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历史与世界的主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冷战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时期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90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的形势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历史终结”理论。如今，90年代即将结束，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历史是否终结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因此，本文拟对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历史走向谈些新的看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展开讨论，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
“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福山于1989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又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人类历史的终结。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在冷战后一统天下，因此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的，技术的和环境问题，而经济技术环境，以及更为严重的犯罪和毒品等问题都不会构成足以瓦解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福山指出，根据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的学说，过去的历史是通过辩证的或矛盾的运动，由一种社会形态替换前一种社会形态。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自由民主制社会的问题都能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自行解决，因此历史的矛盾运动到此就会结束。于是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写道：“除非‘问题’严重到不仅不能在体系之中得到解决，而且还会腐蚀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以致体系因此达到自行崩溃的程度，‘问题’不会成为‘矛盾’。比如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持续的贫困是一种‘矛盾’而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某种革命的形势，这种革命形势会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并且由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取而代之。相反，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目前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能在最根本的特征上满足人类的要求，那么历史就已经到了尽头。”（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Avon Books New York)p.136.）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尽管引起了西方学术界诸多的不同看法甚至批驳，但是对他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制社会的“问题”不会转变为使资本主义体系自行崩溃的“矛盾”的观点却得到不少西方学者，也许还有些东方的中国学者的支持和认同。然而，福山及其支持者们则似乎没有注意到，在自由民主制的瓷本主义社会体系中，事实上存在着危及体系本身的矛盾。而正是因为存在着“矛盾”而不仅仅是“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将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发生质的变化。
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世界体系，从这一体系在西欧诞生起，就孕育着两对基本的矛盾，这两对矛盾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从西欧扩展至全球而不断地发展，从而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尽管在某些时期这两对矛盾会因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表现得较为隐蔽，而在另一些时期则表现得比较明显，但无论怎样，它们从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消失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这两对基本矛盾就是：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资本的私人占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本身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不断趋向于整体性的市场，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必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生产和流通，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结构由此而形成全球性的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恰恰不是趋向于整体性或全球性的，而是以分散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疆界分割了世界市场，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市场的经济利益于是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形成了国家与市场这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难解的矛盾。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与世界市场对应的，具有整合作用和强有力的世界政府，因此，这样的冲突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更不可能被彻底制止。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机制是对国家与市场这对矛盾冲突的积极反应，其中犹以区域化的作用最为明显。但是，任何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即使是程度相当深的欧洲一体化都没有能解决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性矛盾，更不用说其他国际合作机制了。
其次，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却是私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主要为资本）为私人所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的私人占有是相互矛盾的，这对矛盾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与贫富悬殊，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由此而起。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在一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稳定社会，国家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努力解决本国的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球性的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性的矛盾并不能依赖国家对本国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来解决。世界性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可能由民族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来解决，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国家的政府干预越多，世界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能越难解决，因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矛盾会因此而加深。另一方面，世界性的资本私人占有以及扩大的私人占有——国家占有（因国家对经济干预而产生）与生产的全球社会性（因经济全球化而加强）之间的矛盾还使全球性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国际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宁，无法稳定。
由此可见，人类的历史就不可能如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就此终结。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还会在其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乃至向另一种体系转化。世界在继续变化，历史也不会迅速终结，资本主义的前途是不确定的。
二
虽然世界的历史不会如福山所确认的那样已经或已近终结，但是福山提出的某些观点还是有价值的，如对国际政治经济在冷战后的发展特征的分析就是如此。福山强调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是经济的、技术的和环境的，这一观点很值得重视。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因素更为明显地对国际关系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其实这一现象并非始于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也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矛盾因苏联的解体而退居二线的缘故。政治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下降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早在苏联东欧发生遽变之前，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特兰奇就指出：“当各国的生产结构不再牢牢地处于各国政府的主要控制之下时，政治经济学家面前的问题将会发生多么急剧的变化。生产结构的变化会改变国家的性质。国家的能力改变了，国家的责任也改变了。大家熟悉的国际关系（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在内）范畴——大西洋联盟、苏联集团、第三世界等——逐渐失去了它们一度似乎具有的同质性。”（注：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102页。）
事实也正是如此，全球性生产结构的形成改变了国际政治集团的作用，使得以思想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不同政治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经济利益、经济斗争、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明显地主导起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虽然在冷战尚未结束时，在两极国际政治格局制约下，国际政治斗争似乎仍占着主导地位。随着冷战的“突然”结束，以全球生产结构变化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下子明显起来。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国际关系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福山在内）因此而认为是冷战的结束，或者确切一点地说是政治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尖锐斗争的结束导致经济作用的上升。实际上追根溯源，经济因素的增强是由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导致。当然我们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冷战结束对这一切的加速作用。
冷战后的世界历史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的作用还将继续，但政治因素的影响却在减小，而经济因素的作用则不断增大。这样的客观现实致使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变得扑朔迷离，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就我们国内的国际关系学术界而言，就对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不少于四种主要的看法。其一为“南北矛盾”说，即认为贫困和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与支配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已取代昔日的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矛盾，成为今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其二为“西西矛盾”说，即视西方国家的矛盾、尤其是美欧日三大势力中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其三为“新东西矛盾”说，即把中国和某些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在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的矛盾归为主要矛盾；其四为“无主要矛盾”说，即提出在冷战结束之后，没有什么统领全局的主要矛盾，目前需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矛盾就处理什么矛盾。（注：有关我国学术界对当前世界主要矛盾的诸种观点，可参阅王逸舟的文章《当前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几个争鸣点》，《天津社会科学》1998.1.14-18页。）
上述所谈到的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后冷战时期主要矛盾的四种看法，除了第四种之外都认为今日的世界依然存在着主要的矛盾。其实，只要承认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还存在着诸种矛盾，用全力找出诸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起着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是否存在主要矛盾，而在于在冷战已经结束了近八年后的今天，究竟什么是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占据领导地位的主要矛盾。
应该承认，在当前的世界中，“南北矛盾”，“西西矛盾”，以及“新东西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对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矛盾。但是，从对主要矛盾的一般定义来看，这三对矛盾都很难成为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主要是因为：
（一）这三对矛盾大体上是相互平行的矛盾，不论那一对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都决定不了其他两对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比如“南北矛盾”的核心是新旧国际经济秩序观念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它的存在和发展虽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却不可能决定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所产生的“西西矛盾”。反之，发达国家间经济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也决定不了“南北矛盾”的走向。至于对目前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就更没有制约力，而“南北矛盾”虽然与之有较紧密的联系，但是很难说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是由“新的”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而后者也不可能被前者所决定。比如就如何解决世界性的公平问题而言，“南北矛盾”与“新东西方矛盾”都与之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因此而决定对方的发展方向。
（二）这三对矛盾无一能领导或主宰今日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后冷战时期，经济事务已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带有明显政治斗争色彩的“新东西方矛盾”虽然确实是今日世界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矛盾，但是，却不可能主导当前国际关系的主流，因为目前有关人权等价值观方面的东西方政治斗争不仅不能与当年美苏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相比拟，而且与当前世界诸多复杂的经济矛盾相比也显得很“苍白”，围绕以国际经济秩序而展开的“南北矛盾”就比所谓的“新东西矛盾”更具影响力。另一方面，“南北矛盾”和“西西矛盾”也都无法领导当前全球国际关系的潮流。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两者之间不存在主导者（即“西西矛盾”不可能领导“南北矛盾”，反之，南北矛盾也无法领导“西西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两者的存在与发展都受制于一更为重要的矛盾，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正是在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矛盾运动中才产生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且导致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冲突。同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经济秩序而展开的斗争就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矛盾的另一种反映。
如前文所述，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是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起就存在于其中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深受这对矛盾的影响。但是，在过去的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由于受传统的国际格局的制约，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两极世界格局”的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具有强烈经济色彩的国家与市场的矛盾被严酷的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所掩盖，失去了作为世界主要矛盾的地位，尽管实际上仍然在起着巨大的作用。随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悄然地让位于经济因素，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显山露水，并且显示出对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政治中其他矛盾运动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世界格局的发展和变化与世界主要矛盾的确定紧密相关。
三
传统的世界格局是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结构状态，这种结构状态反映出国家和国家集团在政治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维持着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世界格局一般包括“一极格局”，“两极格局”，“多极格局”等。世界格局中这种“极”的概念在传统上是指某种权力中心（即在全球一定势力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里具有支配能力的强权霸主），它一般由一个超强国家及其附属国组合而成，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利益相同，力量相等的国家联合而成。前一种情况下的“极”比较稳固，而后一种情形下的“极”则易于分化。然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国家的地位十分稳固，能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才产生的。此外，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极”是与它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作为能左右一切的行为者的地位所分不开的。
世界格局自近代以降经历了从“无极”到“多极”再到“两极”格局的发展和演变。在世界处于“多极”和“两极”格局的状态时，国际政治矛盾经常地成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形成的世界性的法西斯势力和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产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是国际政治领域里的矛盾，并且都构成当时的世界主要矛盾。很明显，国际政治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是与世界格局中以超强国家形成“极”所分不开的。不论在“多极”还是在“两极”世界格局中，成为“极”的国家间的政治斗争往往左右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世界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于是，国际政治矛盾如冷战时期的美苏矛盾（即通常我们所谓的“东西矛盾”）便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尽管在这一系列国际政治矛盾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作用，但是由于“极”与“极”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国家与市场的矛盾便只能“退居二线”了。
然而，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世界格局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新时期中，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致使“两极世界格局”后的世界格局“旧貌换新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在高新科技的推动下，通过全球性的跨国直接投资和世界性金融市场的作用，不断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深受影响而具有一体化的倾向。目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直接的和间接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也因此而大大地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于是，世界市场的力量不断地超越国家的能力，以致使国家的地位和能力大大下降。（注：有关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地位、作用等的关系可参见拙文《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1998年第1期第11-15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际经济F8,1998年第3期，第27-31页转载）。虽然国家迄今依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是国家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已经被极大地削弱。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由此明显地下降。国家的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家追求安全与发展的方法也大大改变，传统的零和，输—赢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已为非零和及双赢、双输规则所取代。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今不如昔，国家或国家集团成为左右世界格局的“极”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因此而动摇。
经济全球化在降低了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却加强了国家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全球性生产结构的产生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展使世界市场经济形成一个几乎完全统一的体系。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之中，国家与国家必然也必须相互依存，因为国内和国际事务，经济和政治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状态使得国家或国家集团难以形成传统的“极”。就以美欧为例作一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带的美欧关系已经很难用传统的“极”的概念来解释。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美欧通过密切的相互间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业务的往来而紧密地相互依存，（注：美欧双方始终以对方为自己的主要经济伙伴，这使大西洋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美欧之间的贸易总额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要明显超过美日贸易总额与欧日贸易总额。美欧相互依存的更重要表现在于双方相互间的直接投资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美国1/2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投向欧盟各成员国的，而欧盟近1/2的对外投资则是投向美国。美欧相互之间如此之高的相互直接投资额的存在表明，跨大西洋两岸的生产结构已紧密相连，美欧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在政治上继续通过北约形成同盟。虽然受传统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作用，美欧之间不时地会表现出保护本国、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倾向，并因此引发矛盾和冲突，但是经济全球化已使得双方的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可能独自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当然也无法各自形成经济和政治中心。由此，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美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即很难成为相互对抗的两个权力中心。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美欧因密切的相互依存而不再以“极”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这一事实表明，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不再可能重复过去的老路，即重新构成某“极”世界格局。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已表现出明显的“无极状态”。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正在替代传统的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虽然迄今为止，超级大国美国仍然在主观上竭力地架构“一极”世界格局，而作为对美国的“一极化”观念的回应，“多极化”世界格局正在形成的论说也不绝于耳，但是客观的现实却是今天的世界既非“一极化”也不是“多极化”（注：在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后又有一些学者提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两种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其理由是：“一方面，多极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时有表现。”（参见《光明日报》1999年4月28日第4版）很明显这种分析方法一是搞折中，二是将大国的主观愿望与世界的客观实际相混淆。）。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不仅美国所设想的“一极”世界格局没有在冷战结束之后产生，而且新的“多极化”世界也只不过在学者们或政治家们的“理论”中存在。在世界市场空前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传统的“极”已风光不再。于是，新型的“无极状态”世界格局逐渐成型，而在这种新型的世界格局中，世界的主要矛盾必然与“多极”或“两极”世界格局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截然不同，因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
处于“无极化”格局中的世界仍然充满着各种矛盾，世界的历史因此还要继续发展。但是，在“无极化”世界格局中，诸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因此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某种具有强烈国际政治斗争色彩的矛盾，而是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国际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在冷战后悄然地让位与国际经济固然是产生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但是，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全球化生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世界性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张。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不断地在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乃至知识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整合，传统的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遭到冲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性质、能力和作用遭到极大的改变。同时，经济全球化不仅在国际贸易层次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性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层次上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然而，虽然国际政治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因此而在冷战之后显示出新的面貌，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国际政治体系依然保持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特性，因此，在不断整合的世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民族国家世界政治体系依然存在。这也就是说，国家并没有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国家依然具有形式上完全独立的主权，于是作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的国家明显地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状态之中，即一方面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在不断改变，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结构中国家依然维持独立自主。国家所处的这种矛盾状态加剧了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使国家与市场这对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形成便产生的矛盾更加难解和突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演变，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历史也因此而愈益明显地由国家与市场的矛盾运动来决定。
四
每个历史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是由于人们对世界的主观认识具有差异，才产生了对世界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列宁曾经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第256页。）对今日世界主要矛盾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当冷战在90年代初骤然结束时，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忽然消失”，于是整个世界似乎表现出某种只存在“问题”而不存在“矛盾”的趋势。然而，只要透过“问题”的表面现象，就会发现在“问题”后面仍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矛盾，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历史因此还是要不断地发展。在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世界性的贫富不均问题，乃至国际性的犯罪问题的深层，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矛盾在起着作用。但是，承认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不仅仅是“问题”并不意味就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当人们依然运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去认识冷战后世界的诸种矛盾的时候，就很难把握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认清后冷战时期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为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必然会继续视国际社会的政治矛盾和斗争，即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为主要矛盾。然而，全球经济政治在冷战后的发展变化现实却显示出，经济因素已明显地取代政治因素而成为决定后冷战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实际上，在冷战时期就已开始产生了政治的主导作用逐渐退隐的变化，只是由于两极世界格局的持续存在，才使得这一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后再显山露水。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两极格局的寿终正寝，世界经济对世界局势的主导作用明显凸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只有用新的眼光、新的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理，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认识清楚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就是在政治因素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作用上升，世界格局呈现“无极化”状态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客观现实中成为决定其他矛盾发展演变的主要矛盾。对世界主要矛盾的这一认识，不仅比较地符合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实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以正确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正是经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成为决定今日世界各种矛盾走向的主要矛盾，因此，只有抓住这对主要矛盾，我们才能任凭世界经济政治风浪起，稳坐经济建设“钓鱼船”。也只有如此，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有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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