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任何一个文明时代,对哲学研究问题的反思和重新定位,都是一个不需要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正当要求。雅斯贝斯曾说过,“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①,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接着说:哲学是自由的思想之路。同其他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对象域和定位似乎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澄明和显现,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和不变的定位。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封闭的理论体系或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和套用的公式及原理,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
一、哲学研究问题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曾提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名言,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② 每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每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尤其是重大的社会转型期,都是这样的时代。在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哲学研究的进展和哲学问题域的改变一般体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体现为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确立;二是体现为哲学范式的自觉转变。
我们在粗略的意义上使用“哲学问题”和“问题哲学”两个概念,来分别表达社会转型期哲学研究的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指涉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后者指涉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前者的问题是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后者的问题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具体说来,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不能捕捉新的哲学问题,不能确立新的哲学主题,它无疑会落伍;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依旧用不变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把握新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主题,它就成了一种“问题哲学”,其自身必须成为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在这种历史时刻,前者呼唤哲学的批判意识,要求哲学环绕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的重大的问题重新确定自己的问题域;后者呼唤哲学的自我批判意识,要求哲学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研究范式。
现在,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在目前的社会变革时代,哲学新问题和新主题的确立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何者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最简单的回答是:二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然而,我认为,二者的重要程度或侧重点还是可以找出区分点和区分度的,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中,更是如此。具体说来,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哲学研究而言,新问题和新主题的捕捉和确立是基础,而哲学范式的自觉与转换是焦点和关键。
理由是这样的:在一种重大的社会历史转折时期,在一种新的文明正在生成的时期,找不到人类所面临和遭遇的新问题和新主题的哲学无疑会成为一种落伍的“独白”,但是,固守原有哲学范式的哲学即使找到了哲学研究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也还是会落入汤因比所说的“旧瓶装新酒”的哲学衰落状态,它表明哲学内在创造力和“自决能力”的衰竭。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哲学研究往往给人一种已经很“创新的”外观,所以,其隐蔽的危害性就更为严重了。目前国内一些年轻哲学家在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处境时曾提出一个争论,即我们的哲学研究是“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问题③。我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它明显涉及哲学范式的问题。
二、当下中国哲学研究问题的状况分析
我们可以从哲学研究的问题域的厘定和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两个方面对目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做一个基本的判定。实事求是地说,过去20多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外在的物质、自在的自然、客观规律性、给定的实在、超验的实体、普遍的真理转向人、实践、主体性、交往、价值、文化等。特别是环绕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如生态问题、正义、公正、道德重建、理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等问题,中国哲学明确呈现出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如实践哲学、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人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并且在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中国哲学研究在问题域上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我们很难断定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实现了重大的突破。究其深层原因,中国哲学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摆脱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还没有真正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转变。
不可否认,哲学研究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合理的理论抽象。例如,哲学在希腊发端时就已经规定了自身的理性和思辨的本性,规定了哲学的形而上的定位。但是,作为闲暇阶层的爱智活动,哲学在古希腊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批判层面上的对话、反思活动,表现为思想智慧的涌流,而较少具有后来传统哲学的体系化、抽象化、独断化和远离生活世界的特征。我们所批评的思辨理论哲学和纯粹意识哲学范式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抽象,而在于从根本上忽略个别性、个体性、差异性,追求无条件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在这种哲学范式的普照之光的统摄下,无论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问题,最终都抽象为一些貌似永远正确、普遍适用,实则可有可无、远离生活现实的理论原则或知识,一些空泛的、大而化之、漂浮的和普遍化的能指;无论哪一方面的理论研究都习惯于从一个思想家到另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的梳理和推演。在某种意义上,“抽象化”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顽症。我们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证。
例证之一:在关于实践的研究中,人们虽然反复强调感性的实践,但是,其研究往往与实践的历史内涵、现实内涵和文化内涵相去甚远,往往热衷于争论:实践的本质规定性是主观的,是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实践的功能是什么?实践的要素和形式包含哪些?中外实践范畴在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变化?
例证之二:在人学研究中,人们虽然反复强调现实的人,但是,在实际争论中,往往停留于人学研究的一般理论问题:例如人学对象是个体的人,是当代人类,还是个体、群众和人类?人学同马克思主义是交叉、包含,还是排斥的关系?
例证之三:在生活世界理论研究中,人们虽然都强调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但实际上,人们依旧习惯于从现成的原理和结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或范畴排列,使回归生活世界同现实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结构无关,变成一种理论标签和理论口号,变成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功能、规律等的抽象概括。
上述问题并非不可研究,并非不重要。但是,如果哲学研究大多停留于这样的抽象化层面,就会极大地贬损哲学的文化批判功能和价值。哲学范式上的问题,即哲学自身的问题的顽固不化,使得过去20多年中国哲学研究在对象和问题域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我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抽象化问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近现代自然科学化的意识哲学范式的影响。哲学在近现代很大程度上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它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又通过抽象化除去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历史领域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之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
二是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从基本图式上属于经验思维、直觉思维、日常思维、未分化的整体性思维。经验型和礼俗型的日常文化和日常思维方式的最致命的问题是缺乏自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具有一种“过分一般化”或“过分普遍化”的本性和定势(赫勒在讨论日常思维和日常活动图式时使用了over-generalization的概念④),它倾向于把给定的惯例和非反思的判断无限放大为普遍适用的、排斥任何特殊性的理论结论、原理和法则。这种思维定势同纯粹意识哲学范式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抽象化倾向。
三、确立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
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的主流发展趋势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对或拒斥思辨理论哲学和纯粹意识哲学范式的特征,属于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其中,文化哲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范式。
应当说,文化哲学在当代迅速兴起并日渐彰显,并不是偶然的、少数人偏好的结果。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的进程、世界历史的形成、全球化的趋势等,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政治等某一领域的问题,也不再表现为社会表层的、直接的问题,而是表现为社会运动和人的生存的深层问题,表现为人的活动方式、生存模式、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活动图式的问题,即表现为文化的问题。因此,致力于在现实的生活世界及其社会各个活动领域中揭示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内涵的文化哲学,对于我们全部的哲学理解和社会历史理论都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为了确立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我认为,目前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为我们实现向文化哲学范式的转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始终深恶痛绝,他比西方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家都更彻底地发展了实践哲学的范式。他不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锁定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在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结构,而且他始终没有屈从于思辨理论哲学范式关于普遍知识和绝对真理的诱惑,始终没有把实践和历史本身的运动机制从现实的历史和实践中抽象出来,提升为外在于并高悬于历史之上的普遍逻辑和必然性,而是一直着眼于实践和历史的内在运动机理,结合不同时代的交往方式、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等具体历史情境分析人及其实践活动,并对阻碍人和实践的自由本质的异化力量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曾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⑤ 恩格斯在评述卡莱尔的观点时曾激烈批判了那种为理论研究寻找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莫里逊氏丸”)的做法,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只要它还在提供莫里逊氏丸,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⑥ 显而易见,这里的争论焦点既不在于理论研究是否应当进行抽象,也不在于理论研究对象和问题域的选择,而在于理论研究的范式特征。当我们得出的抽象概念中包含着“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当我们的理论结论包含着“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就是具体的;而当我们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我们的理论研究就犯了抽象化的毛病。
其次,20世纪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对于建构更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文化哲学范式,更深刻地理解“回归生活世界”的深刻内涵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归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层面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
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例如,布罗代尔曾提出著名的长时段的史学研究模式。他把历史时间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是事件或政治时间,中时段主要是局势或社会时间,而长时段主要是结构或自然时间。他认为,相比之下,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在这里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在长时段历史时间内比政治经济事件的历史作用更为深远。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这些都为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再次,在借鉴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文化哲学范式努力更加合理地为哲学定位。文化哲学关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关于人类文化和历史现象的研究,但是它坚持哲学的理性品格,反对把自身降格为实证科学;文化哲学同理论哲学和意识哲学一样,自觉地运用理性思维的抽象能力,但是反对把哲学抽象化为远离生活世界的、外在地进行指导和教化的、没有具体所指的原理和教条体系,而要使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体现和社会内在的自我批判意识。
文化哲学范式的哲学定位突出以下几个要点。其一,文化哲学力图避免仅仅依靠关于生产方式、经济运动、科学技术等几个核心因素的共同特征的抽象而得出古往今来普遍适用的、类似“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更关注对不同民族和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等长时段历史因素,特别要在社会活动和个体生存的各个层面上挖掘出现代性等对当代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其二,文化哲学特别关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由于内在的文化机理和文化精神的自觉而“一体化”的趋势,不再把各种社会因素简单地区分为“决定”和“被决定”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从文化整合的视角形成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认识。其三,文化哲学的宗旨不是以理论上抽象出来的“普遍的”社会历史规律去剪裁各个民族活生生的历史,而是要用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丰富性和现实丰富性去填充人类关于自己历史的认识;不是去一般地、普遍化地“预见”人类的未来,而是充分尊重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历史特殊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鼓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话、交流、交融,珍视人类文化创造的丰富的多样性。显而易见,按照这种哲学范式所形成的各种哲学理解不是外在地灌输给生活世界的教条,而是生活世界自身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自觉和升华。
总之,通过上述推论,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在研究当前的哲学问题时,一定要特别关注“问题哲学”,换言之,在确定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和主题时,首先要关注哲学自身的问题、哲学范式的问题。用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论述来说就是:“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⑦ 我始终认为,哲学理性和哲学反思应当是最活跃的生命之流,它应当不断地批判人类业已生成的文化构造,包括自身业已形成的体系和成见,不断捕捉、预见、引导新文化精神的生成,不断地通过现实的文化批判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和清醒的自我意识。因此,哲学,只要它不“自我放逐”到抽象化的理念王国,它就不会被火热的生活世界所“边缘化”。对此,我们应当固守胡塞尔所说的哲学家的责任和良心⑧。
注释:
①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③ 《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Agnes Heller,Everyday Lif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pp.175—176.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