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以后，被推翻的反革命势力把仇恨集中在革命领袖，特别是列宁身上。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多次谋杀列宁。1918年8月30日， 列宁在前米赫里逊工厂被刺，身受重伤，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加上列宁夜以继日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从未好好休息过，以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更加加快了工作节奏。由于过度疲劳，1921年夏，列宁开始出现头痛和严重失眠症状。1922年5月23 日列宁赴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同年5月25日、12月13日， 列宁连续两次中风，右半身几乎全部瘫痪，语言有时不清。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有关理论、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或“政治遗嘱”。所谓列宁晚年就是指这个时期。通过总结6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 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很大飞跃与升华。
（一）对十月革命道路合理性的论证
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在俄国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争论。1918年，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考茨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攻击十月革命道路。他说，俄国经济文化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就象是一个孕妇疯狂万分的猛跳而引起早产，并诅咒“这样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列宁阅后，极为震怒，称考茨基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并立即撰写和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篇名著，以捍卫十月革命道路。
俄国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从1918年7月至1921年8月，用3 年时间写了《革命札记》，以回忆录形式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的历史。他追随考茨基对俄国革命的攻击，不仅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的历史，而且大肆散布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论调。列宁在病中借阅了《革命札记》的第三、四卷，读后于1923年1月16 日——17日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篇批评苏汉诺夫的著名文章。列宁指出，同苏汉诺夫的争论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是否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前提，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上。就这方面，苏汉诺夫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当时俄国存在的特殊形势，使它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就是：在国际上，发生了帝国主义大战，这种战争削弱了整个帝国主义力量，并使它们没有联合起来共同镇压无产阶级的可能；在国内，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在俄国存在着两种矛盾，即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样，俄国既具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条件，也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列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可把历史顺序颠倒一下，即它不应象西欧国家那样，先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之后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列宁在这里说的“文化水平”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指物质文化说的。列宁把这种改变叫做在坚持一般规律、共同路线条件下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的改变。
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循序推进的理论，这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规律，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一般规律”或“共同路线”。至于某些民族和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有可能跨越社会制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例如，日耳曼和俄罗斯人从原始氏族社会跳过奴隶制度而过渡到封建社会，美国则由原始公社、奴隶制越过封建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实践还表明，最先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的民族和国家往往都不是前一种文明最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例如，率先进入封建社会的并不是奴隶制最发达的古希腊和罗马，而是奴隶制度并不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文明的摇篮并不发达是封建文明达到顶盛的中国，而是封建文明并不发达的西欧；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诞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西欧北美，而是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以俄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合理性。
（二）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组织经济建设上去了。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三）坚持探索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列宁晚年通过总结经验和深入思考，特别强调探索一条符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这种探索的前提，是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革命和建设道路。列宁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主张结合本国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他早在1899年就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作是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这段话表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列宁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各国要探索一条有自己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他的这个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他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6年提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问题。他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按照列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各国情况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必然会在循着共同规律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探索落后国家和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他说：“你们面临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注：《列宁全集》第39卷第323页。）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 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认为不仅俄国，而且“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新经济政策就是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而列宁是这个探索的开拓者。
（四）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68页。）列宁在总结6 年多社会主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和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象汪洋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767页。）列宁指出， 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中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计酬，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771页。）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唯一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200 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将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合作化、工业化和改革国家机关，都要求人民群众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道德情操。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这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和规律性。
针对俄国文化落后的情况，列宁特别强调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把着眼点放在发展国民教育上。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人才，就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64页。）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4）改革国家机关
改革国家机构和加强政权建设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论文中集中论述了国家机关的改革问题。列宁当时所以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其一是因为国家机关，除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外，都是从旧国家机关接受下来的，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改造；其二是革命后新建立的18个人民委员部，得到列宁称许，认为比较好的只有两三个部，即外事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其三是官僚主义严重。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列宁在1920年就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工人国家。”（注：《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4页。）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 甚至越到中央越严重。它的明显表现是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效率低下。当时中央有各种委员会120个左右， 列宁认为真正必要的只有16个。如不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难以提高工作效率，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组工农检查院。列宁对该院的工作极不满意，要求必须坚决实行改组。他批评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改革的措施是：①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国家的工农检查院合并，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②实行精简，从12000 人减到800－400人，这些人应是认真负责、熟悉业务的专家；③实行考核和考试制度；④努力学习组织劳动特别是组织行政管理的科学。列宁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斯大林的批评，因为斯大林是工农检查委员。
（5）增强民族团结
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列宁晚年对民族问题十分重视。当时的民族问题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问题，一个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这两个问题又都同斯大林的“自治化”联系在一起。列宁在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问题上，批评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建议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一方案得到俄共（布）中央的通过。
但是，“格鲁吉亚问题”并没有解决好。问题是由格鲁吉亚在新成立的苏联中的地位引起的。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主张格鲁吉亚不是直接加入苏联，而是通过外高加索加入苏联。这样，格鲁吉亚的地位就降了一等。他们还对格鲁吉亚党中央的合理要求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对一些主要领导人采取了组织措施。列宁对此极为不满。他指出：“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列宁认为，要取得少数民族的信任，大民族必须做让步，“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在反对民族主义问题上，列宁认为抽象地提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58、759、758页。）列宁当时强调要反对的不是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而是曾作为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晚年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斗争，由于在中央内部有阻力，没能认真贯彻。
（6）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不仅包括政权建设，而且也包括党的建设。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最紧迫问题。
列宁十分关心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定性。他在病危期间，以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政治局的成员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一一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其中包括对一些成员在政治上的批评。他绝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去指定接班人的意思。他认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今后如何安排，这一切要由党来鉴别、选择和决定。
列宁已意识到党有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来自于工农两个阶级的分裂，也不是来自于派别集团和派别活动上，而主要是来自于党的最高层——政治局某些领导人的关系上，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上。他指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44—745页。）就斯大林来说， 他当了总书记，又是政治局、组织局成员，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个性粗暴，列宁对他能否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就托洛茨基来说，他的能力最强，最有才能，又过分自信，过分坚持自己的意见。“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745页。）为防止领导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党的分裂， 列宁提出如下措施：
第一，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将十一大选出的27名中委、19名候补中委增加到50－100名。列宁主张，新增中委应来自普通工人和农民， 而不是来自各级领导干部。
第二，加强党内监督，提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列宁建议及时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 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第三，加强集体领导。列宁建议中央全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中央监察委员也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由中央全会来研究决定。集体领导加强了，个人的偶然因素给党造成分裂的危险就会减少。
第四，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必须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用另一个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从防止分裂来看，就不是小事。但列宁这个建议没有被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采纳和接受，这就酿成联共（布）后来上层的分裂。
在列宁患病期间，他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方面，斯大林利用手中的权力，改组了一直由托洛茨基控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激化了党内上层的矛盾。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新方针》一文，挑起了党内的争论。党内的激烈争论，斯大林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使列宁受到很大刺激，病情急剧恶化。1924年1月21 日列宁逝世。
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列宁晚年的著作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他们研究列宁遗产的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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