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几点经验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性论文,几点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1)01-0011-08
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现实道路，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所经历的起伏跌宕，是任何人也未曾料想到的。它以十月革命的划时代选择、苏东剧变的多米诺效应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裂变式奇迹，一而再再而三地震惊着世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依据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知识和新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在自身不断探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懈探索使它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实现与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成为广大劳动群众谋求解放的现实道路。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为这条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随后的漫漫长途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需要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披荆斩棘、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这个走路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创造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学说时，反复强调要根据现实的运动对既定的理论做出必要的丰富、修正和发展。列宁曾经讽刺那种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都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依据的人，简直同盲人依靠拔杆一样可怜可笑。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十月革命是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十月革命后，人们不再只从书本或纲领上去论证或设计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要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内，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创造新生活，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同时，苏维埃俄国的建立，在西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这一伟大创举，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无畏探索的结果。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于他们不从书本里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找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里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在这个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落后的环境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的确，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需要一定的文明，这在当时的俄国还没有充分具备。然而，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已不容许俄国沿着西欧各国的发展路子发展下去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但它无疑具有自己的新特征，因而需要富于创见的新探索。布尔什维克凭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感召力，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在实践中修正自己的失误，不但巩固了红色政权，而且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取得一系列建设新成就，为后来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是以一种迂回的、改良的方式通向社会主义，在其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现实矛盾，会暂时出现一些倒退的、腐朽的社会现象，党和国家的工作由此变得十分缓慢、十分谨慎，单凭革命时期的“兴奋”和“热情”已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时候，必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冷静分析时局特点，切实进行实际工作，妥善处理现实矛盾，在探索中前进。
20年代后期，新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粮食收购危机。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困难，联共（布）党内发生了分歧，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经过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战胜了布哈林，苏联很快结束新经济政策，根据国家高度集中、高度统一计划的原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现在看来，斯大林的方案尽管也有其合理之处，对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功不可没，但它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布哈林的方案就没有弊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具体方案的对错，而在于斯大林的方案出台后，便排斥了其他方案产生的可能性，排斥了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时期养成的民主、平等、争论的优秀传统。于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机勃勃的探索精神却受到抑制，一言堂和教条主义开始盛行，理论不再经由实践而获得丰富和发展，而是逐渐成为裁决实践的僵化的标尺。社会在发展，理论和思想的教条却保持不变，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运行体制一步步僵化，社会主义的生命源流便在这里枯竭了。斯大林模式的魅力随之丧失，人民抛弃了它。
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常常被一些人用来证明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正如当初十月革命及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激活了整个社会的生命力一样，苏联东欧的失败正是一种僵化的社会治理模式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的结果。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已经僵化了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显然不能成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证据，更不能成为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理由，反而可以成为人们探索更加健康的社会主义的契机和前鉴。邓小平说：“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其深意正在于此。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挫之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却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究其原因，也离不开“探索”二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权威，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成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新的时代要求中重振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坚持社会主义，决不意味着要对它作教条主义的固守。恰恰相反，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这本身就是同一科学体系不断发展、不断同实际生活相结合的一个有机过程。实际生活总不停的变动，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100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定要随着这种变动而不断发展。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虽然指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样也适用于理论领域，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只有坚持，没有发展，任何坚定的信念都是长久不了的，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难免中途夭折。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纵观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要求，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展望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前途，回首世界社会主义的百年兴衰，人们更加深切地体味到江泽民总书记这句话的气魄和分量。
二、在人民追求幸福中实现的社会主义
就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经济文化相对不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道路选择。这条道路，在20世纪是同资本主义道路并行的。这种并行决定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必然充满了竞争，而竞争是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蒂是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条件的竞争。
二战后一段时期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向往，不少新独立的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不是人造出来的，更不是武力强迫人家这样做的，而是由于社会主义有吸引力，它首先在比较贫穷的地方搞了起来，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大抓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快的发展速度。尽管当时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已开始显露，但经济发展快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苏联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把一个落后的东欧国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再加上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表现，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非凡战绩，自然增强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但后来，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实践中，一些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开始泛滥，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愿望遭到歪曲和抑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场场人为的“革命”把经济建设挤到了脑后。从60年代起，两大阵营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便越拉越大。包括苏联在内，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缓慢，尤其是非洲某些声称搞社会主义的国家越来越搞得连饭都吃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开始受到怀疑。
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这就难怪，在苏东演变风潮中，人们的“社会主义情结”是如此淡薄。笔者并不认为，经济没搞好是苏东演变的惟一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执政党不管提倡什么主义，如果你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切实有效地推行下去，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人民是不会拥护你的。
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谁就会被打倒。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民群众自觉性的基础上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自愿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因为这个制度比一切剥削制度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力量的源泉，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稳定的坚实基础。
苏东演变的教训，经济全球性竞争的加剧，都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要比得过资本主义，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尴尬体验，今天的中国人民最能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刻含义，最能理解发展这个硬道理。笔者曾在珠海街头看到一块中英文双语标语牌，颇有感触。中文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几个大字，英文译成"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ay"，即“发展是唯一的路”。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既要有物质上的充裕，也需要精神上的满足。几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孜孜追求，除了谋求经济上翻身外，自由平等、当家作主的愿望始终没有减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精神满足的根本保证和主要体现，是民主的健全和法制的完备。苏联东欧之所以演变，除了经济方面的失误，民主法制建设的薄弱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党内外不同意见的压制，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积怨甚重。不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赢得如此广泛的市场。可以说，苏联东欧在1989年前后，成千上万的政党、派别和群众团体争相涌现，无以计数的游行、示威、集会纷纷兴起，多种民主选举、公民表决相继出笼，正是对几十年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生活的一种极端反应。一般说来，不满情绪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宣泄，日积月累，就会以不正常的方式发泄出来。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深刻地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4]苏东演变不正是以其极富悲剧性的结局证明了邓小平这一预见的无比正确性吗？人民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必定是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民主发达、文明进化的社会主义。只有生活在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里，人民才可望实现真正的幸福。
三、在时代要求变化中沉浮的社会主义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权大多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却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努力实现从革命党到建设党的转变。历史表明，这一转变的进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
1921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必要性时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5]多年后再读这段话，联想到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屡屡出现的“革命”狂热及其惨痛后果，不由人不深深钦佩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思想和非凡洞察力。时代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实现这一事业的形式和手段也必将随之改变。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假设：假如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和平与发展，战争和救亡仍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主要矛盾，苏联东欧还会不会演变呢？想来是不会的，因为仅从军事实力来看，苏联和苏东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说得起硬话。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和平年代的综合国力是各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凭依军事力量。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相信苏联东欧各国政府有能力动员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的祖国。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个突出优势。可这种模式更适应于战时状态，在战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苏东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是逐步暴露的：指令性计划脱离实际，不恰当地超比例发展重工业，忽视市场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民用消费品生产长期滞后等等，致使生产效率极度低下，能源浪费十分严重，劳动积极性每况愈下。据统计，1979-1980年每创造10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煤和钢，在苏联是1490公斤和135公斤，东德是1356公斤和88公斤，捷克斯洛伐克是1290公斤和132公斤，匈牙利是1058公斤和88公斤；而在英国则为820公斤和38公斤，法国为502公斤和42公斤，西德为565公斤和52公斤，瑞士为371公斤和26公斤。这表明，在斯大林模式的既定体制下，苏东各国即使生产总值得到很大提高，其实际经济水平的增长也是十分有限的。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导致了生产活动对科技革命成果的反应迟钝，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于传统产业长期偏小。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勃兴及其社会功能的扩大已十分清楚地表明，科学和技术越来越迅速地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它们与经济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谁能够及时地把握住这种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带来的机遇，谁就能获得比他人更快的发展。遗憾的是，斯大林模式不适应时代的这一深刻变化。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科学研究严重脱节，缺乏强大的技术中介，科研成果很难向商品、向产业、向市场转化，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几乎与经济活动隔绝。结果，一方面是世界领先的高精尖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产品质量极度低劣，民用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处于竞争劣势。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60年，苏联制定了一个旨在全面赶超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20年规划，给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化肥等产品规定了具体的产量指标和增长率。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80年，这些指标都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可苏联的经济社会实力却远不如预期的那样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时间、科技以及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同苏联开了一个大玩笑：经济实力的强弱已不再取决于传统生产资料的产量指标，而取决于关键产业的技术附加值。如果还以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化肥等工业品的产量来衡量，苏联确实已经达到或接近美国的水平了，可美国，包括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这个传统工业的竞技场上跃升了。它们不再追求这些产品的产量指标，甚至缩减了部分产量，所缺部分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同时，它们加速发展电子和化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在机器制造业的许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优势，保证了经济的低消耗和高效益，使苏联的一切赶超努力化为乌有。换句话说，当苏联在粗放型的经济建设战线上全面出击的时候，它的对手则依靠科技成就跑到了前面。结果，苏联不但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处于比较弱势，而且还有一大批畸形发展的产业部门需要大量投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脱节，这就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的前途。
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党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特别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提出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从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到对技术创新、科技产业化和知识经济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和阐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沿、把握世界大势的勇气和能力。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一种先进的文明，它的发展应当始终与时代要求同步。要搞好社会主义，就必须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随时修正自己的理论和行动，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只有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己才能站得住脚，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任何政治实体控制力的强弱都将主要不取决于暴力，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思想因素，取决于民众对现实政治统治秩序的认可程度。须知，随着因新产业革命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形式不断多样化，随着民主化趋势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展开，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了，并在继续增强。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
四、在多元力量结构中发展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反抗剥削的思想的继续。可是，由于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条件、方式等存在着分歧，社会主义力量从来就不是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列举了当时的种种社会主义派别。一个半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现实内容及运作方式不断地实现着变革和超越，社会主义的力量结构也处于不断分化演变过程之中。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经历着新的分化组合，力量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问题也焕然一新。
那么，我们应怎样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由于组织上不断的分化组合，理论上大胆的反思创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对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评估颇有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实力随着运动进入低谷而持续下降。可是，如果结合时代特征的变化，从质量和数量双方面综合衡量，结论便不会这么简单。也许运动的低潮，正可以促使理论反思的深化，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力量不但体现在物质方面，如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成员的多寡、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以及社会主义党派在政权中的地位等，而且体现在精神方面，如社会主义理想对人们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学说对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及其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等。社会主义组织力量和运动规模的拓展，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及其影响的扩大，始终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今天，社会主义已经从一种欧洲现象变成世界现象，并在所有政治制度下都赢得了或大或小的生存空间。回眸20世纪历史变迁，无论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力量横广发展还是后来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无论是独立左翼形成还是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高涨和世界殖民体系瓦解，无论是新社会运动勃兴还是震惊世界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的流派分化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形成和重组过程。现实社会主义主要由6大力量因素构成：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无党派左翼人士、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新社会运动从事者、托派及其他极左派。其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东西方分别走上不同道路的结果，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主体。另外4个力量因素是在这两大主体流派之外，分化或衍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派别或组织派别。这些派别有的是19世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继续，有的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派生物或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某一方面的反映。它们通常不被视为身份明确的社会主义者，一般只是在它们的行为或理念与社会主义要求相交叉时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其力量也只有在这种交叉所形成的重合面上才有计算价值。
20世纪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存在及其各自作用的发挥，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十月革命开创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推动了亚非拉地区的反帝反殖运动和社会发展进程，同时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良的重要推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克服资本主义现实苦难而获得同样经济社会进步的替代选择，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制度选择的压力，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一句话，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今日发达国家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而这种改良，正是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懈努力实现的。因此，西方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决不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它也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要求，正在全世界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里程度不等、方式各异地实践着，推进着，实现着。
放眼今日世界，欧洲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滥觞之地，仍然活跃着种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共产主义正在重整，民主社会主义面临革新，生态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左翼人士对“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是异彩纷呈；亚洲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阵地，中国和越南正掀起一浪高一浪的改革和建设热潮，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有目共睹；非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道路选择，苏东剧变后一度出现的信念迷茫正在消逝……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历史昭示未来，事实启迪思想，社会主义者决不是孤立的，一切失败主义、犬儒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尖埃都将为时代的潮流所荡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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