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纹样论文,新疆论文,古代论文,动物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物纹样艺术是指远古先民以动物形象为题材，装饰器皿、马具、服饰、带扣、牌饰、织物、兵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造型艺术及图案艺术。动物纹样艺术产生的时限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它经过初始、发展、繁盛、衰落等历史时期。就世界范围而言，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半农耕半游牧民族都是动物纹样艺术的创造者，中国的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花纹就是以动物纹样为其中心特征，而象斯基泰式的动物纹样则产生在斯基泰这样的游牧民族中。至于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品，单就分布区域而言，东起哈密西到伊犁，南起昆仑山麓北到阿勒泰地区都有出土。这些地区在古代不仅活动着游牧、半游牧民族，而且还生活着农耕、半农耕民族。就新疆古代动物纹样艺术的题材、风格，艺术品形制及材料质地来说，都可寻到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印迹，如在焉耆出土的两汉时的龙纹金带具，显然是中原文化影响所致，而以狮子、虎、鹿、鸟等飞禽走兽为题材的动物纹样则明显和斯基泰式、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有共同之处。当然，新疆古代的动物纺样还多以家畜，如牛、马、羊、骆驼、狗为题材，这点有别于早期斯基泰式动物纹样。因为斯基泰式动物纹样，早期题材基本上是狮、雪豹、屈足鹿、狮身鹰头兽及各种斗兽为主，因此这种动物纹也称为“野兽纹”。
剔除在新疆出土的纯粹是斯基泰式动物纹、鄂尔多斯动物纹艺术品外，新疆出土的大量的本地动物纹艺术品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也有其明显的地方民族风格，这些艺术品也大多出自本地艺术工匠之手。这种本地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并列，在艺术上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更加速了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选择过程。
让我们还是循着新疆古代动物纹艺术产生、发展、演变的脉络，去领略一下它们的造型特征、题材种类、艺术风格，这对认识新疆古代动物纹艺术的审美价值，对进一步推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西周——春秋前期（公元前11—前6世纪）是新疆动物纹艺术发展的初始期
新疆目前已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动物纹艺术品，它分布广泛，在昆仑山北部、天山南部、东部均有发现。
在昆仑山北部的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中，出土了年代早在公元前9世纪的二件非常精美、表现手法独特的动物纹艺术品。
1、动物咬斗纹木梳：梳柄的一面刻画着一只张牙舞爪的狼向一只带箭伤的幼小羚羊迎面扑去的情景。画面形象逼真，动物躯体各部刻画细腻，具有浓郁的写实风格。梳柄的另一面是两只大角盘羊带着一只小羊奔跑的纹样，整幅图案线条飘逸流畅，具有强烈的动感。纹饰表现手法也较为独特，艺术工匠以锋利而尖细的锥体工具刺出一连串的凹点连成曲线表现动物，较之线段的阴刻，这种方法简洁而随意。
2、连方行走状大角羊纹织物：在一块毛织物上编织出几只行走状大角羊纹的侧像。羊角后倾并弯曲成一个向上的钩形，双腿粗壮矫健，用色较单纯，为深黄和浅黄的搭配，羊角的处理带有夸张的手法，整体简炼，属写实风格。
据文献记载，昆仑山北部的古代且末若羌一代，是古代羌人的活动地区。《说文解字》云：羌从羊人也。①扎洪鲁克古墓出土的古尸有纹身和粉色纹面，纹饰都似大盘羊角纹，这和墓中出土的动物纹相照应，真实地反映出羌人崇拜羊的习俗。这组动物纹产自本地也就不容置疑了。
在天山南部的和静察吾呼文化遗迹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动物纹艺术品。据发掘报告称，这一文化遗迹的时代上限早在公元前9世纪，下限在公元前6世纪。②其中发现的每件动物纹的纹样都有各自的特征，分述如下：
1、蜷狼纹青铜镜：直径89厘米，镜背面铸着体曲蜷成圆形，头尾相接的兽形侧像。此兽巨口利齿，怒目圆睁，背脊粗毛直竖，后腿肥硕，尾卷成圈，气势凶悍。对该兽纹目前有两种看法，一说“狼纹”，一说“龙纹”。③笔者认为“狼纹”更具说服力。因为此兽躯体是粗壮的兽形，四肢团蜷在腹部，尾巴也具有典型的动物纹猛兽的造型特型。从背到尾部带有横凸纹的半圆形，是艺术工匠为增强兽毛的表现效果而在镜的台缘处做了独具匠心的处理。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中，也有如此造型的豹子形象，但时代较晚。新疆这面蜷狼纹青铜镜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此类题材风格的动物纹样提供了比较研究的素材。
2、熊首青铜刀：刀柄端铸一圆雕立熊，熊面部轮廓清晰，下刻浑圆，呈憨态可掬的侧面像。据有关学者研究，熊的形象在叶尼塞河、米努辛斯克地区，尤其是塔加尔文化中表现较多。但塔加尔文化的时代晚于和静察吾呼文化，故察吾呼文化中熊的形象在动物纹各种母题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双鸟形带钩：带钩呈弓形，两端分铸出两个形象逼真的鸟头。鸟头图案为背向侧面，长喙内勾，喙内侧各有一水滴形阴刻，眼呈双环形，头顶有冠状凸痕。与我国北方地区同时代的鸟纹相比，这件带钩无论造型，还是鸟纹的铸造都显得独特而精美，有别具一格的风韵。有学者推测，“鸟形带钩至迟出现在春秋早期，而且最早的带钩可能是某种动物和写实的鸟形，逐渐发展成鸟头状……。”和静这件鸟形带钩的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又一有力的佐证，只是新疆鸟形带钩时代更早。
4、羊形骨镳：用骨头雕刻成羊形，羊背呈弧形，腹部呈锯齿状，腹中部有三个穿孔。对这类器物，前苏联学者库罗奇金进行过较细致的研究，认为它是欧洲斯基泰早期艺术中最典型的形象之一。其主要造型特征，是羊和猛禽类动物的结合，因此冠其名为“山羊格利芬”。和静的这个羊形骨镳，具有“山羊格利芬”的某些主要特征与功用：羊头像，腹部有三个穿孔，只作马镳使用。从前苏联学者所例山羊格利芬类型系列看，这件已不是早期作品。早期的动物类格利芬脸上往往有条带状的角缠绕，而这种造型，据说又是戴马嚼子的马头形的简化和变体。在鲁里斯坦的埃什马拉博物馆，就收藏着一对青铜质、腹部有三个穿孔的，戴马嚼子的马头形骨镳。前苏联基辅出土的骨质动物形镳，形质与和静这件很相似，为简化了的动物头像镳。这些都很符合前苏联学者库罗奇金对山羊—格利芬的发展演变所作的规律性总结：戴马嚼子的写实性马头镳——简化了的动物头像镳——动物和猛禽类结合形镳。根据这一规律判断，和静骨镳已是此类器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5、驼纹陶罐：在一彩陶罐肩腹处绘有双峰骆驼纹饰，骆驼作跪伏状，线条细腻清新，栩栩如生。骆驼作为动物纹的母题之一，在我国北方的青铜牌饰中也有表现，但时代较晚，绘于陶器上，时代如此之早的驼纹还属罕见，故有学者称其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察吾呼的动物纹艺术，已是一种从早期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艺术。而有的学者对新疆境内的考古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察吾呼文化是新疆考古文化中最具地方特征的土著文化之一。④这一结论对我们探讨动物纹艺术在新疆的源流是有裨益的。
在天山东部的哈密花园公社出土了一件鹿首铜刀。刀柄端铸一圆雕鹿首。鹿颜面较小，角弯曲成大环，耳直竖，口亦呈环状，下唇突起，圆眼鼓突。因为刀为非科学发掘所得，故没有地层关系和相应的年代断定依据。但相同的铜刀，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河北青龙抄道沟遗址，陕西绥德头村商代遗址中都曾经有过发现。研究我国北方动物纹的学者指出，兽首铜刀的流行时代在商晚期至西周前期。那么把哈密这件鹿首铜刀的时代定在商晚期至西周前期是适当的。
二、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公元前5—4世纪）是动物纹艺术的继续发展时期
新疆这一时期的动物纹艺术品主要发现地在天山北部的伊犁和阿勒泰地区。
在伊犁地区的新源巩乃斯河南岸出土了对虎铜环、对翼兽铜环、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
1、对虎铜环：直径28厘米，空心环，粗5厘米。两虎呈踞伏侧面像，面唇相接，体回曲相接成圆环，颈部有凸脊。这种以虎头作环饰的纹样，在鄂尔多斯式，斯基泰——西伯利亚式纹样中部有发现。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出土的金项圈，其虎头造型风格与巩乃斯铜环虎头大体相似，只是在细部的刻画上更为细腻，虎颈部没有巩乃斯虎的那种凸脊。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中也有以虎装饰金冠带和银项圈的例证，不同的是这些环圈上刻画的都是头大体小的伏卧着的虎。如此看来，巩乃斯铜环上的虎仍有其独到之处。
2、双翼兽铜环：造型结构与对虎铜环相同。环上塑造着一对相向而对的幻想型（神话中的）怪兽。头似马，直竖的两耳间长着二只向后倾斜的犄角，体侧飞腾状翼翅上有阴刻曲线，似羽毛的刻画。无独有偶，阿姆河宝藏中有一只奇特的金手镯，镯上铸造的怪兽相向而对，与巩乃斯铜环怪兽形体类同，尤其羽翅的形状很相像，但工艺极精美。从这两对奇特怪兽的造型装饰的异同，似乎可以看出有翼怪兽发展演变的一些线索。
3、高喇叭座承兽铜盘：盘内两角各蹲一兽，似熊。类似的器物在新疆阿拉沟及哈萨克斯坦都有发现，但盘内动物种属不同，有雪豹、狮子等等。学术界公认这类器物是一种祭祀器。台内的动物，应该与祭祀对象有关。
巩乃斯的这批动物纹艺术品，缺乏断代依据，有学者鉴于其风格特征类似于上述阿姆河和鄂尔多斯公元前5—4世纪的文物，把它们的年代定在战国晚期。但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巩乃斯铜环威武粗重，与祭祀台埋在一起，是专用于祭神的祭器。我们上面提到其它地区的类比物却大都是冠带首饰一类的物品。从民俗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推测，把祭器上的符号运用到首饰服装上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正是祭器庄严神圣的含义在人们心中潜移默化，才使帝王贵族把祭器上神圣的符号逐渐搬用在王冠项圈和手镯上，以象征自己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巩乃斯铜环的时代应该更早些。
伊犁霍城清水镇还征集到一个羊形石雕。整个器物呈一椭圆形，后半部有一深凹的圆窝状，前半部雕刻成一羊头形。羊头呈正面，大角向下弯成半圆形，鼻子突起，眼圆而鼓，嘴巴呈一微凹进的小圆点。这种器物的功用目前尚不清楚，羊头的表现手法也新颖别致，具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有关专家把它的时代也定在春秋——战国早期。
在新疆境内的阿勒泰地区，目前只发现一件动物纹器物，是克尔木齐古墓出土的兽柄石臼。臼柄呈兽头形，长吻张口，双眼刻画不很清晰，双角鼓突，形态古朴。从墓葬发掘材料判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但造型较简单。这并不能说明古代阿勒泰部落的动物纹艺术不发达。仅以前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石顶巨墓中出土的动物纹艺术品为例，动物形象有：马具上装饰的形象逼真的双联马头像、双联豹头象及猫科类动物头像，还有全身伏卧的大角鹿像、蹲卧的鹿像等等。这些多为木质和皮质雕刻品。毛织品上有狮子全身像及头向后扭的狮身鹰首格利芬形象、骑马人像等等。⑤这些动物纹艺术品数目繁多，品质精美，反映了古代阿尔泰地区动物纹艺术的发达和兴盛。前苏联学者库罗奇金在研究了公元前7—8世纪箭头器群中伴出的鹿像和鹿石后，对鹿纹的产生发展得出如下的结论，从萨彦阿尔泰——东哈萨克斯坦——咸海——南乌拉尔——顿河——伊朗西北部——库班河流域，“所有躯干上带有螺线纹图案的鹿都分布在斯基泰时期的阿尔泰艺术中。”这至少可以说明，阿尔泰地区是动物纹艺术的发源地之一。克尔木齐的兽柄石臼应属于底层游牧民的民间艺术品。
三、战国晚期——前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是新疆动物纹艺术发展的繁盛时期
新疆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动物纹数量最多，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仅阿拉沟古墓群竖穴木椁墓中出土的动物纹就达几十件之多。其它出土点分布在天山南部、东部和昆仑山北部的许多地区，分述如下：
在天山南部，这一时期的动物纹发现很多，各地区又都具有不同的特色，阿拉沟的金银器尤其令人瞩目。虽然这些资料大都已披露，但选其典型纹样剖析其风格特征，并把它们和其它风格式样的动物纹样加以比较还是大有必要的。
1、虎纹圆金牌（共8件）：用浮雕手法在圆牌内塑造出一老虎侧像。虎头高昂，前爪抬至颌下，后爪上翻搭在脑后，身体自然形成半圆形。整个造型富于动感，活脱出兽中之王的威武雄姿。
2、长方形对虎纹金箔带（共4件）：它们都是在金箔上锤压出对虎踞伏的侧像，表现手法和细部风格与上述虎纹圆金牌中的虎纹基本相同。
3、狮形金箔：用金叶锤压出一跃起的狮子形象。其中耳、眼、鼻、唇的刻画与上述虎纹类同，肩胛和胯股处理成螺纹，上举的双腿壮实有力，颈部有许多半月形凸纹表示鬣毛，并在颈背交接处外延又向上卷成半圆形。有的前苏联学者认为这是翼翅。⑥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游牧艺术工匠表现兽毛的一种夸张手法，这种手法可以加强猛兽腾跃时的动感，达到一种完美的艺术造型。
阿拉沟的金银质动物纹艺术品，无论从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工艺制造看，都代表着新疆动物纹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塞克塞人贵族墓出土的，同一时代，同一族属的动物纹相比，阿拉沟动物纹有其独特的装饰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阿拉沟动物纹虽没有伊塞克动物纹所显示的那般种类繁多，但它更注重展示动物的皮毛之美。譬如虎纹圆牌上虎的颈部、对虎纹金箔带上虎颈部和后胯上那具有飘逸之感的柳叶形纹，狮形金箔上狮子颈部精雕细琢的鬣毛刻画，都是伊塞克猛兽身上不曾见到的。其次是，猛兽造型也独具风格。阿拉沟的狮子作向前跃起状，后半体伏卧，并抽象为一个回卷的圆圈；而伊塞克猛兽的典型造型是斯基泰式的后半体扭转姿态。阿拉沟虎纹圆牌中虎的造型更是别有风姿，虎的躯体为适应圆牌的牌面，塑造成前腿上扬，后腿上翻的半圆状，这和常见的圆形饰牌中动物四肢向一侧曲蜷的姿式也不相同。以上两点是地区间艺术风格的差异。从塞人艺术的整体风貌观察，两者之间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猛兽嘴、眼睛，尤其是贝状耳及螺线形耳甲的表现形式上。另外，用半月形表现骨胳及横位S形表现兽毛的手法也类同。
吐鲁番地区的艾丁湖古墓区是这一时期动物纹艺术品的另一个重要出土点，这里出土的典型纹样有：
1、虎噬羊铜牌：饰牌前宽后窄，虎呈行走状，形体匀称健壮，尾垂，尾梢向上曲卷成圈，耳直竖，耳甲用圆凸纹表现，眼用阴线雕刻成扁圆形，张列的大口利齿毕露；口中撕咬着一个躯体蜷缩的羊。整个饰牌的构图即是一幅生动写实的野兽捕咬家畜的立体图景。与这种主题构思及结构造型类同的饰牌，在西伯利亚、内蒙等地均有发现，而且数量较多。其中，除了鄂尔多斯收集的一件和范家窑子出土的8件虎呈蹲踞状外，其余的虎均呈立状。对比研究的结果是，蹲踞形虎噬羊纹时代较早，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其它大多在战国晚期。到了前汉时期，这种牌饰内容进一步丰富，往往呈虎和多种动物相咬斗的场面。战国晚期虎噬羊纹的装饰风格在细节上也不相同，有的虎通体平滑光洁；羊形刻画较简捷，通常仅有一个轮廓或只表现出羊头。有的虎躯干上往往漫布着错落有置的阴线“斑纹”，羊形通体展示，刻画细致。新疆的这件，虎纹全身光滑平整，头部和爪的刻画逼真，与鄂尔多斯式和斯基泰式中同样是素面的虎纹比较，后者无论整体形态的比例结构，还是头部耳、眼的刻画都没有前者精美。所以说，战国后期的虎噬羊纹，其装饰手法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新疆虎噬羊纹饰牌的发现证明了这一时期吐鲁番与东、西地区的文化联系。
2、兽形铜牌：由两个身体翻转的兽形构成。上面一兽头在右上侧，躯干横向扭曲上翻；下面一兽头在左下侧，躯干横位向右扭转，正好组成一长方形饰牌，造型结构巧妙独特。兽头具写实特征，躯干有抽象的趋势。这种将动物上下横置的结构纹样比较少见。
3、双联金牛头：两牛头背向连结，圆突眼，心形耳，厚嘴唇，牛角塑成一隆起的山形，上面上竖刻阴线。后颈相连的部位有凸起的螺线纹，整体纹样写实中又蕴含着一份抽象，把牛本来弯曲的双角抽象为平卧额上的山形，大概是为了表现牛那种安稳踏实，尤如大山一般安然质朴的品格。由此可见古代吐鲁番工匠高深的艺术造诣。
善地区出土的动物纹艺术品有：
1、包金虎形铜牌（2件）：在一方形铜牌内，镂孔透雕着一侧面虎形，虎右前腿高抬，左前腿和后双腿伏卧，尾端曲卷上翘，头向后回转，使整个躯体扭成横位的“S”形；边框饰圆珠纹。铜牌铸好后，将一层金箔包在铜牌上，金箔上也现显出清晰的虎纹。这种虎纹造型，虽有猛兽躯体扭转的格式，但扭曲幅度不大，不像斯基泰后半体扭转成竖S形的那种式样，仍具有新疆的地方特色。
2、虎纹金饰件：在一圆金牌内，浮雕一蹲踞形虎，虎呈回首长啸状，四肢半蹲，尾上翘回卷，上唇有皱褶状的凸纹，颈部饰浮丁纹，躯干上有一竖S形纹，造型风格与前述虎形类同。
在天山南麓西端的阿图什阿合奇县，近期出土了公元前2-3世纪的两件动物纹金器。
1、金马别针：它长5厘米，金马侧身扬蹄，后腿上翻，肢体修长而健壮，头顶到颈部高隆的缧纹装饰，是对马鬃的象征性表现。这件写实风格的作品，具有斯基泰动物纹后体扭转翻腾的典型特征。
2、鹰鹿搏斗饰物：饰物的主题构图是一个体型庞大，展翅俯冲而下的鹰，伸出钩状的长喙啄咬一个侧立的、神态惊恐的幼鹿头部。鹰展开的翅膀上片片羽毛的刻画，加强了鹰俯冲而下的力感，深陷的圆眼更给人阴沉恐怖的感觉，是新疆动物搏斗纹中的精品之一。
在天山东部的木垒，征集到一批青铜动物纹艺术品，有关专家据其风格特征，把它的时代定在战国——汉时期，其中有：
1、双马搏斗纹饰牌：图案为左边一匹马扑咬右边一匹马的肩，右边马又低头伸颈咬住左边马的前腿。马的身、蹄和腿关节部位有凹进的叶状纹。长方形边框分别饰叶状纹和网纹。这种饰牌在内蒙发现二件，叶尼塞河中游发现十二件，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七件，可见是一种流传很广的纹饰。每个饰牌的细微之处又有差别，尤其是边框的装饰纹样各不相同，这说明它们不是一个铸件的翻版。木垒的这件与西伯利亚的其中一件几乎相同，说明了新疆和西伯利亚在这一时期的交往非常频繁。
2、透雕野猪纹饰牌：一头野猪躯干卷曲成圆形居于中部，另五只侧身环列一周构成透雕圆牌。环列的五头野猪个个显得膘肥体壮，长嘴大耳，尾梢上卷，四肢短而粗壮，从颈到背的部位有一挺起的肩隆。据前苏联学者库罗奇金研究认为，这是斯基泰时期（公元前7世纪——公元3世纪）中亚细亚动物纹中野猪造型的突出特征。在小亚细亚的野猪纹中，猪的颈背部仅有线条装饰，而这实际上是直挺的肩隆的残留。如果不知道中亚细亚野猪的造型，小亚细亚野猪颈部的线条装饰就难以理解，而欧洲草原动物纹中的野猪还没有肩隆的描绘了。依据这一推测，中亚细亚地区应是野猪纹的早期发祥地。木垒饰牌上的野猪，恰恰具有典型的肩隆突起的特征，这就为进一步说明野猪纹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木垒的这批动物纹艺术品，从青铜铸造工艺的角度看，装饰性进一步加强，纹样更加精美，而且出现了镂孔透雕的形式；特别是野猪纹饰牌，从动物造型，饰牌结构到镂孔的铸造方法无一不显现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及地方风格，是这一时期甚至更早一些时期天山东部地区动物纹艺术发展的有力证据。
昆仑山北部的和田山普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毛织动物纹艺术品，其特征是动物以图案化形式织制在作为裙摆的毛织带上。其中鹿纹最多，有特色不同的鹿头纹、鹿全身纹等。
鹿头纹有竖式左向排列和竖式右向排列两种。左向鹿头线条柔和圆润，写实性强。右向鹿头装饰性相应加强，面部轮廓用彩色的小方形、菱形和三角形相间排列勾画，下额部变尖。
鹿全身纹样描绘的是形态各异的行走状鹿，艺术工匠通过对鹿角、鹿尾及装饰性羽翅及猛禽状变体动物在鹿身上的不同安插和外理，表现出不同形态的鹿全身纹样。
这批鹿纹的色调搭配，表现出整体统一，局部随意的特征。如整体统一表现在通地呈青色，每个鹿的轮廓边框呈浅黄色。局部则灵活设色，无一定规则。山普拉鹿纹造型优雅庄重，色彩鲜艳和谐，表现出高超的艺术修养和织作水平。
除鹿纹外，山普拉还发现了骆驼纹。骆驼纹和山、树的图案相间排列。骆驼侧身直立，头、躯干、四蹄、双峰和尾都清晰可辨。骆驼的右面，是重山峻岭的正面景象，在大的山形框架内，采用多个几何变体，层层重叠，渲染群山层峦叠嶂的气势，利用色彩的变换，使丛山景色清晰分明；在山峰顶部和右坡上，有植物和树的纹样。整体图案风格，都已有抽象化趋势。
相同形式的，还有怪兽和山形、植物纹连续排列的纹样。怪兽头似马，额上长着向下弯曲的角，背上有变体羽饰；山形的描绘更加规整严谨。⑦
将自然景观和动物纹一起加以表现，是动物纹艺术繁盛期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伊塞克古墓出土的金冠上就有环绕帽子一圈的山形饰片，山上有树，树上有鸟；山下还有雪豹和山羊，烘托出一幅鸟兽共栖于山川的自然景观的立体画面。⑧顿河下游诺沃切卡斯克王墓出土的金冠上，也有鹿与树木间隔排列，似为鹿在林中奔跑的画面造型。这些都和山普拉骆驼纹、怪兽纹中的山体、植物一样，证明了同一个问题，即动物纹艺术发展到繁荣期，艺术工匠进一步扩大了动物纹的题材范围，把视野转向了动物生存、栖息的环境。
山普拉的动物纹样中，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谅是鹿纹和独角兽尾部及羽翼上的猛禽状变体。这种构思，可看成是动物咬斗纹抽象变异的结果。因为在蒙古诺音乌拉古墓出土的地毯上，就有猛禽与鹿咬斗的图案。鹿角的刻画，腹部的涡纹变体图案都与山普拉鹿纹很近似。⑨两者的差异在于，诺音乌拉鹿禽互斗纹是完全写实的，而山普拉的已发展到局部抽象变异的阶段。
四、两汉时期是新疆动物纹艺术的衰落期
两汉时期，在天山南麓的温宿县包孜东古墓、焉耆博格达沁古城及天山北阅的伊犁、东疆的哈密有这一时期的动物纹艺术品发现。其中，包孜东古墓出土的动物纹数量最多，造型风格也较独特。
1、圆形鼓面动物纹铜扣饰（共有5件）：在圆形鼓面的铜扣饰上镂刻动物形象，其中有3件是躯体翻蜷的虎形。虽然锈蚀严重，但仍可看清虎头、张列的嘴、贝状耳，向上翻蜷的后腿，从后腿中穿过卷成圈的尾巴。这种造型与典型的斯基泰式动物纹后体翻转的风格非常接近，可看作是吸收斯基泰风格后的创作。
2、有翼双马纹铜扣饰：两马侧立背向而连，突出表现马的头颈部。马前额突起，鼻腔高而臌大，口微张，颈粗，背脊上各有一个宽而扁圆的翼翅向上弯曲，翼端搭在头顶。躯干简化缩短，连成一体，前腿直立，蹄部内弯相接（已残），正好形成扣眼。这种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造型，同样体现出地方特色。
3、四鸟形铜扣饰：扣面雕铸着上下二层对鸟的侧像。鸟头微口下垂，长喙内钩，躯体呈蹲踞状，尾和羽翼合拢在一起，显得长而宽阔，并向下垂着，上面用阴线刻画羽毛的纹路。四鸟上下两两相对，正好组成一个近似方形的扣面，这种鸟纹与内蒙著名的阿鲁柴登金冠顶上的鸟纹有一些类同之处，如内勾的长喙，羽翼上的刻纹等等。⑩包孜东的四鸟纹从扣面布局出发，对鸟的体形做了相对的抽象，装饰性意义突出。
在包孜东古墓出土的其它动物纹艺术品还有羊形铁笄、包金羊形饰、双羊纹铜扣饰、环座鸟形骨饰、鸟纹铜扣饰、兽纹筒形饰等。羊纹艺术品如羊首铜刀、立羊铜饰板在新源和哈密也征集到。
两汉时期动物纹题材中，龙纹的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出土的龙纹金带具只是其中的一例。带扣长98cm，宽6cm，带扣表面作群龙戏水图，一条大龙居中，七条小龙环绕四周，个个抓爪掉尾，擎波擘浪，充满动感。龙体上满缀大小金珠，象征碧波水涛，工艺极为精湛，系用一种独特的金汞齐法固定。(11)龙的眼、身、尾部还镶嵌着红、绿两色石珠，显得华贵。这件龙纹带扣，无论其形制、工艺手法以及龙的造型姿态都与朝鲜平壤出土的七龙纹金带扣以及湖南安乡发现的龙纹金带扣十分相似。南西伯利亚也出土过一对汉代的双龙纹金带扣，图案造型与宁夏同心倒墩子一号西汉匈奴墓出土的铜带具图案完全相同。前苏联库尔斯克地区出土的一件银杯上，雕刻着几个两两相对的龙纹，两龙头中间还有鱼纹，时代在公元前3—4世纪之间。(12)这些都说明，龙作为中原汉民族的图腾标志，随着各民族的不断交往和相互影响，在两汉甚至更后一些时期，已为周边的游牧民族所认识和接受，并融进它们的艺术题材之中，用它们的艺术手法和精湛工艺加以表现，这充分说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古代就是大趋势。
新疆古代动物纹艺术品源远流长，在广的地域，在漫长的时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特征。单天山南北因生产方式、人文环境不同，动物纹艺术也就各具特色，尤其在题材、造型的多样化、风格的多样性、制作的各具匠心方面，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同时又能发现它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特征，如早期动物纹多采用圆雕手法加以表现，随着装饰对象的增加和装饰器形的要求，以后又相应出现了浮雕和透雕形式；圆雕也由简单的线条雕刻发展到雕铸姿态多样，细部表现详尽的动物形象，而且出现了用各种材料组合而成的复合材料制品等。新疆古代先民的动物纹艺术品是新疆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它。
注释：
①见穆舜英：《十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新成果》一文，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55页。
②新疆文物考古所、和静县文化馆：《和静察吾呼沟四号墓地1987年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12页。
③狼纹说见吕恩国、王明哲：《察吾呼考古文化及文物精粹》，载《新疆日报》1992年5月25日；龙纹说见《和静察吾呼沟二号墓地》，载《新疆文物》1989年4期。
④水涛：《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现状》，载《新疆文物》1989年4期。
⑤见英文版《西伯利亚冰冻墓葬》一书图录。
⑥见(苏)李特文斯基：《论新疆古代塞人的早期历史》，李琪译，载《新疆文物》，1988年3期。
⑦参见《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1989年2期。
⑧参见俄文版《伊塞克古墓》一书，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⑨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24页。
⑩见田广金等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11)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载《文物》，1994年1期。
(12)见俄文版《1986年考古发现》一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