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及其境内外的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内外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25
滇国的建立和发展
1957年，在云南省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千余件文物，除石器之外，还有青铜制造的工具斧、锛、刀、凿、鱼钩等。经科学测定，这个遗址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1150年，误差不超过90年，相当于中原的商朝晚期。则是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晚期之时，云南境内的一部分民族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开始向阶级社会跨进。还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境内不同地区的文化已经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族群之间出现了差别。问题是哪一个民族首先使用青铜生产工具，进入青铜时代。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科学史论集》）说：“西南川滇地区一个古老的部族僰（中按，即白族），其名已见于商代甲骨卜辞。”而商朝晚期中原青铜器物制造的原料铜和锡多取自这个古老的部族地区。该文还说：“滇西剑川海门口遗址曾出土十余件铜器，根据放射性碳14测定，该遗址距今3115±9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滇池及邻近的滇东地区，现今虽未发现早于剑川海门口的铜器，但有迹象表明，滇地区域的青铜文化，很可能就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根据对著名的商代大墓妇好墓出土的91件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其中73%的青铜器是铜锡二元合金，即锡青铜，27%是铜锡铅三元合金。测定结果表明：妇好墓中的一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省永善县金沙厂。（注：见李昆声著《云南艺术史》，第64页，1995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如此，则在商朝晚期，自今滇东北的永善至滇西的剑川，都生产了青铜。继剑川海门口之后，则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曲靖八塔台，都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少。江川李家山也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注：《云南艺术史》第101 页说：“根据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器物分类排比及碳14年代测定，这座墓的时代在战国时期，因而，江川李家山M24：a和M24：b这两件（用青铜铸成的）葫芦笙，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笙类乐器。”）而西汉中期前后的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及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出土的青铜器物，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滇国青铜器物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注：梁晓强：《“爨文化”辩析》（载《曲靖史志》1996年第1 期）说：“曲靖八塔台墓葬及出土文物，最底层为春秋及以前的封土墓等30余座，其上为战国至两汉土坑竖墓220座，出土有石寨山型铜鼓、 牛蛇扣饰等一批典型‘滇文化的滇式器式及五铢钱’‘汉式器物’。”）《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一文中又说：“早在周代，云南矿产就为内地所知晓，《韩非子》、《山海经》中都有记载。”西周成王时，由周公主持扩建成周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的白马寺东部），成周城扩建工程完成之后，四周边境以外的各民族群体都带着自己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前来祝贺。《逸周书·王会解》说，白人贡乘黄。“乘黄者，似麟，皆有两角。”《注》说：“白民亦南夷。”即今云南省境内的白族。
从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晚期至西周时期的五百年左右时间阶段内，以僰族为主体建立的滇国逐步发展，至公元前7 世纪左右的春秋时期，国家机器已经趋于健全和完备了。1975至1976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了79座古墓葬。这些古墓葬，经科学测定，有的距今2640±90年（公元前690±90年），有的距今2350±85年（公元前400±85年），墓中随葬品的绝大部分是青铜器，包括属于生产工具的锄、斧、凿等。其中一个大墓中出土的器物，生产工具占74%左右，反映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出土器物中属于武器的有剑、戈、矛、钺、镞、啄、护腕等。众多武器的出土，反映了滇国的统治者们对外掠夺战争的频繁和对内实行武力镇压的重要。内部的阶级分化已经很明显，在79座墓葬中，有66座墓坑甚小，无葬具，随葬品仅有随身佩带的少量武器和装饰品，有的甚至无任何随葬品。他们是被统治的人民。另13座是大墓，圹穴深广，有棺椁为葬具，随葬品很丰富，仅第23号墓即出土铜器577件。 这是贵族统治者们的墓葬，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拥有大量的财富和享有政治特权。他们常以铜鼓随葬，而铜鼓本身就是财富和权威的象征。（注：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四级学员：《云南省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10期。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0页，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又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现一座木椁铜棺墓，经科学测定，此古墓存在的时间距今2350年±75年（公元前400年±75年），属战国时期的古墓。 出土文物除木椁铜棺和一部分生产工具，铜鼓之外，还有一组青铜刻塑的“六畜”圆雕：牛、马、羊、猪、狗、鸡。表达了这个民族企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心态。（注：参见《云南艺术史》，第71页。）农业、畜牧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在战国时期都全面地发展起来了。而大型的铜棺和铜鼓的存在，则表现了贵族统治者们的更加富有和权力的增大。楚威王派将军庄蹻将兵入滇，正是沿着平时楚、滇之间的商业交通路线而行。这条商道在楚国境内是取水道溯沅水而上，至今贵州省东部的黄平、福泉一带，然后陆行经今贵阳、安顺、盘县、云南沾益、曲靖而至滇池地区。这条交通路线直沿袭至后来的明朝、清朝时期都未曾改变。庄蹻率领一批楚国军队进入滇国之后，由于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今湘西、黔东一带）之地，使庄蹻及其所率领进入滇国的一批楚国士兵，都不可能再返回楚国，只好定居滇国而融合入滇国的主体民族僰族之中。一批华夏化了的楚人与僰族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滇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滇国名称的由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滇国名称的由来，以其统治的中心区有滇池的缘故。何以称之为滇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滇国境内“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此以“滇”为同声相假的“巅倒”的“巅”，是从汉语出发的望文生训，不足为据。“滇”出自少数民族语无疑。因为当时其地还没有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彝语称山间平地为“甸”。“滇”乃“甸”之同声字。今云南境内以“甸”为名之地不少。如鲁甸、寻甸、倘甸、花甸、荞甸、路甸等等。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彝语支各兄弟民族居住的地方。滇国的首都在今晋宁县晋城。解放后发掘出来的石寨山滇王墓葬正是在晋城西部。晋城周围是一大片山间平地。滇国即因此“滇”（甸）而得名。滇池周围更是几大片平地，即《史记》所说的滇池“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所以此池被称之为滇（甸）池。
春秋战国时期滇国的地域范围，盖即后来西汉武帝征服滇国时即其境设置的益州郡的地域范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 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时滇王的辖境，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沿袭下来的。从《汉书·地理志·益州郡》的地域范围，可窥见春秋战国时期滇国的地域范围：
滇国的东北边境有聚邑味和收靡，西汉沿袭之以设味县和收靡县。味在今曲靖市。但不包括今曲靖所属的沾益在内。因沾益在西汉时期属犍为郡
县（驻今宣威），春秋战国时期属蜀国，不在滇国的辖境内。收靡在味的西部。《汉书·地理志》说：“收靡，南山腊〔谷〕，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绳，过郡二，行千二十里。”涂水即今车洪江，下游称牛栏江。牛栏江在今巧家县北部入金沙江，此即所谓“西北至越嶲入绳”。绳水指今巧家附近的一段金沙江。又所谓“过郡二”，即经过犍为郡和越嶲郡（今凉山州）的辖地。今宣威、沾益、东川、会泽、昭通、巧家一带，西汉时期为犍为郡所属、朱提、堂琅县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属蜀国。收靡之地在涂水上游两岸，即今车洪江两岸，包括今嵩明、寻甸二县之地在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则劳浸、靡莫乃滇王家族中人的领地，在滇国的东北部。味、收靡乃劳浸、靡莫的聚邑。滇国的东北边境止于今曲靖市（不包括沾益）和寻甸县的北部地带。
滇国的北部边境有聚邑弄栋，西汉沿袭之以设弄栋县。《汉书·地理志》说：“弄栋，东农山、毋血水出，北至三
南入绳，行五百一十里。”毋血水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龙川江。龙川江发源于姚安县东南部，流经南华、楚雄、牟定县境，在楚雄东部向北折，过元谋县境而入金沙江。此即所谓“毋血水北至三南入绳”。三县属越嶲郡，不在以滇国辖境为限设置的益州郡范围之内。三县驻今元谋县北部金沙江北岸的姜驿。而龙川江入金沙江正是在姜驿的南部。西汉弄栋县驻今姚安。则今姚安当时即滇国北部边境的聚邑弄栋。而这一片地方的统治中心当即在今楚雄，故万家坝为墓葬所在。辖境包括今姚安、南华、楚雄、牟定、元谋（除金沙江北岸的姜驿一片之外）等县之地。弄栋县北部的青蛉县属越嶲郡，不在以滇国领地为限设置的益州郡范围内，春秋战国时期也就不在滇国的范围内。西汉青蛉县地即今青蛉河两岸的大姚、永仁二县之境。如此，则滇国北部边境地界是自今姚安县北部往东接元谋县北部的金沙江南岸，然后沿金沙江至东川市西北，再顺东川市西部地界接寻甸县北部地界。
滇国的西北部边境，有聚邑叶榆，西汉沿袭之以设叶榆县。《汉书·地理志》说：“叶榆，叶榆泽在东。”叶榆泽即今洱海。即聚邑叶榆在叶榆泽（洱海）之西。具体地点，则《水经·叶榆河注》说：“县（按西汉叶榆县），故滇池叶榆之国也。汉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开之，以为益州郡，郡有叶榆县。县西北八十里，有吊鸟山，众鸟千百，为群其会，鸣呼啁唽，每岁七、八月至，十六、七日止，一岁六至，雉鸟来吊，夜然火伺取之，其无嗉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因名吊鸟山。县之东有叶榆泽，叶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薮也。”按，吊鸟山在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乡。《水经注》所记载的鸟类于其地活动情况，至今犹存。吊鸟山在聚邑叶榆西北八十里，则聚邑叶榆在吊鸟山东南八十华里处。当即在今大里喜洲或周城。滇国的叶榆聚邑西汉设叶榆县，辖地包括今大理、洱海、鹤庆、剑川、漾濞等县之地在内。叶榆的北部为邛都部落群地区，西汉设越嶲郡，不在滇国的辖境内。邻近叶榆北部有遂久、姑复二部落，西汉于其地分设为二县，属越嶲郡。《汉书·地理志》说：“遂久，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绳水乃今金沙江；僰道即今四川宜宾；江则指长江。越嶲郡遂久县境内的绳水向东流至犍为郡的僰道县入江，此即“过郡二，行千四百里”。又“绳水出徼外”，盖今迪庆藏族自治州当时尚未入版图，故来自今迪庆州的金沙江（绳水）是出自“徼外”。显然，遂久即今丽江县。《汉书·地理志》又说：“姑复，临池泽在南。”临池泽，今永胜县南部的程海。则姑复部落即在今永胜，其属地为今永胜、华坪二县。如此，则今丽江、永胜、华坪当时都不在滇国的地域范围内。滇国西北的这段地界是沿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的剑川、鹤庆二县的北部地界，往东抵金沙江西岸，然后顺金沙江而下，至永胜县南部与宾川县东北部交接处，然后向东沿姚安县北部地界，与古滇国的北部界线相接。
滇国的西部偏北边境地带有聚邑比苏，西汉沿袭于其地设比苏县。《汉书·地理志》比苏县缺注，地域方位不明确。当在今保山县北部至沪水县南部一带。则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方不在滇国的辖境之内。滇国的这段边界当依今大理州的西北部地界，至云龙县西部与泸水县交界一带，往西南至泸水县与保山县交接地带。
滇国的西部边境有聚邑嶲唐，西汉沿袭之以设嶲唐县。《汉书·地理志》说：“嶲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周水指今怒江。当时今怒江州的大部分地方都未纳入版图而在界外，所以说“周水首受徼外”。至于类水，应当是今澜沧江西岸云龙县境内的漕涧河。漕涧河南流（稍偏西），至保山县东北部入澜沧江。此即“西至不韦”。不韦之地即在今保山县境内。西汉设县时，把滇国西部边境聚邑的名称取消了，新设县命名为“不韦”。《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考武（汉武帝）时，通博南山（在今永平县境内），度兰沧水（澜沧江）、
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即把滇国时期的聚邑名称取消，而新设县命名不韦。西汉时期的不韦县在今保山县境内，滇国时期是西部边境的一个聚邑。又春秋战国时期滇国西部聚邑嶲唐（西汉沿袭设置嶲唐县）的辖地即今澜沧江以西、怒江东岸的云龙县境和保山市北部地带。西汉取消滇国时期的聚邑名称而新命名的不韦县，辖境为今怒江东岸的保山县中部、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带。如此，则滇国西部边界应为自今保山县西北的怒江东岸，沿怒江南下，至保山县西南角往东北折，沿今保山与施甸间的地界，直北至瓦窑附近的保山、云龙、永平三县交界地带。
滇国的西南部边境，有聚邑邪龙和双柏，西汉时期沿袭设置为邪龙县和双柏县。《汉书·地理志》说：“叶榆，叶榆泽在东。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行五百里。”贪水即今昆雄河，又称苴力河。昆雄河发源于洱海东部的祥云县与宾川县之间，南流至南涧县东部，与来自巍山县的蒙化大河相汇之后为礼社江（红河上源）。礼社江即汉代的仆水。显然，“贪水南至邪龙入仆”，即今昆雄河至南涧县东部汇入礼社江。则春秋战国时期滇国的西南边境聚邑邪龙、西汉沿袭设邪龙县的辖境，即今巍山县和南涧县之地。今巍山县西部的永平县和西南部、南部的昌宁、凤庆，南涧县南部的云县、景东，都不在滇国的辖境范围内，所以西汉时期也就不曾设县以属益州郡。《汉书·地理志》又说：“秦臧，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入仆，行八百二十里。”这里所说的仆水，正是邪龙县仆水的下游；即水乃今禄丰县境内的星宿江及其下游绿汁江、丁癸江、太和江。太和江在今双柏县南部入礼社江。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即水出秦臧县牛兰山，南至双柏入仆。滇国西南部边境聚邑双柏、西汉沿袭设置的双柏县辖地，正是今双柏县。今双柏县南部的新平、元江二县的南部地段和镇沅、墨江等县地，春秋战国时期不在滇国的辖境内，所以西汉时期也就不曾于其地设县，更无论再往南的今普洱、思茅、西双版纳了。依邪龙、双柏的地界确定滇国的西南边境地界：应为自今保山、云龙、永平三县交界地带起，大致沿今永平县中部的银江大河、永平大河东南下，在巍山与永平二县交界处沿巍山、南涧二县的西南部地界，折东沿南涧县南部与景东县之间的地界，北折顺礼社江而下，至元江南岸的元江、红河二县交界处止。
滇国的南部边境有聚邑来唯，西汉沿袭之以设来唯县。《汉书·地理志》说：“来唯，从
山出铜。劳水出徼外，东至麋冷入南海，过郡三， 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出铜的从山应即在今红河县境内。1985年夏天，云南省红河县木龙区勐甸乡以北的阿底坡山麓，发现一个古代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遗物（包括陶器和青铜器）具有红河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地区特点，……。然而，在出土的铜斧、戚中，在形制上也与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的戚、斧相似。因此，阿底坡青铜的年代也大致相当，应为战国时代中期或更早。”（注：见《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五周年专集》第3～6页，《云南红河阿底坡古战场遗址调查报告》。）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是滇文化的一部分。阿底坡青铜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西汉时期产铜的来唯县从山即在今红河县境内，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滇国的南部边境之地。又来唯县境内的劳水，从当时的界外流入县境，东向流至麋冷县，然后注入南海。此水流经西汉时期三个郡的地域内。（按西汉麋冷县属交趾郡）。其县在今越南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从麋冷县西部东来然后入海的水，显然即今黑水河。黑水河上游乃今云南省境内的李仙江。李仙江上游为把边江和阿墨江。此两江皆发源于今思茅地区北部。两江沿岸的今景东、镇沅、墨江、江城等县之地，当时确乎是在“徼外”而尚未曾纳入西汉版图，春秋战国时期也就不在滇国界内。此与“劳水出徼外”完全符合。劳水从徼外入来唯县，来唯县属益州郡。劳水又向东流，经今越南莱州省境内。今越南莱州省东北部的南那河以东和云南省的金平县，当时为牂牁郡的西随县之地。劳水继续向东流，出今越南莱州省境至今越南河西省的西山北部汇入红河，然后流入海。今越南河西省的西山一带为西汉所设交趾郡麋冷县之地。此即劳水“东至麋冷入南海，过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其实，“劳水”也可以译音写为“纳水”。“夷语”“纳”意为“黑”。今即意译为黑水河或黑江。春秋战国时期滇国南部边境聚邑来唯、西汉设置的来唯县辖地，即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的红河、绿春、元阳三县和越南莱州省境内的南那河以西、黑水河西南地带。滇国的南部边界地段即在来唯的辖境范围内。这段地界应为自今元江南岸的元江、红河二县交界处起，沿红河县西部地界，往东沿绿春县南部以李仙江为界，至江城县东部则大致沿越南莱州省西北部和西南部的越南、老挝边界，至莱州省南部的越、老交界处往北折，大致沿今莱州省东南部地界，抵黑水河南岸，溯黑水河西北上，至南那河入黑水河处，溯南那河北上，入藤条江。今藤条江以东的金平县地在西汉时期属牂牁郡西随县，春秋战国时期属夜郎部落群，不在滇国的范围内；今越南莱州省东南的黑水河中、下游地带则西汉时期属交趾郡，春秋战国时期也不在滇国的辖境内。
滇国的东部与夜郎部落群分界。西汉时期于滇国辖境内设益州郡；于夜郎部落群地区设牂牁郡。则西汉益州郡东部与牂牁西部、西南部的地界，即春秋战国时期滇国与夜郎部落群之间的地界。西汉益州郡的东部，从东北往东南，与牂牁西部、西南部的谈稿、漏卧、毋单、同并、镡封、进桑、西随等县的地界交接。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温水注》、《水经·叶榆河注》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谈稿在今云南省富源县一带；漏卧在今云南省罗平县一带；毋单为今云南省弥勒县的虹溪镇以北之地；同并在今弥勒县虹溪镇以南与丘北、开远连接地带；谭封在今丘北与开远连接地带；进桑在今屏边、河口二县境内；西随在今金平县至越南莱州省东北部一带。从西汉牂牁郡谈稿县西部南下至西随县西部的牂牁郡与益州郡之间的地界，即为设郡前滇国与夜郎部落群之间的界线。这条界线大致是这样：在今云南省富源县西部、曲靖市东部之间，依富源、曲靖间的地界往南，依陆良县与师宗、罗平二县间的地界，又往南依路南县东部和南部地界抵南盘江东岸，顺南盘江而下至开远北部，自此离开南盘江岸斜线向东南抵丘北、开远、砚山、蒙自交互连接地带，再依蒙自县东部地界，南下依屏边县和蒙自县之间的地界，又依金平县西北地界而抵藤条江东北岸。
春秋战国时期滇国的地域四至范围，可以作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勾划：东北部自今云南省曲靖市（不包括沾益），往西南抵保山市；北部自今楚雄州北部的金沙江南岸，往南抵达越南莱州省境内；东部自南盘江西岸，往西到礼社江、元江北岸。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独立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西南各民族中，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后来，当西汉武帝派遣使臣到达滇国境内的时候，滇王竟问汉使臣道：“汉敦与我大？”
滇国境内外的民族群体
滇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是僰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按，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通向云南曲靖），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里所说的“僰僮”是从滇国境内的僰族中贩卖来的奴隶人口，可知滇国以僰族为主。《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说：“今益州南戎州（驻今宜宾）北临大江，古僰国。”又《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南御滇僰，僰僮”。“滇僰”指滇国以僰族为主；“僰僮”说的是从滇国的僰族中买来的奴隶人口。滇国以僰族为主本。而僰族的分布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出了滇国的范围以外，直到秦、汉之际尚如此。当时，自今青海、甘肃境内湟水流域往南，经今四川境内的岷江流域西部，再往南达今宜宾，又往西南抵澜沧江以东、元江和红河以北的山间平坝地区，都是僰族的分布区域（注：见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16～32页。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僰族与氐羌是近亲。《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徐广说：“僰，羌之别种也。”《史记·西南夷列传》则说，滇国境内的民族“皆氐类也”。
除主体民族僰族之外，滇国境内的被统治民族有昆明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狞元年（公元前122年）。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道出西夷西（按，西夷指今凉山州的民族，西夷西即今大理州），指求身毒国（今印度）。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里所说的“西夷西”的昆明族，即在今楚雄州至大理州一带。《史记·平淮书·索隐》说：“按，《黄图》：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习水战。荀悦曰：昆明子居滇河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也。”则是在滇池周围也居住有昆明族。昆明族的分布区域亦超出滇国的地域之外。据有关记录，秦、汉时期的昆明族的分布区域是自今云南省保山地区往东北至贵州省西部地带。（注：见《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32～44页。）秦、汉时期的分布状况，是春秋战国时期分布状况的延续。一般说来，在同一地区内，僰族居平坝，昆明族则在山区和半山区。
滇国的被统治民族中还有叟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说：“本益州〔郡〕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叟反， 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则是当汉武派兵征服滇国时，反抗最剧烈的是叟族，可见滇国境内叟族人口之多。叟族的分布区域亦超出滇国的地域范围之外。据有关记录，当时叟族的聚居区之一在今四川凉山州，自此往西南至今云南省保山地区，又自今保山地区往东北至昭通地区，皆有叟族人口。（注：见《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44～49页。）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半山区和山区与昆明族共同杂居。
滇国的东部、东南部及南部与夜郎部落群及交趾（今越南北方）连接地带，有一部分属于夜郎系统的僚、濮族人口杂居于僰、叟、昆明族之中；滇国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除了有与夜郎是近亲的僚、濮族之外，还属于孟一高棉系统的苞满和闽濮，亦与当地的僰、叟、昆明族杂居。（注：见《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51～59页。）滇国西南部边境之外有“乘象国滇越”，（注：见《史记·大宛传》。）其地在今云南省德宏州至西双版纳州一带。“滇越”是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
滇民族文化
滇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国境内的民族“皆氐类也”。即氐羌的近亲。往后形成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少数民族。当时的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史记》说：有的“椎结，耕田，有邑聚”；有的则“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看来，“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是居住在“甸”——山间平坝中的僰族；“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是分布在半山区和山区的叟、昆明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都还没有文字。
剑川海门口、楚雄万家坝、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先后出土的商朝末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物，都是僰族创造的。僰族中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楚雄万家坝发现五面属春秋时期早期的铜鼓。这种铜鼓又称早期铜鼓、原始铜鼓。这一类型的铜鼓，目前在云南发现28面，铜鼓的形态特征是：型制古拙、铸工粗糙，鼓身明显分为三段：鼓面小，胴径大于面径，腰部收缩程度大，足部外侈。鼓面一般都有太阳纹，少数出现晕圈，但尚未产生石寨山型（按，西汉时期的造型）铜鼓的主晕纹，鼓面没有蛙饰出现，胴部和足部一般素面无纹。多数的胴径最大处在胴部中分线以下，部分鼓足内沿有一圈折边，腰部一般装饰花纹。万家坝型铜鼓又可以分为4式，年代从春秋早期延至战国末期之间， 反映了时间先后的发展情况不同。万家坝型铜鼓上的装饰纹样：鼓面。中央部位均有凸出的太阳纹，一些鼓光有光体而无光芒，如楚雄万家坝M23：158 和M23：160号鼓。一些鼓上既有光体又有光芒，光芒在4芒至27芒之间。祥云大波那鼓面上4角光芒，曲靖八塔台鼓面上27角细小光芒。 一部分鼓面太阳纹外有弦纹装饰。 在时代最晚的一面万家坝型铜鼓即曲靖八塔台M1：1号鼓的鼓面上，出现对称的鳄鱼纹。鼓身。万家坝型铜鼓鼓身的胴部一般光素无纹。鼓内壁。只有万家坝型鼓的内壁有纹样。（注：参见《云南艺术史》，第81～85页。）
祥云大波那发现不少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有一木椁铜棺，铜棺重达257公斤，在国内青铜时代文物中极为罕见， 铜棺上遍铸动物和其他花纹。花纹较复杂，除几何花纹外，还有写实性的鸟纹、虎纹等，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注：参见《云南艺术史》，第59页；汪宁生《云南考古》，第3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大波那铜棺墓内还发现铜制房物模型和六畜模型。房屋顶部两角高翘，即所谓“马鞍形”屋，仿房屋形制的铜棺的盖也作此形，这应是当时流行的房屋形式。六畜模型是猪、狗、牛、羊、马和鸡，马上还骑有一人，说明人们当时已掌握了骑马的技术。同墓还出土一种铜螺形饰物，上有鎏金痕迹。这是外地输入的，还是当地已能冶炼黄金，目前还不能作出结论。
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还有生产工具、武器、乐器等等。如江川李家山M24：a和M24 ：b出土两件葫芦笙。整件用青铜铸成，形状为球状曲管， 曲管之顶端各有一个吹孔。球体上有七孔或五孔为插管，应当可以插入7根或5根笙管，管子材料为竹木，出土时已腐朽无存。曲管顶部还各铸一条立牛作为装饰。根据对江川李家山24号墓的出土器物分类排比及碳14年代测定，这座墓的时代在战国时期。因而，江川李家山M24：a和M24：b这两件葫芦笙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笙类乐器。（注：见《云南艺术史》，第 100～ 101页。）另外，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战国时期葫芦箫，整体皆为青铜铸就，高16厘米，葫芦形状，细端铸宽1.7厘米、长1.4厘米的长圆形吹孔。音斗球体上铸长3.9厘米、宽3.0厘米的不规则扁孔，此孔中间可以插直径 3厘米以内的主奏管一支，两侧可以插更细的和声管各一支。管为竹或木制品，出土时已朽烂无存。在同一墓内出土的乐器还有铜鼓和铜钟作为伴奏乐器。葫芦箫则是这个乐队的主要旋律乐器。祥云县检村出土的一组 3枚编钟，大小相同，均为高30厘米，呈扁圆体形，顶部有三角形钮。钟的双面均铸出精美花纹，一面铸双鹭纹，另一面铸二兽搏斗纹饰。这组纹饰完全相同的编钟的时代属战国。牟定县发现战国时期的最大的一组钟，发现时还有一面铜鼓共存。这组编钟共六枚，最大的一枚通高53厘米，其余 5枚依次递减，最小的一枚通高43厘米。编钟形制为扁圆体形，顶部钮为半环形。在这组编钟中，最大的二枚钟体双面纹饰都是蟠蛇纹，其余四枚钟体一面铸蟠蛇纹，另一面铸回旋纹。（注：见《云南艺术史》，第102～106页。）多种类型青铜乐器的出土，证明当时滇国的僰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滇国僰族的青铜文化，具有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但也受中原华夏族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万家坝出土无“胡”的戈，分明是模仿殷戈的形制。大波那出土的钟，上粗下细，花纹亦较特殊。但有环纽，与内地环纽钟不能说无关。大波那出土形制与内地相同的豆和匕，更是中原地区生活习俗传入云南之证。（注：见《云南考古》，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