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与言语风格_哲学论文

中国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与言语风格_哲学论文

现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及言说语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3-0006-05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而是与哲学从业者的自身问题意识相关联的问题。如何真切地把握现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及言说语式,不仅为哲学的反省提供一个切近的维度,更重要的是如此的反省自身就已经是中国哲学的现代生成。今天我们由此来反思中国现代哲学,就旨在以一种切题的方式来规范现代中国哲学的生成,以避免中国哲学在问题的混乱和言说语式的错置中走向歧途。

一、现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

如果要恰切地把握中国现代哲学,就必须了解现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伪问题从我们哲学的视野中清除出去。对此必须反省我们曾把什么作为自己的哲学问题。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主要在关注如下的问题:(1)中国向何处去?(2)如何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合以及中国文化的走向;(3)如何建构与解构意识形态;(4)意识形态基点下的哲学史重构。由于中国近现代所置身的生存处境,上述问题,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来说诚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从哲学的意义来说,却并非是第一义的问题。上述的问题意识把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混同为哲学问题。同时也把实践的优先性置换为思想的优先性。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家来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和应帝王的心态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使他们的学术思考难以在纯理的范畴内贯彻始终,思想的现实功利性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由于这个特点导致中国现代哲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在此基点下,哲学史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从业者的自我意识也就自然表现为意识形态基点下的哲学史重构。翻开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当代哲学的各种主义流派的诠释视野是一目了然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当代哲学的自我意识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超越诸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束缚,在此束缚下最为真实的基础性哲学问题反而没有被提到应有地位。

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真正的问题意识应当定格为“社会合法性的重新奠基与个体限度的确定及超越”。这一问题是其他问题的奠基,只有对此问题有一个通透的解释,对其他问题的回答才不会落空。这一问题事实上包含两个层面:(1)社会合法性的重新奠基;(2)个体限度的确定及超越。

“社会合法性的重新奠基”作为一个问题,乃是对中国近现代合法性危机的回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步解体,中国社会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这些危机体现为:意识形态危机、文化危机、价值危机。随着由西方所传入的自然科学的经验理性的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形上学开始解体,这导致基于传统宗法体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规范开始被逐步解构。面对如此的危机,重新探寻社会的合法性根基就是一件亟切的任务。应当说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所做的思考都与此相关。对近现代中国来说,社会合法性的重新奠基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如何构建现代社会体制的问题。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就是所谓对现代性的追求与超越。如果说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思考和论争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合法性是否丧失以及由西方所传入的现代性是否具有价值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主要论题已不是要不要现代性,而是要怎样的现代性和如何把握及实现现代性的问题。所谓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现代儒家为代表)是在“同一框架内运作”(列文森语),就是表明这些不同的现代中国思想流派都是认同现代性,只不过在如何理解现代性、如何构建现代性、如何实现现代性的价值目标上有着重要的分歧。中国现代社会合法性重建的艰难性是超越于西方社会对同一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不是自身社会有机体的产物,而是一种移植型的现代化,是在“资本国际化”过程中的无奈选择。当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两次运用本土的文化资源谋求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以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就转移到西欧的思想文化之中去了。如此欧洲现代化的主要方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其思想渊源——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要精神资源。这些思想资源都成为现代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据的精神资源。更重要的,中国现代社会是将两个同样艰难和重要的问题捆绑在一起来完成的。这两个历史任务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危机,又使中国的现代化选择变得十分尴尬。寻求一条可以兼顾现代化的实现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现代中国思想界在解决“社会合法性的重新奠基”这一问题时所必须面对的。

“个体的限度及其超越”是一个恒在的哲学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宗教圣人都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我们之所以将这一问题作为现代哲学的关键问题,不仅因为此问题对于人生的恒在真实性,更在于这个问题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变得更为复杂。中国传统宗法体制的崩溃,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个体的身位安置”的无效性。在传统儒家文化理念中,“内圣”与“外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内圣外王的理想,不仅意味以内圣作为外王的内在道德根基,也意味着个体的价值根基被与政治的王道秩序捆绑在一起。于是人作为个体的身位价值只有在王道秩序中才能得到确证,社会的王道秩序在自身的合法性尚没有得到确证的情况下,就成为个体身位价值的终极根据。于是在传统的宗法体制之内,个体身位的独特性就没有得到真实的确证。个体的价值根据就建立在一个虚位的天命意识和现实的宗法体制之内。传统经学对人的个体身位的安置,在其实质上乃是要消融人的个体性于宗法体制之中。这导致宗法体制作为未被反思的价值根据成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个体价值的立身之基。随着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的兴起,以近现代自然科学为核心的经验知识论体系颠覆了传统的超验形上学。传统超验形上学的崩溃,所导致的不仅是传统宗法体制的解体,同时也使为被传统宗法体制所拘禁的个体价值肉身获得得了形式的解放。但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宗法体制的解体使个体的肉身与心灵都处于无序状态之中,如何重新安置个体的肉身与心灵就是现代社会理论与价值思想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个体肉身的安置,现代社会已找到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民主。现在的问题在于多元的现代化理论对民主的诠释也是不同的,个体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成为现代社会可供选择的两种主要民主形式,如何解决这两种民主形式的冲突,是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所必须解决的。而个体心灵秩序的问题则要比个体的肉身秩序的问题更为复杂。在现代民主社会体制中,可供个体选择的价值资源,不仅有传统社会解体后所遗留的各种传统文化,也有对现代社会加以反省和批判的各种“主义话语”,还有与现代社会体制并生的世俗的大众文化。现代民主体制对多元价值的包容并不意味着多元价值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审视个体价值的立身之基,依然是一个必须加以正视的问题。现代汉语哲学界关于“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讨论,关于实践的超越本性的讨论,都可以理解为对人的限制与超越本性的探寻。

现代中国哲学界对“个体的限度及其超越”这一恒在的哲学问题的探讨,是在“现代性”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进行的。“现代性”对现代中国来说,是十分复杂的。它的复杂性是由于它和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情绪纠缠在一起。同样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体的价值的立身之基的问题也同样是受制于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的制约。于是一个超越特定时代的恒在的价值问题就转换为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个体人格的问题,中国近现代的持久的启蒙运动和有关国民性的探讨都是由这一问题引发的。然而问题在于当个体价值的问题与社会的王道秩序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论证社会王道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演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而现今一切意识形态的神化与价值化都是基于一种话语霸权和现实的利益要求。在现代中国,个体价值不仅被转换为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根基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常被转换为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转换是建立在三种时髦的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的:1、历史理性主义;2、民族主义;3、科学理性主义。将个体的价值奠基在上述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来源于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原则为根基的不断自我膨胀的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是来源于经历了“现代性”挫折的中华民族的放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此情形下,汉语思想对“个体的限度及其超越”的思考,就不再是一个纯然个体性的行为,而成为了现代化追求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设计。现代中国思想界“主义”话语的风云变幻与不断更迭,就说明了中国思想界目前尚没有在总体上将“个体的限度及其超越”作为独立的问题加以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界的诸流派,不论其理念有多大的差别,几乎都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构架。只不过在传统儒家那里的具有浓厚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圣外王”转变成为近现代的具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的“外王内圣”。

现代社会理论也已证明社会子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各服从于自己独特的规律,它们之间是不可相互规约的。这在现代社会体制中特别明显,也是现代思想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独特之处。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最大一点,就是将个体的价值问题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王道理想中解构出来,将价值的抉择权交还给独立的肉身个体。这也就是所谓的价值的纯然“我属性”。但这种“我属性”,并不担保价值的真实性。价值的真实性问题,必须通过价值形上学和价值现象学的缜密的审视来加以探究。对任何一个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来说,个体的价值问题,不再是一个实质性的内容问题,而是转化为一个价值的形式安置的问题,即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如何建立可以确保个体价值自我抉择的思想文化体制的问题。如此对现代汉语思想来说,“个体的限度及其超越”的个体价值的问题,就变化为两个问题:一是价值的形上学及超验的宗教信仰的问题,另一个是社会的价值文化体制的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问题在目前还没有获得明晰的解决。

二、现代中国哲学的言说语式

将现代中国哲学的言说语式作为一个问题单独加以思考,不仅是受到了西方语言哲学的启示,而且是基于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品位的体察而提出的。对哲学思考来说,思想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不仅来源于其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思想的形式化即言说语式。现代汉语哲学不同于古代汉语哲学的根本点除其问题意识的差别之外,还在于其言说语式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以大致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简要的分析。

1、言说哲学的现代汉语(白话文、语体文)的独特性。现代中国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载体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现代中国哲学的文本都是由白话文(语体文)来表达的,这不同于传统哲学文本的文言文。白话文不同于文言文,具有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使现代中国哲学具有:(1)从贵族走向平民。传统哲学的文言文性质,使传统哲学成为文人的话语特权和对下层民众进行教化的思想工具。哲学语言载体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使现代汉语哲学思想更易于为民间所了解,进而实现现代汉语哲学的思想启蒙的价值。哲学从贵族走向平民意味着哲学从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和知识分子精神自恋,转向现代性的思想启蒙和不同民众利益的切实表达。(2)中国民间思想传统中长期被压抑的隐性话语,获得了真实性的表达,从而扭转长期存在的民间思想居主流话语之外的倾向。这导致中国农民、工人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诉求可以获得现实的表达。(3)传统中国哲学由于文言文所致的过多隐喻性和不清晰性,转向清晰明了、通俗易懂。

2、西语语汇与语法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渗入。现代汉语言哲学的另一特点是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体现为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在内容上是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文化,而在形式上则是西方哲学的语汇与语法。在我看来,西方思想对现代汉语哲学的影响最大的方面不在其具体的内容上,而在于形式化的西语语汇与语法。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尽管对西方思想的态度与评价有所差异,有赞赏与接受的,也有反对与拒斥的,但他们的哲学言说语式也不再是以中国传统的语录体、笔记、诗文、寓言等形式来表达,而是以西方哲学的语汇和语法来言说哲学。从语汇上讲,现今哲学上的大部分词汇都是西语语汇,如本体论、形上学、实体、属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对现代中国哲学的从业者来说,西语语汇已经完全内在化为本土哲学的词汇,传统汉语言哲学的言说语式反而成为外在的与异己的。这种言说语式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语词上,而且也体现在语法上。以《马氏文通》用西语语法对汉语的解读为标志,汉语哲学界对哲学的把握与理解基本上是站在西语以系词"be"为核心的本体论(存有论)基础上,现代汉语哲学界对形上学的拒斥与重建都是站在西语哲学的认知结构内来论述的。并且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读也是立足于西语哲学的语汇与语法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了相应的西语语汇和语法,现代汉语哲学将无法确立。

现代中国哲学言说语式的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实用理性下的西行漫记”。实用理性,是现代中国一切哲学建构的潜在心理支撑。这个实用理性就是以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集体无意识的现代化追求。在这一西行漫记下,西语哲学成为真理的批发点和集散地。现代中国哲学的各种主义话语几乎无不是来自西语哲学。即便以文化民族主义为精神诉求的现代儒家也是以西方近代的康德、黑格尔为其哲学包装的。但现代中国哲学在言说语式及其内容上的西化并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性的。现代中国哲学对西学选择的标准是“实用”,即为构造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理论而借鉴西学。现代汉语哲学对西学的吸收与拒斥,之所以缺乏一个纯学术的立场,乃是由于自身超验维度的不健全,无法从一个超验的维度完成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而不得不借助一个文化的“他者”来照亮自身。

3、哲学文本的意识形态表现:论战与社论。如前所述,现代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这致使许多重要的哲学文本都是以论战与社论的形式完成的。无论是论战还是社论,都是以全称命题的方式阐释和论证以特定主义话语为基础的政党意识形态。在论战与社论的话语形式背后,隐藏着文本作者的价值上的傲慢:“真理是掌握在我的手中”。这种以权力为支撑或以权力为诉求的言说语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部分。论战与社论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是为了战胜对方,而后者是为了展示自己。在论战与社论中,“真理”是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这个大写的真理背后所表达的是一个大写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论战及社论隐匿了哲学思考主体的个体性。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现实功利基础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诉求,压制或粉碎了一切超验存有论基础上的哲学反思。这不仅使现代中国哲学的真实问题常常被掩盖,也使真实的哲学问题无法在知识学的意义上加以解决,更使一切哲学的心性言说处于边缘化或不在场的状态。准确地说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哲学论战,其主要不在于解决纯正的哲学问题,而在于完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动员。

4、注疏诠释与问题诠释:现代中国哲学的学术化言说方式的摇摆。必须承认,在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职业是和现代的大学体制相关联的。在现代哲学学术中,哲学的学术话语言说也发生了变化,这体现为思想性话语由传统的纯粹注经式阐释演变为注疏诠释与问题诠释的共存。“注疏诠释”是传统经学阐释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哲学言说方式隐含着一个前提,我们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及其解答内涵在古圣人、先贤的哲学文本之中,后辈学者哲学言说的目的与意义仅仅在于通过文字训诂和发挥微言大义,将经典哲学文本的精神在现代语境下阐释出来。如此的哲学言述方式,是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式,在现代中国思想中虽然不具有绝对的霸权地位,依然是一种最基本的话语模式。而问题诠释的前提,是要求哲学从业者必须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依据哲学从业者个人的哲学素养对特定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哲学阐释。问题诠释要求哲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真实而明确的。在现代哲学界常常出现一种尴尬的悖论:“注疏诠释”的哲学研究时常被哲学文本所束缚,而“问题诠释”又会导致依据个人的问题意识而扭曲文本。对现代中国哲学界来说,如何确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将注疏诠释和问题诠释有机结合起来,依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总之,中国哲学要想对世界哲学有所贡献,就必须首先确立良好的学术文化体制,明确自身的问题意识,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使现代中国哲学成为世界现代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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