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与辽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轨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2)03-0057-04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200余年的时间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这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同时具有契丹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辽文化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它之前的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也不同于其后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北魏孝文帝对本民族的鲜卑文化实行全盘放弃：革除原有官制，全用中原官制；禁胡服，着汉装；断北语，说汉语；改姓氏，用汉姓等。金朝在大量继承和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民族偏狭性和保守性，曾多次下令不准女真族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辽朝是多元文化并存，兼容并包，自然融合。辽文化的这种发展道路与辽朝实行的“双轨制”有极大的关系。
一、双轨制是对不同文化类型的认同
辽朝双轨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阿保机在其勃兴之初，先后征服了同属于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室韦、奚、乌古、女真、吐谷浑等族，俘获了大量人口，又南下进攻中原地区，俘虏了大量以农业文化为主的汉人。阿保机为了发挥汉人所长，以利扩大自己的势力，他遵从汉人的习俗，广置田宅，修建城郭，“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注：《辽史·韩延徽传》。）阿保机建立了辽朝后，发动对中原的战争，“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注：《辽史·太祖纪》。）。在新建的州县里，保留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注：《资治通鉴》卷269。）为了加强对汉人管理，阿保机专门设立“汉儿司”，任命俘获的汉人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实行蕃汉分治。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灭渤海国，建立东丹国，由汉文化水平较高的太子耶律倍主持国政。渤海文化汉化程度很高，与唐朝“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注：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耶律倍在渤海“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注：《辽史·宗室传·义宗倍》。）。这可以看作是双轨制的雏形。
辽太宗耶律德光占有燕云十六州，使生活在十六州地区里的广大汉民成为辽朝的编户。用什么制度来管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更为有效，以往的经验告诉辽朝统治者，尊重汉人旧的文化，保留汉人旧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采用中原的政治制度是最有效的办法。“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而形成了辽朝的双轨制：“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注：《辽史·地理志一》。）
“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是对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认同，这不仅因为“俗”是重要的文化内容，而且双轨制不单是以地域为划分依据，“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不同的制度是针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辽朝实行双轨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契丹不仅仅指的是契丹族，它还包括与契丹民族在文化类型及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其他一些北方少数民族，如奚、乌古、女真等族；汉人也包括了汉化程度很高的渤海人。所谓“国制”，是指与当时契丹等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所谓“汉制”，是指与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轨制也是一种文化政策。
二、双轨制下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
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制度之下，辽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基本保存了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中原文化伴随着大量的汉人流入辽朝而成为主流文化，契丹文化因其创造者契丹族在辽朝拥有优势地位而成为仅次于中原文化的主流文化之一，其它各类文化也都拥有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如辽朝境内的嗢热国，其男女婚姻为自由恋爱，“女真贵游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樽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反，即载以归，妇之父母知亦不为之顾。留数岁有子，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注：《契丹国志》卷26《诸蕃国杂记·嗢热国》。）这种自主婚姻的习俗在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都存在，辽朝不加干预。到了金朝世宗时，却明令禁止，大定十七年“十二月戊辰，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注：《金史·世宗纪中》。）。这说明辽朝比较遵从各族人民旧有的文化。
汉人在辽朝占有绝对多数，据魏特夫格、冯家升合著的《历代中国社会史》中的《辽国人口》表推算，汉人（最低估计）240万，契丹人75万，渤海人45万，其他少数民族20万，总计380万，汉人占了总人数的63.4%。另外汉文化水平较高的渤海人占总人数的11%，两者相加几乎占了辽朝人口的四分之三。“以汉制待汉人”的结果是中原文化在辽朝占了主导地位，契丹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之初大量使用俘获的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后来又“用唐之制”，开科取士，选拔汉族知识分子来管理汉人。同时辽朝的契丹族贵族也积极学习中原文化，从中原文化中吸取治理汉人及其他民族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政权。
辽朝的皇帝，特别是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崇尚中原文化，具有较高的中原文化素养：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会汉语，崇尚儒学，曾建孔子庙（注：《旧五代史·外国传第一》，《辽史·太祖纪上》。）；景宗耶律贤“雅好音律，喜医术”（注：《契丹国志》景宗孝成皇帝。）；圣宗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自称“乐天诗句是吾师”，曾“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蕃臣等读之”（注：《辽史·圣宗纪一》，《辽诗纪事》卷1，《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兴宗耶律宗真“好儒术，通音律”，喜赋诗，“工画，善丹青”（注：《辽史·兴宗纪一》，《契丹国志·兴宗文成皇帝》。）；道宗耶律洪基喜读《五经》，曾“诏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注：《辽史·道宗纪四》。）。一些贵族人物、达官显宦也爱好中原文化，以读书能文为荣。如东丹王耶律倍，“幼聪敏好学”，既长，“有文才，博古今”，喜读书，购书万卷，学识广博，“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
之术，工辽、汉文章”，善画本国人物，有部分作品藏入宋秘府（注：《辽史·宗室传·义宗倍》，《辽史拾遗》卷10引《尧山堂外纪》。）。萧韩家奴从小喜欢读书，通辽汉文字，译著颇多，著《六义集》12卷行于世（注：《辽史·文学传上·萧韩家奴》。）。所以中原文化在辽朝成为主流文化。
辽朝契丹族统治者在学习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同样重视。他们不像拓跋魏那样对本民族的文化采取全盘放弃的政策，而是以“国制”加以保存，并促成其发展。契丹族文化的许多内容如官制、礼仪、风俗、语言、尚武精神等被保存下来，辽亡之后，还有一些被金朝所承袭。契丹族统治者保存并发展本族文化最典型的事例是创制契丹文字，契丹族原来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所谓“本无文记，惟刻木为信”（注：《五代会要》卷29。）。辽太祖时，他“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这是契丹大字。后来又制成“数少而该贯”的契丹小字（注：《辽史·皇子表》。）。契丹文字用于文书、印信、碑刻、译文等方面，适应了契丹文化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双轨制的辽朝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景象。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汉字与契丹语契丹字都是官方认可的语言文字。在服饰方面，庙堂之上，龙庭之中，有“汉服”、“国服”之别，“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注：《辽史·仪卫志一》。）。其朝服如此，其它服饰可想而知。在礼仪上，“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等，与“汉礼”并用于朝，到元朝修《辽史》时，“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注：《辽史·礼志一》。）。所以在《辽史·仪卫志》中，“国仪”与“汉仪”，“国舆”与“汉舆”，“国仗”与“汉仗”、“渤海仗”共存。在庙堂音乐方面，“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国乐是指契丹民族音乐，雅乐、大乐、散乐等，是从中原而来的汉乐。辽朝另外还有“诸国乐”，是指回鹘、敦煌、女真等国歌舞。在娱乐活动方面，既有来自中原的棋艺、击鞠、角牴、百戏、双陆戏、叶格戏等，也有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的射柳、射木兔、射虎、钩鱼、捕鹅、民族歌舞等等（注：参见拙文《辽代娱乐文化之研究》，《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凡此种种，都与辽朝“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有关，多元文化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之下并存发展。
三、多元文化并存下的文化融合
辽朝由双轨制衍生出来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政策，使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和以契丹文化为主的游牧文化都得到了保存与发展，这两种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平行线式的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交流，有融合，有创新。
前面说过，“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不单是以地域为界线，也是针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辽朝初期契丹族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强迫大量的汉人北迁，同时也有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如奚族和宫卫军户的南迁，这使得辽朝统治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民族的人口在空间分布上与辽朝建国前相比，发生了空前变化，形成了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室韦人等杂居的局面。如原契丹人的居住区上京，“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中原地区）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注：胡峤：《陷北记》，转引自《契丹国志》卷25。）。辽朝中期建成的中京，原主要为奚族生活的地区，也变成“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注：《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中京》。）。中京道“自松亭已北，距黄（潢）河，其间泽、利、潭、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
壤也，汉民杂居者半。”辽东地区“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迄今数世无患”（注：《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今黑龙江省地区也有大量汉人居住（注：孙秀仁：《读〈大安七年〉刻石漫笔》，《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同时还有大量汉人深入到牧区，曾出使过辽朝的宋人苏颂说：“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注：《辽史拾遗》卷13引《苏魏公集》。）汉民与番户一样以牧养数量的多少作为衡定财产多少的依据，可见这些汉人已深入牧区，以畜牧为业。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负载着不同文化的人杂居在一起，势必会带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以契丹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中原文化处于优势地位，其表现主要是契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契丹大字是“以隶书之半增损之”而成，契丹小字是在吸取回鹘文字优点的基础上，又借用了汉字的特点而制成的。其“《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注：《辽史·礼志五》。）。辽代的许多礼仪大多如此。中原的一些传统节令和契丹旧俗并行，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带有二者文化基因的新内容。如三月三日，踏青嬉水、曲水流觞和“陶里桦”（射木兔）活动并存。中原传统的九九重阳节以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为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在辽代得以保存，穆宗应历十三年重阳，“登高，以南唐所贡菊花酒赐群臣”（注：《辽史·游幸表》。）；圣宗统和三年重阳，在“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注：《辽史·圣宗纪一》。）。辽人在保留重九中原旧俗的同时，又加入了带有契丹游牧射猎色彩的活动内容，“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脔，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
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注：《辽史·礼志六》。）既吸收了中原地区登高望远、饮菊花酒和以茱萸消灾避邪等内容，又揉入了契丹文化内容，如改登高为“择高地卓帐”，增加了射虎等内容。其它一些岁时节令大多类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代节令文化。辽代的陶瓷艺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在学习中原技法的同时都融入了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
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年），北院枢密使萧孝忠上奏说：“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注：《辽史·萧孝忠传》。）所谓“一国二枢密”，指辽朝以北、南院枢密分别治契丹与汉人等，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制。这个奏议虽未能付诸实施，但它反映出到了辽代中后期，随着契丹等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中原文化对契丹等族影响的加深，以及文化融合的加强，需要对政治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也说明双轨制确有保护不同文化的作用（“风俗所以不同”）。清宁三年（1057年），道宗“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倡导“华夷同风”（注：《辽史·道宗纪一》。）。它既是对“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注：《全辽文》卷3懿德皇后《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的文化融合即同风的肯定，又必将更进一步促使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政治制度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政治模式对文化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辽朝的双轨制在辽朝中前期对多元文化的并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双轨制下的多元文化并存共生为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可能，各类文化在自由发展的同时自然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正因为如此，辽文化才成其为“辽文化”，而非纯然的中原文化的移植。辽文化是辽朝对中原文化、契丹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渤海、奚、室韦等）文化成果兼容并蓄、融汇创新的产物，它改变了我国北疆文化的面貌，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内涵，为后起的金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