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比例论文,特色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中最核心的当属产业结构，结构调整首先要回答的是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问题。本文旨在就此提出一孔之见。
一
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不仅要求产业结构整体协调，遵循“木桶原理”，获得结构效益，而且要求其具有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能适时适宜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逐步优化，呈现出配第—克拉克趋势、霍夫曼趋势、赫希曼趋势，达到高度化。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不仅要静态均衡，而且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达到动态均衡。
从考察产业结构状况两个主要的度量指标（国民收入、劳动力）来看，产业结构的演进将从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的正宝塔型向第三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倒宝塔型转化；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轻工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化进度不断加快，以轻工业为中心逐渐转向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加工工业比重与基础工业比重相比趋于增大，产品加工度是沿着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渐次向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和高加工工业占优势的发展阶段演变；在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资源密集度是沿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轨道变动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涌起，迅速成为一种新兴行业取代传统行业。这便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产稳定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二产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部门比较完整、具有相当科技水平的工业体系；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初步发展。以最近一次的经济“软着陆”为标志，我国正经历着一产的比重明显下降、二产比重继续上升、三产比重逐渐提高，以及由消费品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化工业为主并开始逐渐加快高新技术发展的结构优化和升级过程。三产比例关系渐趋合理，比较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就要在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具体的中国国情结合上形成共识。
1.我国三产发展不平衡，均存在比较突出的发展问题。1995年我国一产占有GNP比重21.4%，不仅无法同西方国家5—6%的比重相比， 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1%），只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33%）；第二产业的比重46%，高于中等偏下国家的平均水平（4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占32.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60%左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中国的三产发展极不平衡，三产比例关系还有不合理之处。不仅如此，三个产业都存在比较突出的发展问题。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落后，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中若干重大关系》第四部分，系指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
农业基础薄弱，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自身弱质产业，“靠天吃饭”，再加上水利建设滞后，技术装备落后，科技贡献率不高，农民负担较重，农业投入不足；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成本高，效益低，产品竞争力弱，难以同大市场相衔接，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1）结构不合理，加工工业建设摊子过大，深加工能力不强。 仅从轻纺工业中的服装与纺织的增加值比例来看，我国1994年仅为0.32，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992年的0.64的平均水平；（2）总的技术水平低， 经济素质和效益不高。根据1995年对8万户企业的调查， 我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3%，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13%， 大多数处在六、七十年代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不足20%。部分国有企业开工不足，经营困难，产品能耗大、成本高、竞争力差，效益低下（注：国家统计局《宏观调控成效显著，优化结构势在必行，1996年经济形势及1997年展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主要是指第三产业占GNP的比重过低，交通运输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的需要，尚未形成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社会综合服务体系，市场发展不充分，社会保障事业不发达，科学教育发展转化缓慢。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注：见《改革与理论》1997.1，《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出路》。）这就为今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指明了方向。
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因此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解决好12亿人口温饱问题；其次要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目前国有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低下，不能对农业进行“反哺”，但我们起码可以做到把农业的积累尽可能多地留给农业以加强自身的发展，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三产比例关系，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实施科技兴农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3.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突出。尽管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二元经济结构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仍是阿瑟·刘易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的现代化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的状况，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从产值构成来看，1995年农业占GNP21.4%， 非农产业中的工业则有46%，如果包括三产则更多。据有关研究，参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划分工业发展阶段的标准来划分我国工业化的不同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中兴时期，类似于“工业—农业”经济时期。这样起码可以说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二元经济特征；从就业结构来看，建国四十多年来，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虽然大幅减少，但仍然很大，其他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这与一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相接近，而同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很大。
根据阿瑟、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只有当二元结构移到工业等非农业部门以至完全为后者所吸收，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同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接近，农业居民的收入也同非农业居民的收入相接近。这个过程，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时必须推进的一个过程。可见，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正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伴随着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特殊性所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就要在推进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上下功夫。
4.据统计，“八五”期间（1991—1995）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就业增长率，（注：胡鞍钢文《中日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7.3。）年均分别是11.9%，20.6%和1.3%。 为什么这时期高经济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并没有带动相应的高就业增长率呢？原因千万条，其中就与第二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有关。第二产业整体素质不仅不能真正为改造农业、提高农业效率提供物质条件，而且危及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不能促进第三产业实现历史性增长，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三产业本身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容量大、行业多、门类广等特点，再加上宏观经济政策面的影响，我们第三产业大有超过第二产业发展之势，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似乎合情合理，但从发展意义上看，如果不顾我国第二产业整体素质不高、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这一现实，盲目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只能加大第二产业的成本，带来泡沫经济的发生。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换重点在于第二产业本身的结构变化和效益提高。今后，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加大调整、改造加工工业的力度，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同开拓市场结构合起来”，促使第二产业效率提高和有效发展，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注：《十五大报告》。）
二
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优化进程，也是社会经济资源（资金、劳动力等）在更高层次上重新组合的进程。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众所周知，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尽相同，也就是说社会经济体制不同决定了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状况不同，决定了三产比例关系不同，从而决定了产业结构演进有快有慢，甚至出现长期停滞的状况。
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完全纳入了国家指令性计划。这种指令性计划虽然能够推动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引发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动，但是这种变动往往违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欲速而不达”，反而使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既是协调经济运行的重要机制，又是引导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机制。它提供了资源转移的基础，驱使着社会经济资源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自发地调节比例关系，减轻了政府部门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承担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职能，同时也为主导产业的选择及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保证了产业集中作用于某些重要的结构变动，从而为比例关系调整、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准备了条件，促进了产业的合理化，高级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农业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基本同步协调就是例证。
当然，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比例关系的调整除了充分发挥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自发性产业结构转换功能外，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形成自觉性产业结构转换功能，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主导产业的选择、高新技术产业等新经济增长点的培植，促进三产比例关系自觉调整。1989年，我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标志着产业政策以独立的形式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家从宏观层面保持了对产业结构进化的指导，社会经济资源不仅能够自由流动，而且也受到了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和引导，能与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协调。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我们要发挥产业政策的诱导作用、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补充作用，改善资源在部门之间的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加快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这几年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瓶颈”作用有所缓解，三产比例渐趋合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产业政策特别是产业结构政策的引导。
另外，目前国有企业困难，实质是产业结构四十多年累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比例关系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体现。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注：《十五大报告》。）构建三产比例关系要在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整基础上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进行自觉调整。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体制空间”。
三
我国学者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始于80年代，可以说产业政策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但是，是不是说在此以前中国就没有产业政策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应该说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地就陷入了把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作用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发达国家通过几百年历史相继解决的诸多发展问题，在我国却在有限的时空中积淀下来，迫切需要加以解决。日本和德国经济战后迅速恢复崛起，除了政府实施的产业结构政策正确外，最主要的是他们实施的产业结构政策运行基础是市场经济，而我国则是计划经济。须知：产业结构政策是以市场失灵和市场发育不全为前提，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进行比例关系调整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我们现在经济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不是过去由政府来决定企业的命运，限制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能忽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奢谈产业结构政策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要把构建有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的任务完全交给政府来完成。企业应该在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充当“排头兵”，发挥主导作用。
我国三产比例关系不合理、产业结构转换功能不强的原因不仅在于产业政策本身的问题（产业政策应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更重要的是缺乏实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机制，除了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价格信号扭曲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政企职责不分，企业不能自负盈亏，不承担市场风险，没有优胜劣汰机制。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迅速应变能力的强弱。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地调整自身经营方针与经营格局的微观经济主体是构成产业结构强转换能力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三产比例关系能否保持整体协调，产业结构能否适时适宜地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逐步优化，关键要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企业“四自”主体地位的落实。在切实保证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确应该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目前，国企改革是领导重视、目标明确、思路清楚、方针正确、重点突出、难点确定、配套推进，国企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国企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真正成为“四自”主体，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纵观我国四十多年的实施产业政策史，我国以前进行的比例关系调整基本上属于现期适应型。对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痼疾，国人是痛定思痛。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施了鼓励轻工业更快发展、以轻工业增长为重心的产业结构政策。结果到了80年代末，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矛盾基本解决。但是，“加工工业增长过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新的结构矛盾出现了。能源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4.1%下降到88年9%， 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之比由1918年的1∶0.96下降到1988年的1∶1.67，能源原材料十分紧缺，交通运输日益紧张，通讯设施满足不了生产生活需要。80年代后期，中国又加强了基础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 整个90年代这些产业发展很快，“瓶颈”制约作用有所缓解，这几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基本上是由基础产业支撑的，1993—1995年各行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涨幅最大的6个行业基本上属于基础产业。 可见这种对现期某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直接到位的“一刀切”、“一边倒”的产业结构政策，缺乏长期的主动性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填补产业“空白”，克服产业“瓶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解决各种大的比例关系失调问题，只注重产业间的总体结构平衡，是短缺经济的产物。这正是我国多年产业结构屡调不济、困扰纠结的关键原因之一。随着短缺经济的基本结束，在构建三产比例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行为应该让位于企业行为。企业在市场利益机制的驱使下主动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和企业结构，在微观层次领城解决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其三、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既是卖方市场，又是封闭市场。经济转轨短短几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供给能力大大加强，无论是从消费品生产总量来看，还是从生产资料的供给总量来看，整个经济供给总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缓解，出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一方面是供给总量的大增加，许多产品滞销，供过于求，许多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另一方面则是有效供给不足，不少产品十分紧缺，要靠进口来解决，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结构，短缺经济的改变伴随着的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一般而言，我国的市场需求不存在不足问题，但存在着结构性的需求实现障碍，而供给结构的变动又迟滞于需求结构的变动，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必须反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能简单立足于增加供给，而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及其结构变化相应调整供给及其结构。企业是生产和供给的主体，企业必须根据市场、市场的需求变化主动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决定自己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从而使供给结构适应市场的需求结构瞬息变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因素更多的在市场，市场问题实际上就是适销对路，就是结构问题。构建三产比例关系原来的“宏观平衡导向”性质越来越多的具有“市场竞争导向”性质。近两年，市场推动下的企业结构调整加快，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产品和企业分化突出，总体上较快增长与相当多的企业亏损并存至少说明了这点。这里需要指出是，在当前政企并未完全分开的情况下，结构调整不能过多地强调政府的作用，避免政府借“结构调整”之名行“拉郎配”之实。
90年代以来，国外大企业、大财团、跨国公司相继来华投资，势必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冲击。国内企业不仅面临着国内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结构调整必须面向两个市场。一方面，企业必须苦练内功，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努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强有效供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实现“两个转变”的方向，改机建制，把自己的经营策略纳入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自觉同世界经济、国际惯例接轨，使生产结构适应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结构及其变化，实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达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现代化。这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产比例关系的必要条件。
（收稿日期：199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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