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区域论文,行政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R11，H77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12)03-0023-014
一、引言
市场范围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部市场的有效利用和扩展。然而，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外部市场出现了罕见的萎缩，从而拖累了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势头。这提醒了我国政府和国内企业，要维持可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势头，必须要内外市场并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国内市场所应具有的作用和潜力，更是显而易见。然而，我国国内区域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经济资源还不能在不同地区间完全自由地流动和配置，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因此，有效扩大国内市场，加快区域市场整合，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课题。
大量事实证明，我国的区域市场分割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所造成。我国作为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配置、经济活动的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我国的地区行政区划格局具有M型特征，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是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和以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甚至出现了“行政区划经济”。在“行政区划经济”模式下，各地政府仅关注本地经济发展，缺乏区域经济协调，导致了区域经济分割，无形中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充分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城乡统一发展，实现城乡统筹规划，加快城乡经济联合，从1983年开始，中央逐步建立了“市管县”的行政制度。通过“市管县”的体制，加强了城乡联系，使集结于城区范围内的工业向农村扩散，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便利。“市管县”体制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诸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市管县”的体制约束了城市区域和市场范围的扩展。在“市管县”的模式下，即使在地级市内部，市和县各个行政区划层级的政府和官员有着各自的经济算盘，推行各自的经济政策，难以实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无法实现统一协调发展。这与经济发展需要越来越高的市场整合度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也造成了限制。因此，为了直接扩大中心城市用地与功能重组的空间，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清除空间上的制约，最近10年出现一系列政府主导的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进行撤市建区，对其下的县级市调整组合，加强本地内部的经济整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这些行政主导的调整是否促进了地区整合，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验证行政区划变动能够带来区域内部的经济资源整合，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研究样本。在2000年以来，东部沿海许多大中城市的行政区划发生调整，其中广东佛山的调整最具有研究价值。2003年广东省的佛山行政区划调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的机会。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西接肇庆，南连珠海，北通清远，毗邻港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佛山市原辖城区、石湾区两区，面积77.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9.4万人；同时代管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全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35.85万人。200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佛山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县级市撤销，分别设立为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三水区、高明区，原佛山市城区和石湾区同时撤销，与原南海市南庄镇合并为佛山市禅城区。2003年1月8日，新佛山市辖五区正式挂牌。这一次行政区划调整，佛山市的所有下辖行政市(区)都统一改为市辖区，形成了一个大佛山格局。
相对而言，长江三角洲等其他地区的许多撤市建区行动，都是某个地级市下辖的个别或者部分县级市进行调整，往往不是一次性和全面性的统一调整(周伟林等，2007)。2003年佛山进行的内部行政区划调整，使得原来各县级市行政、财政和人事等方面政策的统一性都得到了提升。这些行政权力上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是经济和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市场的渗透融合以及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佛山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个很好的样本，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①基于此，本文采用项目评价文献中最新出现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估计了2003年广东佛山通过内部行政区划调整实现区域整合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证实了地区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能够实现经济整合，加快地方经济增长。
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介绍了研究方法，第四部分给出了主要分析过程和结果，最后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会不断提高，“通过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被称为“斯密定理”。Young(1928)重新阐发了斯密定理，充分强调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在那使现代世界与几百年前相差如同天壤之别的持续经济发展中，把主要作用归于任何单独要素都是危险的。但是，是否有任何其他因素能比对市场的不断探索更有资格发挥这种作用呢？没有其他假设能把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结合得如此一致。”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市场范围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可以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完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动越来越需要与外部市场进行交互，优化要素和商品的配置，从而维持经济活动的不断开展。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业绩，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在区域市场分割的现实之下实现的。这似乎是两个不完全一致的事实。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并非不受市场范围的约束，而是中国有效地利用了外部市场，突破或者绕开了内部市场分割所造成的瓶颈。这一事实已经被学者所证实，朱希伟等(2005)论证了由于我国国内市场分割严重，使得国内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借助于出口来扩大市场规模。
中国国内区域的市场分割备受关注。这起源于Young(2000)的一项关于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的研究，他采用生产法得出中国处于“零碎分割的区域市场”的结论，后来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研究，分别采用“贸易法”、“专业化指数法”、“经济周期法”、“价格法”等方法。由于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不尽相同，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有争执，但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国内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省份之间的“边界效应”甚至大于欧盟内部国界的作用，在趋势的演变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市场是在走向整合的(桂琦寒等，2006)。
对于解释为何中国国内地区之间出现严重的市场分割，现有文献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早期的解释主要是从财政分权的视角探索我国市场分割的根源。众多文献将我国市场分割归因于分权改革，如沈立人等(1990)、Young(2000)等。最新文献的进展是从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政治激励展开的，如Maskin et al.(2000)、Li and Zhou(2005)等。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周黎安(2004)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及其他们所处的经济竞争性质，而是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并尝试从政治晋升博弈出发对我国的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等问题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张军(2005)也指出，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问题。徐现祥等(2007)和皮建才(2008)则证明了，为了晋升最大化，理性的地方官员是选择市场整合还是分割，因外部溢出效应正负而异。这一思路为地方政府在区际关系的迥异行为提供了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较好地解释了为何有些地区会选择市场分割，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出现了行政主导的市场整合。上述文献从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财政竞争和晋升竞争的角度解释了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却忽视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地区内部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对外实行市场分割的同时，往往对内实行市场整合。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内实行市场整合有多种方式和手段，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内部行政区划调整。
关于我国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地理学和经济学研究文献。刘君德于20世纪90年代初(刘君德和舒庆，1993)提出了“行政区经济”的概念，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周伟林等(2007)以1983-2005年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为分析对象，对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内容及模式进行了分类归纳，探讨了各类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综上来看，针对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并不缺乏，但针对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不多，而采用严谨的数量方法评估其所产生的效应的研究更是相对缺乏。
实际上，国际上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考察行政(政治)区划调整的经济活动效应的理论和实证文献。Alesina and Spolaore(1997)、Alesina et al.(2000)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国家数量和面积的决定。他们认为，国家面积的大小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国家面积较大使得国家内部市场范围较大，从而更加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但国家面积较大可能带来不同群族之间的观念冲突和公共品需求的差异。Alesina et al.(2004)基于成本—收益权衡的思路，考虑了收入、种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差异，重新实证分析了辖区数量的决定与影响。这篇文献明确地将以往主要用于分析全球国家数量与规模的思路引入到一国内部辖区数量与大小的决定与影响上来。Redding and Sturm(2008)考察了地区政治版图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找到了德国东西德分裂和合并这个外生的自然实验，从而比较好地规避了内生性的难题。位于东西德边界附近的城市，在分裂与重新合并后具有显著不同的发展表现，作者通过严谨的计量分析将其归结为市场潜力(可得范围)的重要性。Redding et al.(2011)再次利用东西德分裂与重新合并这一事件考察了政治版图变迁对行业选址的影响。他们专门对航空机场业的选址进行了考察，发现德国分裂导致法兰克福取代柏林成为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但德国重新合并并没有改变两者的相对地位。这反映出特定行业的企业选址具有多重的稳定均衡状态，网络效应和沉没成本等都发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虽然政治边界变化可能会改变市场范围等，但市场均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研究文献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行政区划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基础和思路借鉴。
最近，利用现代计量方法或现代地理科学方法分析行政区划调整效应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在国内加速出现。王贤彬和聂海峰(2010)将1997年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设立直辖市这一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了行政区划调整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重庆地区，对新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徐梦洁等(2011)采用地理信息数据，以长三角为研究区域，分析了2000-2009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均衡性和相关性的影响。他们认为，上海和江苏省行政区划调整的幅度和内涵均超过浙江省，这使得上海和南京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不断增强，而杭州市的影响则相对削弱，从而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所考察的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向与重庆直辖是相对的，是一种整合式的行政区划调整。此外，重庆直辖是省级层面的区划调整，属于大的区域经济范畴；而佛山合并是县市级层面的区划调整，属于城市的区域范畴。从这一点上看，本文与徐梦洁等(2011)的研究对象具有相似性，尽管具体方法存在差异。Anderson and Ge(2005)和Au and Henderson(2006)的研究都表明，相对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相对较小，城市发展集聚不足。地级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行本地市场整合，进而扩大城市范围、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模式。
三、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的背景
2003年佛山整合南海、顺德、三水、高明等4市的区域市场行政整合可以看作是对佛山地区实施的一项自然试验。按照项目评价文献，我们可以认为佛山2003年之后就位于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作为比较对象的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就是没有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可以提供这一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
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对比行政区划调整之后佛山的经济水平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平，二者的差距就反映了区域整合对佛山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就是这样的思路。但是广东省其他地区和佛山在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方面可能存在其它方面的差异，即使没有这次行政区划变迁，彼此的经济增长也未必一致。对照组和处理组的非相似性，使得简单比较无法准确识别出区域经济行政整合带来的经济影响。
难得的是，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可以较好地克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问题。基于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的思路，Abadie et al.(2009)提出了这一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虽然寻找和处理组完全类似的对比组是困难的，我们可以根据没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其他地区的组合来构造出一个良好的对比组。例如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研究恐怖活动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影响时，用西班牙其他两个地区的组合来近似没有恐怖活动的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增长。Abadie et al.(2009)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控烟立法和宣传计划对降低人均烟草消费的作用时，使用美国其他州的组合来近似没有控烟计划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烟草消费情况。余静文和王春超(2011)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用我国大陆其他省区的组合来近似较少受海峡两岸关系影响的省区的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合成控制法提供了一个基于数据构造对比组来研究政策效应的方法。这个方法具有一系列的优点：首先，这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该方法扩展了传统的双重差分法；其次，相对于回归模型，合成控制法具有透明和避免过分外推的优点。在构造对比组的时候，权重的选择是根据数据相似程度确定的，减少了主观判断；再次，权重的选择限制为正数并且所有权重之和等于1，也避免了过分的外推判断(Extrapolation)。因为合成控制法合成的对比组是所有对照组地区的一个加权平均，因而它明确指出了每个一个对照组在构造反事实状态(Counterfactual State)时的贡献。这个方法也可以明确地展示实验地区和合成控制合成的对比地区在政策实验开始前的相似程度，避免把差异很大的地区进行对比引起的误差。
(三)模型的实施
一般的，距离函数
，这里V是一个(k×k)的对称半正定矩阵。V的选择会影响估计均方误差。类似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的作法，我们也选择对角半正定矩阵V最小化行政区划调整试验之前经济增长估计的均方误差，使得我们估计的合成佛山的增长路径尽可能地近似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佛山实际的增长路径。值得说明的是，在估计权重
时我们要求
≥0，这样就把合成控制组限制在对照组的凸组合内，可以避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距过大时候的估计，减少因为对照组和处理组差异过大而外推估计带来的估计偏差。
在下一节，我们将基于Abadie et al.(2009)所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执行模型的估计，识别区域经济的行政整合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四、实证分析
在本节，我们使用1994-2008年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来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佛山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以1994年为分析起点，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1980年代以来，发生行政区划的地市合并调整，广东省最新的一个地级市云浮于1994年4月设立；第二，1994年起关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分税制正式建立，地区之间的财政关系在新的制度下稳定下来。我们以2007年为分析终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典型事实：2008年之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佛山和广州的经济联系加强，提出了“广佛同城”的区域合作思路。为了避免广佛的跨市区域合作对我们估计效应的干扰，我们将样本区间限制在2008年之前。
我们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分析样本是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潜在可比性。不同的省份省以下的政府关系、财政关系等制度安排存在差异，因此广东省内其他地级市而非省外地级市是相对合适的对照组样本。在上述界定的时间内，除了佛山之外，广东省其他地区都没有发生类似规模的全面撤市建区的行政区划变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有的经济数据来自历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和《佛山统计年鉴》。
(一)行政区划调整对佛山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我们以广东省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样本，采用简单的对照方法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佛山经济增长的影响。图1是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和其他地级市实际产出对数的平均值的变化情况。鉴于其他各地区实际产出对数的平均值在1994-2008年间都与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存在一定差距，其他各地区实际产出对数的平均值持续低于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图1中按照2003年其他各地区实际产出对数的平均值与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相等的标准对其他各地区实际产出对数的平均值曲线进行了平移，使得两者在图上可以直接观察对比。可以看到，佛山与其他地区在2003年之前有不同的经济增长趋势和路径。因而，其它地区的简单平均作为一个特殊情形的合成控制组并不能很好拟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佛山的经济增长情况。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和佛山具有可比性的对照组样本来识别区域经济行政整合对佛山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的做法是，用其他地区的加权平均来近似假设没有发生行政区划调整时佛山的增长情况，再和佛山实际的数据进行对比，来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对佛山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通过对所有的潜在对照组样本赋予合理的权重，构造出一个“合成佛山”作为可比的对照组。根据合成控制法的原理，在选择权重时要使得行政区划调整前，合成佛山的各项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和佛山尽可能的一致。我们选择的预测变量包括：实际产出以及实际产出增长率、实际人均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它们对应我们模型中的特征变量。这些变量都是与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最为相关的基本经济因素，既包括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也包括了经济结构形态的变量。②
表1给出了在2003年佛山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真实佛山和合成佛山的一些重要经济变量的对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合成佛山和真实佛山非常相似。在所有的6个指标里面，实际产出及其增长率、实际人均产出，真实佛山与合成佛山都几乎相等；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出口占GDP比重，真实佛山与合成佛山也有较强的相似度。总之，从表1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合成佛山比较好地拟合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佛山。
图1 佛山实际和广东全省其他地区平均增长路径对比
图2描绘了佛山和使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路径。我们看到，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二者的路径几乎完全重合，合成佛山非常好地复制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佛山的增长路径。2003年之后，两条增长路径出现明显分异，真实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逐步高于合成佛山的实际产出对数，二者差异不断加大。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行政区划调整对佛山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计算了2003年之后真实佛山与合成佛山的实际产出的差距。图3显示，1994-2002年间，两者对数值差距在正负0.05范围内波动；2003年之后，两者差距持续为正，并且呈持续扩大趋势。以1994年价格计算，2003-2008年间，实际佛山的实际产出分别比合成佛山高出59亿元、118亿元、230亿元、343亿元、484亿元、643亿元。2002年，真实佛山与合成佛山的实际产出之比为1.01，2003年以来持续增大，2008年达到1.23，远大于1994-2002年间任何一年的比值。如果以增长率计算，③2003年起，真实佛山比合成佛山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差距约为3.4个百分点，从长期增长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从具体计算结果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在6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佛山的实际产出水平，改变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加大。
图2 佛山和合成佛山增长路径对比
图3 佛山和合成佛山实际产出对数差距
(二)稳健性检验
在本小节，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来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首先，传统的回归模型中报告的标准差反映了用微观数据估计宏观效果时的不确定性，是对无法得到宏观数据的一种反映；而合成控制法使用宏观的数据来估计政策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我们不能确定构造的合成控制组能够完全复制试验组的潜在演化路径(即没有接受试验的情况)，因此我们估计的参数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类似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我们对其他地区进行了安慰剂试验(Placebo Test)。④安慰剂试验的思路如下：对于2003年没有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我们假设它而不是佛山发生了行政区划调整，然后我们根据合成控制法利用其他地区(不包括佛山)构造这个地区的合成版本，考察在2003年之后这个地区和它的合成版本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看是否也可以出现显著的差异。因为这个地区没有行政区划调整，如果我们在佛山地区的估计是真实的效应，在这个地区不应该发现和佛山一样规模的效应。安慰剂对象的一个合理选择是构成合成佛山权重较大的地区。从表2看出，构成合成佛山权重为正的5个地级市与佛山市一样，都是珠三角地区城市，其中广州、惠州比重最大。图4显示了对于广州、惠州进行安慰剂试验的结果。我们看到，对于广州，实际产出对数值始终高于合成广州的数值，合成广州并未很好地复制广州真实实际产出，不过两者的增长趋势依然较为相近。⑤对于权重第二大的惠州，我们可以看到合成版本的实际产出对数值非常好的复制了真实实际产出对数值，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距。这一检验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在6年期内改变了佛山的实际产出水平增长路径。
表2 控制组权重 (单位：%)
广州 深圳 珠海 惠州 江门
权重 4410 13312
图4 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
其次，我们利用Abadie et al.(2009)提出的排列检验方法(Permutation Test)来检验我们对佛山估计的政策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这个排列检验的想法是在对照组内随机选择一个地区，假设它在2003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使用合成控制方法构造它的合成控制，估计在假设情况下产生的政策效果。然后比较在佛山地区实际发现的效果和随机选择的对照组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如果实际的效果和随机产生的效果差异足够大，那么行政区划调整对佛山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我们对所有其他20个地区都进行了安慰剂试验，计算了每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合成版本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作为随机选择一个地区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效果的分布。作为统计检验，如果在佛山发现的差距和这个差距分布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佛山的发现是显著的。由于我们是通过近似2003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构造合成版本的，如果一个地区2003年之前的平均预测标准差(实际产出对数值和预测的实际产出对数值差距的均方根)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模型对该地区近似的程度比较差，进而利用该地区2003年之后的差距作为对比的作用也会比较弱。我们计算佛山2003年之前的平均预测标准差是0.0219，我们在对照组中去掉了平均预测标准差是佛山2倍以上的地区，这些地区数量为8个。⑥图5显示了去掉这8个地区之后的误差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03年之前，佛山的差距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差异不大，在2003年之后，佛山的差距与大部分地区的差距差异加大，佛山的差距位于其他地区分布的上方外部。这意味着如果随机选择一个地区进行估计，要得到和佛山地区一样显著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影响的概率等于1/13，因而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显示，佛山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内部市场得到更紧密地整合，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升了。
最后，由于2003年之前，广州、惠州、江门、汕头城市内部的区划也进行过部分变动。⑦虽然我们前面分析表明，在这些地区并没有发现显著效果。如果考虑到部分调整的区划变动对这些地区也可能有促进效应，我们前面在佛山发现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真实效应的一个下界。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在对照组中去掉了这些地区重新进行了估计，图6中的结果表明，在2003年之后，真实佛山的实际GDP增长仍然显著高于合成的佛山。通过区划调整进行区域整合，确实促进了佛山地区的经济增长。
图5 佛山和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图
注：剔除了平均预测标准差2倍于佛山地区后的误差分布。
图6 佛山和合成佛山(16对照组)增长对比
注：剔除了广州、惠州、江门、汕头四个样本；深圳权重为73%，湛江为27%。
(三)进一步的证据
在2003年实行行政区划调整之后，佛山从公共管理、交通网络、产业布局、城市生活多方面进行整合，减少重复建设，促进区域融合。
在管理权限方面，2003年1月5日，区划调整消息宣布的第18天，佛山市政府就公布了《关于向市辖区下放行政管理事项(第一批)的决定》，将189项审批核准事项和日常管理事项下放给区政府。管辖权曾让地级市佛山与其代管的县级市顺德、南海、三水、高明之间关系十分微妙，区划调整后，佛山市大胆地实行了经济发展重心下移、管理权下移的新思路，短短的半年间，佛山市分三批共下放了299项行政管理事项，市一级职能部门行使的行政管理事项仅余41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市基础建设统一规划，通过交通一体化促进地区经济联系。在撤并之前，佛山辖区内共有43座收费站，多设在五城区交界处，最密的相距不到两公里。2003年3月，在区划调整两个月后，就果断地撤并了辖区内的28个收费站，只留下与周边城市相邻的15个收费站。在产业发展方面，对地区间产业布局优化调整，进行产业转移。区划调整前，佛山辖区内有各类园区近90个，经过整合，现在佛山的7大重点工业园区、26个专业镇及若干个专业市场形成家电、陶瓷、纺织、光机电一体化、汽配、金属材料加工等产业专业化产业集群。在城市生活方面，2004年7月1日，佛山市率先进行户籍改革，全市160多万农民领到原本属于城里人的“居民户口簿”。与此同时，佛山还采取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开通了方便各区市民往来的“城巴”；开通了邮政同城网，将各区之间邮件由外埠改为本埠；实行小额消费“一卡通”和电子钱包“佛山通”；实行名牌高中跨区招生。
区域整合以来，佛山大刀阔斧地开展统一城市规划建设、统一地区产业分工布局和和统一区域市场联系，包括交通干线路网工程、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工程、生态环保工程、能源工程、水利工程、现代化组团式城市建设工程、工业园区工程、科教文卫工程、信息化工程和省运会工程等在内的十大建设工程，预计总耗资将高达1929亿元(佘丽敏等，2005；中国经济周刊，2006)。本文上面的实证分析初步表明，这些区域融合政策确实发挥出了效应，有效地促进了佛山地区的经济增长。
为了在逻辑渠道层面更加清楚地识别佛山地区行政整合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我们下面运用佛山市下辖的五个地区的经济社会数据进行简单的论证。论证地区之间的市场整合(或者市场一体化)有多种方法，常见的可以采用价格趋同检验、区间贸易交往分析、⑧区间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分析等方法，但数据限制使得这些常见的方法无法实行。⑨因此，本文采取了一种更为折中的办法，即考察佛山下辖各区在实现行政整合之后是否出现或者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趋同态势。行政整合之后地区内部经济出现增长趋同至少存在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市场整合会加快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生产要素在相对稀缺的落后地区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从而会部分地流向相对落后地区，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赶超；⑩第二，市场整合会扩大原核心经济地区的生产主体的市场范围，从而增加市场核心地区的经济收益，但市场整合同时会增加非核心经济地区的经济活动，若生产主体在原核心经济地区承受较高的成本，则市场整合之后部分生产主体会向外围迁移，如果整个经济活动规模增长足够迅速的话，则原来的非核心经济地区的经济受益程度可能相对更大；第三，若市场整合是由政府推动的，则政府可能通过政府投资等方式加快相对落后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从而带动相对落后地区更快发展。基于上述几个不同方面的考虑，我们推测佛山下辖各区在2003年以来有更显著的经济增长趋同态势。根据数据可得性和阶段对称性的考虑，我们将佛山下辖的市区、南海、顺德、三水和高明五区1998-2007年间的经济增长作为实证检验对象。(11)
我们分别检验了1998-2002年和2003-2007年两个阶段的佛山五区的实际人均产出的绝对趋同状况。我们基于
进行了绝对趋同检验，其中
为期初(1997年或2002年)人均实际GDP，
为考察期内(1998-2002年或2003-2007年)的几何平均实际GDP增长率，(12)若回归系数β小于0且通过统计检验，则表明存在绝对趋同。1998-2002年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小于0但不显著，整个方程的拟合程度也很差，表明佛山行政整合之前各区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倾向；2003-2007年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小于0且在5%统计水平显著，整个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75%，表明佛山行政整合以来各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收敛趋势，经过计算可知趋同速度达到8.7%，大大高于2%的国际经验水平。
图7更加直观地给出了两个阶段佛山各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在1998-2002年阶段，除了城区(包括石湾)增长相对缓慢外，经济相对发达的顺德、南海两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显著优于三水、高明两个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城区增长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是经济腹地狭小制约了其向更高的经济水平发展。2003年初的行政整合后，相对落后的三水、高明两区的经济增速明显加快，而原来的城区(包括石湾)在并入南庄镇之后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整个佛山地区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均衡。这也印证了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可以发挥出积极的经济效应。
图7 佛山5区经济增长趋同图
五、结论
已有文献倾向于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财政竞争和晋升竞争的角度解释我国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但却忽视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地区内部市场的作用和影响。本文突破了这一研究局限，分析了地方政府对地区内部市场的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内部行政区划调整优化了本地区内部的经济资源整合，释放了地区市场潜能，实现了本地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以2003年的广东佛山行政区划调整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合适的地区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能够实现市场整合，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加快地方经济增长。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在我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下，地级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必须因应区域市场整合的趋势，因此有可能成为市场整合的一种备选模式。
这种由上而下的市场整合方式，体现了政治集中体制的优点。在实行政治集中体制的情况下，上级政府拥有着对下级政府的核心控制权，在上下级博弈和互动中保持了主动权，从而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实现对其他方面体制安排的调整。由于上级政府的决策是基于全局利益的，从而在目标上更加接近于整体利益最大化。上级政府的决策，可能无法直接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在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利益重新分配的方式最终增进各方利益。上级的集中决策，能够有力避免某些利益受损方的抵制，以更高的效率执行决策。然而，上级的集中决策也存在潜在的不足，首先是上级往往面临有用信息的缺乏和不足，这可能大大降低决策的合理性；还有就是上级的决策可能严重损害某些下级的利益却不予以合理补偿，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这可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扶持之手”而非“攫取之手”，因此地方政府的决策一般是以整个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此外，在地级层面采用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实现区域市场整合，基本上不存在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合理性。综合来看，由上而下的市场整合方式，在现阶段具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佛山行政整合带来了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这种成功可能依赖于某些重要条件。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市场活动主体自由生产和交易以及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自然结果。这意味着，行政整合要真正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必须以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为前提，以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导向，才能取得成功。佛山历来是自由商贸之都，具有悠久的商贸文化传统，民营经济发达，市场运作顺畅，这一次的区域行政整合，不过是政府主体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打破了经济发展的紧要约束，实现了市场与政府力量的互补共进，提供了政府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学习。
本文曾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会计和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讨论班上报告，徐现祥、杨子晖、卢锐、罗党论、黄亮雄、张莉和杨本建等给予评论和修改建议，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使本文有了实质性改进。当然，文中错误由作者承担。
注释：
①我们研究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新佛山成立于2003年年初，这一时间点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区分前后阶段的极大便利。
②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人均产出水平往往意味着一个地区偏离其长期稳态的远近程度，从而影响其某段时间内的增长路径，投资率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稳态水平和转型期内经济增长路径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产业结构和外贸开放度等都被认为是发展中的开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③两者分别用各自的实际产出序列进行计算。
④这个检验方法类似双重差分模型中的稳健性检验。
⑤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广州是一个经济总量和经济水平都最高的地级市，其它地区的凸组合不能近似。
⑥这8个地区为广州、汕头、韶关、河源、东莞、清远、揭阳、云浮。
⑦2000年5月，广州撤销番禺市(县级)、花都市(县级)设立番禺区、花都区。2005年4月，撤销东山区，将其区域并入越秀区；撤销芳村区，将其区域并入荔湾区，新设立南沙区和萝岗区。2003年3月，惠州市撤销县级惠阳市，设惠州市惠阳区。2002年9月，江门市辖下原新会市(县级)撤市设区。2003年1月，汕头市撤销县级潮阳市分别设立潮阳区、潮南区，撤销县级澄海市设立澄海区。
⑧对于一国的内部贸易而言，由于没有海关等机构进行统计，跨地区贸易数据很难获得。不过，最近开始有经济学文献采用中国省区之间的货物流通数据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徐现祥和李郇(2011)基于1985-2007年间全国省际铁路货运量，考察了中国的省级贸易状况。刘生龙和胡鞍钢(2011)利用2008年中国交通部省际货物运输周转量的普查数据，在引力方程的基础之上引入交通变量，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⑨我们查阅了《佛山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但这些统计资料并无佛山下辖各区的价格指数，更无各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数据。
⑩根据国际观察，许多生产要素并没有流向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即生产要素在许多稀缺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回报率优势。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不稳和制度缺失，而这些差别在佛山地区内部几乎可以忽略。
(11)之所以采用1998年而不采用1994年作为第一阶段的考察起点，主要是出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地级市以下各区早期的经济数据较难获得，作者无法获得更早时期的经济数据。而以1997年作为第一阶段考察起点，则第一阶段经历时间刚好为5年，恰好与第二阶段的时间长度一致。
(12)我们没有采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实际GDP增长率的数据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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