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天算一天”：一位女性打工者的都市体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打工者论文,女性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0）06－0036－06
一、“现在”的谱系：私人经历的时间感
对“现在”的迷惑一直伴随着研究者的阅读和实地研究。在阅读民族志过程中，研究者常常在作者田野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之间迷失。这牵涉到几个问题：人类学家怎么能理解时间之流中的过去时？文本呈现的“现在”是哪一个时间点上的“现在”？
在国内许多关于农民工研究文献、官方叙事中，“现在”相对于“过去”、“城市”相对于“农村”、“社会融合”相对于“漂泊”“无根”占据着更高的价值等级（hierarchy of value）。由此，在表述农民工这一群体时，“现在”在时间上存在着优先性；“城市”在空间上存在着优先性。这一表述逻辑嵌入到“发展”（development）、“更好”（better life）的“时代”主流话语中。
当研究者带着这些大的概念进入田野时，期待的是像格尔兹所说的那样“给这些宏大的概念赋予实在内容”①；按照严格的时间线索组织访谈，企图重构他们流动的故事，然而，这样的实践几乎是失败的。严格的线性时间并不能如愿以偿地组织他们的讲述，研究者那自鸣得意的时间序列框架在它们面前显得笨拙。研究者会经常追问（甚至有时候几近乎逼问）他们“哪一年来上海”“某一份工作在哪一年”，企图理解他们从“过去”迈向“现在”的行动意图。而他们的记忆却如小径交叉的花园，不同的事件和时间相互穿插，具体的年份被忘却，甚至连自己出生年月都不记得；他们在解释自己行动的时候越发显得捉襟见肘。在此，研究者卷入了“现在”的困惑。难道“现在”必然是有意图的后果？难道“现在”一定要在时间等级上占据更高的等级？难道农民工的生活体验一定要在我们现今所谓的“时代感”中得以理解？
所谓关注“现在”的谱系就是要关注主体自身时间感的型塑过程，而不是将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强加于他们的表述，这要求我们追溯每一个“现在”所讲述的故事的历史语境②，这一历史语境既包括过去的经历，同时也蕴含对未来的想象。本文将讲述一位名叫钟玉兰③的外来女性的故事，试图在她“现在”的城市生活中发掘更多不同的时间体验。
二、浪漫的记忆：过去的绵延与重构
“那时候（来上海之前在家乡镇上打工的时候）茶馆里面还可以唱歌、跳舞。以前最流行跳舞的，我也去过，跟女同事一起去跳舞。我差点还挨打了，我哥哥差一点要打我，说我不学好，去跳舞。后来连家都不敢回了，过了一两个月才回家。那时候跳舞给乡下人的感觉就是不正经，城里人就无所谓，反正是娱乐啊。那时候连男的手都不敢摸，不像现在，那时候跟男的都不说话。”
“现在想起来，还是跟我在上海第一个老板娘的儿子玩得最高兴。他还是最体贴。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去徐家汇了，晚上十二点还没回来，他陪我到很晚。反正我觉得他对我最好。”
“老板娘的儿子就觉得我比较爽快，他那时候抽烟，我都会给他买条香烟。他妈妈不给他买，不让他抽。他那个自行车是赛车，后面没座位，我就坐在前面。旁边的人都说我们在谈朋友。”
“他（老板的儿子）那时吃口香糖还剥给我吃。他晚上上自习都带我去的。还带我去舞厅，我去看了一下，没敢进去。你想那里面全是大学生，我们算什么。”
“我跟你说，我要是稍微聪明一点，我现在就是上海媳妇，肯定有钱。我不愿意在上海结婚，因为离我老家实在太远了。”
在钟玉兰讲述最初的城市打工生活时，她会跟我提起她工作过的一家小饭店老板的儿子；在她后来跟我讲述她和老公之间的关系困境时，又会提起和这个男孩一起的快乐时光。纵观她的讲述，这段刚来上海时的浪漫关系已然成为她最为重要的城市记忆。
在钟玉兰讲述城市浪漫体验之前，她还讲述了来上海之前，在四川老家“父权制”阴影下的舞会：她和朋友们一起去跳舞，后来被家里的大哥听到风声，哥哥威胁说要打她，导致她不敢回家。刚到上海时，已经在上海的二哥听到她在家里跳舞的消息，打了她一巴掌，然后又给了她五十块钱零用钱。在讲述同老板娘儿子的故事时，她同时提到了舞会。与上次舞会不同的是，这次舞会充满浪漫的回忆：老板娘的儿子带着她去参加校园舞会，而且护送她回来。
除了舞会记忆之外，钟玉兰还记得老板儿子和她一起分享口香糖。口香糖与她提到的在农村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生存性食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农村老家，“我爸妈他们以前吃树叶树根，我们吃玉米。那时候种的粮食都不够吃……一天三顿饭还吃不到”。在城市中，口香糖不是作为一种生存性食物，而是作为一种现代性欲望——成为一个口气清新，准备着自由亲吻的个体——来消费的。
由于老板儿子是一名大学生，钟玉兰在这次浪漫关系中还接触到了“大学生”这一在她看来“有文化的群体”。她还去了大学校园中的晚自习。与知识精英接触的经历让她非常强调城市作为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场所。她说，“我什么都是在上海学的。以前也不会说普通话。我出来的时候幼稚得像七八岁小孩一样”。
通过讲述这段浪漫关系，钟玉兰突出的是一个“摆脱父权制阴影，成为自由个体”的形象。这从表面上暗合了许多关于移民和性别研究的结论：移民挑战了父权制，导致了男性气质的危机（crisis of masculinity）和女性的解放（liberating femininity）。但当我们再次重访钟玉兰讲述这一故事的语境，我们会发现引发这些记忆的是她现在和老公关系的种种困境。她认为她老公“太大男子主义”，“假如我穿裙子，打扮一下，他就会会说，你出去找哪个啊”，“现在哪个男的不会在家做点家务啊，就他不做，他从来不想我带小孩累不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老公从来不跟我沟通的”。她将她跟丈夫关系转变的转折点追溯到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是儿子）的出生：“他想要儿子，我不想要。他说一个男人要有四个子，一个儿子、一个房子、一个车子、一个票子。他说我房子算有了，儿子没有，我有钱了没儿子就是白搭”，“以前他随便我，现在什么都表达出来了。他现在觉得我就像一个钉子钉死了一样，不像以前一样，还怕我离婚、跑掉，现在胆子大了，把内心真的放出了。这些就是生我儿子以后发生的”。每一次关于历史的讲述都是一部“当下史”，钟玉兰这次关于曾经浪漫关系的讲述也不例外。外出打工并没有让她摆脱父权的束缚，她只是在父权制的缝隙里讲述“自由个体”的故事。在大多数时候，她全情投入自己的追忆，任由儿子在旁边嬉戏。这一讲述本身可以被视作为对“现在”短暂而浪漫的反抗。
这段浪漫关系的结束同样也很很耐人寻味：
“我姐姐想把我带到安徽去过年，然后在安徽帮我介绍对象，因为那时候安徽人找老婆都要花点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像卖人，所以那时候她肯定找好了人，想自己赚点钱花花。大家都以为我跟老板娘的儿子在谈朋友。我现在的老公那时候装空调，在我们饭店吃饭，我老板娘就说我也是四川的，叫他以后来找我玩。我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比较老气，穿的不讲究不干净。我姐姐怕老板娘不让我们在那儿干，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就顺着她的意思让我跟我老公谈。说你到时候过年跟我回安徽，不跟他联系就可以了。她出来年数多，比较滑头。其实我和他手都没拉过，我知道我不喜欢他的。时间长了，我姐姐以为，我跟现在的老公谈上了，就在饭店里骂我打我，她希望过年把我带走，不希望我跟他谈。我跟她赌气，说你不要我跟他（现在的丈夫）谈，我就偏要跟他谈，赌气才跟他的。就这样过年我才跟我老公回去的，我老公心里也明白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老公把我拿去卖掉我也会跟他的，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过完年，我就没有在那个小饭店做。我老公就把我带到鲁迅公园那里。那时候没上班，给他烧饭，开始找饭店做，后来我老公搬到彭浦新村去了，跟同事住，我就没地方住。后来就找保姆做……后来我再也没回去过那边，也没见过老板的儿子。”
钟玉兰的浪漫最后还是被自己的老板娘、家人（姐姐）扼杀在摇篮之中。她将她和现在丈夫的结合归结于当时的“赌气”。“赌气”一方面突出了她自己选择的空间，她没有听从姐姐想把她嫁到安徽的安排；另一方面“赌气”也体现了她的无奈，一个“灰姑娘”在都市中将注定受到种种结构性的限制（和老板家庭的雇佣关系，作为外地女孩，“没有文化”）；这让她徘徊在大学舞会的门外，让她无法真正开始和老板娘儿子的浪漫爱情。“赌气”是这种种结构性压力下的情感体验和行动策略。
三、工作：时间的规训与个体自由时间
虽然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将注意力投向了消费研究④，但工作依然是型塑现代男男女女自我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于许多都市打工者来说，工作是她们与城市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钟玉兰的个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70后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城市工作生涯。她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餐饮业服务员和保姆钟点工，这些服务业工作是上海向第三产业转型过程中迅猛发展的产业。
“在农村老家，早晨鸡叫天亮了就起来，太阳高了就是中午了，然后到晚上，天黑了。这是老人传下来的。我们家那时候没有表。”
“在缘圆缘茶吧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们吧台1200元钱一个月。我要做茶，水果茶，珍珠奶茶。这个工作挺好，干净，比饭店好，饭店没时间性的，一天到晚，那时候100块钱一个月。吃住都在饭店里。这个有时间，做好了就可以出去随便玩。”
每当打工者和我谈起城市打工经历时，时间都是一个核心话题。这一话题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渊远流长，其中最富启发性的研究要数E·P·汤姆森。他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对英国人理解时间的影响：“前工业”时期的劳动形式具有不规则特性，深受自然节奏的影响，时间感是以任务为导向的；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新的习惯，一种精确的时间纪律开始形成。⑤ 汤姆森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上，由此“时间规训”带有浓厚的“异化”气息。
钟玉兰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在她看来，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作最好，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可以支配工作之外的时间。她不太喜欢在小饭店的工作，因为她吃住在那里，一天工作到晚，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同样不满意现在天天在家里带小孩，因为照顾小孩都是些琐碎的事，时间必须围绕小孩转。在E·P·汤姆森等理论家看来是规训的工作时间在钟玉兰看来具有解放意义，固定的工作时间为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可以享受消费单纯“业余时间”的愉悦。钟玉兰与E·P·汤姆森在“时间规训”认识上的差异可以嵌入到中国农村与城市系谱之间得到理解。当研究者在安徽安庆农村做田野研究时，很多返乡民工抱怨不再适应农村种田的生活。而农村种田比较“繁琐”，田间地头每天都有事情做。虽然农村有着“农闲时间”，但农忙需要超负荷的工作。总的来说，农村时间是不均匀分布的，没有严密规划的、绵延不断的。在他们看来，外面打工“单纯一些”，完成工作后可以自己休息，也不用像农村那样有连续不断的家务活。有意思的是，许多访谈对象觉得“办公室的工作”是理想的工作，因为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双休日，并且过双休日照样有工资。从他们自身的农村体验和都市体验出发，我们不难看出打工者的现代性梦想包含着对一种“都市时间”的想象和追寻。这种“都市时间”更为稳定有序，为个人消费“休闲时间”提供了可能性。许多女性打工者说她经常会在休息时间去逛超市，有时候是去购买生活日用品，有时候则不一定买东西，纯粹“去玩玩”。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消费自己的“个人生活时间”。
四、“过一天算一天”：不确定的未来和希望
钟玉兰希望儿子能留在上海读书，而当我追问她的儿子到时不能参加上海高考怎么办，她并不显得很担忧，只是说“到时候再说”。她的反应一开始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教育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教育机构也为个人生涯提供了稳固的时间结构（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在哪个学校读书成为各种简历中不可忽视的一栏）。
另一件让我觉得难以理解的是钟玉兰买房子的故事。1997年，她和丈夫准备用打工积累的钱在老家四川建新房子，而同时有人想便宜出售一套上海彭浦新村的房子给她。她能买得起上海的那套房子，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在家里盖房子。她说，那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在上海待很长时间，只是觉得来上海赚几年钱，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回家。所以她觉得在上海只要租房子住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买套房子在上海。现在回想起当初的选择，钟玉兰有点后悔当时没在上海买套房子，“那时候没想到那么久远，在上海一待就十几年了，早知道买套房子就好了，即使以后回家房子不要了，也可以卖掉。”
在聆听打工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她们经常用“过一天算一天”这一主导性的话语来表述自己的都市生存状态，这同时也是生活于不稳定世界的“生活策略”或“生活艺术”。钟玉兰对儿子读书“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和不愿意在上海买房的决定是对这一生活策略很好的注解。这些决定在许多人看来显得缺乏“远见”和“理性”，但我们更应该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这些生存背后的逻辑，进而思考：（1）是什么制度性的力量塑造了打工者不稳定的生活世界？（2）打工者如何在这种不稳定的语境下形成自己“过日子”的生存实践？
学术界当前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论述集中于“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一主题。“不确定性”一方面源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个体忍受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广自由和选择的理念的同时，鼓吹自主个体（autonomous individuals）的理念⑥，这一个体具有管理风险的道德责任。这一变化是对从前福利国家的反叛，造就了新一轮的个体化进程。⑦ 虽然这些理论对当今世界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论述，但钟玉兰们所感受的“不稳定性”与晚期现代性语境下的“不稳定性”有着不同的内涵。她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福利国家，国家从来就不曾是她们的保护人。相反，国家权力是“不稳定世界”最为重要的塑造力量。钟玉兰很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哥哥在暂住证时代被遣送回去的历史，“办了暂住证也抓，小孩子都抓，何况大人。那时候警察都是有指标的。抓了给你遣送回去。那警车就像日本鬼子一样，车一来了，大人小孩吓得是拼命地逃，鬼哭狼嚎的，弄进去他就给你遣送走了”。国家制度性的限制让钟玉兰知道以后自己肯定会回到老家，而回乡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她只是说等赚够了钱回到农村，但她不能确定怎样才算赚够，要多少钱才能保障自己往后的生活；她只是经常感叹“现在农村什么都要钱，菜也要买着吃”。甚至回哪里去她也不确定，也许是丈夫的老家，也许能赚到钱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新的房子。受制于这种不稳定性生活状态，她不想去布置城市租的房子，不想与邻居们进行深入的交往（“大家都知道以后要回去的”），只能“漂”在上海，“过一天算一天”。作为一名女性，钟玉兰的工作生涯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她的工作两次被生小孩所打断，特别是生完第二个小孩以后，她已经很难回到从前的服务业工作；她经常抱怨自己现在只能带小孩“混日子”，同时她希望等小孩都长大后，她可以做钟点工。
“过一天算一天”这一话语一方面指明了打工者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种种决定（下一代教育、买房）的时间视域⑧，同时也蕴含着一种生存伦理。“过一天算一天”远非一种梦想破灭后的沮丧，或者是浪漫化的“底层抵抗”，而是打工者保持“希望”的道德想象力。每当研究者向钟玉兰抛出“你什么时候准备回家”这样的问题时，她从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只是用“过一天算一天”，“暂时不去想那么多”这样的回答来保持这个问题的开放性，这同时也是在保持未来希望的可能性。田野调查过程中，打工者的乐观和研究者的忧心忡忡形成了有趣的反讽。作为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研究者总是试图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多地看到社会结构对个人生活几乎绝望式的限制，书写的个人“主体性”也只是规训下“弱者的抵抗”。打工者同样知道这些限制，但他们同时知道忍耐、等待、暂时悬置问题和保持希望对“过日子”的重要性。
五、结语
本文通过一位从四川农村来到上海打工者的个人叙事，讲述了三层时间故事。在浪漫爱情的故事中，过去的记忆在当下状况中得以重构；在工作的故事中，现在的时间体验同时受制于对过去农村体验的理解；而不确定的未来和希望构成了现在生存的时间视域。过去的“惯习”和未来的想象空间在现在的叙事中显现，没有单一的时间发展线索。这一重重叠叠的故事启发我们批判性地思考“现在”的形成条件以及“现代化”进程所隐含的单一线性时间发展过程。作为田野工作者，我们只有耐心地聆听，感同身受，忍受叙述的“不确定性”和“纵横交错”，揭示田野对话者对日常生活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诉诸“城乡分割”、“社会融合”，“公民权”、“规训与反抗”等一系列理论话语，这也是人类学的“深描”的意义所在。
当前关于女性打工者（或者男性打工者）的书写很多都从“弱者的视角”展开⑨，这一视角往往将农民工视为资本和国家双重剥削的对象。而从本文主人公的叙事可以看出，外出打工并非完全将主体置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对浪漫爱情和个体自由时间的向往。在未来讲述农民工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书写“想象”和“希望”，这些远非“虚假意识”，而是“过日子”的道德基石。
注释：
① Geertz C.The iu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1973,P.28.
② Comaroff,Jean,and John L.Comaroff,“The Madman and the Migrant:Work and Labor in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American Ethnologist,Vol.14,No.2,1987,PP.191－209.
③ 为保护田野报告人的匿名性，本文人名均采用化名。
④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Thompson,Edward P,“Time,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No.38,1967,PP.56－97.
⑥ Noelle J.Mole,“Precarious Subjects:Anticipating Neoliberalism in Northern Italy’s Workplace”,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12,No.1,2010,PP40.
⑦ 关于个体化进程的论述，参见鲍曼：《个体化的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和Ulrich Beck and Elisabeth Beck,Individualization.London:Sage,2002.
⑧ 正如戴维·哈维所言，“时间的视域意味着一种决定在实质上影响着我们所做出的那种决定。如果我们想把某种东西抛在身后或者为自己的孩子们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事情就不应当只是只关注自己此时此地的快乐。”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3页。
⑨ 何雪松：《外来女工的叙事：社会学研究的现实与隐喻》，《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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