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分工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当中，危机发生的机理、原因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大差别。与日本、韩国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危机的发生与外国直接投资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在外国直接投资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直接投资决定着受资国的分工地位，这一分工地位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可控制性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最终引起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一、外国的直接投资是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来考察外国直接投资与东南亚四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明显的关联性特征。我们对比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四国经济增长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这两组时序数据，所得到的两条增长曲线高度吻和、一致（见表一、表二、表三、表四）。
表一至表四所列举的东南亚四国1985-1993年GDP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几点趋势：
第一，GDP增长的波峰和谷底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变化高度吻和，时滞时间为一年左右。
第二，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四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外国的直接投资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一旦外国直接投资减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随即就会放慢，一旦外国直接投资出现负增长，则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衰退。这样，外国直接投资就不单纯表现为从外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仅是一个起着加速、催化经济增长作用的外部因素，而成为受资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受资国一旦失去或减弱外国直接投资的主导作用，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产生波动和衰退。这些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维系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如果投资来源又是依赖少数国家，那么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就更为明显。
二、外国直接投资决定了东南亚各国的产业结构
从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从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共同特点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及其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制造业当中又是以“组装型产业部门”发展最快，而组装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这是马、泰等东南亚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在1985-1991年东南亚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平均每年增长15.0%，其中电器机械年均增长22.3%，运输机械年均增长24.2%；泰国制造业年均增长15.6%，其中电器机械年均增长35.7%，运输机械年均增长39.5%；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年均增长10.8%，其中运输机械年均增长14.7%，电器机械年均增长4.2%（见联合国公发组织1995年《国际工业统计年鉴》）。
上述东南亚各国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决定的，在对马、泰、菲、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日本的投资总额中，向东南亚各国制造业的投资占到总投资的60%以上。并且，在制造业的全部直接投资中，投向属于“组装加工产业”的直接投资占了将近一半。如从1986-1991年，投向普通机械、电子机械和运输机械的直接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总额的46.1%，远远高于其他部门。
正是由于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马、泰等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大量直接投资，使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得到高速增长。各方面的资料显示，马、泰、菲、印尼四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当中，外国的直接投资占了一定比重，其中马来西亚占到1/4左右（注：参阅中川信义（日）主编：《亚洲、北美经济圈和新工业化》，1994年，东京大学出版会，第126页。）；而在制造业当中，外国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就更高。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马、泰、菲、印尼四国的制造业固定资产中，外国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比重1987年为10.3%，1988年为24.9%，1989年达到25.4%。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产已占到50%以上（注：同上书，第135页。）。
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内部缺乏“主动”增长的能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经过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规模得到扩大，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也在提高，但为什么依然过度依赖外资、缺乏“主动地、自主地”增长的能力？以下的分析将表明，这是由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所决定的。
三、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的产业内垂直分工格局
泰、马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高度依赖只是问题的外在表象。如果我们从结构分析入手、深入到生产组织和生产流程中去考察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外资部门与当地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外资母公司与受资国内的分支机构的不同地位，就不难发现许多结构性的不对称现象，正是这些不对称产生出了受资国对外资的依赖。
1、东南亚国家快速发展的“组装加工型”产业，实际是外国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基地
相对于纺织品、食品等一般产品来说，机械类产品被公认是技术和资金密集的产品，其中包括电气机械、精密机械、家用电器、自动化办公设备、计算机及控制系统，运输机械等。在东南亚各国，这些产业的发展是靠从外国进口零部件、技术装备支撑的。外国投资者在当地建立的企业，不过是进行组装而已。据日本通产省的调查，在东南亚各国的机械部门中，日本直接投资企业所需零部件大部分要从日本进口，在当地配套的比重很小。1992年精密机械从日本进口的比重为74.6%，电气机械为41.1%，运输机械为59.5%，普通机械为52.5%（日本通产省：第18、19、22次《日本企业海外事业活动调查资料》）。在马来西亚，1993年日本直接投资企业生产摄像机所需要零部件，依靠马来西亚当地企业配套的比重仅占0.2%，日资企业配套占29.9%，其余部分则从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正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零部件和技术装备来进行生产，因此日本、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机械类产品出口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绝大比重。在东南亚国家的外资机械类企业里所进行的生产，不过是用进口设备把这些进口零部件组装在一起而已。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进入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突出的变化是出口额的扩大和出口依存度的提高。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机械类产品的贸易逆差却在迅速扩大。
2、由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分工格局是以“价值链”为依据的
不同的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不同，加工深度不同，产品的附加价值相去甚远，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对于同一种产品来说，尤其是“组装加工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所要求的生产要素和加工条件不同，各个生产阶段的技术含量及附加价值也会有很大差别，这就是所谓“价值链”概念。据有人对瑞士的手表行业所进行的“价值链”分析表明，不算销售环节，只计算在手表生产过程的“价值链”构成，零部件生产的附加价值占到90%，而装配工序所获的附加价值仅为10%（注：亨利·明兹伯格与詹姆斯·布莱恩·奎恩：《战略的制定过程》，1991年；梁能：《跨国经营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产品“价值链”中各生产环节、所获的附加价值不同，是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工序之所以要放在不同国家生产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产业技术越来越固化在生产设备当中，加上方便、快捷的现代运输手段，客观上完全有条件把统一的生产流程分割为不同环节，使生产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由组织严密的跨国公司统一组织生产，这样就形成了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而进行的跨国分工经营。跨国经营者通过“价值链”分析，做出把哪些生产环节、工序扩散到母国以外的选择。正如上面关于瑞士手表产品价值链的分析所表明的，与组装相比，设备和零部件的生产一般可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因此跨国公司大都在母公司、投资国控制着产品开发及设备、零部件的生产，而把这些投资品和中间产品作为投资，出口到受资国去组装。这样，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的同时加大了国际的贸易量，同时也就随着“价值链”的分割情况，决定着受资国的贸易结构、进出口差额多少以及受资国所获附加值的比例。
3、技术垄断是这一分工格局的基础
按照一般的说法，直接投资能够给受资国带来技术。但是可以列举的多是直观的、操作性技术，如对进口设备的使用；也有一些是产业组织方面的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网络的组织，等等。唯有这些技术，是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的示范和“干中学”来掌握的技术。对于产业发展更为关键的另一类技术，即产业核心技术，投资方是决不会向受资国提供的。即使是在跨国公司内部，技术开发仍然主要在母公司进行，技术仍然牢牢掌握在母公司手中。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所提供的数据，美国跨国公司R&D投资的84-91%是投在美国本土的母公司，海外子公司技术开发的投入非常少；自1982-1992年的10年当中，这种情况基本没有变化。绝大多数的子公司并不设立技术开发部，子公司技术部门的作用只是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维持现生产的正常运行。可以理解的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并不是想培养起一个技术上的对手。因此，跨国公司采取多种措施来防范专有技术的扩散，除去前面所列的对技术、技术产品采取“企业内交易”方式外，还采取支持独资经营（保证技术不扩散）、技术不出售、专有技术模块化、“黑箱化”等办法。并且，许多跨国公司都通过在受资国抢先注册专利、低价出售技术等手段来阻止受资国独立开发技术的努力。
4、产业内垂直分工是直接投资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产业内垂直分工”这一概念。这是指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过程中，按照“价值链”的比较优势，从生产组织上把技术密集工序与劳动密集工序在空间地域上分开的分工体系。这一分工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直接投资借助垂直分工来实现成熟产品成本的降低，而不是在受资国搞技术开发基地。因而，第二，简单的、非熟练劳动也可以参与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但只是限定在低附加值工序。第三，技术转移和扩散存在着人为障碍，技术交易的非市场化体制所造成的技术垄断，是受资国总是处于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的分工地位的原因之一。第四，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及技术有可能垄断是出现产业内垂直分工格局的基本条件。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50年代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来与发达国家生产的制成品相交换，形成资源性产品与加工性产品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在70年代的垂直分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从事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从事机电类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形式；到80年代随着分工的细化，垂直分工深入到产品的内部，表现为在技术密集的产品生产流程中，发达国家从事技术、资金密集工序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生产，形成产业内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新形式。如在计算机、VCD、摄像机的生产过程中，技术产权完全为发达国家所垄断，产品设计、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都严格地限制在发达国家生产，大量固化在设备和零件当中的技术代替了能工巧匠的作用，留给人的一些接插、焊接、安装等工作只需要非熟练劳动力就可完成。于是就把组装工序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新的非熟练劳动换技术的形式，即产业内的垂直分工。
由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分工关系不都是垂直型的，也有水平型的。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水平分工的直接投资更多的是体现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协作。处于水平分工地位的企业在生产组织和技术方面相互依赖，在竞争中实现着相互需求，相互的谈判地位是平等的，因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对称的。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的趋势中，由直接投资促成的全球或区域性的垂直和水平这两种分工形式起着不同的实际作用。水平分工往往是竞争和摩擦之后妥协的结果；而垂直分工对于受资国来说有利益分配、自主性问题，对投资的跨国公司和母国来说，垂直分工是提高竞争力、占据市场、提高利润率的重要手段，因而垂直分工型的直接投资在近十几年当中得到迅速扩大。
四、产业内垂直分工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由外国直接投资所促成的产业内垂直分工格局给受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在受资国接受垂直分工地位的前提下得到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另一方面，也会给增长带来不确定因素，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以致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说，正是直接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中的产业内垂直分工这一因素，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运转中引发了诸多矛盾，矛盾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终于引发了这场危机。因而也可以说，在这种分工格局下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
1、垂直分工阻断了受资国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成为泡沫根源
在外国直接投资主导下的产业内垂直分工，必然使受资国的当地企业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但受资国开放国内市场的努力，并没有使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够进入市场。技术要素或者由于政府政策的阻挠，或者由于垄断意图（非市场化形态之一），无法自由贸易，因而人为阻断了受资国产业发展的“自然进程”，并带来一系列后果。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国内市场是新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对新产品需求的扩大（其中不乏“消费示范”的作用），要求供给方面做出反应。在向新需求领域投资扩大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关联产业利用新技术进行产品结构调整。这样就延长了产业链条，最终导致新产业群的兴起、产业结构的变动，在结构变动中实现了经济增长。这是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自然关系”和“自然过程”。
在外资主导、垂直分工条件下，这一过程被修正：首先是市场条件的变化。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往往是占领当地市场。1990年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日本直接投资企业当中就投资动机做调查，其结果是：以“在当地出售产品、占领当地市场”为投资动机的企业数量最多，占全部被调查384个企业的35.7%；以“为占领海外市场提供生产基地”为投资动机的企业占21.4%；把当地作为成品的组装基地的日资企业占21.6%。可见，占领受资国市场是外资企业的最主要的动机，市场的被占领使受资国失去了对产业发育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资主导垂直分工的东南亚模式是以市场换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
其次，外资把生产过程分割开，使技术游离于生产之外，由于在受资国的外国投资只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为目的，而不是要搞产品开发基地，因此外资企业主要搞组装加工，对受资国来说，学习效果很难实现，关联产业如零部件生产、生产设备的生产由跨国公司控制，受资国无法发展这些产业。
在既无市场、又无技术的情况下，受资国的当地企业和资本无法按照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生产结构，“自然”地进入关联产业领域，产业链延伸发展的进程被阻断，当地企业只能走这样两条路：第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第二，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通过这些投机性行业来保证资本的收益。
有人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比较优势，列举的理由大都是供给条件方面的，并且是非常笼统地来说的，缺乏对技术因素（也就是结构因素）的考虑，，也缺乏对需求方面的分析。
实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着产业内垂直分工。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区分为技术、资金密集工序和劳动密集工序。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都只能走发展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路子，所以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供给弹性很大的产业。然而对这些“低档”、“大路”货色的需求弹性则很小，因此在这些产业往往形成恶性竞争，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总是让人感到不容乐观。
贸易赤字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出现巨额贸易赤字正是因为这些国家产品竞争力不强、产业领域狭窄、竞争过于激烈造成的。
在市场被占情况下，受资国当地资本的另一条出路就是“虚拟化、投机化”，最终导致泡沫经济。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是股市、楼市投资的过于膨胀。历史的经验说明，泡沫经济的起因总是与资本向“实质经济”流动受阻有关。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当制造业产品具有竞争力，产业发展富有朝气的时期，房地产投机活动并不十分活跃；只有当产品竞争力下降、投资可以进入的领域十分狭窄的时候，风险较大的投机活动才能吸引大量资本，以致形成泡沫。例如，日本的泡沫经济就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在70年代，当标有“日本制造”字样的各种各样的耐用消费品风靡全球的时期，资本进入房地产的比例并不很高。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在日本制造业新产品的开发已显后劲不足，美日贸易摩擦加剧、市场扩大困难的情况下，无处可投的资本才蜂涌进入房地产业，形成泡沫经济。
此次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济泡沫，正是由于处于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地位的东南亚各国，当地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不高，出口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产业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当地资本被迫进入股市、楼市造成的。以泡沫经济最为严重的泰国为例，由于当地产业的发展不充分，产品无竞争力，进入90年代后国际贸易赤字大大增加，而恰在此时，对房地产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远远超过对制造业的投资，终于形成房地产泡沫。
2、垂直分工造成贸易赤字、贸易条件恶化长期化、短期外债大量增加，是造成本币汇率波动的根本原因
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导火索是长期经常项目下的巨额赤字，及为了弥补赤字而大量增加短期外债，以致造成汇率的不稳。
经常项目的长时期赤字几乎成为泰、马、菲、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共同特征，经常项目的赤字是由进口导向型的贸易结构及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的汇出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东南亚各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由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格局决定的。东南亚四国无一例外地长期在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中出现赤字。其中，泰国和菲律宾国际贸易收支从80年代初一直是赤字，马来西亚在1996年也出现了赤字。为了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只有多借外债，由资本项目的黑字来弥补，其中许多企业都是借的短期外债。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使汇率无法稳定，进而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垂直分工使受资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跨国公司及投资母国的经济状况；东南亚的“领头雁”日本的经济衰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大的环境因素
日本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直接投资国。日本能否保持对东南亚各国的投资增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东南亚又是日本的加工厂，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大量数据，已经较详细地描述出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垂直分工关系，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运转对日本的高度依赖。日本凭借自己的技术储备、产品开发能力以及生产设备的制造能力，在日元升值和美日贸易摩擦的压力下，经过80年代以来的三次对东南亚投资高潮，不断把组装加工产业的劳动密集的组装工序，以及成熟的、靠价格竞争的产品转向东南亚各国，促进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也占领、控制着东南亚的市场和产业发展。同时，东南亚各国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零部件所造成的巨额贸易赤字，通过对北美的贸易黑字来弥补。因此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大三角结构”中的一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实际是“东南亚经济圈”的主导国，日本的投资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运转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的运转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实际情况是，日本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减少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3年开始日本大幅度减少了对泰国、马来西亚的投资，虽然1996年有所回升，但已经造成了泰、马贸易赤字的大幅度增加，因而引起了短期外债和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因此，外资主导、垂直分工下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风险极大的。
日本随着本土经济泡沫的破裂，加上技术制约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日本的对外投资的减少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能否在近期恢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能不能很快流入，以替补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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