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全球战略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中共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十分注意观察、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观，并据此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毛泽东依据世界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并从战略高度及时调整了我国的内外政策；邓小平分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新变动，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进一步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江泽民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国际环境，提出了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的战略方针，开创了面向新世纪的外交新局面。他们的全球战略观表明了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此作一探析。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全球战略观
1.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确立：“一边倒”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特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步形成的以美苏两国争夺霸权为主要标志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苏争霸受到抑制。为了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建国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即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不当作外交代表而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重新审查和处理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逐步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三大决策是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1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向全世界宣布：“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它充分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的和平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战略思想。
新中国诞生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使中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从而放心进行国内建设。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1950年6月，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15—16页。）为了争取世界和平，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共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为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我国由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席，我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在中国的努力下，亚非会议取得了成功，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2.六、七十年代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
在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是较为清醒的。在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及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加上我们党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我们党在对国际风云变化的把握和时代主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在战争问题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随着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前苏联大大增强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叫嚣要反攻大陆。毛泽东对战争危险曾估计得过分严重，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在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并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
应当看到，我们党对时代主题即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判断，在军事对抗加剧、中国周边环境恶化、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主观动机上是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良好愿望出发的。问题在于我们在战争危险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的基础上，在实践上作出了“过火”的反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影响。首先，因家建设的重点从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备战，盲目大搞“三线”建设，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其次，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影响了我国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丧失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再次，在对外工作中，对外援助偏多偏重，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并影响了正常的外交工作。又次，这种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战略观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方针政策，加剧了中国自我封闭的状态，恶化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性选择，因而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才发生转机，根本的转变则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3.七十年代中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分析，他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1974年2月，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根据这一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具有最强军事的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重性：既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或威胁。同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和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所面临的任务等问题，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宣告了“三个世界”理论的诞生，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贡献。
“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毛泽东看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个过渡阶段结束，世界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已经完成，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注：《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月。）中国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是因为中国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都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三个世界”的划分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在国际问题上的再现。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间力量），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苏美之间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重要的敌人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必须同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对美国是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这就是“一条线”的战略。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克服了同西方国家、日本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中国外交出现了新局面。邓小平对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全球战略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了“东西南北”的理论，开辟了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1.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战略问题
70年代末，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我们周围环境进行了精确分析后，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形成了“东西南北”理论，这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1985年3月， 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时代主题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383、363、353、49页。）。他认为，和平问题的实质是全球的政治问题，发展问题实质是全球的经济问题，其中发展（南北）问题“十分突出”，是“核心”问题。他认为，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却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以他特有的简洁明快，形象地把当代世界主题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深刻揭示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有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邓小平的全球战略思想，为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崭新的理论依据。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邓小平认为，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二战后小战不断，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小战在第三世界打，根源在于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挑拨和插手。国际局势并不太平，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苏联解体前后，邓小平告诫大家，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认为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正如邓小平明确指出的：“世界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383、363、353、49页。）因此，第三世界应联合起来为之奋斗，为之工作，而且这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站在时代前列，以宽广的眼界观察全球，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深刻总结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我国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为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2.面对世界多极化的新思路：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
90年代初，世界格局处于新旧转换的过渡期，进入“一超多强”并重的阶段，在世界格局从美苏对抗向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中，面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邓小平告诫全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383、363、353、49页。）。中国不当头，可以更好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其主旨是中国的战略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放在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或追求过多的国际目标。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而积极开拓，有所作为，为的是促进“韬光养晦”战略目标的实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相互关联的和辩证的。这一方针是邓小平在力量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一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贯彻执行的战略方针。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后，为了维护自身，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肆意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邓小平尖锐批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其目的是损害我国的主权。1982年9月， 他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香港问题时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申明国家的主权比人权更重要。没有了国权，就丧失了主权，就谈不上人权。与此同时，他提出“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383、363、353、49页。）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同外国关系。坚决抵制西方的制裁和干涉，绝不示弱，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既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又为维护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向西方国家指明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出路，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具体办法就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05、383、363、353、49页。）我们用这一方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解决国家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它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在当今世界上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又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党和政府提出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相一致，意义深远。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他是把“一国两制”提到国际上来考虑的。他认为，解决国际争端，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而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新思路。
邓小平的全球战略观中的主题观念是经济建设、人民富强和开放参与。他运用世界历史眼光，从大局看问题，放眼全球，放眼未来，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价值取向上逐步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真正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邓小平全球战略观的实质。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全球战略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经受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顶住并粉粹了西方施加的压力和经济制裁，沉着应对强权、霸权主义的挑战，重新认识“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努力开创面向新世纪的外交新局面。
1.世界格局的新概括：走向多极格局，形势趋于缓和，天下并不太平
第三代领导集体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这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观察国际问题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美国霸权主义抬头造成国际形势逆转和某种程度的紧张，终究是一股逆流，没有也不可能扭转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和阻挡时代潮流，当然也就不应影响我们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制定政策的基础。这主要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相应的全球化与多极化发展趋势。
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定性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是对当代世界形势和长远趋势的根本判断，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确切表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时代观，正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注：《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江泽民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注：《求是》杂志1997年第18期，第19页。）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世界格局的基本走势，为我们观察国际战略形势指明了方向。
所谓世界格局多极化，如邓小平所指，一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二是指大国实力的均衡化，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多极化在更多层面向纵深发展，形成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最近几年，大国之间牵制、反牵制的角逐明显加剧，多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互相制衡、互相依存。大国间以条约、协议等形式寻求战略依托，构筑新型的双边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一方面是各国独立自主的声音增强，另一方面协调发展的意识加深，同时，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比如，在多极化格局态势下，美国发现不能无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不得不放弃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制裁中国这一不合时宜的策略，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实现了两国首脑互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功地使中国和俄罗斯结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将对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亚欧首脑会议把美国排除在外，基本上奠定了未来欧亚合作与美欧亚三角平衡发展的基础。江泽民主席访美和克林顿总统回访，中美宣布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扭转了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但美国继续坚持冷战思维，时时在防备中国，害怕日益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美国与日本修订“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就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在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上，美国也时常带头制造麻烦，以至于发展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中国驻南使馆进行导弹袭击的暴行，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科学冷静的理性精神，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强有力地驾驭国内国际形势，彻底摒弃一切“左”的与右的政治幼稚病，以对我们的民族负责的态度，清醒、果断、正确、妥善处理这一重大事件，采取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措施。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维护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使北约尽快停止对南联盟长达79天的狂轰滥炸，尽量减少南联盟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维护南联盟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以高度的智慧和政治理性，不失时机，亲自出面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江泽民主席多次与俄总统叶利钦通电话，与法国总统互致信函，并向俄方和芬兰总统等调解人表明中方立场，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也多次做外国领导人工作。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动武，力主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以一个负责任、讲原则的国家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局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为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充分展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世界大局的非凡能力。
2.邓小平全球战略思想的新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制定了百年不变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并开展全方位外交，使外交工作始终保持积极、稳健和科学的方向，中国作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上大力倡导求同存异、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以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和通过对话增进信任的新的安全观。此外，中国还参与帮助解决了国际上诸如科索沃危机的许多热点问题，为维护和平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即使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了一场地区战争的情况下，党中央正确判断形势，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仍将不断，但不会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霸权主义使世界不得安宁，但不会恢复冷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构成当今两大潮流，争取比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因此，不应动摇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韬光养晦，理头于国内经济这个中心，使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更加灵活，更加完善和务实。
基于此，中国在坚持全方位外交过程中，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因为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1997年4月，中、俄、 哈、吉、塔五国签订边境互相信任和裁军协定，开创了不是依靠军事同盟，而是通过相互合作确保安全的新模式。与此同时，中国重视加强对外经济联系，重视创造和维护有利本国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对外关系中，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出访，还是民间外交工作，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是其重要内容。务实的经济外交，多渠道、多方式争取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经济援助，为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当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面对变局，中国政府冷静处置，主动向邻国提供金融贷款，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自身经济利益受损为代价，防止了东亚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扩大，对缓解东亚金融危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
3.开创跨世纪外交的新局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确立中国在多极世界的坐标，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和各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伸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各国都在以更大的注意力推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面向世界市场，谋求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大份额。世界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未雨绸缪，制订了相应的对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抓住知识和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加速发展我国经济，以争取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
首先，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开发和引进智力。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基于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教兴国”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其次，确立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坐标，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健康发展。中国认为，“多极比单极好，多极对世界和平有利，不能想象拥有约200个国家，50 亿人口的世界由一个国家来领导。”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明确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坐标，中国始终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超然于大国政治集团之外，在战略上具有完全自主的地位。作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在过去的几年中，江泽民主席每年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总理出席了亚欧首脑会议，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中国还积极参加了裁军领域的各种会议，积极参加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并成为条约的首批签字国之一。1998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先后进行核试验， 严重危及了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中国对此予以谴责和批评，并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放弃核武化政策，同时，中国对印度的公然挑衅和攻击行为反应适度，与国际社会一道，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国树立了大而不霸，主持正义的良好形象。
新的世纪已经到来，21世纪的中国肯定将以更快的速度融入世界大潮，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世界的未来也离不开中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一贯奉行独立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建国初期“一边倒”到六、七十年代的“一条线”战略，从“一条线”战略再到八十年代后确立的不当头、不结盟的战略方针。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都始终没有放弃坚持独立自主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全球战略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深邃敏锐的世界历史眼光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面对新世纪，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国家面临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将有许多艰难险阻，但完全有理由相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定能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继承和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确制订世纪之交的发展战略，正确开展国际合作与斗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的世纪，中国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姿，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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