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译学史》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发展
吴瑶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67）
摘要： 当今我国翻译事业飞速发展，要开展翻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史》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勾勒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为翻译工作者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译学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料。基于此书，本文总结了各阶段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旨在了解我国译论及其发展历史，进一步提升翻译爱好者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 中国译学史 译学理论研究 代表人物 主要思想
一、概述
《中国译学史》由陈福康教授所著，原名《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教授是我国现代专门从事中国文史研究工作的专家，主要学术成果包括《郑振铎传》《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井中奇考》等。该书主要从古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四个历史时期对中国翻译发展史进行论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译学理论著作。
选取2016年3月—2018年3月进入本院接受治疗的72例早期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病变患者作为此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先后给予X线诊断、多层CT诊断及MRI诊断，其中男性患者42例（58.33%），女性患者30例（41.67%）；患者平均年龄为（57.45±2.62）岁；平均病长时间为（1.45±0.62）年；所有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长时间等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X线诊断、多层CT诊断和MRI诊断实施后患者诊断的准确率进行比较。
二、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全书一共分为四部分：引言，正文，附录和后记。引言部分主要讲述该书成书的经过和主要的内容结构等。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四章，包括中国古代译论，晚清民初的译论，民国时期的译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每一小节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译者所处的历史背景，生平介绍；该译者的重要理论主张，主要的译学活动以及翻译作品；总结该译者的地位、影响等。附录部分主要列出一些参考书目。后记则是一些与本书写作相关的话，包括对前人类似书籍的总结，以及该书成书的意义等。
第一章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译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译论。据史书记载，我国的翻译早在夏朝时便已出现，但那时主要是口译。笔译则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最早始于支谦——三国时期吴国知名学者。而翻译理论的提出，最早出现在前秦，代表人物是高僧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讲述了翻译时的一些注意事项。慧远在《大智论钞序》中提出了“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的说法，即“质”（直译）“文”（意译）两种译法都要注意对“度”的把控。但我国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出现于隋朝时期彦琮所著的《辩证论》，他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近似于后来提出的忠实和直译，并且第一次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也就是“八备说”。玄奘提出了“五不翻”和“音不讹、语不谬，则义不失、理不乖”的说法。宋元明时期，李之藻视其翻译为“创译”，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魏象乾提出了“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的翻译标准。然而，我国的周秦两汉时代有如此灿烂的文化，百家争鸣，诸子竞说，有关翻译的论述却很罕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晚清民初时，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救国保种的有识之士，代表人物首推林则徐和魏源，他们高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使得翻译再次兴起，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整个近代译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冯桂芬的《采西学译》将翻译视为“天下第一要政”，提倡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洋务派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貌似开放，实则守旧。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则提倡广译、译日文书和培养高质量的翻译人才等，使翻译的格局更为宽广，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快速发展。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讲究“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投入译者的主观感情”，“存其文不至踵其事”。还有一些翻译家提出了对译者的要求，如孙治让提倡翻译外国书和学习外语，张元济要求译者精通双语，王国维要求译者翻译时要有严密的逻辑。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则提出了“主美”“移情”和“对译”。胡怀琛论译诗时，则谈到译诗就是一种再创作。但现在看来，这些翻译理论未免较为浅显。最为出彩的当推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不仅为当时的翻译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直至今日仍为后人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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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却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迭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翻译名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妙的译论。胡适提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时全用白话文。傅斯年则提出要翻译对社会“有用”的书。郑振铎对当时盛行的“文学不可译”一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是能够翻译的”，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艺术美和风格皆可重新再现于译文中，他还批评了郭沫若将翻译视为“媒婆”的观点，把翻译比作“奶娘”，认为翻译工作者应努力使其创作丰富而有力。茅盾强调 “直译”并非“死译”，译者应该保持原作的“神韵”。朱自清则总结了译名的五种方法（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音译和意译），并对其逐一作了分析。之后，他又论述了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目标语是一种创作”，因为翻译可以增富意境，还能产生新的语感、诗体、句式和隐喻等。郁达夫建设性地提出三字真诀，一曰“学”，翻译前要深入了解原作；二曰“思”，翻译要生动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内涵；三曰“得”，这是对前两点的总结，要求译作应使译者和读者都能从中获益。著名诗人闻一多认为译诗只要不失“意旨”，译者可以适当自由创作。邹韬奋则认为翻译只要能让读者看得懂，直译和意译皆可行。鲁迅强调直译，提出“硬译”不是“死译”的说法，“硬译”主要是针对理论书和研究者的。此外，他还提到正确的翻译批评必须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若没有，较好的也可以。瞿秋白强调译者在翻译时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林语堂在“信、达、雅”的标准上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忠实就是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比较的忠实，而非绝对的忠实），须通顺；通顺就是要以句为本位，参照受众心理，也就是能让读者看得懂；美则是要求译作与原作的风格与其内容并重，在体裁上一分为二，分为内体裁和外体裁，内体裁指作者的风格文体，外体裁指句子的长短繁简以及诗的体格。艾思奇对“直译”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直译就是用最恰当的中国话表现原意，而且直译和意译是相辅相成的。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百花齐放，让我们看到翻译当时在中国的蓬勃生机。尽管有些理论不太成熟，但它们无疑为中国日后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有些翻译家的观点更是高瞻远瞩，例如傅斯年和蒋百里，他们明确提出了译书的“主义”，极其强调翻译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令人叹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议论较多、较为深刻地当推董秋斯，他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另外，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批评才能有据可依。傅雷则认为理想的译文就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还提出了“化境”一说，留下大量精彩的译论，为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若说民国之前的翻译家是告诉世人怎么翻译的话，此时的翻译家则是告诉世人如何去评判翻译和为译作制定一系列标准，让译作不再鱼目混杂。
三、总的评价与收获
该书的概括性很强，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各个时期都存在论争，翻译家之间通过文字的争论，比如民国时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争辩，就翻译是“媒婆”还是“奶娘”进行了争论，他们在争论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对翻译进行研究、实践，这无疑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以批判、辩证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每个观点、问题，敢于挑战权威，同时在肯定该观点的长处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而不应全盘否定，更不要胡乱批判，应该在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再去推翻别人的观点。本书中的所有评论及观点皆有据可循，作者都给出了可靠的文献来源。我们也应像陈福康先生一样刻苦钻研，勇于探索，认真负责地做学问，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09-0103-02
作者简介： 吴瑶，长沙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责任编辑：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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