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时间看唐传奇与行卷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时间论文,唐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唐传奇与进士行卷的关系，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留下了一些相关记载。如李肇《唐国史补》中有进士撰《王义传》之事，赵彦卫《云麓漫钞》则认为《幽怪录》、《传奇》都是行卷之作，钱易《南部新书》也有李复言以《纂异》行卷的记载。这种“行卷推动传奇发展”的观点，在得到鲁迅、陈寅恪等前辈学者的肯定与发挥后，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观点。现下出版的各种学术专著与教科书大都将进士行卷作为唐传奇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其间虽偶有质疑，但只是针对某几部具体的作品进行讨论，缺乏全面观照。而冯沅君《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以下简称“冯文”)①以《太平广记》、《四库提要》、《中国小说史略》为准，对四十余位唐传奇作者的身份进行分析，发现唐传奇的作者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相比较而言，自然比针对具体作品得出的结论更容易得到认同。
但是，“行卷推动传奇发展”的观点真的就是那么无懈可击么？笔者不敢苟同。虽然现在留存下来的唐传奇大多出自进士之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行卷之作。为了对唐传奇与行卷的关系得出更加准确的判断，笔者在“冯文”的基础上对唐传奇作者的身份进行了一番更为广泛深入的分析，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行卷推动传奇发展”的观点确实难以成立。
一、唐传奇作者身份之分析
“冯文”一共搜罗了传奇60种，得作者48人，但是在文章中并没有具体罗列。为了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笔者在“冯文”搜罗《太平广记》、《四库提要》、《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又参酌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②、程毅中《唐代小说史》③等著作，进一步扩大范围，最终得作者163人，除去阙名且生平不可考者42人，尚有121人。接下来，本文就以这121人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以是否登科为主，对这121人的情况进行一下简单归类。
一、进士登科者，共计36人：
郎馀令、张鷟、贺知章、顾况、戴孚、李公佐、刘复、王建、沈既济、许尧佐、郑权、韩愈、柳宗元、白居易、陈鸿、牛僧孺、李绅、白行简、韦瓘、沈亚之、崔龟从、王洙、郑还古、蒋防、卢弘止、卢求、钟辂、房千里、卢肇、曹邺、张读、薛调、孟棨、康軿、苏鹗、柳璨。
二、其他科目登科者(含明经及制科)，共计9人：
张说、卢重玄、李舟、杜确、赵业、李景亮、元稹、韦洵、南卓。
三、参加科举但未登科者，共计5人：
李复言、李玫、温庭筠、罗隐、杜光庭。
四、仕进途径不详者，共计25人：
刘氏(《猿妇传》作者)、何延之、万庄、牛肃、南巨川、郭湜、张荐、郑伸、戴少平、温造、薛用弱、温畲、郑潔、张文规、高元謩、李伉、袁郊、陆勋、皇甫枚、焦璐、裴铏、高彦休、李隐、刘山甫、李繁。
五、未参加科举者，共计19人：
唐临、胡慧超、萧时和、萧瑀、蔡伟、张氲、法海、改常、李吉甫、王元师、李德裕、李象先、刘无名、张祜、麻安石、段成式、焦隐黄、刘谷神、通微子。
六、履历不详者，共计27人：
王度、孔眘言、陈玄祐、李朝威、陈鸿祖、陆长源、陈劭、薛渔思、柳祥、柳珵、唐晅、句道兴、王通明、王方庆、沈如筠、窦维鋈、郑常、李端言、长孙巨泽、孟弘微、林登、陆藏用、裴约言、吕道生、江积、张敦素、刘愿。
以上六类中，前三类作者可确定与科举有关，将是下一步讨论的重点，“仕进途径不详者”因为都曾出仕为官，存在参加过科举的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分析。而“未参加科举者”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有的是以门荫、外戚等其他非科举途径入仕者，如段成式、李德裕等；有的则是布衣一生且无参加科举记录者，如李象先、张祜等；还有一些属于宗教界人士，如道士胡慧超、僧人法海及术士麻安石等。其中宗教人士不排除曾经参加过科举的可能(比如列入第三类的杜光庭便是科举不第后出家为道士的)，但归入此类者均无参加科举的记录，而且所作传奇又俱为宗教宣传之作，可断定与行卷无关，所以便统一归入到“未参加科举”一类。此类可以确定与科举无关，因此不必再加讨论。而“履历不详者”亦无进一步分析之必要与可能。
二、唐传奇作者登科时间与传奇创作时间之对比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传奇作者中，进士及其他科目出身者的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传奇作品都是行卷之作。毕竟，除了唐宋笔记中的只言片语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确切记载来证明。那么，如何判断这些作品是否与行卷有关呢？笔者尝试对上述作者的登科时间与传奇的创作时间进行了排列对比，登科时间主要参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④，创作时间则一方面根据作者在作品及序中的自述，一方面参考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以下简称《叙录》)为主，并辅以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⑤等著作中的相关考订。对比结果见表一。
据表一，有过科举登科经历的唐传奇作者共45位，其作品目前保存或可考知的共64种。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这65种作品里，有多达53种作于作者登科之后，则这部分作品显然不会是行卷之作，而可以明确定为登科之前所作的只有3种，分别是曹邺的《梅妃传》、苏鹗的《杜阳杂编》以及南卓的《烟中怨解》，而且曹邺、苏鹗均活动于唐末，彼时唐传奇的鼎盛时期已过，仅凭他们几人的作品，即使确与行卷有关，也只是特例，不足以证明行卷之风促进了传奇繁荣，更何况史书中并无他们以传奇行卷的记载。至于其余的9种作品中，有8种创作时间不明，分别是贺知章的《孝德传》、陈鸿的《开元升平源》、牛僧孺的《妖录》、沈亚之的《感异记》、薛调的《无双传》、柳璨的《梦雋》、李舟的《李牟吹笛记》以及卢重玄的《梦书》，但贺知章、李舟和卢重玄三人均在初盛唐时期登科，当时行卷之风尚未流行，故而也排除了行卷之作的可能。此外，白行简的《李娃传》在创作时间上尚存在争议，《叙录》定为贞元十年而卞孝萱在《唐人小说与政治》中则定为元和十四年，根据《李娃传》的成熟程度及元稹的唱和来看，后者应该更可靠一些。
根据表一所显示的数据来看，65种作品当中至少有56种可以确定与行卷无关，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唐传奇的创作与进士行卷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为了使结论更加全面和严谨，我们还必须对另一部分人群进行分析，那就是上文归类中的“仕进途径不详者”。因为此类多达25人，而且这些作者都存在科举出身的可能，如果忽略不计，很可能会对最终的判断造成很大的误差。考虑到这部分作者没有登科记录，因此，我们只能将其创作传奇的时间与其当时的仕宦情况进行对比，创作时间依据同表一，仕宦情况亦参考上述诸家成果(亦以《叙录》为主。限于篇幅，表中不再一一注明)，对比结果见表二。
据表二，“仕进途径不详者”共计25人，作品目前保存或可考知的共26种。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这26种作品里，有多达23种作于作者为官之后，则这部分作品显然不会是行卷之作，另有三种因创作时间或作者仕宦时间不明而无法做出判断，分别为南巨川的《续神异记》、焦璐的《穷神袐苑》和李隐的《大唐奇事记》，其中南巨川在至德二载已官居给事中，即使科举出身，也应该在盛唐前期，此时行卷之风尚未流行，亦可排除。也就是说，在这26种作品当中，至少有24种肯定与行卷无关，这也进一步说明，唐传奇的繁荣与进士行卷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三、相关文献分析
通过前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唐传奇的创作与进士行卷之风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在唐宋笔记中却留下了将其联系在一起的记载。那么，这些记载究竟可不可靠呢？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这些记载也进行一下简单的辨析。其实，通常用于证明唐传奇与进士行卷有关的文献无非三条，这三条记载分别是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的《晋公祭王义》：
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捍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⑥
钱易《南部新书》卷一中的：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⑦
以及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的：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⑧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不难发现，这些记载都是有问题的。比如宋人留下的两条材料：先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提到的《幽怪录》(即牛僧孺《玄怪录》)、《传奇》。通过上文的系年比较不难看出，两部作品都创作于作者为官多年之后，显然不是早年应举的行卷之作(部分学者曾认为《玄怪录》作于牛僧孺登科之前，但《玄怪录》所记之事多数发生在元和乃至大和时期，故当今学界已更多地倾向于此书作于大和年间)，而除此之外，赵彦卫并未记录更可靠的证据，则这条记载的可信度显然有限。而陈寅恪、程千帆等先辈学者几乎都是从这条记载出发来讨论传奇与行卷之关系，恐怕也就难免会产生一定的误差。再来看《南部新书》所记的李复言以《纂异》行卷一事，此事即使确实发生过，也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不代表当时的普遍风气。李景让的表态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行卷皆为诗赋杂文，传奇则被视为“事非经济，动涉虚妄”。李剑国、戴伟华在各自著作中均曾指出，这其实是一则反面材料，恰恰证明唐人以传奇行卷并非普遍现象，若非如此，又何必单单排斥李复言一人呢？
最后再来看《唐国史补》中的记载，由于出自唐人之手，显然比宋人的追述更有价值，但是这则记载同样应该审慎对待。首先，“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这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当时真有那么多人写了《王义传》，为什么竟然没有一篇流传下来？其次，正因为没有《王义传》的文本流传下来，即使当时真有很多人写了《王义传》并以之行卷，也并不能说明那就是传奇。是否传奇并不是以题目为《XX传》来界定的，因为《XX传》也完全可以是史传文。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曾以柳宗元的作品为例，对其进行过颇有见地的区分：“《捕蛇者说》、《谪龙说》(并卷一六)、《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并卷一七)、《刘叟传》(《外集》卷上)，此皆述人事而略具始末，实托事以讽世言理，乃寓言体讽喻文，亚小说也；《段太尉逸事状》(卷八)、《童区寄传》(卷一七)，此传真事旌美其人，史传文也；《李赤传》、《河间传》，叙事之法类《段》、《童》，而事之虚饰近《龙》、《刘》，有传奇笔意而寓讽其中，则寓言体小说也。”⑨其实，类似于柳宗元《童区寄传》的史传文，唐代还有不少，如果《王义传》属于这一类型的文字，完全可以归入行卷中的杂文一类，与传奇并无关系。因此，在没有传世文本参照的情况下，就认定《王义传》是传奇，并以此来证明行卷之风促进了传奇创作的繁荣，这显然有些过于武断了。
结合上面的论述，笔者以为：考虑到文献流传过程中的亡佚情况，唐代以传奇行卷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或许不可遽下定论。但至少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唐传奇的创作与行卷关系不大，其中优秀知名的作品更是与行卷毫无瓜葛。因此，进士行卷之风推动唐传奇发展的传统观点缺乏有力的文献证据，很难成立。由于科举与传奇兴盛时间的同步性以及传奇作者进士出身的高比例，行卷与进士科未必对传奇创作毫无影响，但在有可靠的依据证明之前，这种影响显然不宜过分估计。
注释：
①袁世硕编：《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9—310页。
②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⑤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⑦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页。
⑧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⑨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