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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4)03-0140-04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推动经济制度变迁。这些都来源于马克思的原著。但是，经济发展条件对于经济制度选择有什么影响，却被马克思及其大多数后人所忽视。本文将依据当代已有的一些研究，探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东方社会的发展障碍
生活在东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最关心的恐怕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经济，摆脱落后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一条强国之路，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成为寻找强国之路的过程。所以，在东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更多地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完全是阶级利益。
20世纪初，面对西方各国的繁荣富强，几乎所有东方国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可是，这项经济制度在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贫困和经济凋敝。可见，它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在中国是失败的。我们显然不能将其归因于生产力不发达，西欧在16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比20世纪初的中国还要落后；我们也不能将其归因于战争等偶然因素，在1911-1949年间有几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此时资本主义也未表现出应有的活力。笔者认为，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历史条件，中国乃至东方的历史条件使其遇到了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障碍。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是单线的。如果不出意外，全世界都将遵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这个公式是20世纪苏联学者总结出来的，一般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从未说过他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适用于全世界。不过，马克思确曾提出过一个类似的公式，他于1859年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页。）一般认为，“古代的”生产方式是指奴隶社会，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意思，却争论极大，至今尚未定论。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做如此排列，难怪后人会发生误解和争论。
实际上，理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根据马克思的描述和后来学者们的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1)以农村公社为单位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2)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公社只是世袭占有者；(3)土地大多数由平民私人耕种；(4)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5)平民对公社有人身依附关系；(6)国家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从这些特征看，土地“国有私耕”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封建制，国家的存在说明它不是原始社会，而平民的某些权利（如可受封为贵族和官员的权利）又说明它不是奴隶社会。可见，它是五大生产方式之外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但它既冠名“亚细亚”，是否只存在于亚洲？20世纪的考古发掘证明，不但在亚洲，全世界包括欧洲在内都经历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如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个发现，他当时只能以印度的材料为基础进行研究，所以称之为“亚细亚的”。但尽管如此，马克思到晚年还是有所发觉，因为欧洲各地的此类例子并不少见。因此，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未再使用这一术语。本文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已名不副实的概念。
考古发现证明，全世界都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它在东西方的演变轨迹却迥然不同，由此导致世界历史的分野。
先看东方的中国，周朝时的“井田制”可谓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古人描述这种制度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说明了土地国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存在；而井田中私田占大多数及商业不发达，则说明了私人耕种和自然经济的情况。这几方面加在一起，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井田制却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平民有余力在井田之外垦荒；而诸侯要多得贡纳，就不能限于井田，就必须按实耕土地抽税。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废井田、开阡陌，把平民在井田之外开垦的荒地也纳入贡纳（这时应该称之为地租了）的范围。特别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取得土地不凭诸侯的血统或特权，只凭货币或战功，土地已从不能买卖的封地变成了商品。这样，生产方式就变为地主封建制，即地主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并收取地租的经济制度。
西方社会的发展史与中国完全不同。首先要指出，地理环境对一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地理环境虽然不能决定经济制度的变化规律，但它对经济制度选择的起点，却有极重要的影响。欧洲就是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走上了特殊的发展道路。其独特性在于，地中海是一个狭长的内海，其中岛屿众多，且无大的波浪，特别适于航海。这个条件为沿岸居民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贸易则影响了欧洲历史。据考古学证明，古希腊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即已出现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目前史学界大多数人已公认这种文明不属于奴隶制，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见这时东西方的生产方式是相同的。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古希腊、罗马产生了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业资本，商品经济也逐渐在工农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时，以自然经济为特点的旧制度已不合时宜。商业资本要获得利润，必须要获得受它雇佣的劳动力。但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所有的平民都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谁会为商业资本出卖劳动力呢？在当时的条件下，商业资本要获得发展，只能走上奴隶制这种超经济强制的道路，这种情况与19世纪美国南方各州盛行奴隶制类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奴隶制才逐渐在地中海强国希腊和罗马流行。相比之下，中国的地理环境并不具备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足见贸易的代价之大。因此，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变成奴隶制，而是变成了地主封建制。（注：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之所以盛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由于这些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需要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因此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却已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例如，我国学者林甘泉通过大量史料证明，中国在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商周时期并无较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水利灌溉事业的巨大发展是西汉以后的事，而这时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恰恰已经结束了。参见林甘泉《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而从世界范围看，实际上真正存在过奴隶制的，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只有在这两个国家，奴隶才成为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商业凋敝，奴隶制庄园无利可图，普遍出现危机。但是，奴隶制不可能转化为地主封建制，因为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很难想像奴隶主会把奴隶变成拥有小块土地、有很大程度人身自由的农民。在经济危机的压迫下，奴隶主把奴隶变成了人身依附于土地、可以随意处置的隶农。日耳曼人入侵后，隶农制与日耳曼人领土分封的“采邑制”结合起来，形成领主封建制。它与地主封建制的主要区别是：领主封建制下的农奴比地主封建制下的农民更缺乏人身自由；领主封建制中的国王、领主间存在等级隶属关系，而地主封建制中国王和地主之间很少有这种关系。领主封建制在中国就不大可行。因为人身束缚严重的隶农制与领土分封的采邑制更具亲和力，而领土分封则意味着劳动者人身自由和财产受限，这种方法若用到人身较自由的地主制经济中去，反倒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如中国在1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时，蒙古贵族曾采用过领土分封制，后因导致经济凋敝和社会不稳定而被迫自动取消。自此，东西方的封建制形成了领主制、地主制的区别。
这种区别直接导致了东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命运。西欧的领主封建制，使国王的权力被层层架空，国王与领主的冲突不断增加，逐渐由过去的君臣变成了敌人，这实际上是任何领主制都存在的问题。由于国王实力单薄，所以他迫切需要寻找盟友来对抗领主，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城市工商业者，这些人一般由不堪领主压迫的逃亡农奴所组成。随着这些城市居民的增多，他们的战斗力越来越不可轻视，而他们也要受领主的压迫。因此，相互的利害关系，使国王、市民互结同盟，对抗领主。亚当·斯密曾对此描述说，在欧洲中世纪城市里，“市民是国王敌人的敌人，所以，国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尽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变为稳固，不依靠这种敌人（指封建领主——引者）。给予市民权利，使能推举市长，制订市法规，建筑城堡自卫，进行军事训练，国王就这样尽他权力之所及，把一切独立安全的手段给予市民，使他们不依靠领主。”（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64页。）后来，国王还允许各城市设立市长和市议会，直至让他们与贵族一起参加国会（如法国的三级会议）。正是在这种“自治”的背景下，城市工商业者经济实力日益壮大，最终形成工商业资产阶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市民社会”也都发展并成熟起来。资产阶级民主的成长更具决定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官僚政治、独裁统治在西欧从此不再有长期存在的土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渐成燎原之势，逐渐成为当今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
盛行地主封建制的中国与西欧完全不同。地主封建制中的地主只有土地所有权，不像领主那样拥有辖区内的政治权力。政权一般都集中到中央政府，形成中央集权。这种权力结构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中国虽然也在15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注：我国学者顾准否认中国曾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近年来比较流行。但据我国学者许涤新、吴承明的研究，中国明代确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大量例征；他们还对顾准的这一提法表示异议（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但它却一直受到中央集权的压迫，得不到发展，特别是没有产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一点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至关重要。如果当初就没有产生基于资产阶级实力的民主制度，那么后来即使利用政权力量把它强加给中国，也会变形成为官僚政治。1911-1949年间的中国就是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始终未出现过西欧那种产生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条件，因此也就不能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强大的民主约束力量。由于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约束，官僚政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压制民间资本的发展，为本国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发展制造障碍，这可以从对旧中国的大量现实主义描述中得到证实。例如，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和《林家铺子》，就向我们活生生地揭示了官僚政治压制民间资本的社会画卷。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以后，官僚阶层也学会了利用资本，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成占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什么是“官僚资本”呢？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研究，所谓官僚资本，“应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为官僚所拥有、所运用、所控制的诸种资本之有机结合的总称”。（注：《王亚南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第341页。）它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僚本人或其亲朋好友，以“私人身份”经营的资本。尽管是“私人身份”，但却可以依仗官僚的势力去发展壮大，排挤其他企业而获得垄断地位。另一种是由国家经营的资本。尽管是“国有”，但官僚却可凭手中权力对其任意处置，并使其与官僚的私人资本发生或明或暗的联系。这种“国有资本”也可以发展成为垄断资本。官僚资本的出现，使得官僚政治对民间资本的压制，由单纯的政治权力而发展为政治、经济压制的结合，在官僚资本的政治、经济压制下，中国的民间资本主义势力难以发展，只能在官僚资本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变形成为官僚资本主义。
何止是中国，纵观世界，官僚资本几乎是除西欧和北美以外所有国家都遇到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只有西欧才有条件出现国王—领主—资产阶级三权鼎立的格局；而只有在这种格局下，才会出现能够约束官僚资本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官僚政治与民间资本的矛盾。这个矛盾产生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1)它使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只能萌芽，不能充分发展，原因是官僚政治对民间资本的压制。(2)由官僚政治所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带有国家垄断性质。在国家垄断下，资本主义由竞争所产生的两大优点，统统消失了。结果，这种资本主义不但未成强国之路，反倒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至此，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东西方“不同国情”基本形成。
二、东方大国的经济发展手段：社会主义
官僚政治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东方所有国家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入侵，有可能会削弱某些国家的官僚政治，加速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比较成功。尽管东亚于1997年发生了与官僚政治不无关系的金融危机，但其数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尚不会完全丧失。可见，“外铄论”（注：“外铄论”是20世纪初在西方学者中间流行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东方国家并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东方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西方国家影响或带动的结果。“外铄论”最多只是部分正确。本文已经指出，东方国家确实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些萌芽的成长需要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带动。）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外铄”，不是指西方把资本主义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东方，而是指西方的影响加速了东方原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但我们发现，“外铄”成功的一般都是小国，对于大国则几乎没有成功的例证。有的大国虽经“外铄”，却仍在官僚资本统治下处于落后状态，如印度；有的大国“外铄”后有过经济增长，但往往在一次大危机之后回到原点，发展成果尽失，如巴西、印尼。可见，大国无法“外铄”是有规律性的。大国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显然比小国更强大，它们本身就是一个自成系统的世界，西方资本主义难以撼动那里的官僚政治。例如，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曾设想，由西方国家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事实正好相反，西方资产者反倒与当时中国的官僚资本相勾结，形成压制民间资本的买办资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与西方曾在东亚扶植民间资本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其原因就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看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强大和根深蒂固，要想赚钱，与其同他们硬顶，不如同他们妥协并建立“合作”关系。可见，通过“外铄”来搞资本主义，仅能在某些小国（而且最好是备受西方援助和庇护的小国）成功，大国则没有“外铄”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大国陷入了两难选择：要么甘于落后，要么选择新道路。中国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这种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主义，显然大不相同。原本落后的东方大国，不得不对经典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变通。尽管实行计划经济，但却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条件，最后连计划经济本身也被放弃；虽然实行国有制，但却同时还有集体所有制和私营个体经济，后来还包括外资企业；在公有制内部实行按职称和级别划分的工资制，但职称和级别是否代表了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却大有疑问。总之，现实社会主义已经与其原版有很大差别了。
但是，这种不正宗的社会主义却起到了发展经济的作用：(1)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进行资源总动员，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无法做到的。(2)级别工资制尽管不符合经典模型，但由于它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缓和了社会矛盾，消除了官僚政治时期社会动荡、无法发展经济的局面。(3)计划经济和收入平均化，消除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摆脱了官僚资本统治下长期萧条的局面。(4)中央集权发动的思想教育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这和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心涣散形成鲜明对比。正是由于这些优点，中国和苏联才从原来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强国。
本文连篇累牍地论述历史，并不是要探古发幽。我们谁也不能摆脱历史，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数千年前东西方的微小差别，有可能成为现在巨大差别的原因。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论证，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经济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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