待外来者
11—15世纪，英国的经济社会总体水平比大陆邻国要落后许多。因此为发展工商业，国王政府对外来移民和商人主要采取鼓励和吸引政策。
诺曼征服后，英国百废待举，需要劳动力，更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因此国王主动给外来工匠以优渥待遇。早在1113年就有亨利一世鼓励佛兰德尔工匠移入。(63) 特别是当国王认识到本国的资源优势和工业劣势后，出于推动国内毛纺业的愿望，对外来纺织工匠的鼓励态度相当明确。13世纪，英国以向佛兰德尔出口羊毛为主，所需优质呢绒却又要从佛兰德尔进口。国王力图改变这种被动状态，制定了推动国内毛纺业发展的相关政策。(64) 但英国纺织技术低下，毛纺业的发展绝非朝夕之功。于是在14世纪，鼓励外国织工移入便成为国王的国策。1331年爱德华三世授予佛兰德尔织工移民约翰·坎普特许状，将他及随行雇工学徒置于国王保护之下，并将这一政策惠及任何跨海前来的织工、漂工和染工。(65) 1337年宣布接受和保护所有来到英国的外国呢绒工匠。(66) 1344年宣布给予外来工匠特殊保护。1352年，驳斥伦敦织工行会对移民贾尔斯等人的控告，后又重申织工移民有从业自由，不受各地织工行会管制。(67) 爱德华三世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大量佛兰德尔织工移居英国，推动了英国毛纺业发展，被认为是英国“变成世界工场的第一步”。(68) 从此，英国毛纺业走向细致的专业化分工，染色、起绒和修剪等高级工序也逐渐齐备，形成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移民工匠的到来也有助于刺激和帮助本国工匠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往只能生产粗质呢绒的英国毛纺业，现在开始具备生产优质呢绒的能力，既能满足国内需求，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14世纪的英国年出口羊毛3万袋以上，可制13万匹宽幅呢绒；而呢绒出口1347—1348年度仅4422匹，羊毛与呢绒的出口比约为30∶1。15世纪中叶，呢绒出口上升为年均5.4万匹（约需12500袋羊毛），而羊毛出口则下降到年均8000袋，(69) 比例变成了1∶1.5，由此英国由羊毛输出国转变为呢绒出口国。移民还带来了新兴生产方式。那个被当作资本主义萌芽之例证的布里斯托尔市政官托马斯·布兰克特，当他因在家中私设织机雇用工人而要被处罚时，就因其移民身份而被爱德华三世赦免。(70)
在经济落后情况下，对外贸易是补充经济不足的重要手段。由于英国商人势力弱小，吸引外国商人从事英国对外贸易的做法便为国王们所采纳。他们很早就鼓励外来商人到英国，赐予他们特权，规定他们无论从事批发贸易还是零售，都可自由往来于各主要贸易中心。(71) 1127年，圣奥麦尔商人从亨利一世那里获得了免税承诺。(72) 1232年伊普里斯商人被赐予可以扣押欠债者货物的权利。科隆商人则获得亨利二世所授特权：居留英国可以突破40天限制。1236年规定佛兰德尔商人在英王治内享有永久性保护，遭到伤害时可直接向英王申诉。英王还常向单个商人或集团赐予特权。如1243年，亨利三世批准佛罗伦萨商人可以在英国旅行和经商。(73) 1255年将商人死于英国后或仆人犯罪后的财产保护特权赐给圣奥麦尔，1259年赐予根特，1260年赐给布鲁日和杜埃。1278年和1281年，爱德华一世规定了外国人在伦敦出席法庭的程序。1283年，认可外来商人可在各地当局控诉欠债人。(74) 1285年，布鲁日、根特和圣奥麦尔商人被豁免在英国各地的修城税。(75)
14世纪时国王吸引外国商人的措施更多。1303年爱德华一世颁布《商业特许状》，在通行税、居住、贸易等方面给予外国商人诸多便利。1335年爱德华三世颁布所谓“自由贸易令”，规定所有商人可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交易，外国商人仅被禁止买卖红酒。(76) 1353年为了确保出口税收，爱德华三世让外国商人得到出口羊毛的独占权，并被允许到内地进行采购。(77) 1355年宣布所有外国商人同英国人一样，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地出售粮食和商品给他们所愿意出售的任何人，他们对与此相抵触的特许状或管理可以不予理会”。(78) 为吸引外国商人，国王甚至还不顾本国人利益，如1350年爱德华三世置伦敦等城市的特许状于一旁，让所有“友好国家”的商人都能以批发和零售形式自由出售商品。(79) 1378年宣布来英的外国商人都受国王保护，可进行食品、香料、水果和各种小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酒类和大宗物品如呢绒、亚麻布等的批发贸易。(80) 因此，外国商人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如14世纪前期个别年度里，外国商人从英国输出的羊毛（如1304—1305年度25628袋），占英国羊毛出口总量的80％左右。(81) 14世纪后期可统计的18个年度（1373—1391年）里，外国商人出口羊毛8.83万袋，占英国总出口量（34.7万袋）的25.4％，个别年度达到50％（1390—1391年）、44.2％（1373—1374年）。(82)
15世纪，英国本土商人阶层势力崛起，在王室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两个对外贸易公司，即羊毛出口商公司（the Staplers）和专事呢绒出口的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但外国商人在英国各港进出口贸易的份额平均仍达35.5％，在外国商人较多的南安普敦占67％，在本国商人最集中的伦敦也达37％。(83) 15世纪中期进出口贸易总额（35.72万英镑）中，外国商人约占2／5（14.38万英镑），本国商人约占3／5（21.34万英镑），外国商人纳税率（6.5％）低于英国商人纳税率（9％），说明外国商人享有低税特权。(84) 该世纪后期外国商人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在进出口贸易总额（45.18万英镑）中，外国商人约占1／3（14.75万英镑），本国商人约占2／3（30.43万英镑），但外国商人纳税率（6％）仍低于本国商人（8.3％）。(85) 由此可知，15世纪英国本土商人的对外贸易能力有较大增强，商人阶层正在成长，但国王对外国商人的优待政策并没有很大改变。呢绒作为15世纪英国最主要的出口品，外国商人占的比例极大。表1统计了4个主要港口出口宽幅呢绒数量，每个港口外国商人的出口均多于本国商人，4港合计外国商人（134.7万匹）比本国商人（91万匹）高出大约48％。
（二）国王吸引外来移民和商人的财政动机
国王吸引外国移民和外国商人来英国从事工商业，不排除有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经济水平的愿望，但更深层原因还是财政动机。在法理上，英国国王要“靠自己生活”，即依靠自己的领地收入来满足王室日常生活和行政开支，而实际中国王并不能真正做到，他们要不断进行内外战争，军费需求较大。国王若任意征税，必遭社会各阶层反对。1295年的“模范国会”，开创了国王征税需国会批准的惯例。而在外来移民和商人那里，国王却很容易寻得解决财政危机的途径。因此，11—13世纪的犹太人，13、14世纪的意大利商人，14、15世纪的汉萨商人，无一例外地成了英国国王的钱袋子，充当起英王银行家的角色。
征服者威廉之所以同意犹太人进入英国，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填补经济空白，提供财政支助。(87) 国王颁给犹太人特许权时，犹太人代价颇大。如1201年约翰王确认犹太人特权，犹太人即交纳了4000马克钱币。(88) 财政困难时，国王肯定会向犹太人伸手。国王掠夺犹太人有四种主要方式。一是强行借债。如1159年亨利二世发动战争，向犹太人强行借债。1177年犹太人财团借给他3000英镑。(89) 二是强征税收和勒索罚金，犹太人因此被称作“王室的农奴”。有研究者说，12世纪犹太人只占英国人口的1／400，却支付了国税的8％。(90) 1187年亨利二世向犹太人强征萨拉丁什一税，总额达6万英镑，占犹太人总财富的1／4。(91) 为替理查一世赎身，全体犹太人又交纳5000马克，数额三倍于伦敦居民。征税最重的是亨利三世。(92) 单从约克的亚伦身上他就征取了累计3万银马克和200金马克，亚伦死时已一无所有。(93) 三是在犹太人死后夺取其财产及债权。如1189年林肯的亚伦去世时，国王宣布其所有财产及债权均归王室，并成立专门机构清收。(94) 四是迫害犹太人强行夺取其财富。爱德华一世曾因劣币案处死了将近300名犹太人，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随后又抓捕国内所有犹太人，索取赎身金2万英镑。(95) 1290年驱逐犹太人的经济原因是：犹太人已被压榨得一贫如洗，失去了利用价值；实力雄厚的意大利人完全可作为国王新的借款人。(96) 犹太人在留居英国的两个多世纪里，为英国社会各阶层提供贷款解决困难，承受王室重税从而缓解国王与贵族的矛盾，客观上减轻了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英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生活的维系。但是，英国王室却卸磨杀驴，最终迫害和驱逐犹太人。
对意大利商人和汉萨商人，国王主要是强迫半强迫地获取他们的贷款，许以经商特权作回报，或以关税承包作担保。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初期，国王借债的主要对象已经是意大利商人。1272—1294年间，卢卡的里卡迪公司是国王最重要的债权人，爱德华一世欠其债务共达408972英镑。从1277年威尔士战争起，直至1300年，15个意大利公司共向英王提供贷款达93524英镑。1299年佛罗伦萨的费雷斯巴尔迪公司获得德文郡银矿的开采权。(97) 此后三年，该公司每年向英王提供5700多英镑贷款。(98) 1302年后，它为爱德华一世和二世提供贷款，获得承包8个港口的羊毛出口关税权。至1310年英王欠雷斯巴尔迪公司共21635英镑贷款。(99) 1312—1314年热那亚商人佩萨格诺为英王提供贷款102914英镑，(100) 1312年至爱德华三世时期，佛罗伦萨巴尔迪公司是主要借款人。在1328—1331年的相对和平年代里，王室贷款总额也高达45548英镑，巴尔迪公司提供了将近80％。至1348年，巴尔迪家族认为王室欠他们的贷款总额达9.4万英镑。由此可知，国王“靠自己生活”的财税原则实际上是靠外国商人贷款来支撑的。英王赖账不还，使得巴尔迪以及佩鲁齐两家银行破产。14世纪，汉萨商人也是英王的举债对象。1299年爱德华一世向汉萨商人团体借款500英镑。1317年爱德华二世从一个多特蒙德家族借款416英镑。向汉萨商人大规模借款是爱德华三世，尤其是巴尔迪和佩鲁齐破产后，汉萨商人取代了意大利商人的作用。1338年4个多特蒙德商人贷给爱德华三世1200英镑，获得了出口400袋羊毛的特许；这年爱德华又从科隆商人和多特蒙德商人手中分别借得750英镑和5000英镑。1339年至1342年，一个13人德国财团共贷给英王3.63万英镑，换取了3386袋羊毛的出口特许和在15个港口收关税的特权。接下来两年，该财团又向英王提供10000英镑。(101) 汉萨商人梯德曼是爱德华三世后期主要贷款人之一。1353年他同82个本国和外国商人一起成为国王的财政赞助人；1359年他承担了财政署摊派的5000英镑贷款以及一笔1000马克的债务。
向外来移民和商人课征重税，也是英王增加岁入的重要手段。具体做法有：（1）对外国人征收普通税的比例至少双倍于本国人。如1304年决定向全国征收十五税一的动产税和十税一的租金税，伦敦一份外国人抗议者名单显示，向他们所估的税值（1714英镑）比该城本国人税值总和（1312英镑）还多，(102) 而其人口最多只有后者的1／10。（2）对外国人在英国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征收高额关税。按1303年《商人特许状》，国王当保护外国商人并免除其在各地所受的限制，外国商人则向国王交纳高额关税，在“老关税”之上加征50％以上的“新关税”。1347年新关税扩及到进口呢绒，无论外国商人还是获永久居住权者都不例外。(103) 1453年向出口羊毛和细羊绒征收补助关税。(104) （3）征收世俗补助税。1440年外国人按人头税两倍标准交世俗补助税，户主每年16便士，家庭成员每人／年6便士。1449年外国商人每人／年缴税6先令8便士，雇员20便士。外国商人停留6星期以上者必须纳税。1453—1471年开征一项新世俗补助税，外国商人所交增至户主每年40先令，非户主20先令。1483年和1487年最后两次征收补助税时，外籍啤酒店主也成为征税对象。(105)
由于外来移民和商人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作用，政府对外来人身份的认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295年爱德华一世坚持要将一名外国人变为英国人，这是外国人入籍的第一例，由此也出现了“入籍”（naturalization）一说。后来，“入籍”由国会法令批准，国王则通过特许状赐予外国人永久居住权（denization），两者的权限区分逐渐明晰。(106) 爱德华三世时出现了最早的英国公民权法案。他在位第9年的第1号法令，明确了本国臣民与外国人之区别。(107) 所谓外国人（alien），被解释为住在英国但效忠外国君主的人。该法令规定外国人按两倍于本国臣民的税率纳税。若要得到与本国臣民同等的权利，外来人可以取得入籍特许。获永久居住权者则只可购买土地而不能继承。从此，来到英国的外国人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身份：（1）入籍者；（2）获永久居住权者；（3）未获这两项身份的移民；（4）长期居留的外国商人或代办；（5）短期停留（40天以内）的外国商人。不同身份不同待遇。1431年国会授予亨利·汉思福斯本国臣民权利，国王不同意并作了修正，认为他应按外国人缴付关税。(108) 外国人获永久居住权者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如亨利六世末年，每年必须交纳不少于10马克的费用。(109)
（三）民间社会对外来人态度的复杂性
相对国王对外来移民和商人的明确的鼓励和利用态度，中世纪英国地方当局和民众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大部分城市对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的态度多是两面性的：一方面是接受和容忍，另一面则是嫉妒和排斥。作为市民，他们不可能从所谓国家全局考虑问题，而是更多地受眼前直接利益所支配。之所以有两面性，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工商阶层尚在成长之中，没有能力阻止外来人，同时也需要外来者；在发展中又感到了外来者的竞争和威胁。外国商人的富有，极易成为本国人忧虑和攻击的对象。除了向国王申诉和抱怨外，许多城市经常出现由地方当局组织或民间自发掀起的仇外排外行动。(110) 如1270年，一些佛兰德尔商人财产被没收。(111) 1376年下院要求驱赶伦巴底人。1381年农民起义期间，外国人成为特别的袭击目标。凡是嫌疑分子都被要求说出“bread and cheese”，说不来即死。这不是一个佛来芒语发音，很多佛兰德尔人和荷兰人至死也只能发成“brod and case”。这年一份上诉至国王的抗议，称这块土地上承载的人太多了，外国人来得太多了，致使本国人反倒务工无门。15世纪英国的仇外行为更为激烈。1406年，许多申诉都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英国。1436—1437年，各地都弥漫着反外排外情绪，伦敦出现了反法国人、佛兰德尔人和皮卡迪人的骚乱。这年还出现了声称荷兰啤酒有毒的骚乱，一些附属于荷兰人的伦敦酒商也遭到攻击。1450年杰克·凯德起义，强烈表露了对外国商人财富的嫉妒。据说他在打进伦敦之前送去一封信，要求伦巴底商人和其他外国人为他提供马具、战斧、刀剑、马匹，以及1000马克现金，否则，“有多少人头我们都可以取得”。1455年，伦敦市民抱怨伦巴底人等带进了质量低下的丝织行业，影响了本城人生计。(112) 1457年，伦敦市民又一次破坏了伦巴底街的外国商人店铺。(113)
15世纪反对外国人情绪不断增长，也与英国商业发展和本国商人势力成长有关。新起的英国商人阶层越来越多地有自己的诉求，并且开始以议会作发言平台。除了像伦敦、南安普敦等城市在议会中有代表外，各郡骑士议员也有不少人介入羊毛行业，因此下院常常发出反对外来商人的请愿书，要求控制或限制外国人的活动。(114) 1436年的小册子《英国政策之弊》（Libel of English Policies）还强烈抨击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优待政策。在这些压力下，国王对外来商人的限制措施逐渐多了起来。1400年规定，外国商人卖掉货物后所得钱款，必须有一半以上用于购买英国商品，1402年规定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商品。1404年制定法律防止外国商人将金银运出英国，规定他们在英国停留从事贸易不能超过三个月。1420年防止贵金属出境的法令付诸实施，第二年又予重申。1423年法令要求外国商人不得将贵金属块带出英国。1413年、1416年多次重申“寄住”，最终在1439年由议会作为第7号法令通过，成为固定制度。按照这一法令，外国商人必须在到岸后一周内住进由各城市所指定的英国人房东家，活动行踪须向房东报告，房东对他负有监督职责。还有不少申诉书要求限制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对于原本由英国商人或英国船只负责运往英国的外国商品，抗议并限制外国商人取而代之，譬如要求意大利商人不得将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英国近邻国家商品运到英国。政府不断向外国商人加征额外税费，也是各种抗议导致的结果。(115) 在某些特殊时期如1435—1437年百年战争期间，所有的外国人不论其来源，不论其在英国住的时间长短，都受到了迫害，结果使在英国的外国人总数大约减少了一半。(116) 只有个别城市如南安普敦依靠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城市达到繁荣兴旺状态，对外国商人尤其是意大利商人采取欢迎态度。在这种不太友好的环境中，外国人对是否居留英国陷入了尴尬选择，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想法。商人一般不愿客死他乡，没几个人愿意变成英国人；尽管他们也可能长期居留，他们的寄托仍在远方的家乡。手工工匠完全不同。他们带着工具和技艺为谋生而来，来就是为了留下。尽管面对当地人的敌意，这些有技艺的工匠移民，最终汇入了英国主流社会。(117)
三、近代早期英国的逐步开放与外来者对英国的贡献
在16—18世纪即近代早期英国崛起的进程中，外来移民及其资本和技术的作用日渐凸显。这一点在当时为英国政府所认识，也逐渐被民间社会所感知，对外来者的态度都在向着积极一面变化，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不过都是在历经曲折后才达成共识的。
（一）政府开放性态度的演变过程
16世纪英国王权达到鼎盛状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更多更强。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亨利八世积极鼓励外国商人和移民来英国。早在1514年，他就允许外国商人在伦敦办邮局，让他们自由地收发邮件而不受政府干预检查。(118) 他特别鼓励熟练工匠来英国安家。在其统治期间，有不少来自欧洲大陆的军械工匠、枪炮工匠、玻璃工匠、仪器制作工、测量师、织毯工、织工等。在移民日增的情况下，国王先后于1523年、1529年颁布法令规范他们的行动及其与所在城市的关系。(119) 1540年颁布了加强与外来移民永久居住权相关的法律。(120) 在这些法令的推动下，许多外国工匠移居英国，只要宣誓效忠并付出费用，就取得了永久居住特许，(121) 成为永久性居民。当然，亨利八世也不忘从移民那里获取利益，他对外国人征收的人头税和世俗补助税仍执行两倍于本国人的税率标准。1512年、1514年和1515年，外国人还须按双倍标准交纳土地收入税或物品税。(122) 1540年法令规定，外国商人可在指定港口享受与本国人一样的关税，但必须用英国商船，否则就按外国人征税。(123) 只有1546—1547年在征收补助税、1549年征收救济税时，才执行了与本国臣民同样标准。(124)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宗教姿态，是吸引外来宗教难民的重要原因。亨利八世进行了宗教改革，其宗教取向是同情新教难民的。爱德华六世更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并有枢密院新教派领袖萨默塞特伯爵辅佐。在他执政时期，新教移民骤然增多，并出现了最早的难民宗教社团。1550年爱德华特许将奥斯汀修士会教堂赐给欧洲大陆难民的宗教社团。亨利八世后期和爱德华六世前期（1541—1550），向相当多的外国移民授予英国国籍（见表2）。
随后的玛丽女王作为天主教徒，大肆镇压新教徒，宗教难民社团被遣散，移民被赶出了英国。幸而玛丽的恐怖统治时间较短，继位的伊丽莎白女王对新教移民实行信仰自由原则，也采取更积极灵活的鼓励措施招揽外国工匠，因此从她统治早年起，英国就被难民们感觉为“苦难民族的避难所”。英国作为最大的新教国家，接收了欧洲大陆宗教冲突中产生的大量难民，伦敦成了欧洲拥有外国移民最多的城市。1580年，伦敦外来移民达6492人；当年新移民中有712人是纯粹的宗教难民。(125) 伊丽莎白前期（1561—1570年），授予较多的外国移民以英国国籍（见表2），到后期则控制较严。不过，向外国人课重税罚重金的政策却与前朝无异。如1589年下令，对试图将财产转移给子女以逃税的外国人，以双倍财产值征税作为处罚。(126) 1601年，107个移民被强迫贷款高达23000英镑。(127)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对外来移民和商人的政策再次经历了曲折。詹姆士一世在神学上有新教倾向，治内没有出现太多的宗教纠葛，但他在利用民间排外情绪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上做得最突出。如1617年，他要求在英国的外国商人承担2万英镑贷款。1618年，他示意皇室法庭制造出一个案件，指控外国商人从英国非法出口金银，最后的判决是向18名外国商人处以高达14万英镑的罚金。(129) 1625年继位的查理一世在宗教上毫不妥协。在他统治时期，对外来移民的最大排挤活动是1634年劳德大主教实行宗教同化政策，即规定出生于英国的外国人必须改信国教。(130)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导致许多宗教移民离开了英国。
在英国革命时代，宗教倾向和商业考虑使得对新教难民的容忍和鼓励成为一种指向。如主张发展呢绒业的托马斯·洛伊爵士认为，英国本土的厚重呢绒只适合于冷带气候，如果鼓励瓦隆人移入，增加面向温暖地区的新呢布生产，就能充分利用本国的羊毛资源。他还提出，外国新教徒应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获得特许权。还有人援引德国移民在别国受到优厚待遇并向本地人传授技术的例子，认为外来移民只会对英国带来好处，英国也应实行类似政策。一些外国新教徒商人也主动请缨。1649年一群外国新教徒商人向共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产业发展方案。他们声称自己有300多人，拥有财富30000英镑，都愿意带到英国来。(131) 虽然革命年代并未有外来移民成批进入，但政府对既有移民给予相当优渥的待遇。1643年上院通过法案批准新教移民维持其已有信仰。最有力度的鼓励来自克伦威尔。他曾对新教难民首领说，“我爱外来人，主要是那些和我们同属一个宗教的人”。(132) 经历半个世纪动荡后，“光荣革命”最终以英国特有的谨慎方式尊重了宗教宽容原则，不再计较外来者的宗教信仰。
复辟王朝时期，对英国人口数量太少的担忧越来越多，1665年大瘟疫加深了这种忧虑。贸易不景气和土地贬值，使人们广泛地感到劳动力不足。英国人口从1650年代后期下降，1680年代中期才开始恢复。(133) 而授予移民以国籍的做法，能鼓励大量新教徒移居英国。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有关外国人入籍立法的大讨论，各种杂志、小册子、书籍纷纷发表看法。许多学者包括重商主义思想家查尔斯·达维南等，认为英国处于人口的“半饱和”状态，应该早日颁行入籍法，大力鼓励外国人移入。1673年出版的匿名小册子《英格兰的大事》说：“一个关于外来新教徒的入籍法现在绝对是最必要的，没有什么比人口更是英国所需要的了。”议会从1660年开始讨论这一立法，经过十余次的讨论，终在1709年获得通过。这一立法简化了赋予移民“永久居住权”或颁给国籍的烦琐程序，宣布任何外国人只要在英国参加了某个教会的圣事，在法庭上公开宣誓效忠，交纳一定费用后，就可以成为英国臣民。(134) 虽然入籍法实施遇到了很多阻力，但外国人移居英国在17世纪末时就没有太多的制度障碍。
（二）民间态度的转折：从敌意到宽容
民间社会包含着许多不同利益和地位的阶层。民间又是与外来者直接打交道的，感受自然不同于政府。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民间的态度是逐渐从敌意转为宽容。
16世纪里，民间反对外国人的声音仍然是此起彼伏。亨利八世统治早年，身边尽是外籍廷臣，外国商人和金融家统治着首都的商业，外国工匠和技工引进了新的技术，他们还拥有大量特权。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没有特权的本国人的敌意。伦敦在申诉中说，由于外国手艺人太多，因此普通的伦敦工匠基本上找不到工作；由于外国商人带来了大量丝绸、金丝呢布、红酒、油类和铁器制品等商品，英国商人的货也没有人再买了。(135) 这些情绪导致了1517年五朔节伦敦爆发了反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136) 民间也不十分欢迎宗教难民。16世纪后半期，英国国力虽在壮大，但经济危机频发，失业增多，贫困外来人的涌入有可能加剧危机。而城市行会和公会试图控制商业，建立垄断，体制之外的新来者便成了障碍。促成反宗教移民浪潮的主要是商人和上升中的手工业主，因为外来移民是他们的竞争者。城市当局则认为宗教难民到来影响了社会稳定。由此，外国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压力下，女王在1563年甚至发布了反对外国人的公告。1566年至1572年当外来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时，反对他们的骚乱也频繁出现。(137)
宗教移民大都是身怀技艺，英国同行虽然对他们满怀嫉妒和敌意，极力限制其竞争，但又想学到他们的技术。他们阻止移民招自己的人做学徒，要求移民必须招收一个英国人做学徒。在一次抗议后，伦敦的外国人所接受的英国籍学徒和帮工高达2336人。(138) 1563年《学徒法》规定，进入某一行业必须先当学徒7年。这意味着外来工匠在英国从业前，必须先在英国人手下第二次当学徒，这样给了英国人学习外来人技术的机会而不是他教给移民什么。让已有先进技术和独特工艺的移民再当学徒，显然不合情理，接受英国人做学徒，移民也不情愿。官方出面调停后，颁布法令规定移民不可以雇佣两名以上的外国人，也不允许接受自己子女以外的外国人为学徒，作坊里有两名外国人的同时必须有一名以上的英国人。但本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抱怨不断。诺里季的英国工匠申诉，移民给产品起了些怪异名称，使其听上去像是进口货，以促进其销售。(139) 1571年，诺里季当局编制了一个《秩序手册》，十分苛刻地限制外来工商业者：制造毛纺品时，移民被禁止使用桶装油，只能用鲸油；外国人面包师不能烤制白面包，只能从英国人面包师那里买白面包；外国人只能雇英国人做佣人；物资短缺时，外国人不能去市场买食品，也不能在星期六或假日到小酒馆等场所饮酒。(140) 伦敦从六个方面控诉和抱怨外来商人。其一是认为外国人不住到被安排的住所里，企图脱离本国人监督。其二，认为外国人不按要求在规定的6周内将货物卖掉，为了卖出好价钱而拖延时间。其三，认为外国人违反不得进行零售的法令，常常将货物进行直销。其四，认为外国人在英国所得收入，只有5％左右留在英国花费，其余全带回母国了，大大损害了英国利益。其五，外来商人在相互间进行交易活动，结成生意伙伴关系，排斥与英国商人的来往。其六，外来商人还垄断了奢侈品市场及高档手工品制造，雇佣外国人工匠而不是本地工匠。(141) 即使到17世纪，还陆续有诸如此类的抱怨与申诉。如1641年伦敦的穷苦工匠抗议说，法国人、瓦隆人和荷兰人的数量与日俱增，城内很多行业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在伦敦的档案中，甚至还有反对政府实行鼓励移民政策的记载。(142)
事物的另一面则是对外来移民的容忍度不断增加。16世纪中期后，随着宗教改革进行和宗教观念变化，英国人越来越同情大陆来的宗教难民，加上社会上对外来移民作用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宽容、接纳甚至鼓励外国移民逐渐成为风气。1570年，科尔切斯特市民写信给枢密院，要求安置更多的难民，信中说移民忠厚、善良、有礼貌，讲秩序，不越轨。英国人对大陆移民的接纳和容忍，许多外国移民大有感受。1573年，一个荷兰制帽工匠写信给妻子，称已同英国人友好地相处。一个年轻移民写信给奶奶，说到诺里季两年，在那里安静和平地生活着。1593年下院一次辩论中，当有人强烈反对接受难民时，对手的争辩更为有力，说正是由于接收了外来移民伦敦才富起来。1590年代某作者写到，桑德维奇享受着因接纳新教难民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居民增加了，穷人有了生计，租金也大幅度提高。地方当局和行业组织也逐渐形成了对移民的新认识，意识到移民迁入会给本地带来利益。如坎特伯雷为向移民征收“织机钱”，(143) 积极帮助他们安顿甚至永久定居。诺里季、科尔切斯特等城市积极向政府申请难民的居住许可。如1561年6月，梅德斯通市长向女王申请，要求准许60户外国难民落户该市，并附上名单注明他们的一技之长，11月即获得特许状。(144) 诺里季当局承认，移民带来的“新呢布”技术，确实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利益。(145) 以往的传统再次被强调：外国移民只要带进了一门新技艺，就可免去许多对他们的限制和减少他们的负担。(146)
外来移民对英国的贡献，当时人并非视而不见。17世纪初的学者约翰·斯托曾赞赏，德国移民建立了英国第一个优质白纸工场，列日人带来了切割铁条技术。几十年后维奥勒特也说，移民给英国“带来了许多手工制造业，藉此这个国家同外来商人一起都富起来了，在他们居住的科尔切斯特、诺里季、坎特伯雷和海港城市都见证了这一点”。他还感到一个好的荷兰商人对英国和英国人“都是有益的”，应该受到尊敬。(147) 因此，英国上下对外来移民的态度逐渐开明，特别是革命年代比较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对外国人更具吸引力，甚至还吸引了北美的英国移民回流。1652年，新英格兰人约翰·克拉克甚至在小册子中鼓动人们迁回英国。他说：“旧英格兰已变成了新的英格兰，而新英格兰则变成了旧的英格兰。”(148) 17世纪后期，外来移民分布在众多经济部门。以伦敦为例，依据城市自由人(149) 纳税名册估计，伦敦从事工商行业的自由人中大约有5000名外国移民，(150) 外来人口总数当在3万以上。1677年《英国之大幸》这本小册子倡导把更多的外国人引进来发展英国工业。(151) 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英国社会尤其是精英和知识阶层对外来人的认识更为理性。文学家笛福写下一系列作品，为英国人中的仇外排外行为而道歉，并讴歌了跟随威廉三世而来的荷兰人和胡格诺教徒。他极力倡导鼓励移民到英国来，坚信英国必定会因移民的到来而大受其益。他还认为应该让移民入英国籍，取得同本土居民一样的权利。(152) 外国人眼中的英国印象和英国人形象也在改变。英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赞美。如威尼斯工匠根提利尼说道：“英国人是聪慧的民族，具有伟大的才智，在发明方面特别有悟性。”(153) 那些移居者无疑是看到了英国的有利条件和英国人的长处。
（三）外来移民和商人及资本对英国崛起的影响
在16—18世纪英国的崛起时期，外来移民和商人对英国经济发展有重大的积极性影响，下面从手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等方面予以考察。
手工业方面。首先，外来移民带来了对英国崛起有关键作用的技术和产业。1540年后英国兴起的采矿冶炼等“大工业”，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前奏曲，(154) 而这一兴起与来自德国的工匠、技术有紧密联系，而且吸收了德国的资本和管理方式。16世纪后期，由尼德兰移民和胡格诺难民带进的“新呢布”（New Drapery）织造技术，使其产品面向大众消费市场，因而促进了英国毛纺业的又一次复兴，并加速了乡村毛纺业的普遍发展。由于16世纪后期的战乱，一些安特卫普难民于1585年最终来到了曼彻斯特，为这里带来了棉纺织技术，这是后来作为工业革命突破口的英国棉纺业发展的最初起点。工业革命的某些技术发明也有移民的贡献。早期式样蒸汽机的发明者巴本，滚筒式纺纱机的发明者刘易斯·保罗，都是外来移民。(155) 其次，移民为英国带来了许多新工业、新技术，使得英国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日益完备，生产领域大为扩展。如尼德兰移民在伦敦创立了新玻璃制造业、新陶瓷业；在坎特伯雷开创了丝织业；在梅德斯通建立了丝线业；为诺里季带来了印刷、麻织、琉璃瓦制作；在科尔切斯特开创了造羊皮纸业和制针业；将纽波特等地变成了花边制作中心，还建立了花边技术学校。(156) 胡格诺移民涉足更广，他们是染匠、缫丝工、丝织工、中间商、缎子服装师、设计师等，进入了丝织业的几乎每一分支部门：正编、刺绣、印花布、手帕等。(157) 他们建立的北爱尔兰麻纺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法国麻纺品更具竞争优势。他们几乎将诺曼底制帽中心科德贝克的整个行业搬到了伦敦。(158) 大量胡格诺移民定居在威斯敏斯特和索霍，使伦敦西郊成了时尚展示中心。他们中有裁缝、假发制造商、香水商、扇子商、毛皮商、理发师、雕刻师、制鞋匠、制靴匠、食品商、饮料商、珠宝商、金银匠、钟表制造商和枪炮制造商等，人人工艺精湛。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仅伦敦就有63个法国金匠。在家具、装饰、制绳、印刷、造纸、新闻、出版、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发展中，也有法国移民的身影。荷兰移民引进的回旋式织机，可同时织出16条以上丝带。它在1660年代被曼彻斯特采用；至1750年，该城拥有这样的织机1500台。(159) 1643年荷兰人凯普勒在伦敦附近建立了英国第一家印染红色呢绒的染坊，这是英国呢绒印染业的开端。(160) 1667年佛兰德尔移民鲍埃尔改进了这项技术。(161) 荷兰钟也在这时由移民弗朗曼蒂尔引入英国，取代了原先流行的法国钟。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埃尔勒兄弟1688年在斯塔福德最先采用盐釉方法制造红色陶瓷，并雇佣了许多荷兰陶工。荷兰工人还被大量雇用在缆索、锚链制造等造船辅助性部门。
农业方面。移民中不乏农业和园艺高手。擅长亚麻种植的佛兰德尔人定居约克郡，向当地人传授了许多耕种技术。他们带动了英国蔬菜和园林业的兴起，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开始种植洋白菜，种子就是移民从佛兰德尔阿尔图带来的。他们还传入了啤酒花种植，促使英国啤酒酿造发生巨大变革。(162) 法国移民也涉足农业领域。如1680年代埃塞克斯郡等五六个郡都有进行农业开发的胡格诺移民团体。(163) 定居伦敦切尔西的胡格诺园艺工匠使小型园林流行起来，并创造了用于装饰的剪花艺术。荷兰移民对英国农业的贡献最大。治理水患具有丰富经验的荷兰人，积极参与英国东部的排沼工程。荷兰工程师弗缪登受委派负责“大沼泽”等处排沼工程，所获得的耕地有90000多英亩，他本人也因此受封为爵士。(164) 荷兰专家克罗本布帮助治理泰晤士河口的坎维岛，范德维尔特帮助排干瓦平沼泽的积水。1628年一名荷兰商人将13000英镑投入英国埃克斯霍默岛等地的排沼工程，1630年荷兰商人维劳尼顿与18个阿姆斯特丹人合作，大商人维拉提兹与14个阿姆斯特丹商人合作，分别承包了英国多处排沼工程。(165) 一些荷兰农业家移居英国后，撰写著作介绍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营方法。通过荷兰移民亲身实践而传播到英国的农业技术包括：谷物与豆类等作物轮作的新轮作制；新饲料和草料作物的引进；圈养牲畜方法；引进荷兰的轻便二轮犁，并继续由荷兰人改进为更轻便的单翼犁；引进荷兰式谷仓。(166) 可以说，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荷兰移民是直接参加者和推动者。
商业方面。虽然意大利商人和汉萨商人16世纪先后退出了英国出口贸易，但外国商人在英国进口贸易中仍然占有较大份额。伊丽莎白时期在大臣伯格利主持下，曾对外国商品进入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最后报告中列出了将外国商品输入到英国的最大的进口商人名单，没有一个是英国人。最大外国进口商人共10人，分为三组：意大利商人、尼德兰商人，“高地多切人”（High Doches，应为德国人）。他们进口商品的规模相当大。如维鲁特利曾在4年中每年进口商品总值达30000英镑；两名“高地多切人”法尔金和布朗分别为每年10000英镑和5000英镑；尼德兰商人圣丁也与此不相上下。(167) 而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外国人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被认为相当于1550—1650年间英国工业发展中的外国人。经济史家阿什顿说：“在810个亲吻过国王乔治三世的商人中，至少有250人肯定是外国出身。这正是英国人的一个功绩：他们打开了大门欢迎来自各国的资本和企业。”(168)
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对外来资本的需求更甚于它对外国商人的依赖。1688年格里高利·金的统计中，显示当时英国的外债70万英镑左右。随着“光荣革命”使英国与荷兰联系的加强，外国资本流入英国更为增多。1737年，荷兰资金在英国公共债务中占1000万英镑，为英国国债的1／4多，1762年3000万英镑，1774年4660英镑；此外还有更多的对私人公司或企业的投资，如17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荷兰资本达到1000万英镑。(169) 18世纪中期，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资产总额中，荷兰人投资占了15.3％。(170) 布罗代尔估计，1782年荷兰资本向英国贷款2.8亿弗罗林，占其向外国贷款总额（3.35亿弗罗林）的83.6％，占荷兰金融资产总额（10亿弗罗林）的28％。(171)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其所需资本的大约1／3是由外国人提供的。表3即是学界对18世纪外国资本流入英国以及英国所欠外债余额的几种估计。(172) 尽管这些估计差异很大，学界对此还有许多争论，(173) 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资金准备中，来自国外的资本不应忽视。
概括全文，可从两大方面来认识外来移民和商人对英国的贡献。一是从经济社会整体进程看。当11—15世纪英国尚处于经济落后阶段时，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及其财富的进入，弥补了英国经济总量弱小所带来的不足和困难，确保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水平，也有利于将这个落后的岛国与国际市场相连接，并带动英国工商业进步及国内市场的逐渐活跃。当16世纪后英国开始崛起、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欧洲前列的时候，大量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的迁入，新式工业技术引进，资本财富涌入，增强了英国社会前进的推动力，英国由此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大陆移民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生活艺术，有利于英国的社会进步和生活品位提升。二可从各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变革来看。生产上，外来移民带来了许多手工业和农业基本技术，也不断带进各种新发明、新技术，使英国在横向上不断增加新的生产层面，扩展生产领域，纵向上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推动生产技术革命。财政金融上，外来商人长期向困难中的英国政府贷款，使英国王室财政得以正常运转，有利于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在英国崛起时期，外国资本的投入促进了近代英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定资金准备。在商业贸易上，中世纪意大利商人和汉萨商人等从英国出口羊毛，客观上为英国羊毛开拓了市场，将英国的丰富资源转化为财富，有利于积累发展资本；他们把呢绒带到英国商人难以到达的地中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拓展了英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有利于推动英国毛纺业发展。当16世纪后英国人口增长、需求旺盛的时候，外国商人向英国输出商品的活动，有助于满足英国人口的基本需要。当然，外来移民和商人之所以能进入岛内并起着重大作用，亦在于英国自身在经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容受、欢迎乃至刺激外来者进入的良性机制。由此还可推论，在前工业时代的西欧，国与国之间已非截然壁垒，彼此渗透和相互影响造成西欧颇似一个“准”一体化的大经济圈。经济和技术处于相对高位的大陆，其先进要素易于向相对低位的英国流动，英国成了圈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各种内外因素在这里发挥聚集效应，促成了它的率先崛起。
注释：
①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Ltd.,1897.
② 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London:Routledge,2005,pp.207-208.
③ Salvatore Ciriacono,“Migration,Minorities,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34,no.1(Spring 2005),pp.43-64.
④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21.
⑤⑦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67页。
⑥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p.26-27.
⑧ C.Singer,E.Holmyard,A.Hall and T.Williams,eds.,A History of Technology,vol.2:The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and the Middle Ages c.700B.C.to c.A.D.1500,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pp.326,387-388,431-432,435-436,438.
⑨ H.Heaton,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0-12.
⑩ Susan Reynol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72-73.
(11) 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7.
(12) 英国中世纪货币单位sterling即来自这一名词，可见外国商人对英国经济生活之影响。
(13)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Sussex:Harvester Press,1982,pp.105-106.
(14)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5页。
(15) Susan Reynol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p.72.
(16)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p.41-42.
(17)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358页。每袋羊毛约为164公斤，参见G.Hutchinson,Medieval Ships and Shipping,New Jersey: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94,p.93.
(18) 如13世纪林肯城，这样的商人先后有来自佛兰德尔的约翰、鲁昂的拉尔夫、阿腊斯的西蒙，以及汉瑟尔、柏尤克斯等。（参见G.Platts,Landand People in Medieval Lincolnshire,Lincoln:History of Lincolnshire Committee,1985,p.207）
(19) R.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1075-1225,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p.346-349.
(20) 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p.28.
(21)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London:Wayland Publishers,1974,p.21.
(22) R.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1075-1225,p.351; G.Platts,Land and People in Medieval Lincolnshire,pp.207-208.
(23) 他们制造了1189年理查一世加冕典礼时的袭击犹太人事件、1190年约克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教会还散布“献祭杀戮”（Ritual Murder，称犹太人为获得进行逾越节仪式等所必需的血水，秘密谋杀非犹太人，尤其是基督教男童）谎言，制造了1144年威廉案、1168年哈罗德案、1255年圣徒小休案等。(C.Roth,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Thir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p.19-24; A.M.Hyamson,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2001,pp.35-44)
(24) 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p.28.
(25) H.Heaton,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p.15.
(26) E.B.Fryde,Studies i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83,pp.294-307.
(27) M.E:Mallett,“Anglo-Floritine Commercials,1465-1491,”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o.2,1962.
(28) E.B.Fryde,Studies i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pp.346-356; G.Hutchingson,Medieval Ships and Shipping,p.85.
(29) E.B.Fryde,Studies i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pp.346-359.
(30) 汉萨商人输入英国的葡萄酒，1408—1420年年均超过1万吨（参见Philippe Dollinger,The German Hansa,London:Macmillan,1970,pp.245-246）。其时英国总人口约为200万人，人均达5公斤，可见汉萨商人对英国人生活影响之大。
(31) 夸脱（quarter），容积单位，1夸脱＝10英担。若为小麦等粮食，其重量约为200—250公斤。
(32)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09.
(33) 1392—1395年，汉萨商人从英国输出的呢绒为年均7827匹；15世纪时年均1万匹左右；16世纪达2.5万匹，最高年份为3万匹。（Philippe Dollinger,The German Hansa,pp.244-245,435）
(34) J.D.Fudge,Cargoes,Embargoes,and Emissarie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5,p.28.
(35)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08.
(36) T.R.Adams,“Aliens,Agriculturalists and Entrepreneurs:Identifying the Market-Makers in a Norfolk Port from the Water-Bailiffs' Accounts,1400-1460,” in D.Clayton,R.G.Davies & P.McNiven,eds.,Trade,Devotion and Governance:Papers in Later Medieval History,London: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1994.
(37)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p.22-25.
(38)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57页。
(39) 阿·齐斯托兹沃诺夫：《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刘立勋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7页。
(40) 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
(41) B.G.Awty,“The Continental Origins of Wealden Ironworkers,1451-154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vol.34(1981),pp.524-539.
(42) Bernard Cottret,The Huguenots in England: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c.155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0.
(43) Robin 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31.
(44)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A Guide to Sources on UK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Surrey,England:Public Record Office,2000,p.100.
(45) Alfred Plummet,The London Weavers' Company,1600-1970,Cha.6,“Strangers and Settlers,”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pp.144-145.
(46) Robin 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p.30.
(47) P.Panayi,Germans in Britain since 1500,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96,p.21.
(48) C.Singer,E.Holmyard,A.Hall and T.Williams,eds.,A History of Technology,vol.2,p.13.
(49) H.Colin,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Lavenham:The Lavenham Press,1978,pp.65-66.
(50) 如任教于牛津大学的化学家斯达荷、数学家克劳泽，从事磷业生产的汉克维茨。一些来自德国的内科医生成了皇家医学院成员，不少文学家、神学家和艺术家来到伦敦定居。奥格斯堡画家赫尔宾从1529年起生活在英国，创作了许多著名画像。
(51) H.Colin,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p.74.
(52) Robin 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p.32; Carl Bridenbough,Vexed and Troubled Englishmen 1590-1642,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16.
(53)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230.
(54) Alfred Plummer,The London Weavers' Company,1600-1970,p.157.
(55) R.Kershaw and M.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84; W.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229; R.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pp.38-39.
(56) Alfred Plummer,The London Weavers' Company,1600-1970,p.157.
(57) Robin D.Gwynn,“The Number of Huguenot Immigrants in England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es Geography,vol.9,1983,pp.384-395.
(58) I.Scouloudi,ed.,Huguenots in Britain and Their French Background,1550-1580,London:Macmillan,1987,pp.126,132-133.
(59) A.M.Hyamson,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60) T.M.Endelman,The Jews of Georgian England,1714-1830,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79.
(61) Ole Peter Grell,Calvinst Exiles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Aldershot:Scolar Press,1997,pp.13-28.
(62) John J.Murray,“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Flemish Low Countries o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4(July 1957),pp.837-854.
(63)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22.
(64) H.Heaton,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p.13.
(65) 1337年，相同的特许状还授给了来自泽兰的一个织工团体，并具体提到了其中15人。William 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5,p.292.
(66) Anno 11°Edw.III.c.5.,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1,Buffalo:William S.& Co.Inc.,1993,p.281.
(67) W.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vol.1,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2,pp.198-199.
(68)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101.
(69) M.postan and H.Habaakkuk,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p.416.
(70)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p.107,111.
(71)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p.25-27.
(72)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79页。
(73) E.Power,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Oxford:Ford Lectures,1941,p.103.
(74) Anno 6°Edw.I.Stat.c.3.,Anno 9°Edw.I.1281,Anno 11°Edw.I.1283,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1,pp.49,52,53-54.
(75)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p.99,107.
(76) Anno 9°Edw.III.Stat.1.c.1.,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1,p.270.
(77) Anno 27°Edw.III.Stat.2.c.3.,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1,p.334.
(78) William 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vol.1,p.292.
(79) Anno 25°Edw.III.Star.3.c.4.,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1,p.315.
(80) Anno 2°Ric.II.Star.1.c.1.,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2,Buffalo:William S.& Co.Inc.,1993,p.7.
(81)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统计了伦敦、南安普顿等20多个港口。
(82) J.A.F.Thomson,The Transi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New York:Longman,1983,pp.380-381.
(83) D.M.Palliser,ed.,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482.
(84) E.Power and M.Postan,eds.,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33,p.18.
(85) E.Power and M.Postan,eds.,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p.36.
(86) E.Power and M.Postan,eds.,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参见该书相关部分：伦敦，第343—346页；南安普敦，第356—358页；波士顿，第330—331页；伊普斯威奇，第339—341页。
(87)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88)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97.中世纪时，1马克为2／3英镑。
(89) R.Mortimer,Angevin England 1154-1258,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213.
(90) 大卫·托马斯：《犹太人历史》，苏隆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91)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21.
(92) 他于1230年向犹太人征8000马克；1231年6000马克；1239年征税额是犹太人动产的1／3；1241年征2万马克。（参见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99）
(93)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19.
(94) G.Platts,Land and People in Medieval Lincolnshire,p.208.
(95) 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p.28.
(96) P.Elman,“The Economic Causes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in 129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7,1937,p.151.
(97) C.Singer,E.Holmyard,A.Hall and T.William,eds,A History of Technology,vol.2,p.65.
(98)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p.177-191.
(99) W.W.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100)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80.
(101) Philippe Dollinger,The German Hansa,pp.57-58.
(102)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p.232-233.
(103)(105)(106)(108)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p.95,92,7,54.
(104) Anno 31°Hen.VI.c.8.,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2,p.367.
(107) Anno 9°Edw.III.Stat.1.c.1.,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1,p.270.
(109) Ralph Flenley,“London and Foreign Merchant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25,1910,pp.644-655.
(110) 外来人与本地人发生争端时，当地人常自动站在本国商人一边。如1270年一个佛兰德尔伊普里斯商人与温切斯特商人在波士顿集市上发生争执，一群人冲进屋子将外国人拖到街上，许多外国人被抢劫，呢绒被剁烂。(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28)
(111) T.H.Lloyd,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00.
(112) Ralph Flenley,“London and Foreign Merchant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
(113)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p.28-29.
(114) R.A.Griffiths,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Stroud,Gloucestershire:Sutton Publishing,1998,pp.169,555.
(115) Ralph Flenley,“London and Foreign Merchant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
(116) R.A.Griffiths,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pp.171,551.
(117)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31.
(118) J.A.J.Housden,“The Merchant Strangers' Po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21,no.84(1906),pp.739-744.
(119) Annis 14 & 15 Henrici VIII,A.D.1523,c.1-2,Annis 21 Henrici VIII,A,D.1529,c.16,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3,Buffalo:William S.& Co.Inc.,1993,pp.206-209,297-301.
(120) Annis 32°Henrici VIII,A.D.1540,c.16,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3,pp.765-766.
(121)(122)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p.83,82.
(123) Annis 32°Henrici VIII,A.D.1540,c.14,The Statures of the Realm,vol.3,p.762.
(124)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82.
(125) Ronald Pollitt,“‘Refuge of the Distressed Nations,’Perceptions of Aliens in Elizabethan England,”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2,no.1,On Demand Supplement(Mar.1980),pp.D1001-D1019.
(126)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p.82,95.
(127)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37.
(128) Roger Kershaw and Mark Pearsall,Immigrants and Aliens,p.56.
(129)(130) Ole Peter Grell,Calvinst Exiles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42-44,46.
(131) Margaret James, 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during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40-1660,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66,pp.183-184.
(132) Margaret James,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during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40-1660,pp.184-185.
(133) 1720年英国总人口再次上升到525万左右，超过了1650年代。（参见Daniel Statt,“Daniel Defoe and Immigratio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24,no.3(1991),pp.293-313）
(134) Daniel Statt,“Daniel Defoe and Immigratio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24,no.3(1991),pp.293-313.
(135) J.A.J.Housden,“The Merchant Strangers' Po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36)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p.7-8.
(137) Ronald Pollitt,“‘Refuge of the Distressed Nations’,Perceptions of Alien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138)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41.
(139) Robin 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pp.62-63.
(140)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40.
(141) Ronald Pollitt,“‘Refuge of the Distressed nations’,Perceptions of Alien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142) Margaret James,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during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40-1660,pp.185-187.
(143)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37.
(144) V.Morant,“The Settlement of Protestant Refugees in Maidstone during 16[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5,no.2(1951).
(145)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p.42-43.
(146) E.Baines,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London:Frank Cass & Co.Ltd.,1966,p.99.
(147) 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p.211.
(148) William L.Sachse,“The Migration of New Englanders to England,1640-1660,”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3,no.2(Jan.1948),pp.251-278.
(149) Freeman，指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城市里取得了自由人身份，加入了某个行业公会组织，可以在城里独立开业的人员。
(150) Jonathan Barry,ed.,The Tudor and Stuart Town:A 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New York:Longman,1990,p.150.
(151) Sylvia L.Thrupp,“A Survey of the Alien Population of England in 1440,” Speculum,vol.32,no.2(Apr.1957),pp.262-273.
(152) Daniel Statt,“Daniel Defoe and Immigration.”
(153) 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p.206.
(154) J.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no.1(Oct.1934).
(155) Robin 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 p.243.
(156) C.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pp.34-37.
(157) I.Scouloudi,ed.,Huguenots in Britain and Their French Background,1550-1580,pp.126,132-133.
(158)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243.
(159) D.C.Coleman,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155.
(160) V.Morant,“The Settlement of Protestant Refugees in Maidstone during 16[th] Century.”
(161)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212.
(162) G.E.Fussell,“Low Countries' Influence on English Farming,”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74 1959.
(163) R.D.Gwynn,Huguenot Heritage: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Huguenots in Britain,p.70.
(164) William 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p.209.
(165) V.Barbour,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17[th] Century,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122.
(166) G.E.Fussell,“Low Countries' Influence on English Farming.”
(167) Ronald Pollitt,“‘Refuge of the Distressed Nations,’ Perceptions of Alien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168) 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p.211.
(169) Elise S.Brezis,“Foreign Capital Flows in the Century of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48,1995,pp.46-67.
(170) 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42.
(17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98页。
(172) Elise S.Brezis,“Foreign Capital Flows in the Century of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3) 如Elise S.Brezis于《经济史评论》1995年第1期上的文章发表后，另一个经济史家R.C.Nash对此提出了多方面质疑，Brezis则又一次做出了回应。（参见R.C.Nash,“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Foreign Capital Flow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A Comment,”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0(1997),pp.110-128；Brezis在同一期上的回应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