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奠基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政治文明论文,奠基者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五彩斑斓的理论文库中，邓小平理论占有显赫地位。在邓小平理论这篇大文章中，政治文明思想不仅具有独立一章的地位，而且具有贯通和决定全篇的意义。研究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既有助于深入完整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也有益于强化政治文明意识，拓宽社会文明研究的视域，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和谐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视野中政治文明的内涵解读
中国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应该追求怎样的目标模式？这是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首先确定的方向性问题，也是关系政治文明建设成败的核心问题，因而一直是邓小平关注的焦点问题。邓小平认定，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不能以西方为模本，也不能继续传统的老路。“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1]（P221）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尽管邓小平对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模式的论述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不同场合强调的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但仍然可以从中提炼和综合出以下四个基本要义：
一是强调民主至上。尊重人民的意志，严格依据法定的民主程序治理国家，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想。早在延安时期，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1]（P9）坚决“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1]（P10）建国以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的主题精神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扩大和发扬民主。这成为八大的一个政治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更把民主作为重中之重来强调。他指出，我们的各项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制定的一系列国内新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3]（P116）
二是强调法治主导。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很长封建历史的国家，“人治”的传统根深蒂固。建国后，我们又没有自觉而系统地进行法制建设，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以权乱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他强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处理好“党权”与“法权”、党的领导与国家法律、坚持党的领导与树立法律权威的关系；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2]（P272）指出“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2]（P325）重要的是，国家的各项活动和公民在各个领域的行为都应依法进行，使法律成为约束一切人的行为的最高规范，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或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使法律至上、至重、至威、至尊，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P254）。法治主导，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尺。邓小平抓住了法治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目标模式的基本点，从而为中国跻身现代文明国家行列找到一个重要的起点和支点。
三是强调制度权威。同忽视制度建设，主要依靠道德教化、思想教育、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手段的传统治国思维不同，邓小平崇尚制度权威的治国新方略。在邓小平看来，体制资源稀缺，制度约束乏力，是造成社会、政治生活畸变，导致屡屡发生各种错误，滋生腐败现象的总根源。他深刻指出：很多问题的发生“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P333）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建立起真正体现时代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既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又具有可操作性、权威性和综合反映能力，高度分工、充分开放的制度体系，使制度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最高权威和国家管理的最高执行者，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这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生活走向健康成熟的根本表征。
四是强调监督制约。权力过分集中且不受监督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失控和腐败，因而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监督制约机制被看作是政治文明的一个核心标志。在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和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集权。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这种情况不仅助长了个人高度集权，而且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很容易发生权力的异化和腐化。他还尖锐地提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P270）所以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为此，他强调，在完善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的同时，要拓宽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机制。
二、政治文明在邓小平现代化构想中的坐标方位
如何审视政治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格局中的战略意义，怎样确立政治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坐标系中的方位，是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本过程中长期思考并反复论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证。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文明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和手段”的完整内涵。一方面，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协调发展，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另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明，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社会依托，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中枢。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都昭示，不能离开政治文明来奢谈人类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P168）
其次，政治文明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它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表明，市场经济正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抛弃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偏离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中国现代化的大发展，也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构的最大障碍是传统政治体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P176）“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3]（P164）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就在于：第一，使经济从政治的统制和无限干预下解脱出来，最大限度地赋予经济按其规律自我运行的权力。同时，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以便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保证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第二，变革传统的政治运作模式，推动中国政治由传统机制向现代机制转型，使中国的政治文明得以提升。
再次，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社会长期没有跳出“夺取政权——暂时昌盛——官吏腐败——人亡政息”的周期循环的历史怪圈。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亦然。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政治管理体制也野蛮黑暗，社会矛盾因而不断激化，革命、反抗、危机频繁爆发。后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结了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政治管理的经验教训，改良、调整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从体制上实现了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和自我保障，使资本主义呈现出很大的生机和活力。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仅仅几十年就剧变、解体，一个根本内因就是忽视政治文明建设。那么，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能不能以及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P157）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的结论是，还是要靠法制和民主，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2]（P348）“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2]（P336）
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强调，政治文明建设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2]（P359）这就确定了政治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格局中的战略意义和坐标方位，为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邓小平对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模式完善方略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动力源泉和必由之路的话，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完善政治文明的动力源泉和必由之路。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一个一流政治家的胆略和智慧，不仅科学地设计了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目标模式，而且务实地规划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策略原则，指明了中国如何才能走向政治文明的现实道路。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与政治文明模式的渐进调适。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确定的总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3]（P176）所谓步子要稳，就是要看到这场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不能好大喜功，企图一蹴而就，只能稳步推进。因为政治文明模式的完善面临着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大环境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一个生态演进过程，既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也不能搞移花接木，更不能拔苗助长，只能从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传统中渐进而稳步地生长出来。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要以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为前提和基本评价标准。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P284）这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是当代中国的治国之纲。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服从这个“大道理”和“纲”。目前，中国处在由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的起飞期、体制转型关键期、社会现代化临界期。这三大转型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特别集中、复杂、深刻和尖锐。这就要求改革尤其要注意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把如何降低改革成本、防止改革流产与改革道路的选择联系起来考虑，以保证改革的健康进行。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序特征与政治文明发展的逻辑进程。通观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思路：政治体制不能搞直通车式的改革，只能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由体制外到体制内逐步深化。在选择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和规划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必须作好各项改革内容时间上先后次序的合理安排，避免因时序错乱而引起社会的巨大震荡。因此，首先应选择与传统政治文化没有根本冲突，成本低、投入少、风险小、收益高且具有较高可控性的浅层次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实现政治文明的近期目标，待条件成熟后再启动成本高、投入多、风险大且可控性低的深层次改革，实现政治文明的远期目标。这样的时序特征和逻辑进程熔改革、稳定、发展于一炉，三者互为条件，互相推动，使中国走上政治与经济、改革与稳定、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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