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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73.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6)02-0039-(07)
一、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
车臣危机折射出来的，是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去看待。车臣危机的爆发，事件本身看来也绝没有那么单纯，即车臣危机的爆发完全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车臣民族分裂运动，还有某些反苏联、反俄罗斯势力的背景（这一点在以前很少被人提及）①。
车臣人是北高加索人口最多的民族。不论是在19世纪的沙米尔时代，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或是在20世纪中期的流放年代，北高加索各民族都将车臣人作为自己的领头羊而亦步亦趋。按照俄罗斯学者近年来的观点，还在苏联解体前夕，西方就图谋将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来。西方势力的阴谋假借车臣领导人之手得逞，具体来说，就是1991年8·19事件之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领导人多库·扎夫加耶夫所犯的政治错误，而在杜达耶夫时期则畅行无阻。西方情报部门意在引爆“车臣革命”这一民族炸弹，从而在整个北高加索引起雪崩般的连锁反应（西方战略家亚历山大·本尼格森曾预言：苏联将会被车臣人摧毁[1]）。1990年前后，应境外车臣人的请求，乔哈尔·杜达耶夫将军提前退役回到车臣，开始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有人传言，杜达耶夫与叶利钦之间存在某种协议）。这时，有人提供资金，成立一个名为“兄弟”的组织，对于组织的前景，有人曾表示怀疑。而当时就有人指点迷津：用1944年的流放事件这样的历史问题做文章[2](P387)。车臣是北高加索人数最多的民族，是最强大的。此外，车臣人还是苏联时期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之一。因此，选择发动和引爆车臣这颗“民族炸弹”，是精心算计过的。
策动车臣危机，目的在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实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到车臣危机的持续阶段，外部势力的目的是：借助车臣分裂派别的力量牵制俄罗斯，使其焦头烂额，并进一步衰落。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为外国势力干预和插手车臣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内，俄罗斯外交学说没有成型和成熟，执行了明显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任期内最为典型），不仅政治制度完全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转变，还在美国经济学家的主持下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起所谓的市场经济关系。同时，俄罗斯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几乎在为其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这就意味着：不论在政治，还是在军事方面，俄罗斯都主动做出战略退缩，完全放弃了高加索。到1992年，由于俄罗斯漠视高加索和中亚，就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力量真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甚至早于安德烈·科济列夫访问了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同时，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的官员也争先恐后地访问了这些国家。由于俄罗斯从外高加索地区退出，北高加索就成为俄罗斯与外部势力直接对抗的前沿地带。车臣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外部势力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操纵了车臣分裂派的对抗活动，使其服务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外部势力利用车臣分裂势力，只是为了让其完成牵制和削弱俄罗斯国家的功能，而并非真正支持其所谓“民族自决”和允许其建立独立国家，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一旦车臣分裂派的历史使命完成，那么，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将类似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
随着科济列夫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俄罗斯政府被迫调整外交政策，重新重视高加索地区。
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后，西方经由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约旦等伊斯兰国家向车臣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武器等援助。叶利钦政府中有许多情报人员（来自杜达耶夫方面或中央情报局）及时将俄军的行动计划通报杜达耶夫方面，致使俄军的行动一再受挫。叶利钦政府的官员回忆，许多给最高领导人的绝密报告很快就为杜达耶夫获悉。有人估算，在车臣战争中，美国和北约为支持分裂派先后投入不下五、六十亿美金[3]。
车臣前任总统艾哈迈德·卡迪罗夫曾经多次指出：车臣乃是反俄阴谋的牺牲品。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也曾明确说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2004年2月19日，当伊拉克面临美国入侵的威胁，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萨达姆与到访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有一番谈话：“……车臣问题是美国挑起的。美国需要俄罗斯总是危机的策源地，以便向俄罗斯施压。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历来友好。至少在阿富汗战争之前是这样。……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关于车臣的可靠信息，但是从种种情况判断，美国人在车臣问题上插了手”。[4]
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强调西方间谍活动在车臣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活动是西方对俄罗斯既定战略的一部分。还在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中，西方就设法毒化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西方至今还在坚持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间谍挑唆叶利钦当局和车臣的领导人，促使车臣危机激化”[5]。在车臣从危机走向战争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本身反映了俄罗斯政府内部斗争的激烈和外部势力的影响，这在客观上迎合了西方的需要。德米特里·罗戈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制造麻烦，意在使俄罗斯被迫长年累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遏制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如果没人妨害我们，我们就可以独立解决高加索问题和德涅斯特河地区问题，解开其他由于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死结。但是，有这样的印象，有人在妨害我们。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强大、独立、民主的俄罗斯是他们的眼中钉”。[6]
西方对高加索的关注程度非常之高，他们多数是传统上参与高加索竞争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对于车臣分裂派领袖网开一面（如，英国接受车臣分裂派头目别列佐夫斯基和扎卡耶夫等人为政治难民，俄罗斯政府与其多次交涉引渡事宜未果；美国则接受了马斯哈多夫政府的外交部长伊利亚斯·艾哈迈多夫），试图加以利用。西方国家支持马斯哈多夫为首的所谓车臣“流亡政府”，借以向俄罗斯施压（2005年3月马斯哈多夫被打死，西方的类似战略遭到挫折）。1999年，美国成立了“争取车臣和平委员会”（其背景为“自由之家”），其主席之一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及其助手亚历山大·黑格，向车臣分裂派提供资助。
英国境内还有250个注册的伊斯兰组织的总部（其中17个组织是被伊斯兰国家查禁的，但在英国却得到合法注册），并且招募和培训在北高加索活动的恐怖分子。
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应该放在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争夺高加索的背景下看待，而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恐怖事件。其目的在于挑动俄罗斯的民族矛盾，挑动俄罗斯采取严厉行动，从而为新的恐怖袭击准备条件，而其最终目的是将俄罗斯从高加索地区排挤出去。恐怖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沙米尔·巴萨耶夫本身曾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在阿富汗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训练[7]。许多恐怖行动都并非车臣分裂派作为独立因素完成的。
甚至有资料披露，在颜色革命后上台的格鲁吉亚新总统萨卡什维利与别斯兰事件也有某种关联。别斯兰事件发生在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访问美国之后，发生在他与车臣分裂派头领秘密会谈之后，发生在格鲁吉亚试图用武力夺取南奥塞梯未果之后，这一切似乎并非偶然[8]。
二、高加索地区对车臣问题的态度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北高加索各民族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进程方面的联系都很紧密，也有某种心灵上的默契。在整个地区，各民族交错杂居，每个行政主体内都有其他行政主体的主体民族的亲族。因此，一个行政主体内发生民族冲突，往往会牵动整个地区。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南高加索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要多于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车臣危机实际上是整个北高加索（甚至整个高加索）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对于车臣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对抗，这些行政主体多半持观望态度（或等待时机）。如果车臣独立成为现实，那么形势会很明朗，高加索各民族如印古什人、切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奥塞梯人等很可能以车臣为榜样，步其后尘，走向独立。但是，在车臣的分裂行动受挫后，北高加索其他民族出于自身利益，同时慑于俄罗斯的强大，没有参加车臣的分裂活动，甚至连车臣人的“兄弟民族”印古什人也在犹豫不决（正由于此，1991年9月，车臣和印古什已经实际上走向分离）。1992年6月4日，俄罗斯政府将印古什与车臣分离。印古什留在俄罗斯联邦，建立单独的自治共和国。这也是俄罗斯政府防止印古什与车臣结盟的一个步骤。但是，除车臣以外，其他北高加索共和国同样处于事实上的不受控制的状态，个别共和国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如印古什、奥塞梯、达吉斯坦，其领导人的言论俨然如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从政治地位上说，这些共和国处于“独立”和“不独立”的边缘。
1994年11月28日，车臣战争爆发在即，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倡议，征集一封致俄联邦总统的呼吁书，请求总统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宪法秩序。在他的压力下，车臣周边的俄罗斯行政主体领导人纷纷签名，其中包括亚迪格、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斯塔夫罗波尔、卡拉恰依——切尔克斯、罗斯托夫州。但是，印古什共和国总统阿乌舍夫和达吉斯坦总统马格迈多夫·马格迈德·阿里拒绝签字。原因很简单，印古什人与车臣人是同源民族，印古什共和国境内本身也有车臣族居民，而达吉斯坦境内同样有大量车臣族居民。车臣也希望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自己互相呼应，共同行动。1994年12月11日，当俄军经由达吉斯坦和印古什进入车臣境内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情景；在达吉斯坦的哈萨维尤特附近，俄军被当地阿金人（车臣人的一支）阻拦，一些俄罗斯军人甚至被俘虏转送到格罗兹尼。俄军途经印古什的时候，还遭到阻拦甚至射击，一些武器装备被损坏[9]。这就直观地表明了这些地区对俄罗斯政府的军事行动的态度。
到1999年10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后，只有印古什总统鲁斯兰·阿乌舍夫对军事行动提出疑义，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为此抱怨到：他们表现得似乎战争不是在他们身边进行，而是在月球上一样[10]。但是，车臣分裂武装仍然得到这些共和国不同方式的支持。首先，车臣武装在这些地区有很好的民意基础（特别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前）。与俄罗斯联邦军队相比，许多当地居民更同情和支持车臣非法武装，一些车臣武装分子在这些地方得到庇护。其次，这些地区（如达吉斯坦、印古什等）有许多车臣族居民，相互之间有亲缘关系。车臣战争之后，周边的一些共和国（印古什、达吉斯坦等）接纳了许多车臣族难民，许多人与车臣境内的恐怖分子有某种联系（车臣武装甚至还得到来自这一地区人员的补充），这就使得这些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复杂化。车臣与周边共和国（州、国家）的边界很多时候只是象征性的（许多行政主体之间并没有明确划界）。恐怖分子往往能在遭到打击之后迅速撤离，并在群山中找到藏身地。这些地区属于俄罗斯南疆，国家对其政治、军事控制较弱，外部势力极容易从这里渗透（特别是达吉斯坦等共和国容易成为外部势力与车臣境内非法武装联系的通道）。由于这些因素，俄罗斯政府对车臣用兵必然涉及整个地区，俄军的清剿行动也很难奏效。
南高加索三国的情况则又有不同。苏联解体之后，三国已经成为独立国家，它们都必须作出自己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选择，而车臣危机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地区，影响到三国与中近东等外部世界的联系。没有外高加索的合作，俄罗斯要克服车臣问题的外部因素是极为困难的。
格鲁吉亚是支持车臣分裂派的重要国家。还在杜达耶夫时期，外国组织就在车臣和格鲁吉亚境内建立了许多训练营，培训小分队，担任教官的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家的人员。许多车臣武装分子在格鲁吉亚境内藏匿，得到格鲁吉亚的庇护和帮助，俄罗斯为此多次向格鲁吉亚发出警告。马斯哈多夫等人曾答应：在阿布哈兹问题上支持格鲁吉亚的立场，以换取格鲁吉亚对车臣的支持，共同反对俄罗斯。谢瓦尔德纳泽曾经声明，原则上不反对车臣难民进入格鲁吉亚山区避难，前提是他们要获得联合国资金的资助。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格鲁吉亚总统下令给车臣以全面的支持。法国情报部门分析，格鲁吉亚有15到20个车臣训练营，而且，格鲁吉亚有意让车臣人占领某些军事目标，甚至想主动挑起俄罗斯对其发动打击，这样，格鲁吉亚就会找到一个口实，说俄罗斯在打击平民，使自己的反俄行动得到国际舆论的同情[11]。2004年9月14日，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威胁要对恐怖分子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理查德·麦尔斯承认：在靠近潘基希峡谷的地方，还有一些国际恐怖分子和一定数量的车臣战士。
此外，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车臣问题的解决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必须借重这些国家才能更有效地巩固在车臣所取得的军事、政治成果。阿塞拜疆也是外部资金、人员、武器等流向车臣非法武装的一个过境通道。阿塞拜疆境内也有车臣族居民和难民，一些报道说，这些车臣人曾经资助过车臣非法武装。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美国策动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已经加入反俄阵营，而格鲁吉亚境内的车臣武装分子“不是一帮散兵游勇，而是一支利用格鲁吉亚领土，拥有特定战略目标的特种部队”。车臣山区有1500名武装分子，如果没有外界支持，这些人看上去一定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是，从装备、战术以及政治角度看来，他们更像是一支特种部队[12]。
三、反俄宣传的台前幕后
众所周知，媒体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控制大众意识和社会舆论，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从车臣战争爆发之初，车臣非法武装就与俄罗斯方面展开宣传战，其主体有三个：俄罗斯媒体、西方媒体、车臣媒体（主要是“高加索中心”通讯社）。对于对抗双方中的弱者一方来说，信息战是最为有效（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斗争手段。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几乎全是消极报道。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侵犯人权的报道充斥着西方国家的媒体，表明车臣非法武装在对俄罗斯的“宣传战”（或“信息战”）方面占了上风。分裂派在军事上逊于俄罗斯，但在宣传战方面却赢得了主动，俄罗斯被迫停战并与车臣方面签订和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舆论对自己十分不利。车臣分裂分子试图让国际社会相信，高加索正在发生人道灾难，俄罗斯正在消灭车臣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网络媒体是信息战资源的主要载体。车臣分裂派擅长此道，能够十分有效地运用网络资源。他们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电视等发布信息，宣传车臣的历史、文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现状。域名为“高加索中心”的网站，是关于高加索的资讯方面较为著名的网站，其网页是被登录和被浏览次数最多的[13](P162)。
车臣分裂派的著名意识形态专家莫伏拉迪·乌杜戈夫领导下的网站（如www.kavkascenter.ru）是车臣对俄罗斯信息战的“佼佼者”。表面上看，其信息是客观、多元的，但是，这些信息都经过了严格筛选，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评论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的军事政治局势，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车臣非法武装得到世界上大量支持。这些内容主要包括《致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呼吁书》等。2.指责俄罗斯政府和达吉斯坦政府使达吉斯坦局势恶化，将共和国境内任何的局势恶化都视为俄罗斯当局的错误。3.唤起网页浏览者的宗教感情，例如在“伊斯兰教”网页栏目中，往往有这样的号召：“我们的力量在于统一！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信仰和知识！让真主保佑我们！”4.谴责俄罗斯人对高加索人的种族主义，称俄罗斯联邦无视境内少数民族的利益，借以煽动民族间冲突。例如，会有这样的内容：“俄罗斯人蔑视所有的高加索人”；“这里正在产生带有俄罗斯面貌、俄罗斯狂热、成见的法西斯主义，它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中生根”；等等。[13](P126)将网站内容做技术统计之后，得出数据如下：近60%的信息都是反俄宣传；25%的信息是宣传伊斯兰价值观的；近10%的信息则是报道和评论国际时事的。[13](P126)这些信息对俄罗斯受众的影响很小（从对网页内容的回馈可知），但是，却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媒体。西方媒体（如CNN和BBC）网站上的大量评论，其观点与分裂派网站的文章观点极其相似。此外，还有多个相关网站，一看可知其车臣背景。对这些网站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来自外国和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2004年10月7日，车臣新任总统阿卢·阿尔汉诺夫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议上发言，称车臣武装“不仅在财政方面得到境外的支持”，呼吁欧洲国家协助俄罗斯关闭分裂分子设在境外的信息中心。不仅要剥夺其支持和资金，而且还应禁止其得到信息保障[14]。
俄罗斯国内人权组织的宣传，是反俄宣传的另一个主体。西方国家通过对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操纵这些组织，间接兜售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观念，从而影响俄罗斯社会。许多类似基金会有外国情报机构的背景，并为后者提供服务。同时，西方国家的基金会（或慈善机构）也只对那些言论和活动符合西方利益和需要的组织提供赞助。俄罗斯人权组织成为某些外国势力在俄罗斯的代理人。
在美苏对抗年代它们曾服务于“冷战”目标。在车臣问题上，它们都站在西方立场上。2001年，福特基金会资助21个俄罗斯维权组织，总金额大约为500万美金，接受赞助最多的是莫斯科“纪念碑协会”（共约350万美金）；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得到大约7万美金；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得到大约10万美金；其他组织也分别得到数目不等的资助。同时，这些“慈善基金会”也会帮助俄罗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以便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掩盖其他目的，如：2000年为印古什的车臣难民以及从其他原苏联国家迁往俄罗斯中部的俄罗斯族移民提供援助，等等，但是，数额只有65000美金，比起那些明显反俄、亲美的报纸来，资助力度要小得多。[15]
西方媒体的反俄立场极为明显，其惯常做法是攻击俄罗斯军队在车臣践踏人权。这些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些报道倾向性明显，充满偏见，有许多夸大不实之处（如，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俄军强攻格罗兹尼时，将其与二战时期希特勒军队进攻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而车臣非法武装则成为英勇抵抗侵略的“苏联红军”），导致俄罗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俄罗斯捍卫主权的正当行动，被说成是对车臣人的“种族灭绝”。而西方媒体渲染俄罗斯军队的类似行为，并非真正关注车臣的人权，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写到：对于那些试图找到自我认同、并重新开辟民族归属感的民族来说，敌人是极其重要的，最危险的冲突，往往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按照亨廷顿的理论，美国为了保持自身认同，必须找到敌人。一位法国学者对美国主流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关于车臣报道文章的语义学分析表明，这些文章表面上关心车臣平民，实际上却反映了美国民族认同的重建过程，并对这一进程做出贡献，其目的在于：确立并巩固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16]。类似文章的初衷，是出于美国社会实现认同的需要，但是，极有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而这似乎正好符合亨廷顿的理论，即：正是通过与敌人的对抗，实现民族定位[16]。西方媒体与俄罗斯国内的人权组织、以及车臣分裂势力的宣传互相呼应，对俄罗斯政府构成巨大压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政府在政治、道义方面遭到重大失败。
“9·11”事件之后，美国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声援，得到道义、政治的支持，俄罗斯也对美国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支持，希望换取美国在车臣问题上改变立场和态度。在短期内，美国主流媒体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的谴责减少；但是，很快美国继续坚持双重标准，批评俄罗斯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在高加索有着长期利益，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美国国内反俄势力强大。
四、分裂派的资金来源
车臣分裂派有许多获取资金的渠道，这是其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物质前提。在与俄罗斯武装对抗的同时，车臣分裂派通过假发货单，利用假造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名义骗取资金。在车臣宣布独立的两年时间里，车臣从俄罗斯银行掠走大约4000亿卢布，而且全是现金，按照当时的汇率，值3亿多美金。俄联邦内务部的调查表明，从1992年到1994年，调查的11起类似刑事案件涉案金额达1130亿卢布，400多个发货人基本上全是虚假的企业和商业银行。41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99人是俄罗斯族，151人是车臣族，26人是印古什族[17]。
绑架人质是分裂派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杜达耶夫时期，就有恐怖分子通过袭击火车而获得大笔资金。从1993年到1994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大约为400万美金。从1995年到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前，北高加索地区超过1700人被绑架（而据非官方的统计数字，有2000多人被绑架）。用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大约在2亿到3亿美金。
非法武装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制造和贩卖毒品的收入。在格罗兹尼四十中发现了沙米尔·巴萨耶夫生产毒品和武器的一个实验室。为了发展毒品贸易，沙米尔·巴萨耶夫甚至买下了几架轻型飞机，经车臣周边运送毒品。除巴萨耶夫以外，几乎所有野战指挥官（如哈塔布等人）都有自己的毒品加工厂。车臣一度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毒品供应者，数量达数百吨。据估计，从毒品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已经接近车臣从石油出口以及掠夺人质所获收入。
从1991年到1994年，车臣变卖了大约4000万吨的石油产品。国际伊斯兰激进势力和一些与俄罗斯有竞争关系的跨国公司，将车臣视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盟友。从1994年到1995年间，通过非法武装堵塞石油管道这一行动，车臣从国外非政府组织获得资金估计在15亿到20亿美金。1996年俄罗斯与车臣签署了《哈萨维尤特协议》后，马斯哈多夫政府立即从两个方面获得大笔资金：来自“世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专家（用于在北高加索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一些跨国公司（用于控制里海的石油管道）。这样，车臣当局从各个方面获得几百亿美金。按照车臣分裂派的计划，用这些资金，就可能使整个北高加索完全脱离俄罗斯，并在伏尔加河地区建立类似的伊斯兰教国家，将钻石和黄金开采以及50%以上的俄罗斯银行系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比较奇怪的是，俄罗斯自身为车臣提供了许多资金或武器。由于俄罗斯政府和联邦军队内部对资金管理不善，腐败无能，许多人进行贪污或武装走私，趁机发“国难财”，许多用于车臣重建的资金都被分裂派用来武装自己或中饱私囊。俄罗斯在车臣重建政权后，俄罗斯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住房补偿、补贴等名目的资金，最后往往被用于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经费。沙米尔·巴萨耶夫曾经说过：我作战依靠的是俄罗斯联邦预算中的扣除款[18]。
境外势力对车臣的资金赞助额度极其巨大。俄罗斯安全部门曾经公布车臣非法武装的境外资助者名单，涉及几十个国家的大量私人或官方组织[19]。
除了输入资金以外，外部势力还输入了人员和武器。在俄罗斯军队俘获的武装分子中，除了来自个别国家的车臣族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雇佣军和志愿者。这些伊斯兰志愿者和外国雇佣军的来源非常广泛，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科威特、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国家、中国新疆（“东突”分裂分子）以及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
车臣恐怖集团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有关联。2004年，俄罗斯安全部门称，著名“野战指挥官”哈塔布（已于2002年被俄罗斯安全部门用投毒的方法清除）本身就是“基地”组织成员。至今为止，北高加索地区有“基地”组织的10个代表在活动。
结论
随着俄罗斯国内的社会政治状况好转，重建车臣收到成效，外部因素将成为最终解决车臣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对于西方来说，车臣只是一个切入点，美国和北约已经渗透到了整个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西方对帮助车臣实现独立并不感兴趣（如同对科索沃、塞尔维亚等问题的立场一样），车臣非法武装也只是某些西方势力和伊斯兰势力的工具。
如何克服车臣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对俄罗斯政治家的智慧是一个重大考验。当俄罗斯自身衰弱不堪或存在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就为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解决俄罗斯国内问题是一个根本前提。克服外部因素对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的消极影响，需要这样一些条件：第一，俄罗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家复兴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原来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会迎刃而解，社会形势趋于稳定。俄罗斯已经从苏联解体以来的阶段性衰落过程走出，其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复兴将是一个现实，只是需要尽量缩短周期。第二，俄罗斯对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地区需要有整体、长远的政策，以避免该地区被外部势力挑唆和利用；否则，地区各国和俄罗斯各行政主体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将会加剧，甚至不排除他们主动引入外来因素，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第三，俄罗斯应该重视对外宣传，揭示车臣分裂派的恐怖主义实质，在国际社会争取舆论支持，消除反面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争取在宣传战中的胜利。在以车臣为焦点而展开的地缘政治争夺中，西方、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俄罗斯的大战略，应该竭力争取伊斯兰世界对自身立场的支持。外部势力对车臣分裂派别的支持，其背后是俄罗斯与某些外国和外来势力在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冲突（有的属于根本性冲突，有的则是非根本性冲突），俄罗斯一方面要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要采取更加主动灵活的国家战略与策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共同克服外部因素的困扰。
注释：
①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至今各国学者还在争论不休。毋庸置疑，苏联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除此之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西方势力在其中做出很大“贡献”，却也是事实。同时，一些苏联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有意无意地符合了西方的“西化战略”，成为西方势力的代理人和苏联的“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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