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东盟的经济关系：限制因素和有利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南亚论文,因素论文,区域合作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9.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6)04-0043-010
自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前苏联逐渐解体以来，由安全问题引起互相对抗的东西方和南北方，在上世纪90年代也因全球性分歧而同样逐渐地受到了损害。这些以傀儡战争和确保同归于尽的核威慑为前提的分裂因素，一直支配着二战后的国际对话和交往。国际关系的新结构受到了贸易和投资变数的影响。这增强了进一步区域化的趋势，而政治多边主义和经济发展则提供了国际交往的新结构。[1]特别是，诸如联合国等二战后的机构（甚或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较为新近的结构）未能制定和执行普遍适用和令人满意的准则和制度，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区域化的趋势。
此后，它们从经济合作着手的大胆政治行动，改变了全球性政治—安全结构的所有各个成分。而且，诸如外国维和行动和开发援助等传统机制又变成了强制性和诉诸武力的措施，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自愿者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的先发制人行动以及多边“温和（基于调解或谈判的）安全论坛”(soft-security forums)，这一切基本上都对经济和地区的特性产生了影响。这显然加速了传统壁垒的消除：在过去，亚洲的大多数前殖民地只作为受保护附属国与它们的前殖民统治者单独建立关系，而这些前殖民地之间则很少或完全没有直接交往。例如，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执政者已被视为率先促进了“南—南”或“横向”的合作行动。
本文正是在这种新区域化逐渐形成的新背景下，以及在印度重新热衷于实行其“面向东方”政策之后，力图强调这样的因素和势力：它们决定了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新兴重要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的一般特征与潜力。为此，本文试图主要从南亚，特别是印度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在它们看来，中国当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最重要势力。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从缓冲地带到沟通纽带
首先，东南亚地区开始进行制度化过程的时间比东盟最初的6个东南亚成员国早得多，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7个南亚国家的这种努力则落后了20年左右。然而，最重要的问题并非真正在于，开始进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或者南亚特惠贸易协定(SAPTA)过程的时间滞后。与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和欧盟等较新集团的迅速建立过程相比，南亚国家似乎觉得几乎被排除在区域化的新成就之外。然而，显得最近似于南亚国家的，正是东盟的经历和特征，而且东盟经常被列为南亚国家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必须与之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一个集团。[2]实际上，东盟往往被视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建立这些地区间关系时必须学习的榜样。
至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在新区域化背景下的相互联系，它们直到1997年才拥有“共同的边界”，这促进了它们达成更大程度的共识，从而为它们之间的合作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和机会。因此，近年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便开始了新的机构交往。这导致形成了许多新渠道和产生于这两个地区的新概念。这两个地区共同拥有17亿购买力迅速提高的人口，而且它们的经济繁荣和购买力提高，还导致它们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通道，[3]这有可能为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积极行动注入新活力。此外，这两个地区组织的成员国也已经有了合作的经历，因为它们拥有诸如不结盟运动(NAM)、77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一些共同论坛，而且从1998年起，它们就开始磋商关于每年在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宜，这种会谈有可能增进和加强它们之间的共识。[4]
此后，这种关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新会谈还强调了一些新的有利因素和限制因素，这些因素对它们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性质和潜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具有决定性和最显著的因素如下：
1.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都有各不相同的经济，这些经济具有不同的优势和面临着不同的挑战。[5]首先，它们大多数仍然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并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种族和语言群体，其优先考虑事项和投资的方式与能力也各不相同。领土与领海的争端一直是这两个地区最常见的国家间争端，这些争端对它们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来说往往是一种灾难。特别是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了至少4次战争，而且沿着它们的控制线，几乎不断发生小冲突。这不仅对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造成了经济负担，而且还使它们的企业家丧失信心。东盟也发生了一些动乱和恐怖活动，不过发生率相对较低，而且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它们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2.作为两种不同的结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的经济与政治制度都显示出不同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东盟的成立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它得到了该集团中最强大的成员印度尼西亚的参与和支持，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还倾向于西方大国（并受到其保护）。但在30多年期间，10个东南亚国家中的四个国家并没有加入东盟，而是倾向于共产主义阵营。然而，在共产主义影响和冷战分裂的背景下，东盟仍然能够控制住这些地区内部争端，不让这些争端破坏它们的地区性行动。相形之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1985年的成立则基本上是由诸如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小国倡议的。[6]从一开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也有7个成员国。然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内部贸易和投资在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限制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由于南亚的较大国家对政治的冷漠和反感而一直存在着。
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的主要差别是：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自称为核武器国家。这往往使它们偏离了对经济发展的优先考虑，而且还加剧了各种政治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整个南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相比，东盟已经成为一个向世界作出保证的“无核区”，这显然受到了某些投资资金过剩的大国的青睐。这有助于东盟避免与这些大国对抗（至少是在核扩散的问题上），以及通过外交渠道来处理双边的问题。但如果克什米尔变成了南亚分裂的象征，它就不会阻止一些南亚国家参与诸如次区域合作等其它供选方案。[7]印度的“面向东方”政策意味着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转向已取得了成功。
4.东盟各国经济固有的有利条件是：它们过去一直是开放的经济，而且此后仍一直是如此，而南亚国家则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取得独立后才开放其经济，在此期间，这两个地区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达到了最佳状态。然而，中国自1955年以来对亚非相关事务的介入改变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平衡：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的关系妨碍了印度在该地区的行动。而且，到上世纪70年代，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经济逐渐变成了最为保护主义的经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逐渐重新开放。此后，这种情况使它们的地区间友好关系得以恢复，这又可以解释它们当前与东盟的关系。有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态势还扩大了，并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
即使是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之间，当我们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前20年（1985-2004年）和东盟的前20年（1967-1987年）进行比较时，就会对它们为建设其各自社会而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深有感触，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所取得的业绩却是明显令人沮丧的。[8]这并不意味着东盟本身不存在分歧和困难。回想起来，东盟成立的1967年开始了一个困难得多的时期，因为该地区在1968-1975年期间经历了越南战争的肆虐。但南亚和东南亚都远非形成于那些时期。即使是南亚，诸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迅速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它们相互间的吸引力，而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也增强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之间的相互吸引力。尽管此前不久出现了种种有利的趋势，但南亚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家庭，而且南亚各国之间的对抗常常反映在它们针对东盟国家的政策和行动上。东盟在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打交道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限制因素。例如，尽管南亚发生了这种逐渐地变化以及它们不断加强对东盟经济和政治的参与，但南亚国家在关于这种地区间合作计划的主要好处方面仍然与东盟成员国（特别是它们的中层官员和那些管理日常事务的人）的旧观念发生冲突。
特别是这个包含了印度东北部、中国西南部、缅甸北部和孟加拉国一部分的，起着沟通纽带作用的大区域，一直都很落后和不稳定。尽管它们各自的国家政策重心最近转向了横跨这个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和在其内部架设沟通的纽带，以及把努力促进本地参与加强它们相互间的贸易和商业作为一种新手段来改善相互间的关系，但迄今为止这种进展一直很缓慢且时断时续。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相当麻烦，新德里试图把巴基斯坦排除在它的次区域和地区间关系之外，但这只会导致巴基斯坦更加孤立和烦恼，从而加深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9]然而，巴基斯坦现在却把印度视为激起它参与东盟活动的新热情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实际上，巴基斯坦显示出参与东盟论坛的巨大热情，是因为它们认为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使巴基斯坦无法参与东盟的这些论坛。然而，这种从反面促动的积极性和认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东盟内部和对东盟采取的行动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尽管南亚特惠贸易协定(SAPTA)自1995年就存在了，但地区内部贸易却未能实现目标，2003年的贸易额仅为30亿美元，占当年该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不到5%。[10]
因此，由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没有关于参与东盟活动的连贯性政策，地区间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和行动一直被视为基本上通过双边的渠道，即在东盟及其成员国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各国之间进行。[11]但是，一直支配着这种地区间政策和贸易与投资交往并决定了其性质的，正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相互间及其对于东盟的关系平衡。在某些方面，东盟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和未来的趋势，也决定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间合作的性质以及它们相互间贸易与投资的机会和行动。
印度和东盟
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关系成了印度外交政策的促进因素。此后，这些经济关系在印度与其它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就变得重要得多了。随着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改革的实行，印度经济在1992/93年-2002/03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是5.9%，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宏观经济现实，而且在未来的10年左右印度有可能保持这种高经济增长率。[12]就购买力平价而言，分析家一直认为，印度到2050年将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13]所有这些预测显然已改变了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对印度的看法，而且这一直成为东盟日益感兴趣于南亚事务的促进因素，虽然在东盟金融危机最为严重（这促使双方拼命寻求新的贸易伙伴）的1998年，也有一部分信贷提供给了耸人听闻的核试验。
印度也具有一些结构上的优势。特别是，印度主要受到国内资源的推动和拥有私营企业活动的悠久传统，这使它的经济发展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不受全球吸引力和压力的影响。这些因素还使印度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具有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此外，印度历来拥有众多的私营工业公司，而且这些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这促使印度的多国公司发展成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当今，印度的多国公司正吸引着全球的对外投资，这使印度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中具有了新的形象。[14]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印度转向“面向东方”政策这个新重心的背景，根据这项政策，贸易与投资今后似乎很有可能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对象。
印度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的贸易额在2004年为70亿美元，而它与东盟的贸易则达到了130亿美元，而且它的目标是在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15]但是，在未来几年内是否有一些因素和势力可能改变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列出其中的一些因素：
1.印度对其与西侧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长期陷入僵局的悲观失望，是促使印度各届领导人持续感兴趣于参与东盟经济的最重要推动力。双方高层领导人的经常互访不断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印度当前正在考虑开辟与整个东南亚地区联系的多种渠道，并进行了关于在印度东北部和整个印度支那及其以外地区之间建立公路与铁路联系的可行性研究。
2.尽管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增强，但东盟各国领导人已逐渐认识到，他们也必须加强与新德里的关系。这显然是旨在实现关系多样化，而这也是为了与北京建立一种平衡得多的关系。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东盟和中国都一直在寻求那种使它们具有竞争力的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出口推动型的经济发展。[16]这有利于印度的服务业处于领先地位，并使印度与东盟国家交界地区的互补性几乎没有独特之处。
3.它们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缓慢而不佳的贸易与投资状况，已开始打破了关于印度-东盟和中国-印度（联合）行动的神话，因为它们已经陷入了破坏性的竞争。至少，过去几年的经历显然表明了不同的趋势。与中国和东盟的（轻工业）经济增长相比而言，印度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导致了一种相当互补的（服务业推动型）经济改革，从而提供了合作与更加协调的新机会。[17]这必然会增强它们的相互信任，而这又一直是任何国家间和地区间贸易与投资的先决条件。
4.由东盟的扩大所产生的其它一些因素进一步激励了印度和东盟各国的各届领导人努力架设印度和东盟之间的沟通纽带。而且，鉴于中国—印度关系的良好发展趋势，中国的崛起已不再威胁印度与东盟的关系。相反，中国现在却鼓励印度发展与东盟的关系。[18]自2003年6月印度总理访问中国以来，中印贸易与经济合作联合研究组一直在讨论签署一项中印“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国和印度在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签署中国-东盟和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
5.诸如中国和日本等其它地区参与者与东盟建立关系的例子，迫使和激发了新德里采取上述政策和观点。[20]中国特别利用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所创造的机会来与东盟建立联系渠道。因此，东盟（例如，在东盟+3政府首脑会议方面）已经成为促进这个更大地区的贸易与投资的共同纽带，这有利于印度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建立其对外关系。此后，印度—东盟政府首脑会议便大大促进了印度与各个东盟成员国建立关系。
6.作为东盟扩展的一部分，东盟把与东南亚国家有历史联系的印度支那国家和缅甸吸收为成员国，使东盟的范围延伸到了印度的边界，这使印度重新考虑了它与东盟建立关系所产生的限制因素和有利因素。此后，印度领导人便接二连三地访问了印度支那国家，这也使新德里考虑到建立公路与铁路系统来促进印度的东北部与这个印度已成为其组成部分的更大地区的联系。这还促使了印度和缅甸在近几年开始建立友好关系。①
因此，印度建立经济关系的渠道不仅随着东盟从6个成员国增加到目前的10个成员国而在数量上增多了，而且就其质量而言，目前还包含了几个新的区域和几种新模式。在这方面，除了与东盟建立诸如地区论坛这样的联系渠道（起初作为区域对话伙伴，后来作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印度现在每年举行一次东盟—印度政府首脑会议，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会议和东盟的其它正式与非正式会议）之外，印度此后还通过建立诸如湄公河-恒河流域合作(MGC)论坛或“孟加拉国、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经济共同体”(BIMST-EC)论坛等次区域安排来发展新的结构。这些论坛使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和东盟的一些成员国结合成为比这两个组织过去的模式更加具体和有效的模式。另一方面，印度的“面向东方”政策此后在其第二阶段也通过阐明其新的远景计划（这似乎把东盟用来作为一种纽带，以使印度投身于更大的亚太地区）而扩大了它的视野。[21]
此后，印度还一直致力于与各个东盟成员国发展自由贸易安排，这种努力进一步加强了它与东盟的关系。除了它与缅甸进行的新活动（它在2004年10月成为接待缅甸总统丹瑞的第三个国家）之外，新德里一直积极参与泰国的亚洲合作对话(ACD)，而且还一直寻求与新加坡谈判达成一项全面的经济合作协定。[22]和在很多其它的国家一样，印度移民也成了印度与东盟建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对东盟采取了一项“开放天空”的政策，允许它们的航空公司在印度和东盟之间进行无限制的飞行，这有助于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从而对促进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巴基斯坦与东盟的关系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虽然一直寻求与伊斯兰世界的同一性，[23]但也首先通过加入美国的若干军事联盟，然后通过与中国建立亲密关系，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安全。因此，巴基斯坦不同于印度，它很迟才对东盟感兴趣，即使在它于1997年11月成为东盟的区域对话伙伴后，也久久未能超越上述那些机构的立场很远。[24]它甚至还置以下事实于不顾：在东盟-巴基斯坦首次会议上成立了东盟-巴基斯坦区域合作联合委员会，此后不久，东盟秘书处成立了由东盟各国驻伊斯兰堡所有外交使团团长组成的东盟—伊斯兰堡委员会。然而，在1990-1991年至2000-2001年这个最活跃的10年期间，巴基斯坦与东盟的贸易额占巴基斯坦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实际上几乎保持不变，仅从占14%升至占14.2%。
而且，在出现了这些与南亚经济改革和调整并行的多边主义新趋势（即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东盟的新联系）之后，巴基斯坦向东盟的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实际上反而从1990-1991年的5.1%降至2000-2001年的3.8%。[25]相比之下，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在3年之内则翻了一番：从1994年的35亿美元增至1997年的89亿美元，不过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其降至77亿美元。[26]此后，虽然巴基斯坦在2003年期间被提升为正式的对话伙伴，并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但它在东盟的贸易与投资决策和审议过程中却仍然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自“9·11”以来的各种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巴基斯坦打伊斯兰牌制造了新的障碍，而且新的形势还要求巴基斯坦重新调整与东盟建立关系的战略方向。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与一些东盟成员国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除此之外，它们已经找到了一些互相交流的领域，包括食品加工技术、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麻醉药管制、非传统能源探查、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作为共同合作的一些重要领域。此后，这些领域使它们在建立更加密切关系方面的共同利益扩大了。东盟现在已经成了巴基斯坦的第3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而且，由于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的生产成本日益提高和一直较高，东盟国家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将其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诸如巴基斯坦等低成本的国家。
为了重新启动巴基斯坦的“面向东方”政策，穆沙拉夫总统在2001年5月期间对越南、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缅甸等许多东盟国家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长时间访问，这使他成为自1988年缅甸军人集团夺取政权以来首位访问缅甸的非东盟国家元首。鉴于两国政权的性质，巴基斯坦一直与缅甸军人集团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例如提供武器和进行高层互访等。在“9·11”之后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背景下，巴基斯坦还试图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穆斯林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只不过恢复到早先的水平而已，因为巴基斯坦的1973年宪法就规定，政府有责任促进与伊斯兰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建立伊斯兰关系一直被视为巴基斯坦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基斯坦还为来自诸如泰国等东盟成员国的穆斯林设立特别奖学基金。东盟国家对巴基斯坦建立的这些伊斯兰关系反应不一。[27]
实际上，这种伊斯兰关系可以很明显地从某些国家的做法看得出来：它们支持巴基斯坦成为正式的对话伙伴和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尽管它们这样做也有其它的原因。同样地，有迹象表明马来西亚的投资加强了这些伊斯兰关系，并试图把巴基斯坦用来作为其投资转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跳板。[28]正是在巴基斯坦日益关注东盟的这个新阶段，关于加强南亚特惠贸易协定(SAPTA)和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决定现在被视为有可能促进巴基斯坦与东盟建立关系。而且，改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的关系又有可能促进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这一直成为促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之间的互信和贸易与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然而，随着旧的障碍开始消除，层出不穷的新因素也在不断向人们发出警告。
分水岭：东亚金融危机
毋庸置疑，上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的后果是，金融部门对建立互相依存关系产生了恐惧。虽然东南亚的高经济增长率与外国直接投资没有多少关系，但贸易与投资还是成了全球因素的一部分，并增强了某国与外部世界的互相依赖性。例如，现在人们一致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东盟地区内部贸易与商业以及对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影响，即使不能说是绝对灾难性的，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实际上，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同时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可能会短暂地减缓它们的共同行动，然而，这个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两个地区继续进行它们的共同合作，这是更加广泛的南南合作的一部分。
实际上，尽管当地货币急剧贬值，利率、进口值和通货膨胀率迅速升高，国内需求缩减，公司债务达到新高，贷款有价证券大出血，以及资产价值下跌，有人却认为这是必要的。[29]但也有人把上述情况当作一种机会，使其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提供新投资，有另一些人则是提供援助。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1998年统计数据，由于在此期间人们特别关注东盟地区，流向这个更大的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在1997年减少了11%，比1996年少了30亿美元。[30]结果，贸易与投资此后就被视为最有效的灵丹妙药，用来确保他们这个不稳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从而把过去的缓冲地带转变为未来的沟通纽带。
南亚对此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南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并非由外国投资所促进，还因为它们经济中的大部分都属于第一产业，这使它们受到影响过于缓慢。正在成为南亚主要力量的正是服务部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外寻求”西方的办公程序和其它研究与发展活动。此外，南亚国家的私营企业已经转向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贸易与投资，政府的作用日益局限于仅仅作为促进者。而且，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超越地区范围和超越前殖民地关系的贸易与投资，似乎正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经济(EICs)的地区间联系，将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东盟未来经济关系的核心。
此外，东盟已经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境，现在一直致力于建立平衡得多和广泛得多的经济合作网络。与此同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的8年之后，这两个国家还成功地与一些新、旧论坛开展了新的外交活动。特别是两国在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的阿斯塔纳(Astana)峰会期间加入了该组织。此外，印度—巴基斯坦双边关系也有了一些新的积极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加强经济关系的积极迹象，而这对它们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以及更大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来说是个好兆头。
结论
因此，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这两个地区性组织之间扩展贸易与投资的这个新阶段似乎已走完了整个周期。南亚的文化和文明曾经在过去几个世纪期间对东南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后来的殖民地后时期，南亚国家在支持这个地区的解放斗争和促进它们参与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方面，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既然东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尽管后者至今尚未很明显地）代表了新兴亚洲有活力的经济，它们的地区内部与地区间贸易和投资肯定有很大的潜力来使其占两个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比从当前的4%大幅提高。
显而易见，它们的相互投资（特别是与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相比而言）至今仍微不足道。然而，上述相互交往的最新趋势已变得真实可信从而是大有希望的，正是这种情况显示了它们具有潜力。这种缓慢的实际进展也反映了它们无法克服殖民地和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累赘，以及它们在采取大胆行动方面的固有局限性。其结果是过分致力于政治宣传以及在利用其潜力方面几乎没有迅速的进展。与此同时，它们允许存在政治分歧和政治冷漠，以便学会容忍缺乏连接性、促进行动和基础设施，尽管它们的领导人也作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并表达了关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合作可能性的设想。
当前，更大的希望也许在于它们各自企业界的私人行动，以及来自不断增强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势力与趋势，这种趋势显然着重于扩展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经济网络。不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的各国政府和地区性机构也有可能继续促进和引导这些新的势力与积极性来充分利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可能证明是最有助于建立沟通纽带（而不是缓冲地带）来确保早日开创亚洲的和平世纪。
收稿日期：2006-04-11
注释：
①人们可能难以想像，印度-缅甸关系会发展得像它们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那样快，最近的总统访问由于是首次而使它们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见Sandeep Dikshit,Kalam:India,Myanmar should standardize traditional medicines,The Hindu(New Delhi),11 March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