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力论文,我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关系到21世纪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问题。现在国内对此研究得还不多。现将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阐述如下：
一、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国家的昌盛，主要体现在“仓廪丰实”“五谷丰登”。由于交通运输上的障碍，进入国际贸易的农产品不仅数量少，种类也极其有限。贸易双方大都是为了互通有无，从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国家之间因农业贸易发生争执的事件鲜为人知。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静。它们利用近代科学技术，造出了坚船利炮，把黑手伸向较弱小的国家，肆意侵吞别国的资源。随着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良，它们不再满足于掠夺这些国家的金银财宝，而是“全方位”地掠夺海外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大规模地占有土地，贩卖奴隶；大量农产品原料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支撑起它们早期的工业，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的这种掠夺和侵略行为是一种野蛮的“竞争力”。
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际市场份额的争夺。就农业国际市场竞争来看，主要是看国家生产的农产品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是国家农业比较生产率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农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越强，这个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就越强。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家（包括农民）的竞争力。但是，政府（以及它制定的各项政策，等等）的效率可以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农业国际贸易领域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人们深思：
1.国际农产品贸易出现过几次国家对国家的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禁运共发生过10次；其中，美国于1980—1981年对苏联的粮食禁运最为重要。尽管这次禁运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禁运本身显示了美国作为“粮食超级大国”的地位。
2.日本和苏联相继成为农产品进口大国。在20世纪，日本一直是农产食品的重要进口国。在1972—1981的10 年里， 苏联粮食的净进口从1107万吨猛增到4108万吨，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粮食进口国，其他食品的进口也大幅度上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衰退，农产品进口“世界冠军”的头衔落到日本头上，年进口额占世界的8—9%。在1990—1996年间，日本每年人均进口粮食有226公斤之多；1996 年农产品净进口值创造了403.1亿美元的新高，约占世界的8.8%。
3.荷兰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净出口国。1961年荷兰农业的净出口额为3亿美元，名列世界第9。在1961—1990年的30年里，荷兰农产品的净出口额增加了40倍，奇迹般地每年递增13.1%。从1989年起，荷兰连续保持农业净出口值世界第二的地位，年出口额几乎占到了世界的9%； 1996年农产品净出口值高达166.44亿美元。
如果单从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或者国家经济实力来看，就难以回答：
1.美国成为世界农业“超级大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人均农业资源极其丰富的原苏联没有成为这样的大国？
2.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农业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保护，但是为什么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3.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十分贫乏的荷兰，耕地面积仅占世界万分之6.8，农业出口却几乎占了世界的9%。荷兰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12，农业人口也是美国的1／12，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1／16。可是，1990年代荷兰的净出口额相当于美国2／3的水平。 荷兰凭什么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如此“不相称”的份额？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与荷兰，假定在农业科技或经营技巧方面大致处在同一水平，那么怎样解释两国农产品出口率的巨大差异？
于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几年前，我国农经学界有人把农业称为“弱质产业”，这种说法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假如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就应该在世界各国都得到验证。事实又是如何？
我国农业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大大改善了国内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迅速提升，成为世界农业大国。但是，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有清醒的估计，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不能算是农业强国。主要的表现就是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二、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今世界， 世界农产品的贸易市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1996年，全世界的农产品出口额为4636.76亿美元，进口额为4762.18亿美元。农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3.3 %的“世界城市”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农产品市场近70%的份额，而作为“世界农村”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80%，但是只占有30%的市场份额。同样，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最大买主也是发达国家，它们也占有了大约70%的市场份额。不是发展中国家不需要买进粮食等农产品，而是缺乏购买力，农产品世界各国在农产品国际市场上的这种不平均分配，不仅仅是由于农业商品率的差异，还起因于世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也显示出各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却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如何迎接下一世纪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尖锐问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主要特征有：
1.我国农业的国际参与度小，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外汇贡献已趋近负值。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7，国际贸易排名世界第10。 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国在世界贸易方面地位的上升主要依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迅速增加，农业（注：为了便于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本文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口径，不包括水产品和林产品。）的“外汇贡献”趋向于减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1977—1996的20年里，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产品的出口却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20年里有11年出现逆差，逆差总和达到82.75亿美元。其中，出口业绩最好的1993年也只有36.3 亿美元的顺差；1995、1996连续两年逆差超过30亿美元。在1987—1996年的10年里，我国农产品出口值最大的年份也没有超出世界的3.7%， 而丹麦和新西兰两个小国的出口额就占了世界市场的3.9%（见表1）。可是，我国农业就业人数是这两个国家的1730倍。我国农业历来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标，国际市场的参与度小，影响力历来不大。在农产品国际市场上，除个别品种外，我国的整体优势正在丧失。我国的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的农产品，我国更没有世界级的大型农业企业或企业集团。总之，我国农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相称，不能相应地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
2.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比较优势日趋下降。国际经验表明，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时，才有比较好的收益。我国粮食生产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东北，也证明了这一点。谷类作物被公认为“土地密集”的生产项目，我国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下降是合乎规律的。标志之一是我国的粮食价格逼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在1985—1996年期间，我国农业的“显性比较优势”（RCA，见表2）（注：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E[,i]/E[,t] ）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W[,i]/W[,t]）之比率。 如果这个比率大于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反之，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没有显性比较优势。这是衡量比较优势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未必是最科学或最可靠的，但是它便于计算，也比较实用，其结果作为国际间比较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从1.031下降到0.618，粮食的显性比较优势下降的幅度更大（表3）。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畜牧业不一定需要耕地，但需要相对多的劳动投入。因此人口相对密集的欧洲在畜牧业方面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荷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所幸的是，作为人多地少的国家，我国畜牧业在近20年来已有快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我国畜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扩大，表明我国畜牧业具有一定的显性比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农产品出口整体下滑的势头（表2）。
表1世界农产品净出口额前9名的比较（1980—1996年）
单位：亿美元
名次
国 家1980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1 美 国
245.1 181.2 190.0 214.3 284.0 283.6
2 荷 兰44.5 129.6 130.2 149.3 154.0 166.4
3澳大利亚
82.5 100.3
92.4
99.3 101.2 133.0
4 法 国36.5 108.2 111.9
97.6 119.1 127.8
5 阿根廷48.4
67.5
57.1
66.1
89.3
84.6
6 巴 西68.5
65.0
65.2
81.2
74.8
80.3
7 泰 国27.1
37.9
39.0
47.3
61.5
62.9
8 丹 麦28.6
52.1
40.1
53.1
57.3
59.9
9 新西兰29.8
41.1
42.3
45.4
51.3
54.2
中 国
-34.34.1
36.3
21.6 -39.3 -31.8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积各年贸易年鉴计算。“－”为净进口。
表2
我国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注：作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各年贸易年鉴的数字计算。）（RCA）的变化
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之比，%
中国农产品的RCA
中 国 世 界
198511.09 10.76
1.031
1989 8.65
9.78
0.885
1990 7.91
9.35
0.846
1991 7.85
9.40
0.835
1992 7.24
9.54
0.759
1993 6.87
9.04
0.760
1994 6.82
9.09
0.750
1995 5.52
8.69
0.635
1996 5.38
8.71
0.618
表3
我国谷物和肉类的显性比较优势（注：作者根据粮农组织各年贸易年鉴的数字计算。）（RCA）
年
谷物 肉类
年
谷物 肉类
1980 0.77 1.34 1989 0.51 1.06
1981 0.39 1.41 1990 0.49 1.33
1982 0.37 1.33 1991 0.94 1.43
1983 0.36 1.25 1992 1.15 1.22
1984 0.28 1.58 1993 1.23 1.25
1985 1.11 1.19 1994 1.22 1.43
1986 0.95 1.13 1995 0.13 2.05
1987 0.66 1.40 1996 0.25 2.16
1988 0.55 1.16
3.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1997年，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不到12亿，农业劳动力的总和仅4182万，不及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的1／12。与此对照，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计算，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0年的农业产量仅422美元，而美国、荷兰分别为51561美元和44339美元，分别是我国的122倍和105倍（表4）。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垄断了世界农产品市场70%的份额，而我国1996年农产品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09%。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比较优势未能得到发挥，丰裕资源被闲置，稀缺资源利用得不合理。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农业的平均规模是超小型和高度劳动密集的，有一部分还是自给、半自给性的。不在微观层次上扭转这种状态，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十分困难。
表4
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率（注：分别指每公顷农作物和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农业产值。 关于“国际美元”，可参阅FAO:IntercountryComparis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gregates,1986.资料来源：ERS-USDA:World Agriculture:Trends and Indicators,1970-91.Statistical Bulletin No.861.Now.1993.）（1970年、1991年）
——按1979—81年国际美元计算
土地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1970年 1991年 1970年 1991年
中 国6941422 253 422
日 本 1 606
1 7111 390
4 547
法 国653 8929 065 26 331
荷 兰 1 938
2 468
18 847 44 339
丹 麦404 756
14 226 42 147
美 国265 410
27 754 51 561
加拿大131 247
17 119 42 830
澳大利亚87 128
28 690 43 032
新西兰427 971
36 554 41 312
世 界347 515 880
1 080
4.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组织程度也低。一个国家的农业状况和竞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以及有关的企业家）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是参与农业国际竞争的基础和主体。我国农民的特点是生产规模极小，科技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我国农民目前的整体素质以及有关指标（例如：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每个农民每年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的天数，科技推广人员服务的次数，每百个农户拥有电脑的数量，等等）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太大。再者，企业家的品质不是靠读书读出来，他们大都是从市场营销的实践中磨练出来的。优秀的企业家通常有独特的眼光和判断力，善于创新，精于经营，重视产品质量，有不断追求高效率的意识；他们能团结协作，懂法，守时，从而有良好商业信誉。这些品质的形成，不是通过一些培训班或上几年学就可以培养起来的。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罕见的没有农民组织的国家之一，农民组织程度低，往往处于无权的地位，不能通过自己的合作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内市场的变化难以适应，要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就更加困难。
5.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低。这里，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推广体系不够健全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根本原因是“科教兴国”的战略未能真正落实，国家对农业科研与开发的投入强度不足。国际上用“农业科研强度”（ARI）（注：农业科研强度（agricultural research intensity,ARI）指公共部门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农业GDP 的比例。1980年代，30个低收入的欠发达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0.65%，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高达2%以上。当时世界银行就提出，低收入国家要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应努力在1990年前后使ARI从当时的水平提高到1%左右。）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支持程度。如果按“人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来计算，1980年代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的研究经费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60%，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拉得更大（表5、表6）。这种科技投入强度的差异，是我国劳动生产率低与土地生产率高并存的深层原因。另外有人估计，在1987—1995年间，国家用于农业推广的经费占农业GDP的份额，从0.33%下降到0.23%，平均一个推广人员的经费从1167元下降到894元。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份额，1996年只占农业·GDP的 0.36%，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 科研经费投入不足这个问题在我国至少已经拖延了十多年，已是刻不容缓。
表5 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科研程度（ARI）占农业GDP 的份额（注：加权平均数。经费用1980年不变美元估计（PPP.即按购买力平价）。）（%）
1961-65 1966-70 1971-75 1976-80 1981-85
92个欠发达国家 0.24 0.29 0.34 0.41 0.41
·中国
0.41 0.31 0.39 0.47 0.39
·30个低收入国家
0.22 0.21 0.27 0.36 0.35
16个高收入国家 1.08 1.44 1.57 1.78 2.23
·日本
1.29 1.48 1.96 2.22 2.89
·7个西欧国家
0.72 1.13 1.51 1.76 1.99
·美国、加拿大
1.60 2.11 1.67 1.92 2.42
资源来源：P.G.Pardey 等编：Agricultural Research Policy,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Perspeetives,pp.36- 37.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1.
表6 农业科研强度（ARl）的国际比较（1981—1985年）
——按农业劳动者数量和农用土地数量的估计
按农业经济活动人口
经费/人科研人员/万人
92个欠发达国家3.78 0.82
·中国2.24 0.77
18个高收入国家 213.5024.58
按农业用地
经费/公顷
科研人员/万公顷
92个欠发达国家1.46 0.32
·中国2.23 0.77
18个高收入国家4.02 0.47
资料来源：ERS-USDA:World Agiculture:Trends and Indicators,1970-91.Statistical Bulletin No.861.Now.1993.
自给性小农抗御风险能力小，在采用新技术时往往比较保守。我国农业的规模太小，可能也会影响到农民采用新技术。荷兰虽然人多地少，但因农业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户规模在西欧并不算小：荷兰农场的平均规模为16.8公顷，经营大田农业的农户规模可达100公顷以上， 玻璃温室的经营规模大都在1—2公顷。可以说，荷兰的农户都是经济实力很强的大农户，资金力量雄厚，任何生产环节上微小的技术进步，就可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他们有追求技术创新的强烈欲望，也能承受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6.我国农业发展缺乏后劲。我国农业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还能不能在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继续快速发展？我们面临的现实是：（1）我国人均耕地和淡水资源都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并且分布极不平均。我国在高强度利用耕地资源的同时，对农业发展至关紧要的这些稀缺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大，一些地区破坏相当严重。我国农业的后备资源十分缺乏，土地资源、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直接影响到下一世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 ）由于经费困难和其他因素的驱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和推广人员大量流失。在科技如何面向经济建设问题上也存在片面的、短视的理解，急功近利的倾向比较严重，长期性、基础性的研究投入不足，10—20年后有可能出现农业科技后备成果不足的局面。（3）我国“从田间到餐桌”的损失十分严重， 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和成灾率呈上升的趋势。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水利设施、仓储设施、农村地区的道路、沿海地区的港口等等，或者需要兴建，或者需要改造、加固和提高标准，而这方面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另外，我们还应当探索如何利用和开发世界的资源。国际经验表明，能够并善于利用世界资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的表现。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还没有破题。
7.我国还没有根本扭转歧视农业的政策。据估算，1954—1978年间，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业抽走了5100亿元的资金支持城市工业，1979—1994年间，又从农业抽走了15000亿元。 许多地方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禁而不绝。在资金大量流出的同时，受教育较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等土地也不断从农业中流出。若不能在资源流失的同时给予相应的补偿，农业的衰退就不可避免。反之，矫正农业歧视政策，从科技教育和推广，基础设施、涉农工业等多方面予以足额的补偿；同时，应当鼓励农民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就可以避免农业变成“弱质产业”，就可以制止农业的衰退。许多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项好政策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错误的农业政策则可以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我国的农业发展受到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极大。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我国农村改革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农业政策、完善经济体制、改善农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等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提高政府的效率，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制定重视农业的政策，等等。都可以对国家的农业竞争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我国农业的三个难题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如果缺乏国际竞争力，势必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从长远的观点看，在考虑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时，我们必须对经济日益全球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中国农业至少将碰到三个难题：
1.我国粮食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农民才能靠种粮致富？
我国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多次提高了粮价，但大多数农民光靠种粮难以致富。我国一直没有把稀缺的土地资源计入生产成本；若是市场化的改革触及到地价时，农产品价格势将被推到新的高度。一些严重缺水的粮食产区至今未能合理地给水资源定价，如果那里被迫大幅度调整水价，粮价还可能进一步上升。政府固然可以鼓励农民采用节约土地或节约用水的技术，但是这种替代技术不可避免地需要增加其他资源（特别是资金）的投入，也将影响到生产成本。我国粮价持续上涨，已经逼近或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水平。轮番提高粮食价格来满足农民的致富愿望，可不可能？否则又怎样鼓励农民增产粮食？粮食价格的不断上升对消费者，特别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何？总之，预测我国粮价的“上限”可能还为时尚早。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同1950年相比， 1996 年世界的人口增加了 1.31倍，粮食和肉类的总产量分别增加了1.96倍和4.28倍； 人均占有量则分别从277公斤和16.3公斤上升到355公斤和37.3公斤。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里起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5个粮食出口大国常年占世界粮食市场将近3／4的份额，影响着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以不变价格计算，世界的粮食价格总体水平并未走高。当然，国际市场上的粮价是不断起伏变化的，但总的趋势是平稳的，有些年份还有所下降。但是必须明白，只要我国的粮食市场对外开放，相对稳定的国际价格（到岸价）实际上将成为我国国内粮价的上限。
只要我国的粮价总体上（特别是沿海地区）明显高于进口粮的到岸价格时，“能不能挡得住进口粮”的问题，就象当年的日本一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关贸总协定谈判结束后，日本政府承诺从1995年起部分地开放大米市场，到2000 年将大米的进口量放宽到国内消费量的8%；1998年底，又作出“最后决定”：从1999年4月1日起，大米进口从限制进口量改为征收关税。业内人士指出，向来被政府当作“政治米”的进口关税化表明日本“大米至上主义”的破灭。
我国必须迎接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的挑战。在我国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条件下，由于农民的经营规模非常小，数量又特别巨大，政府决无可能对上亿的粮农进行“日本式”的高强度补贴。既然国家无法承担这种补贴，我国的农业就存在着比日本更快进入衰退期的危险。总之，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用行政手段限制粮食进口的路子将越走越窄。
2.粮食自给率是不是越高越好？自给率设定在95%的依据是什么？
以为粮食自给率越高越好，在当今世界已经是过时的观念。实际上，为了确保食物供给的稳定，单靠国内生产相当于“单保险”，“自己生产为主又适当进口”则是“双保险”，可以大大减少供给的波动性。把我国粮食自给率设定在95%的水平上有什么科学依据，可能未经周密的论证。不承认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日益下降，把过多的资源用于搞粮食自给，势必影响到农民的收入，造成环境的破坏，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最终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长放慢1到2个百分点，损失的还是中国自己。
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粮食进口量的上升是难以避免的；增加粮食进口，对促进我国农业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加快实现农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等都是有好处的。从国际经验看，国内生产能够满足粮食需求量的90%，就是非常高的自给率。中国若能实现90%左右的自给率，已经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在1980年代中后期，原苏联的谷物自给率大都在87 %左右， 有不少年份曾下降到82%；日本目前的谷物自给率大致只有33%，墨西哥是79 %， 巴西为86%。2030年，如果中国人口达到16亿，按人均粮食占有量400 公斤计算，粮食产量能达到6亿－6.4亿吨就可基本满足要求。不足的部分（主要是饲料用粮）从国外进口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土地是世界上不可贸易的资源，进口粮食则相当于间接地进口土地。粮食进口量即使增加到6000万吨到8000万吨（主要是饲料用粮以及饼粕等），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也不过分。比起原苏联3亿人口进口4000多万吨、 日本1.25亿人口进口2780多万吨谷物（注：原苏联在1981，1984， 1985 年的谷物进口量都超过4000万吨。1990—1996年， 日本年平均进口谷物 2780万吨；同期，荷兰年均进口谷物576万吨，人均比日本多64%。但是， 荷兰的“大进”是为了“大出”，特别是通过畜牧业的转化，形成了农产品巨大的贸易顺差，始终占据着农业出口世界第二的位置，而日本多年来是世界农产品净进口的头号大国。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粮食的进口规模不是一个国家农业竞争力的大小基本标志。）来，中国的这个进口量并不算多。
把“万一某国对中国搞粮食禁运”作为理由（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搞禁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不惜代价地搞粮食自给，这是封闭的小国心态，弱国心态。这与“万一世界大战打起来”就不搞建设的逻辑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3.国家怎样保护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避免农业衰退？
如果承认我国粮食进口增加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就要回答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亿万农民不种（或少种）粮食，种什么？我国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基本消失，农业已出现某种衰退的迹象，怎样扭转这种局面？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维持相当水平的粮食生产，又能稳步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认为：我国应当争取用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两个关键的转变：一是农业结构从种植业为主向畜牧业为主的转变；二是农产品加工业从城市为主向农村为主的转变。
这是符合我国资源优势的战略性转变，也符合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轨迹。
经济史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产生一种“正向效应”。在这种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人类能使蕴藏在自身的资源（智力）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创造出更多的知识，推进技术革新，成倍地扩大创造财富的能力。畜牧业（特别是商业化的畜牧业）就是种植业的产业升级，因为它减少了对大自然的直接依赖，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人力资源（智力、技术、信息）以及人提供的资金。畜牧业（以及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比种植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产业链条长得多，可以带动更多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肉类生产和畜产品加工业方面，我国已经显示出了比较优势，这是大有前途的产业。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必将大大改善我国生产资源的配置，创造更多的增加值。
如果畜牧业成长为我国农业的主导产业，种植业也在此过程中得到适当的调整和改造，发展成为符合各地资源条件（节约耕地和淡水资源）的高效种植业（尤其是创汇农业、特色养殖业和园艺业），我国农业的面貌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畜牧业的蓬勃发展，将有力地拉动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和饲料加工业，同时为加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农产品加工业和相关的服务业转移，推动农村产业进一步升级，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只有使一部分农民彻底“离土”，另一部分农户的经营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种植业也才能真正走出衰退的阴影。加工业重心的转移，不仅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还将促使城市工业升级，有利于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发展畜牧业，一是要有饲料，二是要有市场。饲料的来源，主要是发展国内饲料作物的生产和改良草原，运用高新技术开发新型饲料，另一个就是增加粮食进口。我们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最主要的就是进口饲料粮，而不是盲目进口高价值的细粮。畜产品的市场，首先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我国农村人口的畜产品消费量还相当小；同时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关键是提高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作为人多地少的大国，中国必须善于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荷兰在这一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荷兰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畜产品及其加工品，附加值高；美国出口的很大部分是谷物、原料和非加工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进大出”，通过增加粮食和其他原料农产品的进口，从资源交换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这就是荷兰农产品出口实绩优于美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的“秘诀”。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强国，不能不借鉴荷兰的经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不能临渴掘井，而应未雨绸缪。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才是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主动迎接挑战。我们有理由坚信，符合资源优势的农业不但不会衰退，而且还可能成长为强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四、五条政策建议
当今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不限于价格的竞争，许多非价格因素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例如质量、品牌、包装设计、农产品所含的生态因素、交货期、售后服务、商家信誉等，都影响着产品的竞争力。与我国廉价劳动力相联系的低价格竞争将逐渐失去优势。我国要想避免走日本的老路，不至于变成“农业进口的超级大国”，并在下一世纪进入农业强国的地位，必须及早采取综合措施。
要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概括起来，必须：
1.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
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已是刻不容缓。科教兴农，提高农民素质，既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也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我国十多亿人口的头脑，是举世无双的宝藏，是我国最大的优势。这个巨大宝藏得到应有开发之日，就是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之时。
2.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了稳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扬长避短，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也才有可能较快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要：
——加速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大力发展饲料业和畜牧业。
——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营销业作为支柱产业。
——促使农村劳动力“离乡转移”，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提高务农的比较效益。
——打破各地区的自我封闭状态，推进专业化生产和区际贸易。
3.主动利用世界资源和国际市场
国际经验表明，能够利用、善于利用世界资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的表现。要探索有效的途径，积极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国外的市场，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为我国下一世纪的发展增强后劲：
——努力发展创汇农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努力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
——用创汇收入换取更多的农业原料，为二、三产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政府间协议，加强劳务输出和国际农业经济合作。
4.从三个方面增加国家对农业的公共投入
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关国家的非关税措施都将转换成等量的关税并逐步予以削减，国家保护农业的领域只允许在所谓“绿箱计划”的范围内，包括强化三方面的投资：
——农业科研和教育。这完全符合我国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
——基础设施。这是发展农业、实现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需要。
——环境和生态保护。衡量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能光看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看这个国家的环境状况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关系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健康、协调的发展。
5.深化改革，改善农业发展的环境
建议放宽政策，允许部分沿海省市自筹资金进行试点，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大进大出，不刻意追求省市内部的粮食自给，以优化资源配置、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着重点，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农村产业的结构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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