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94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变化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阶段性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我国农业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据转移速度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5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1985年跟1978年相比，全国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了8.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157个百分点；1978—1985年，乡村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92.9%下降到81.9%，7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5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86—1994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变慢。9年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只下降了8.1个百分点，乡村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下降了8.7个百分点，跟第一阶段相比，转移速度明显变慢。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阶段性变化的原因，有助于寻找到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恰当思路。
一、1979—1985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原因分析
1.农业发展为农业劳动力较多非农化提供了资本积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快速发展，农业提供剩余的能力增强，据研究，尽管农业资本非农化相对量在大大下降，但绝对量在大幅度上升，〔1〕这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本保证。
2.劳动密集型工业扩张为农业劳动力较多非农化创造了途径
1978年以前的国家工业化使生活消费品奇缺，因此，城市经济改革的首要举措是调整了产业发展重点，加快发展轻工业，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作为主要措施。国家计划确定，从1979年起3年调整时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重工业，确定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使用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的原则。1979一1983年，轻工业基建投资占农轻重基建投资额的14.0%，是“一五”以来最高的。政策上的扶持使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重工业。1979—1983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1.2%，而重工业只有5.1%，前者是后者的2.2倍。1979—1983年纺织和食品工业在11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增长速度分列第一和第二位。11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冶金5.2%、电力6.3%、煤炭1.9%、石油3.0%、化工9.2%、机械7.2%、建材8.1%、森林4.3%、食品9.3%、纺织12.9%、造纸6.9%〔2〕。1981年，轻工业总产值自1970年以来首次超过重工业。
乡村企业创办的初始阶段，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在客观上，乡村政权所面临的资本制约也促使其采用劳动密集技术。固有工业的重型化加上旧体制下对市场需求反应的迟钝为乡村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生活消费工业提供了市场空间。乡村企业发达的江苏省无锡、苏州两市乡镇企业中纺织业的比重在70年代末为35%，到80年代初，则超过了40%。〔3〕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急剧扩张为农业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1978—1985年，制造业职工由3595万人增至4620万人，增加了28.5%。1978一1983年，工业职工增加了870万人，其中轻工业为556万人，占63.9%，轻工业所占比重由36.5%上升到14.1%，提高了4.6个百分点。1978—1985年，乡镇企业工业职工由1734.4万人增到4136.7万人，增加了1.385倍；乡村工业劳动力1985年比1983年净增了1868万人。乡村农业劳动力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1985年比1984年减少了1333.5万人，1978一1985年工业劳动力和制造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由15.2%和13.3%上升到16.7%和14.9%，分别增加了1.5和1.67个百分点。工业扩张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引致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3.相对稳定的物价水平为农业劳动力大量非农化转移创造了条件
1978年以来，尽管耕地过多非农化减少了农业发展空间，增加了对工业品的依赖，但由于农业劳动力有着很多的利益刺激，从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六五”时期，我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高达4.96%，仅次于调整时期（为5.27%）：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品的贡献率为55.6%，仅次于“一五”时期（为75.9%）〔4〕从而相对减少了工业品的依赖，这就相对降低了农产品成本，保证了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在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稳定有助于整个社会物价的稳定。1978—1985年，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由67.7%下降到57.79%：1982—1985年，城镇居民食物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由58.6%仅下降到52.2%，1978—1985年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均仅增加了3.7%，物价稳定，便相对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而同期资本价格却在大幅度上升。1985年8月跟1980年10月相比，工业定额贷款利息（年息，下同）由2.52%上升到7.92%，社办企业设备贷款利息由2.16%上升到10.08—10.8%〔5〕降低了劳动力相对价格，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创造了动力。
二、1986—1994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的原因分析
1.收入过快上涨所引发的工业资本增密趋势使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追求较高生活水平和劳动者对增加收入的内在冲动都是很自然的，我国企业主体劳动者和经营者利益高度一致的基本特点又决定着收入过快上涨成为必然。另外，收入上涨的外部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1）缩小城乡差别是农村社区政权增加收入的外部动因。五十年代国家工业化使城乡差别扩大，更确切讲是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在扩大，而且越来越大。199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农民的3.1倍。这些对比没有剔除价格的不可比因素，如果将市民的无形收入与消费考虑在内，则城乡差别还要大得多。1992年城市职工人均保险福利费用885.5元，相当于职工实际工资的33.3%，再加上相当于职工实际工资20%的房屋补贴，市民的全部实际消费便是有形消费的1.533倍，也就是说，1992年城乡生活水平的实际差距不是3.1倍而是4.8倍，过大的城乡差别使“过上城市人生活”成为许多农村人的梦想。我们农村社区范围较小，社区劳动力数量有限，1993年每个行政村平均拥有劳动力552人，这就决定了如果发展非农产业，实现社区内部充分就业较为容易，只要社区政权想这么做。而一旦就业问题解决了，社区政权就必然致力于增加劳动者收入和福利待遇，以期在物质生活上达到或超过城市水平。乡（镇）办工业企业同样有着增加收入的内在冲动。尽管名其为乡（镇）办企业，但并不把解决本乡（镇）范围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作为己任。为了提高现有企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必然促使其提高装备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很低而收入亦然很快上涨的根本原因。1994年全国乡村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仍占73.2%，农村工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江苏、浙江、辽宁、山东和广东1993年这一指标也分别高达58.3%、58.9%、69.8%、72.8%和59.6%。〔6〕
有关研究指出，农村工业资本密集化倾向是由于受国有企业竞争而被迫做出的选择。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作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资本密集企业不一定能够竞争过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要产品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产品质量较易掌握，那么产品竞争就是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就是成本竞争，在此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许尚拥有优势。例如，二战以后，日本产品迅速挤进国际市场，成本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钢铁生产的平均工资率，1956年仅为美国的12%，1976年也仅为43%。廉价的劳动力是1956年日本能在钢铁市场上竞争的关键。20年后，它依然是重要的，它在日本钢铁生产企业对美国同行的成本优势中占大约为一半或一半多点。日本的电子、造船等工业能挤进国际市场，低劳动力成本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在产品结构上存着很大不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激烈的竞争。1993年乡村企业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比重，丝为74.6%，纺织品为54.2%，食用植物油为66.5%，机制纸及纸版为65.7%，砖为83.5%。〔7〕
（2）企业间、行业间收入差异过大，收入上的攀比效应是国有工业企业收入过快上涨的主要诱因。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收入增长过快，城市非国有企业（如三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工资过高，从而导致行业间、企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人们在主观上都希望和高收入者看齐，这种攀比心理诱使国有企业劳动者产生增加收入的愿望。劳动者和经营者利益的高度一致使这种愿望很容易变成现实。另外，对国有企业工资上涨的约束又非常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国有企业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劳动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这为工资过快上涨提供了依据。遗憾的是，非常低的约束也很少起到约束作用。1986年国有工业仅实际工资增长率就高出生产率增长率18.2%个百分点。近年来，尽管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负债率在不断上升，流动资金自有率在不断下降，丝毫不影响收入的增长。
工资过快上涨，一方面使城市经济中相对要素价格失真，工资相对于资金和能源成本太高。根据1992年《世界银行报告》，相对于能源，中国（城市）劳动力价格是印度3倍，相对于资金则比3倍还高。劳动力价格过高必然引发企业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另一方面，在福利制度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情况下，城镇居民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品必然呈现出极旺的需求，从而刺激了生产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速度相当快，仅以电冰箱和彩电为例，每百户拥有量1985年分别为6.58台和17.21台，而1994年高达62.1台和86.21台。城镇居民家庭的彩电档次甚至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外部环境是外资的密集化在逼迫资本集约度变化，1988—1991年和1991—1994年全部制造业分别为1.52和1.79，资本增密速度明显加快。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上升幅度超过了资本密集型产业。1988年与“六五”末期相比，如食品、饮料、纺织、缝纫、皮革及家俱等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分别上升了55.7%、107%、42.6%、95%、46.7%和42.9%。而黑色金属开采、有色金属开采、石油加工、化纤、黑色金属加工及有色金属加工等原材料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分别升为-3.9%、-8.6%、13.9%、3.5%、16.6%及-8.9%。工业资本增密使工业劳动力比重处于停滞甚至有所下降。1986年、1989年和1991年工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17.5%、17.3%和17.0%，制造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1986年、1989年、1992年和1994年分别为15.6%、15.4%、15.3%和15.6%。
2.劳动力相对价格大幅度上升减少了非农业利用劳动力的积极性
由于农业投入增加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在恩格尔系数很高的情况下，必然使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同期资本价格却相对稳定。1986年、1989和1992年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年息）分别为7.92%、9.0%和8.64%，上述三年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年息）分别为7.92—10.8%、7.92—10.8%和8.46—9.72%。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以1985年为100）1994年分别高达274.1和248.0。〔8〕
3.农业劳动力跨地域非农化转移势头减弱
1992年以来，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再度加快，跟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地域流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有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户籍制度（1978年以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也是一种限制人口流动的组织制度），但广大农民为了生计仍几乎没有间断地自发流动着，只是因流动原因不同导致流动的方向、数量有很大差异。1978年以前流动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主要流向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省区。1978年以后，流动的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主要流向非农产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且流动规模比1978年以前要大得多。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不足200万人，但到1993年达到5000—6000万，其中跨省流动的为2000万左右。但在目前的工业发展模式下，对于跨地域流动实现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不可抱太高的期望值：（A）农业劳动力主要流向城市。1993年外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占72.9%。城市对农村劳动力吸纳量和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上海和北京作为两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都吸收了30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这并非巧合。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规模不扩张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量将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下降而加速递减。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偏小，2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只有229个。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潜力是有限的。（B）近几年，城镇和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采取两种措施：对易于实现自动化和机械化的工种进行技术改造；而大部分工种则进行劳动力替代，即农村劳动力替代城镇劳动力。这是城市冗员增加和民工流动增加并存的根本原因。全国企业冗员3000万左右，民工流动5000万，这二者决非巧合，但是，通过高收入“贵族”来让渡的就业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尽管加入“民工潮”的农业劳动力会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寻找到农外就业机会的将越来越少。农业成为他们无可奈何的退路。1994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加速外流的态势有了变化，增长明显放慢。同时，还出现了部分民工“逆潮”回归现象。
4.工业的分散布局使城市化滞后，从而失去了许多第三产业发展机会
1987—1994年市镇人口比重25.32%仅上升到28.6%，7年间仅上升了3.3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村工业更加分散的布局使农村非农化的产业结构必然单一，使第三产业发展机会更少。1985—1993年，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64.3%上升到78.4%，增加了14.1个百分点，工业在农村非农业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决定了农村非农就业结构也相当简单。由全国来看，1985—1994年，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16.7%仅上升到23.0%。跟国外相比，明显偏低。在我国就业压力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却因工业布局不当而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近几年，针对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事实，有人提出将第三产业作为吸收农业劳动力、加速非农化的主要途径来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但事实上，现实工业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上述政策也很难发挥多大效应。
三、加快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路
1.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参照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10—15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90年代农村新增劳动力，即7500万左右。
2.大力发展大城市。在工业结构尚处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的情况下，只有大城市才可能创造更多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
3.转换农业发展思路，保持农产品价值的稳定，为扩大非农就业机会创造条件。
注释：
〔1〕李漱著：《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3页；牛若峰等著；《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2〕《中国工业的发展》（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7、13、18页
〔3〕万解秋著：《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苏南模式的理论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4〕《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5〕《中国金融年鉴》（1990）第166页
〔6〕《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327、328页有关数据计算
〔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第341页
〔8〕《中国金融年鉴》（1993）第385页，《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