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日本论文,小说论文,谭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汉文字圈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影响，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用汉文写就的文言小说，我们今天称之为“域外汉文小说”。这些作品既是该地区和国家文学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因为是用汉文写成，和我国汉文学和汉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部分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汉文学的传播和影响，了解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社会风俗和民族风格，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文学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仅就日本汉文小说《谭海》作一个案的解剖和分析。
一
《谭海》，亦作《谈海》，日本依田百川著。作者生于天保四年（1833年），卒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为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汉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出生地在江户八丁掘佐仓藩藩邸，父贞刚是佐仓的藩士，食禄高达二百石，母名千重，娘家姓斋藤。小名幸造、信造，最初字百川，后以此为本名，号柳荫、学海。他初于佐仓藩藩校学文习武，以后因立志成为书法家而寄居筑地的牧野天岭书塾求学，又因不满于塾生的见识低下，不久进入滕森天山的书塾。其时正值嘉永五年，他年满二十，同门的友人有川田甕江、岸田吟香等，特别是甕江，成为他终身的密友。安政五年，被任为佐仓藩的中小姓，才干得到赏识，因到藩校温古馆服务，历任木付、郡代官、藩邸留守居役等。庆应四年，于鸟羽、伏见战役之际奔走于国事，如为救前将军庆喜赴京请愿等。明治维新后，任佐仓藩大参事，被公认为尽力于藩政，结束废藩置县的扫尾工作后，他辞职回到佐仓。明治五年，任东京会议所书记官，始正式踏上仕途，并一度在《邮便报知新闻》社工作。明治八年，出任太政官，在修史局任职。明治十四年，任文部省权少书记官，致力于制定小学音乐教材。明治十八年，官至文部省少书记官，随后退出仕途，专注于戏剧、小说创作。
《谭海》即为其官宦时AI写作作的小说，明治十七年凤文馆首次出版。此前，明治十一年，依田百川与依藤博文及当时的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等，发起改良歌舞伎剧，主张历史剧需基于严密的考证，并对当时演出的《松荣千代田神德》提供了建议和指导，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歌舞伎界的最初尝试。明治十九年，依田百川参加了演剧改良会，决意将脱离宦海后的余生贡献于演剧改良运动。他与川尻宝岑合作的《吉野拾遗名歌誉》（明治二十一年一月凤文馆）、《文觉上人劝进帐》（明治二十一年九月金港堂），其对史实的重视和高雅的风格，为日本近代历史剧的形成规定了基本框架。明治二十二年以后，他主要向壮士剧社提供剧本，由其上演的剧目有：《拾遗后日连枝楠》（明治二十四年八月上演）、《政党美谈淑女の操》（明治二十四年九月上演）等。其间除剧作之外，还创作有《侠美人》（明治二十四年金港堂）等小说。由于其激进的演剧改良主张，每每招来墨守成规的演剧界的白眼，在剧坛陷于孤立状态。明治三十年以后，因健康每况愈下，对演剧改良的热情减弱，常在家作诗自娱。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祝寿活动之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其藏于无穷会的四十四册日记，是反映明治时代文坛历史的珍贵资料。（注：关于作者依田百川的生平资料，本文参阅日本近代文学馆小田切进《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77年本卷三第492—493页。）
关于依田百川之性格爱好，其好友川田甕江在《谭海·叙》中曾叙及“百川读书五行并下，能文雄辩，骂经生迂儒，不抵半文钱。其谈艺苑盛衰，闾巷风俗，旁及院本杂剧、妇女妆饰、衣履钿钗、玩好之细，由俗入雅，溯委讨源，凿凿可听。”（注：川田甕江：《谈海录》，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2页。 ）此外伊势矢土胜之的《后序》中也谓“先生当今通儒，以能文鸣”，“曾参藩政，职掌兵农，奋激淬励，欲一洗旧弊，顾与俗吏龃龉，不能展其才”，“亡几，迁文部书记官，又不得逞其所长。”（注：伊势矢土胜之：《谭海·后序》，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二末第1页。）可见是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 着意改革旧弊，但仕途不甚得意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经生迂儒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所交往的，也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歌舞伎界演员团十郎、菊五郎、角藤定宪、川上音二郎等，也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和汉学家，如为《谭海》作序的终生好友川田甕江，为明治时代文章三大家之一（注：关于川田甕江的材料，参见日本近代文学馆小田切近《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也为《谭海》作序并写评的另一位好友菊池三溪，与依田百川、信夫恕轩并列，被称为明治时代充分发挥了小说趣味的别具特色的汉学家。（注：关于菊池三溪的材料，参见日本近代文学馆小田切近《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
《谭海》首次出版为明治十七年（1884）凤文馆本，该本版式宽松，天地阔大，字体秀丽，刻工精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但该本仅有两卷，卷二终后即为辱知生伊势矢土胜之所撰《后序》，再后就是版权页，看来不是残本，而是当时只出了两卷。明治二十五年，博文馆购买了业已倒闭的凤文馆镂版，又出版了此书，也是卷二终后为辱知生伊势矢土胜之所撰《后序》，再后即为“明治二十五”版权页。但后面又有两卷，卷三之前另有一序文，为鸿斋石川英所撰，序文中讲到“斯书一出，彼（此指书中所写“逸人奇士”）湮没不彰者，得传名于后世，亦应扬眉于九泉之下矣。今又著二编，愈见言谈之多，腹笥之大，顾世之湮没不彰者，皆将藉君之彩笔而不朽于世。”（注：鸿斋石川英：《谭海·叙》，日本1893年博文馆本，卷三第5页。 ）其卷四终后又有一版权页，写明为“明治二十六年”博文馆本。可见三、四两卷为后编和后出。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该本版式、天地、字体和印工都明显不如凤文馆本，博文馆主人在识语中云：“本书曩日凤文馆刻而公于世，然尔后同馆闭锁，而本书亦随不多行于世，令人憾焉。仍今兹本馆买其镂版，而谋读者之便，改为活字小册印行焉。”（注：博文馆主人：《谭海·识语》，日本1893年博文馆本，卷一第3页。 ）当年此书由凤文馆刊行时，一时“远近传观，洛阳纸贵”（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2页。），而八年之后， 博文馆再度印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二
《谭海》所记，皆为“畸人寒士，才女名妓，一言一行，一技一能，可喜可悲，可笑可泣之事”，这在日本也是所谓“正史不载，大人不语”（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1—2页。）的内容。但本书作者不仅平时注意采撷近世奇人逸事，而且常常访问调查，亲质其人，随得随录，裒然成册，先出两卷，又续两编，最终完成了《谭海》四卷。
综观全书，确如序中所说，《谭海》所记大致为两类人：一类为畸人寒士，一类为才女名妓。前者如《芭蕉》、《其角》、《太田南亩》、《小知》、《俳优团十》等，记当时被视为鄙俗的俳歌与民歌作者的经历；《近松门左》、《其硕》、《西鹤》、《鬼贯》、《京传》、《马琴》、《三马》、《一九》、《种彦》诸篇，记同被歧视的小说家的逸事；《祥蕊子》、《僧兆溪》、《光悦》、《风外》、《心学》、《志道轩》等篇，记高僧逸士的故事；其他《巨杯》、《丰年糁》、《侠客晓雨》、《女盗》、《骗盗》、《吉田空昙》、《吉田雨冈》、《田中丘隅》、《卖酒郎》、《镊工》、《熊本廉士》、《宛丘》、《卖菜翁》、《孝丐》、《侠盗忠二》、《老仆清吉》、《二丐》、《车夫喜右》、《奇士甘死》、《画师》、《哑丐》等篇，则记述了士、农、工、商、隶、侠、盗、丐等各行各业中畸人寒士的所言所行。后者如《妙海尼》、《正传尼》、《妙喜尼》，记女尼之奇节；《名妓濑川》、《奇妓首信》、《侠妓小柳》、《贞妓》，记风尘女子之慧眼英骨；《译莺君》、《小君》、《小万》，记诸才女之多才与多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很显然，《谭海》所记，已经由“王公相将”的“盛世伟业”向市井人物的“一言一行，一技一能”（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1页。）转移， 这种文学表现对象的重心下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当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正在进行着一场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新的价值观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因此重下层畸人寒士、轻传统王公将相便成为时代使然。当时正如依田百川在《谭海》卷一《名妓濑川》中所形容的：“幕府之盛，人材辈出，上自执政大臣、文武百僚，下至巧艺伎术、巨商良贾、俳优倡伎，莫不有旷世之英杰，绝代之奇才焉。”（注：本文所引《谭海》原文，均引自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兹后不再出注。）《谭海》所记，正是“巧艺伎术、巨商良贾、俳优倡伎”中“旷世之英杰，绝代之奇才”。其实不只是依田氏，其他小说家也莫不如此，如菊池三溪，其所著《本朝虞初新志》，也是以记述市井人物为其特色；其他如《谭海》中叙及的诸多小说家，也都烙有大致相同的时代印记。
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写了谁，而在于通过对这些市井人物的描写，表现了新的市民阶级的思想趣味和价值观念，并由此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例如不分贵贱，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养活自己，进而发家致富，这是《谭海》多次出现的主题。卷一《丰年糁》，写一个“掷金如土，负债山积”的富家子弟，穷到了“赤身孑立，乞食道路”的地步，有一天突然自我振奋曰：“吾犹有身在，岂无衣饭！”最后终以沿街卖糁（一种米饭团）而“买宅居货，俨然绅商”；卷二《志道轩》，写一位“放浪江湖，饥渴殆死”的僧人，也是有一天游浅草寺见香客如市，忽然仰天大笑说：“予舌尚在，穷饿自取焉，非天也。”于是“凭几说书”，名声“遍于一都”；卷二《卖菜翁》，写一自幼失去双亲者，“日鬻菜蔬为业”，所得钱除供一日饭之外，余皆买书，后做了授书先生，仍“蓝缕百结，担菜出售，毫无耻色”，学生请求他“勿事贱业”，他回答说：“予藉以此活，犹不胜乞贷为富乎？”像这样依靠自己的身体、舌头和双手自食其力，不以卖糁、说书和卖菜为“贱业”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治维新时代市民阶级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即使写的是一些官吏，也重在描写他们的“精练吏务”和“富国济民之术”，如卷二《吉田雨冈》，写雨冈善动脑筋，为民架桥浅草川，架成后“课人桥税二文钱”，借助这笔收费支付造桥费，“不费官库一钱，公私便之”；同卷《田中丘隅》，写丘隅初为驿长，置“义田”，赈救困穷，后又“治荒川有功”，“从庶人擢至民牧者”，并通过亲身经历，教育百姓神鬼妖巫不可信；同卷《那珂宗助》，写宗助精通水利，受命浚一河道，他“开角力场于水上”，募村民子弟争来角力，乃命制浚通河道需要的藤索竹笼，胜者赏布一匹，工费减半，而工效倍之；诸如此类，都强调官吏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诸如建立税制、破除迷信，激励竞争等公私两便、事半功倍的方法来为地方和百姓造福，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治时代的务实精神和效益原则。
除去表现新的价值观念和务实精神外，《谭海》中有相当的篇幅，旨在表现市人一种类似我国魏晋风度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风貌表现各异，但在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张扬个性的意义。《谭海》所写的诸俳歌者和小说家，如芭蕉的“飘逸绝尘”，其角的“啸傲自若”，太田南亩的“滑稽诙谑”，小知的“不失童心”，京传的“中夜”“狂呼”，马琴的“不与世俯仰”，一九的“率性任性”，都可视作是这种精神的外化表现。其中突出者如京传，常常“中夜跃起，挑灯疾书。或绕屋狂呼，或仰天大笑；或列食器于前，任手啖食；或不上厕，溺器与书册同陈。家人惊以为狂发”；又如一九，室中“书籍杂陈，笔砚并列，杯盘枕衾，纵横狼藉，不馀寸隙”，一天“夏晓早起，残月如昼，步到日本桥下，游兴遽动，单身上程，游京师浪兴三月馀而还”；还有小知，火灾起时，众人忙乱不迭，他却“箕踞松下，抽笔批俳句百韵，绝如不知火者”，凡此种种，颇有点我国《世说新语》中人物与猪共食、雪夜访戴、临火不乱的气概。
当然不只是俳歌者和小说家，其他人物也有狂放不羁者，如志道轩本是僧人，却慨然曰：“戒律者，桎梏耳。声色酒肉，岂足溺我？且将脱桎梏，为大快活人矣。”乃鬻袈裟佛经，以买酒肉，数日而尽。放浪江湖，饥渴殆死，人皆笑为狂。后虽找到了“凭几说书”这条生路，但得钱数百，即饮酒啖肉，不留一文，并在自己画像上题诗曰：“谈史谈军数十春，大悲阁下得名新。曾夫木叩床头日，白眼总看世上人。”不仅公然以阮籍自居，而且其挣脱“桎梏”为“大快活人”的言语行为，确有着张扬个性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内核。
此外，《谭海》中还有相当部分，意在表彰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这些美德无疑是封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着糟粕的成分，但本书在描写上却颇有特色和可取之处。
和本书整个描写对象的中心下移相吻分，本书表彰忠、孝、节、义的部分，被表彰者也多为底层百姓和市井人物。如《小出氏仆》、《虾夷三孝子二贞妇》、《横滨贞妇》、《长门二孝子》、《孝丐》、《孝义复仇》诸篇中所写及的义仆、孝女和贞妇，都是一些下层百姓；再有一些写见义勇为的篇章，如《义兄弟》、《侠妓小柳》、《侠客晓雨》等，其中人物也是妓女侠客一流；还有一些写重义轻财的篇章，如《熊本廉士》、《义斋》、《三组街与三》等，所写的也都是一些“职卑秩贱”的医生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物虽读书不多，但朴实好义，其言其行令人感动。熊本廉士捡得黄金三十两，千方百计找到失主，失主又复赠一磁碗，殊不知磁碗是一古物，值百金，于是又复往还其金，两人为此相让争辩不止。义斋作为医生，“见贫而病者，为给药不求谢仪，且以薪米赈之，或授以本钱，令营业”，而麻田侯要他长期侍奉看病，并“谕以厚俸”，他先是称病，既而又装死，最后逃之夭夭。像这类美德，实已逸出了封建道德的范畴，而具有一种新的品格内涵。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还把传统美德和“情”沟通起来，赋予了传统美德以新的理解。如《泽莺君》篇末议论说：“余尝谓厚于情者，莫过忠臣孝子焉。不惮艰难，不避死生，非厚于情者不能也。”《小君》一篇篇首又说：“尝谓笃于忠孝者，其情必挚；励于节义者，其思必深。何则？笃至人伦者，出乎情而合乎道，盖不知其然而然尔。”这就是说，重于感情的人，才会是忠臣孝子，才能具有忠、孝、节、义等人伦美德，因为人的这些美德都是出于内心感情，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这样就把传统美德从“道”的教条返回到“情”的本原，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具有新的时代色彩的。
三
《谭海》作为一部用汉文写就的文言小说，继承和借鉴了我国传统笔记体小说的格局和手法。书中各篇一般都采用史传写法，先交代所写对象的姓名籍贯、家庭身世、性格嗜好（当然也间有议论开头的）；然后进入具体描写，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展示人物的性格风采；最后多用议论作结，有时采用“野史氏曰”的形式。这些都和由我国史传文学发轫而来的笔记小说相仿佛。
在具体艺术风格上，本书体现的是一种“据实结撰”的特点。作者无论是写畸人寒士，抑或才女名妓，都把人物的身世来历交代得一清二楚，有时还写明访问调查了何处何人，给人的印象是决非杜撰而有。叙述人物事迹时，也文笔平实，有根有据，真实可信，决无架空凭虚之谈。作者所遵循的，是汉魏和清代《四库》编纂者所倡导的小说概念，在风格上更接近《阅微草堂笔记》而与《聊斋志异》相异趣。作者好友多爱把此书与《聊斋志异》等书做比较，指出：“近世所传《聊斋志异》、《夜谈随录》、《如是我闻》、《子不语》诸书，率皆鄙猥荒诞，徒乱耳目，而吾友依田君百川著《谭海》，颇有异其撰者。盖彼架空，此据实；彼外名教，此寓劝戒；彼主谐谑，此广见闻。”（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1页。 ）“盖拟诸西人所著《如是我闻》、《聊斋志异》、《夜谈随录》等诸书，别出一家手眼者。但彼率说鬼狐，是以多架空冯虚之谈；是则据实结撰，其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备修史之料，可以为作文之标准也。”（注：菊池三溪：《谭海·序》，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3页。 ）虽然这些序文的褒贬未必恰当，但所总结的《谭海》“据实结撰”的特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四库》编纂者提倡的小说应“寓劝戒，广见闻”，反对“诬漫失真， 妖妄荧听者”（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2页。），本书正是这一主张的赞同者和实践者。
但也正是由于本书作者恪守的是“据实结撰”的原则，因而又使小说缺少像唐传奇那样翻空造奇、委婉曲折的风致，缺少像《聊斋志异》那样虚拟幻设、奇特瑰丽的艺术魅力，在文学性方面不免要稍逊一筹。只是由于作者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古文功底，因而本书在艺术上仍有诸多可取之处。
作者驾驭汉文字的能力很强，他交代有序，叙事有方，不仅叙述语言简洁生动，人物对话也颇能传神。在情节提取和结构安排上，他善于抓住典型事件，剪裁得当，不枝不蔓，而且注意布设关眼和伏线，以使前后照应。有不少地方，描写不乏生动之笔，文学性颇不弱。
如《名妓濑川》，写一个叫文字的善时曲者，想以数十金求一夕欢，濑川笑许之。于是这家伙“鲜衣美带，故自修饰，夜抵松楼”：
濑川盛装而出，光艳四射。酒三行，濑川曰：“闻大夫善歌，请为妾度一曲。”文字大喜，歌喉宛转，尽其绝伎。曲罢，濑川顾侍婢曰：“取彼物来。”至则白金千锭也。濑川笑曰：“聊以劳大夫。”一揖而入。文字嗒然失色去。
这里，寥寥数十字，有色：“盛装而出，光艳四射”，有声：“取彼物来”、“聊以劳大夫”，有形：“顾侍婢”、“一揖而入”，从而把一个气度不凡的名妓形象勾画得如见如闻，而那位善度时曲者从“歌喉宛转”到“嗒然失色”，其表情变化也颇富戏剧性。
又如《侠客晓雨》，写一个住秽多坊的无赖熊八，自恃力大势众，凶横跋扈。侠客晓雨欲收拾他，一次中元节遇到了机会：
晓雨与客饮中街蔫屋，红粉满座，弦歌竞兴。熊率徒过其前，晓雨见之，遽掩鼻曰：“臭来，臭来！”熊怒，目光如炬，抚刀曰：“何臭气？”一座失惊，弦声忽止。晓雨自若笑曰：“殆是秽多臭气。”熊益怒，欲斩之。刀未脱室，晓雨蹶起，左手遏其腕，右手执所穿木屐，一击踣之，骑其背，双拳乱击。徒皆瞠视无敢近者。熊负痛而逃，晓雨反坐复饮。
这段文字，不仅两个主要人物“声态并作”，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晓雨的“掩鼻”、“自若”、“蹶起”、“以屐相击”、“双拳乱击”，熊八的“目光如炬”、“抚刀”及“负痛而逃”，都可谓是绘声绘色的传神之笔；而且周围环境气氛的渲染也非常出色：从“红粉满座，弦歌竞兴”到“一座失惊，弦声忽止”，气氛的紧张令观众屏住了呼吸；晓雨痛打熊八之时，众徒“皆瞠视无敢近者”，也从侧面衬托了晓雨的神威；一场激战之后，晓雨若无其事地“反坐复饮”；凡此等等，都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如果把这段描写诉诸于视觉形象，当更觉精彩生动。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侠盗忠二》一篇，此篇写一盗而侠者忠二，骁勇狠暴，远近畏之如虎，后因病被缚之床，磔杀于大度关前：
其槛车至大度，动止自若，不异平时。行刑前夕，谓吏曰：“大度有加部氏善酿，请饮一碗。”饮毕而寝，鼾声如雷。将就刑，又劝一碗，曰：“饮此酒，死此土，亦一快事！”更使饮一碗，笑不受，曰：“临刑而醉，吾岂畏死者耶？”两腋贯枪者凡十四，即绝。
先后三次请酒或劝酒，忠二所言虽不同，但都凸现了一个侠盗的豪气和胆量；三层层层递进，令观者如见如闻，正如评语在此所点明的：“临终从容，写得如生。”
综上所述，《谭海》在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张扬个性和传统美德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依田百川作为一位明治维新时代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必然会烙有时代的印记。
和依田百川遥相呼应，我国同时代的小说家当首推王韬。王韬生于1828年，卒于1897年，也是一位文言小说家。无独有偶，他的《淞隐漫录》自序于光绪十年，《淞隐琐话》自序于光绪十三年，和依田百川《谭海》刊行时间（明治十七年，我国光绪十年）正好差不多同时。王韬是一位游历过英、法、俄诸国的文人，并办过报纸，主持过书院，是一位受过西化熏陶、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的小说虽为效法《聊斋志异》之作，“然所记载，则已孤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页。）， 它们也是作者“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注：王韬：《淞隐漫录·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在这一点上， 和《谭海》应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两国推行维新的结果不同），文体不同（《谭海》为笔记体，《淞隐漫录》等为传奇体），作者不同（毕竟一为日本人，一为中国人），他们同是用汉文写成的小说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无意比较它们之间的高下优劣，但在论及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相应历史时期时，引入域外汉文小说作为参照坐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