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乡村非农化发展有利于转换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地区论文,乡村论文,二元结构论文,非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西部未来经济开发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转换现存的二元结构，以借助工业增长要素的作用来获得发展的契机。然而西部落后的社会环境，因非农化滞后而出现的农村极为贫困的现状，不仅严重阻碍了工业增长与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二元结构的刚性。在此，笔者据自己三年多的实地调研过程的所想所思，通过云南省安宁市的实例分析，来对西部乡村地域的非农化进程与区域二元结构转换之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与转换机制
隶属昆明市管辖的安宁市位于省会昆明西南，市中心连然镇距昆明市30余公里。该市在矿产、交通、环境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在过去的40年中曾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即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冶金化工工业投资建设期和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军工机械及电子工业投资建设期，累计投资总额40亿元，建起了昆明钢铁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其结果是在这块面积只有13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占全省比重3.43%的工业产值和占省内消费量60%的钢铁产品。安宁地方经济也因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工业单方面的投入与增长并未带来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造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区域：设备现代化的国有工业与小生产性质的地方经济在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从建国后至80年代末，全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9.5倍；工业产值增长了255.0倍，其年均增长率分别比全省高4.4和4.1个百分点。而除去国有大工业后的地方经济的工农业总产值同期仅增长了16.7倍，远低于全省平均发展速度。作为全省和昆明市的重点工业区，直到80年代末，安宁地方部分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全昆明市（含辖县）水平的47%。从区域经济结构看，包括国有大工业在内的全域经济以工业为主（占比重高达90%）；而仅含地方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比重高达75%强，其中以粮为主的种植业又占农业的60%。从区域社会的城市化水平来看，包括大工业人口在内的总人口中非农人口比重占40%强，比昆明市（含辖县）高出15个百分点，而安宁地方人口中非农人口比重仅为7%左右。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外观表现形式还表现在区域生产或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很差，占区域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人口的思想观念依然停滞在自然经济的水平上，小生产者观念极为浓厚。每隔三、五日一次的集市贸易是其主要的商品交换方式。很显然，这种状况与前述的区域工业总体发展速度反差很大。
在仔细分析安宁市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笔者以为西部二元结构的成因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宏观上传统工业发展战略引导下的工业的“嵌入式”的布局所致；二是地方经济的非农化进程严重滞后的影响。过去几十年来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是唯一的积累主体，企业是积累的工具，地方农村只是积累的外部条件。国有工业在西部投资建厂，实行的是自上而下自我配套、垂直封闭的投资体系和管理体制，“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方式使企业与当地地方经济完全隔绝。地方政府只有向嵌入产业提供给养的义务，没有分享投资及产业关联效果的机会。作为地方经济主体的农业自然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经济的束缚，非农化发展严重滞后，整个经济社会始终只能维持在最低层次上的循环运转，并没有因为大工业的进入而发生多大变化，导致了二元结构的形成及不断刚性化。例如在安宁布局的六大国有企业的非生产性投资比例比包括大量城市建设在内的昆明市平均水平还高9.3%，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企业投入大量人物财力来维持职工的低水平城市生活，导致其经济效益也相对下降。安宁域内的六大国有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昆明市国有企业平均水平的60%。另一方面，地方农业经济虽以粮食种植为主，却连自给也不能保证，经济作物的生产就更无法保证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工业与地方经济的界限始终未能突破，原因在于大工业与周围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时空反差太大，再加上理论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区域二元结构不但未能缓解，反而还表现出日益刚性化的趋势，成为西部经济开发中的严重阻碍。
二、加速非农化进程是转换二元结构根本途径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而资金匮乏的区情，决定了该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仍要采取借助外部力量进行投资开矿的发展战略，工业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启动机制。如安宁的国有工业区位优势使其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又将吸引近40亿元的工业投资和十万产业人口进入其境内，并拟定在该区域建立云南省的钢铁、黄磷和盐化工基地，工业开发的前景蔚为可观。然而，安宁区域目前所存在的经济脱节、社会分割的二元结构现状，又让人十分担忧它能否挑此重任。如自1995年末以来陆续建成投产的黄磷厂和盐矿，其在职人口居住生活仍然采取就近布局、自行建设管理的方式，完全改变了“工厂生产、地方生活”的初衷。若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国家宏观政策对工业布局的调控外，地方经济通过各种途径加速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当地乡村地域非农化的进程，从外围为大工业的生存疏松土壤，从而造就一个适应大工业开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是非常必要的。由国内已有的经验来看，江苏等沿海地区由于其非农化开始早进度快，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经济社会环境不断优化，因而使其在目前搞活大中型企业和吸引八方投资方面具备了优于其他地区的先决条件，工业增长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又使当地城乡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活跃发展。实际上，随着现代工业的进入，非农化进程也悄然进入到西部广大乡村地域上，农村人口在生产生活方式及消费水平上对城市化的向往为其积极主动参与非农化进程的动力所在，只是各方条件所限，在规模和程度上比沿海地区逊色若干倍而已。安宁的情况即如此。早在80年代初，该市部分乡镇就曾以开发出售零星矿石的方式与国有工业企业形成了微弱的产前联系，为以后地方经济非农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村改革的变化，安宁以采矿业为主体的工业产值已占到市属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已占农村劳动力的30%以上。同时，由于集市贸易的开放，以蔬菜、水果和肉蛋奶生产为主的农村多种经营也蓬勃发展起来。个别乡镇围绕其特有的温泉资源，借助旅游业的优势兴办了多种形式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农户成了名副其实的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居民。近十年来，安宁乡村地域非农化过程进展十分迅速，已跃入全省前列。在区域内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联系，不仅为大工业企业弥补了某些方面的不足，也使广大农民得到了不少的实惠。工农联系的形成并且不断强化也为大工业的再次投入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如距城中心连然镇13公里处的柳树付凭借当地拥有优质磷矿资源的
优势，组织全村120户人家开矿卖磷，人均收入从1984年的200元左右一下子上升到1990年的600元以上。其卖矿所得还集体投资为每户人家购置了洗衣机、黑白电视机、电饭煲等，并安装了卫星电视转播天线，筹建了全村闭路电视系统，农户的生活水平由此大大提高。乡村地域非农化的发展也带来地方经济的增长，加上国家分配政策上的调整，地方财政状况好转，区内的交通、通讯、商饮服务等基础设施条件也日益成熟完善起来，城镇社区面貌大为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占区域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参与意识及能力都大大增强。从目前安宁地方政府对国有工业所采取的积极合作态度中，我们不难看出区域原有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在某些方面已得到缓解。为迎接新的一轮挑战，地方经济正在努力创造条件，以便能抓住机会加入到工业化进程中去。加速乡村地域非农化进程便是其实例之一。
由上述实例分析可知，在工业增长的同时，若地方乡村非农化进程不同步，则工业必将失去滋生的土壤；地方农业经济也就没有发展的依托，区域二元结构亦无法缓解，工业开发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自然也就大打折扣。相反，如若抓住大工业投入的机遇，创造条件促成和加速地方经济的发展及乡村地域的非农化，就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西部落后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人口素质低和观念陈旧等落后状况，从而具备起相应的参与能力，由大工业的产前产后以及在业人口的生活消费服务等方面入手，不失时机地在区域工农业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才是西部工业布局效益，实现落后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开发的保证，也是转换西部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毫无疑问，一旦区域内地方经济与国有工业之间在发展上形成默契，二元结构的框架自然而然就会被打破。所以，加速地方乡村非农化进程也是转换二元结构的必然。
三、突出优势，把握时机，在工业开发的同时推进乡村地域非农化
十几年改革开放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大的转机，乡村地域非农化也有了相应发展，在部分地区甚至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但是，西部农村以粮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生产力水平仍低下，贫困与落后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村。落后的投资环境不能不让有心来此投资者犹豫再三，而且已有工业企业增长要素的作用也难已正常发挥。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口素质条件的限制，以出卖劳动力的简单方式来参与非农化过程，是西部乡村地域非农化现状的共同特征。其农村非农产业形成以采矿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结构类型（如安宁市的采矿及建筑业收入合计占全市乡镇企业总收入的70%左右，从业人数则占80%以上），其收入都用于改善目前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如前述的柳树村一例即是）。这对于生活贫困的广大农户来说，固然可以作为一种见效快的脱贫集资手段，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非农化沿正常轨道持续进行。同样，也不利于区域二元结构的尽快转换。相反，由于农村产业转向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行为的短期性，加上“利益均沾”落后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地方屡屡出现乡村工业与国有大工业“争饭吃”的局面，由此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二元结构的刚性。如安宁市在昆明钢铁公司附近就曾经出现过4个乡镇集体所有制性质，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炼钢轧钢厂。由此看来，有必要针对西部乡村地域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各个方面加以正确的引导，才能达到借以促进区域二元结构转换的目的。依笔者在实地调查中的感受，西部落后地区的非农化必须突出自身的优势，牢牢把握时机，在工业投资开发的同时推进乡村地域非农化的进程，以利区域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迅速转化。
非农化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三个方面：(1)产业构成的非农化；(2)劳动力构成的非农化；(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其间，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核心；剩余劳动力出路的选择是关键；乡村地域社会城镇化是目的。在西部乡村地域非农化进程中的当务之急要改变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单一结构，而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及依据的确定又是首要的。西部目前的实况决定了地方经济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通过各种途径与进入当地的大工业结成产业关联，才能获得发展的契机，将区域内的丰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理，作为当今西部经济主体部分的农业，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非农化的扩展也必须要顺应大工业开发的需要来进行，否则难以成功。也即是要从区域整体经济开发的角度出发来找准自身的优势，才能确定出协调合理的产业结构比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各级决策者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大工业进入给当地农业部门提供的机遇不是别的，而是一个由若干在业人口所组成的农副产品的消费市场，以及其前期工程建设中的劳务市场和工厂投产运行后的产前产后服务市场。看准机会牢牢占领这几个市场，必然会同大工业之间形成牢不可破的产业联系；根据这几个市场的需求来促成和加速乡村地域的非农化进程，就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逐步建立起农业、农村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保证农业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否则，地方经济和农业部门又将再次失去机会，重蹈过去几十年的覆辙。
与沿海发达地区不同，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并非完全是由于土地容量饱和后的自然溢出，主要还是由于其它非农产业部门相对高报酬的吸引所致。因为由于目前西部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土地的生产潜力大都未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需要投入的人力应该是大量的。如安宁市南部山区的一六街乡自1995年推行“公司+农户”方式栽种烤烟以来，劳动力紧张状况就不时出现。尽管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当中有相当比重，却不能反映出西部地区非农化的真实水平。并且多数劳力从事的是短期性质的工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设法为他们提供一条拥有长期稳定高收入的途径。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目前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的选择也应以转换区域二元结构为宗旨，围绕大工业的开发建设来进行。除了有组织的参与新工业开发区建设中的劳务活动外，着重点还须放在工厂的产前产后服务和生活区人口的消费方面。因为工程劳务只能作为在短期内为提高土地生产力积累资金的一种方式，而消费服务市场却可以直接促进农村多种经营与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为农业劳动者提供一个永久性的劳动空间，自然也就更有利于乡村地域非农化的正常进行和区域二元结构的转换。
乡村集镇是一定农村地域内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它在更大范围经济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许多大中城市一样，不容忽视。如若缺少这一层次，区域内的交通、信息、物资交流网络便无法形成；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无法完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消除。另一方面，乡村集镇的物质外貌特征是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非农化程度的直观反映。要想提高乡村地域非农化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努力为农村人口创造一个高水平的生产生活环境，以消除农民心理上对工业和城市的附属感，从思想意识和观念上真正适应区域工业开发的需要。因此，在促成农村产业构成和劳动力构成非农化的同时，亦须强调农村社会区域的城镇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培植若干个达到一定规模层次的农村增长中心，借以带动周围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加速乡村地域非农化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安宁也有先例：该市南部八街镇，自1986年起就率先进行乡村集镇规划，因而在集镇建设上大大快于其它乡镇，其周围乡村的非农化程度也明显较高。由此，确立该镇在市域城镇体系中次级中心和市域南部“中心地”的地位。目前，该市首例农村工业开发区的建设计划正在八街镇拟定，农村人口自带资金落户的政策对人口集聚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由此可见，该计划一旦实施后，八街镇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前景将更为可观。可见，随着乡村集镇的发展和区域城镇体系的完善，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必然会逐步建立起来，农村社区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将随之得到较大提高。最终必将导致城乡经济融为一体。鸿沟一旦填平，区域二元结构存在的空间环境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总而言之，随着西部乡村地域非农化进程的深化发展，区域现存的二元结构之刚性必然会得到缓解，最后向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方面发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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