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留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3-0001—05
清末民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从社会学和群体论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过程中，起先导和主导作用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国留学生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黑暗的局面，接连掀起了震撼世界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由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研究这一时期留学生的特点，对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留学生们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集知识界群体智慧，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
热心政治，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集知识界群体智慧，开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是清末民初留学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留学生大都把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把推进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1]他们的民族意识要强于国内其他任何阶层。这主要因为：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危机四伏，任人宰割，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驱使着留学生们希望从西方找到中国自强，摆脱民族危机的良方妙药。这仅从留日学生的留学动机即可知之。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人数之多，为以往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中日同处亚洲，又是邻国，近代日本原本与中国一样遭受西方列强欺凌，但它通过明治维新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逼迫下进行社会文化的变革，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从而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典范；另外，日本的历史语境与当时的中国也非常相似，且日本正在引进西方文化以创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远没有发现西方文明的弊端。于是，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秘方”，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转站，纷纷留学日本。周作人说：“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2]正是出于这种动机，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了近百种刊物，如《民报》、《译书汇编》、《清议报》、《新小说》等，并大量翻译西书，极力推动西方先进文化向祖国的传播，以促进“中国之醒悟”。因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先是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又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等。二，近代中国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在发达的留学国受到歧视，甚至欺凌等不公正待遇，从而更加关注祖国的未来，再加上他们远离祖国和家乡，本来就人之常情地思念祖国和亲人，由此而产生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所采取的救国方式尽管不同，如留日学生多侧重于政治斗争，留美学生主要从事“科学救国”，而留欧学生多以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目标[3]；但留学生们大都自认为是国家形象的代表，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人和国格，因而都怀有一种不能给中国人脸上抹黑的自觉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行为十分检点及团体意识较强等方面。例如：在留学生创办的报刊中，常刊登有老留学生告诫新留学生应如何言行谨慎、注意生活细节的文章[4]。他们不能容忍身边的洋人有辱祖国尊严的行为，每当发现外国电影中播放丑化中国人的画面时，便义愤填膺，立即采取行动，或用各种方式劝阻电影院老板停放，或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4]。他们特别注意组织团体，以群体的力量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和进行斗争。他们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团体组织，如留日学生中的每省同乡会、每校同学会等。留日学生多，成立的团体也多；留美生和留欧生虽少，但社团组织亦有20多个。他们归国后，仍注意联合力量，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在他们的发动下，1905年成立了环球中国学生会，1906年成立了“各省旅沪学生总会”，联合全国22省的旅沪学生，推进社会政治文化变革。1913年，詹天佑发起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号召归国留学生应为国效力，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正是在上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团体意识的驱动下，留学生们凝聚知识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留学生们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即实现国民思想的解放。陈独秀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5]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深层认识。文化创新是社会现代化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革命。古代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过儒家精心论证和灌输而确定下来的封建思想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整套思想文化统治网络，成为中国社会内部整个旧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的思想难以获得解放，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负担，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社会要进步，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人民要解放，必须不断用先进文化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在于维护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每次革命的结果之所以都摆脱不掉对专制的回归和对封建帝制的强化，就是因为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头脑的禁锢。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建立真共和，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留学生们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发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开战。
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留学生。首先从运动的发起人来看。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发起已众所周知。陈独秀曾于1900年和1907年两次留学日本，1915年回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迁往北京大学前的主要撰稿人都是留学生。据周棉先生考证[6]，该刊第一卷撰稿人高一涵、刘文典、谢无量等人，都是留日归国生，且都参加过辛亥革命；第二卷新增撰稿人除刘半农是五四时期留欧学生外，其他都是五四前的出国留学生：李大钊于1913年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杨昌济1906年留日，1907年留英，1914年回国；马君武1901年留日，1907年留德，1911年回国；苏曼殊生于日本，1912年回国；吴虞1905年留日，1907年回国；光升1905年留日，1910年回国；吴稚晖1901年留日，1913年留欧，1916年回国。其次，从领导力量来看。《新青年》北迁后，新文化运动形成以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为核心，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时新增加的撰稿人皆为留学生，其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后又留学法国；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刘师培、鲁迅（兼职）、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欧阳予倩、朱希祖、任鸿隽、陈启修、杜国庠都曾留学日本，李石曾曾留学法国，章士钊曾留学英国，王光祈曾留学德国，陈衡哲留学美国。《新青年》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从第六卷起改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六人轮流主编，鲁迅也成为编委，表明以留学生出身的北大教授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集体业已形成。《新青年》从1920年9月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即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阵地，办刊地点又南迁到上海，但其主要撰稿人仍基本上是留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如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沈泽民、陈望道、陈公博、杨明斋、成舍我、施存统、周佛海等。
留学生是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主体，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仅从5月4日到6月8日，他就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和33篇《随感录》，把群众对卖国贼的痛恨引向北洋政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斗争觉悟，从而把五四运动推向了全国。因而毛泽东评价说，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及北大教授李大钊等都是社会公认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是留学生直接鼓动的。留日出身的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在5月3日晚上北京12所院校代表于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号召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6]，从而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评论说：“在五四时代，真正在思想上有推动力量的，都是那些回归的海外留学生。”[4]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留学生的代表人物，也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主体力量，是当时中国最具进步思想和最高智慧的群体，他们集留学生和知识界群体的最高智慧，充当了开启中国现代化的排头兵。这是清末民初留学生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二、留学生们是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中国先进知识群体，具有将批判传统文化与建设新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
首先，留学生们是最早走向世界，直接站在中西文化冲突前沿，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中国先进知识群体。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直接感觉到的中西文化强烈的反差，驱使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传统科举制度渐趋没落，再加上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而被迫推行“新政”，倡导和奖励留学，于是，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弃科举而出国，形成留学热潮。在知识结构上，他们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如胡适、鲁迅、钱玄同、闻一多等人，都是清末的私塾学生；陈独秀、蔡元培甚至拥有科举头衔。因而，他们有着较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另一方面，他们都曾在青年时代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体验和领略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优越及其物质文明的发达，同时又在留学国参加了系统的正规的“西学”的学习、训练和熏陶，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因此，他们是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于一身的中国最先进的群体，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弊端的认识，比国内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要深刻得多。其他阶层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出国游历、考察，大多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而出国留学一般时间较长，留学生活使他们必然广泛深入地与西方社会接触，仅是这种耳濡目染，就非同一般，更何况他们又受到了系统的正规的“西学”教育呢？因此，留学生们是当时中国最先掌握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知识群体。
其次，具有反对传统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留学生们由于亲眼目睹西方文明中所体现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认为它比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要进步得多，因此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把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陋习是导致国家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由此得出结论：要救国，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良传统文化。但同时也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改良过程，实际上是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过程，仅有对传统文化的反对，而无新文化的建设，不仅旧文化反不倒，而且会出现新文化的断层，甚至后患无穷。这个时期的归国留学生们已经注意到了要把反传统文化落到实处，必须将文化的批判与文化的建设相结合。他们在批判旧文化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去创建新文化，譬如在破除旧习建设新风方面，他们一方面口诛笔伐旧习俗，唤起民众冲破罗网；一方面用自己的行为举止为国民做出榜样，即便是因此遭受守旧者的讥讽、谩骂、耻笑也矢志不移，最终使人们不声不响地仿效起来。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们反传统文化有着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由原来仅从政治视角认识中国问题发展为深入到文化的更深层次中去认识问题；二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劣；三是对传统封建文化由原来的点滴批判深入到全面系统地批判；四是由原来的反传统文化深入到用建设先进文化代替封建文化的层面。留学生们对中国旧文化大都持比较清醒的批判态度，如：胡适主张要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去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合理地调和融通，而非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他热烈地颂扬之；对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和暮气，则严加鞭挞，弃之而后快；对西方文化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亦予以揭露。蔡元培力主融合中西文化，认为：当今世界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时代，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分子，必有其合理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吸收西方文化问题上，他提出“兼容欧化”的“文明消化论”，主张对西方文化要根据国情予以消化，反对不加选择的“全盘西化论”，指出西方文化中阻碍思想自由的东西也有很多，如果都囫囵吞下，势必造成消化不良，所以，吸收外国文化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我所用，才能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7]。还应指出的是，留学生们通过对西方文化曾历经曲折而出现中兴的规律性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振兴充满信心，认为中西文化经过激烈的碰撞交流之后，必然会产生出一个崭新的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既非纯粹的西化，也非固有的传统，而是一个与世界现代文化相接轨的全新体系；“这个再生的结晶体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有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体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8]他们断言：“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9]，并勉励国人：“我们民族不是没有创造力，要迎头赶上去。”[10]
三、留学生们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留学生们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具有强大的幅射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清末民初，亦即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这一时期留学生的影响力超过了以往和此后的任何时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其队伍庞大，数逾10万人。这一时期的中国，虽然政局混乱不堪，物质生活条件及工作环境较差，但留学生归国率相当高。据王奇生先生根据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统计，学成回国的达98%[4]。其主要原因有：一是留学生归国后待遇优厚。当时国家给予留学生的待遇远远高于国外。如一些留学生在即将毕业时，就接到了出任国家政府高级官员的聘书或知名大学教授的聘书。学成回国当一名大学教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对于在国外只能做二等公民，而归国后就一下于可以跻身于“高等华人”之列的留学生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二是留学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救国图强，对于那时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来说，自然固不待言。然而，即便是一些为个人打算的留学生，也都认为有一个等待自己去完成的目标，自己的前途在国内，只有回国，才能有所作为。三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公民种族歧视，刺激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再加上生活中和学习上的压力及文化冲突中的某些不适等等，造成他们的心理重负，使他们对家庭和祖国无比的依恋，更加深了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十多万人的留学群体，就其人数及幅射力方面，无论是西方来华商人、传教士、租界洋人，还是中国使节和出洋考察、游历人员，甚至当时的一些社团组织都无法与之相比。西方来华商人、传教士、租界洋人、中国使节和出洋考察、游历人员，都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中介，但是，西方来华商人的主要影响对象是买办，近代中国的买办队伍总共才有万人左右；西方传教士在华人数更少，其主要影响对象是少数民众，西方租界的影响对象更为有限，只是与洋人杂处的少数大都市的华人。而数逾十万人的留学生，其足迹遍布全国的各个领域，他们通过身体力行，舆论宣传，以至行政命令等方式，将西方文化向中国大众广泛传播和灌输，对全国普通公民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其影响力不仅幅射到通都大邑，而且幅射到了穷乡僻壤的普通农民家庭。
另一方面是，社会对留学生救亡图存寄予厚望，倍加推崇。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国人对传统的现存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越来越丧失信心，崇尚西方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从西方学成而归的留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受到人们的景仰和社会的重视，人们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留学生身上，普遍认为，“强中国，有藉乎种种学识之进步；而学识进步之责，在乎留学生。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11]。“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物和救星”的观念，在20世纪头二三十年间，一直弥漫在国人的心坎”[4]。留学生们也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立下宏志：“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4]留学生们学成回国后，对改造中国社会充满着信心、自负和自尊，大都充任了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或出版单位的主编。据统计，1916年北京归国留学毕业生进入政界的人数占其总数的61.8%[5]。留学生们的这种崇高的社会地位，远非西学东渐的其他媒介人士所能比拟，近代中国的西方来华商人、传教士、租界洋人、买办以及教民，都是受社会鄙视的群体，而留学生则处在社会的最上层，倍受尊崇，这就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的榜样，其一言一行都成为人们的仿效对象。首先是国内知识分子，把他们当作楷模而模仿他们的言行，其次是普通民众也跟随其后仿效之。
另外，留学生们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通过办报刊、出译著等大众传播媒体，大量介绍西学并加以引导，对国人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之影响，更非其他媒介所能比拟。
总之，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为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方面勤奋攻读西学课程，另一方面又积淀了丰厚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且不放弃研习之。正是这种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知识结构和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们成为开创中国新文化和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代宗师。今天中国的国情与清末民初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重大变化，留学生特点亦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是具有特殊知识结构的拔尖创新类人才，其民族精神实质和创造意识的规律性等诸方面，仍有相通之处。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清末民初时期留学生们以其自身的高素质，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和进行民族文化创新的方法、精神及其勇气等诸方面的特点都是值得借鉴的。
［收稿日期］200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