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伦理观的新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社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提出新的课题。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世界各地，人们的视野从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转向全球大视野。因而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向、国际关系新秩序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垒以及全球文化发展趋同性与各民族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剧烈碰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社会伦理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展现了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伦理观发展的新向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匡正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从而顺利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
自工业革命以来，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尤其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追求利润的利益驱动使资本主义将其生产方式扩张到全世界。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全世界，也就是世界历史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资本全球化不仅将资本推向全世界，而且也逐渐将其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伦理观念带向全世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P254），“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5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给世界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世界在冷战阶段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加大，促使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反过来，科技又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化发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核技术、生物工程、基因技术、空间技术、网络技术等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在对物的占有中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时候，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全球化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伦理问题深感忧虑。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的创立，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世界困境”的认真反思，由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而引发了有关科技发展“乐观派”与“悲观派”的世界大论战，最终人们认识到科技是悬在人们头顶上的一把“双刃剑”。如何驾驭科技的发展？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人类自身。人类除了要超越类似战争、核威胁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外部”极限外，还要超越因人的自私和贪婪所招致的“内在”极限。“我们总是忽略这些极限，因为它们是不可捉摸的，是有关心灵领域的，是有关智慧、理智、理解自己和世界的问题的最终就是精神的问题。人类一直如此深深埋头于建设日益庞大和复杂的人造系统，现在这些系统已变得难于控制了，人类也因而失去了命运感，同时也失去了同自然和超自然的交流感。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大都市区最为明显的那种心理和社会损伤可提醒我们，内部极限也许已经被超过了，我们的心灵和神经系统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了。”[2]（P147）
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它成为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第一生产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其中大多数问题体现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它首先表现在生态伦理方面，随着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土地荒漠化形势日益严峻、许多稀有动植物的相继灭绝、臭氧层空洞、海洋污染、酸雨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人类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周围的生态环境在恶化。生态问题的提出，表明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给自己设定了限度。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把人当成地球的中心，为人类的利益，人可以随意对自然开发利用，后来人类逐渐认识到人目前的发展应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前一类称之为强人类中心主义，后一类称之为弱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自然中心说”，从自然来考虑问题，认为所有生物都可以成为道德主体，都有生存权利，都是道德权利主体，人不仅对人应讲道德，对自然也应讲道德。我们不可能使一切植物动物都和人保持平等的地位，但人以其力量改造自然时，以此作为伦理理念，则会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其次，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近年来，生物科学的突飞猛进，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前景和希望，同样也引发了新的社会伦理问题。克隆技术能够对人类自身进行改造，克服人类自身的缺陷，使人类社会在未来会出现既有高尚道德又有智慧的新人类。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自身的受孕、智慧和生命的延长都带来了新的变化。过去依靠偶然因素的东西现在可以按计划进行安排。然而，正是这种技术引起了伦理观念的剧烈冲突，如克隆技术能否克隆人、这种技术应掌握在谁的手中、人类如何运用这种权利？器官移植技术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它应为什么人服务？从“人”的角度上讲，这项技术能否将富人与穷人平等对待？人类基因图谱的破译，利用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人的平均寿命，这又引起了一系列的家庭伦理关系问题，医学技术使人的生命救治有了许多新途径，然而安乐死能否推广？人的生死安乐能否自由选择，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生殖技术与避孕技术的发展，使现代人能决定是否怀孕，这又给家庭带来新的伦理关系；建立精子库和卵子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受孕时间，然而，是否可以自由买卖精子和卵子，生命的尊严又在哪里？再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引发出许多网络道德问题。因特网的出现为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网络上提供新的交往方式。可是由于一部分人伦理原则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低下，出现了许多网上病毒、网上“黑客”以及网络诈骗、网络色情和网络犯罪等问题。
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因此，我们已有的伦理问题也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现而变化和调整。伦理问题是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自由意志的有效形式使人对主体行为的效果有所知晓。伦理又是责任行为，而这一行为要以自由意志为前提，二者相互作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使得伦理与自由意志行为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因而传统的伦理问题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才有了新的变化：
1.个人伦理向集体伦理的延伸。传统伦理是个人的伦理行为，在现时代条件下个人的伦理行为不单纯是个人行为，它会影响群体行为，有时会成为群体行为的对立面。如环境问题造成公有悲哀，环境与资源大家都使用，但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则成为社会乃至人类的行为悲剧。“我们肯定地说，全球性的发展问题都是和其他的全球性问题密切相互关联，以至于人们必须制定一种总体战略，着手研究所有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人类和环境的关系问题。”[3]（P146）所以， 我们应从集体（团）的角度考虑现代伦理问题。
2.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向。传统伦理是信念伦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由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转化。中国传统的以君臣、父子、夫妻、朋友、邻里“五常”伦理等为表现的伦理道德观，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很大的挑战。“五常”伦理不仅是义务，更应体现为一种对他人、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而建立在责任感基础上的伦理理念，又会给人类带来许多选择的余地。
3.由自律伦理过渡为结构伦理。伦理是靠主体的内在约束和自制，法律则是外加的约束和限制。伦理理念表现为人对善的理念的体验。如中国传统伦理观所强调的“慎独”。而现代伦理理念将负反馈机制引入伦理问题。群体的自我调整、兼容则构成了结构伦理的内容。因此，结构伦理反映的是基于群体选择基础之上的伦理观。
4.由近距离伦理延伸到远距离伦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伦理关系是近距离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有其不同的伦理准则和价值观念，正如老子所描述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在全球化时代，伦理观念已发生了根本转变，逐渐延伸到远距离。如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整个地球成为一个村落，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都被捆绑在一起，共同面对诸如“全球问题”、“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所以，需要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全球伦理意识，尽管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距和纷争。
二
全球问题是人类自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以来发展社会生产所带来的负效应，并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在当代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所谓全球问题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全球范围的紧迫威胁，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所以在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在伦理观及价值观选择方面需要全球达成共识。
面对全球问题带给人类道德的困惑，西方学者提出了“底线伦理”观和“最低的最大化”（minimazation）的伦理意识。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认为“底线伦理”是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对人类行为之伦理要求的最低限度，它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4]（P12），是“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4 ]（P171）。“底线伦理”要求道德只向人们提出起码的要求，因为人在社会中生活，高标准的伦理要求不太现实。只要一个人遵守法律、不违法犯罪，就算是道德的了；只要一个国家遵守联合国宪章，不搞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并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就算是道德的了。这一观念已构成联合国的普遍伦理规范的底蕴。普遍伦理是人类最起码的生活准则，因为伦理在现代社会是与特殊文化和法律相联系在一起的。普遍伦理有其合理性，它考虑到道德的分层，因为伦理道德问题确实有层次性，不能以太高太理想化的道德伦理来要求人类、民族和国家，特别是现代社会面临着“全球问题”的困难处境。此外，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伦理道德要求的“最低最大化”原则。按照这种观点，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道德危机的基本方式是重建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的伦理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虽然不能像功利主义道德体系那样追求“最优最大化”，但可以追求“最低的最大化”的伦理要求。“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告诉我们要按选择对象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来排列选择对象的次序，然后我们将采用这样一个选择对象，它的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对象的最坏结果，”[5]（P146 ）“‘最大最小值’一词即意味着‘最大的最小值’。这一规则使我们注意那种在任何计划的行动中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形，并依此作出决定。”[5 ]（P147）由此可见，罗尔斯的伦理理念追求的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全球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而这种伦理理念只能停留在“应然”的基础上，所以它只能算作是策应解决“全球问题”的道德“应当”。
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伦理问题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我们应持有什么样的伦理准则，人怎样才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至于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第二，人类对待自身的再生产应采取何种态度，人口的增长是否能得到理性的控制，人类是否应把人口的数量增长转到提高生命质量的道路上来？第三，在人与社会和团体的关系上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如何体现，权利与义务如何均衡，贫富之间的差距应如何减小？第四，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应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还是利他主义的态度，种族和性别歧视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
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处理和解决“全球问题”必然要求世界各国走有机发展的道路，因而在伦理价值取向上要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任何只限于考虑短期利益的行为必然导致生产率的下降和社会的倒退；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无益的，全球问题只有由全球采取一致合力行动才有望得到解决；建立符合所有地区，即符合全球利益的国际基本结构将成为一种必要；能够认识到各种长期的发展危机的极端严重性，并自觉自愿地把这一点置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所要解决问题的首要位置，并立刻采取行动。由此便形成了新的全球伦理关系：第一，世界意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要，每一个人都应意识到他（她）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合作的基本单位，因而也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已经从国家一级移向了全球，这个观念应该成为每个个人意识的一部分。第二，建立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正在到来的匮乏时代。这要求有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基于最低限度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生产寿命长的产品。人们应当以节约和积蓄为荣，而不是以浪费和弃旧为荣。第三，形成一种人类对待自然的新伦理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把已经在理论上接受的东西，即人类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论付诸实践。第四，人类应该学会为后代着想，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接受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意识，并准备以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这是人类走向未来最起码的伦理准则。
三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随着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交往的日益密切，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纳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轨道。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迈向21世纪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嬗变，这给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我们要建设富强、文明的国家，进行伦理道德建设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类在当代的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来自自然的威胁，而是人自身造成的灾难，可以说人正在成为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要敌人。各种社会伦理危机向我们袭来，各种现实的道德冲突、价值观念对立不断困扰着我们。这里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
第一，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层面上需要我们作一些深入反思。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强调人要与自然环境走一条和谐共处的道路。儒家的“与天地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家的“齐物我”、“天与人一”；以及佛家的“万物有灵”、“普渡众生”等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建国初期我们强调战天斗地、向自然进军，开展围湖造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结果，虽然对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人为的生态环境破坏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改革开放以来，高科技革命给我国社会发展以很大的活力。然而，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灾难，尤其是长江洪水的肆虐、黄河断流的危险以及最近我国北方地区频繁出现的沙尘暴天气等给我们提出了严重警告。需要我们现在深刻反思我们的伦理理念和行为。先发展后整顿或者先破坏后治理的伦理价值观已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伦理价值观，以指导我们的生产和建设。“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其相应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才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6]（P1）“任何问题， 都要从伦理学和美学判断是否。只要利于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观，事物就是对的。”[6]（P4 ）中国现代化建设决不可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发展老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的一开始就需要确立发展的伦理理念。所以，从“人为自然立法”转为“天与人一”的伦理价值观念是建设新型伦理观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发展的根本出路。
第二，从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看，全球一体化趋势带给我们社会深刻的变化。人作为社会交往的主体，在参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其伦理价值观已发生了改变。我们正以新的视角审视我们以往的伦理道德理念，特别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以往我们过多地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强调空泛的“集体主义”，并往往给集体主义带上政治的光环。以群众运动来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其实是在以运动群众的方式来接受空泛的概念，这样以来就把个人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淹没了。个人在社会发展中有不同的伦理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伦理道德的分层，如像（1）诚实劳动不违法；（2）公私兼顾；（3 ）先公后私；（4）大公无私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践中， 社会伦理道德也应有底线，有层次。一味地以“大公无私”等太高太理想的伦理准则来要求每个人，将会事与愿违。诚实劳动、不违法乱纪就是道德的，而在此基础上能公私兼顾甚至大公无私就更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规范了。
第三，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已经把个人的权利、价值取向、观念选择等摆放在显要位置。如何看利己与利他则成为现时代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往我们提到利己往往把它与自私、狭隘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只有对个人利益的重视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而广之，利己的“己”可以扩展到地区、民族和国家，只有首先考虑和发展本地区、本民族、本国的独立的经济和文化，才能走向世界，实现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一体化。“由于不同人群的目标和行动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是世界共同体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找到全球中期和长期协商和计划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应当能保证区域性和地方性机构最大的独立性。”[7]（P152）当然强调本地区、 本民族利益并不等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这里，我们所说的利己更不是私欲膨胀、以权谋私或者腐败堕落，而是强调个人在面对伦理价值选择时，考虑自己利益有助于形成更切实际的利他主义的伦理规范，更有助于处理好全球化带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危机。我们的伦理价值标准应该是充分肯定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和互助友爱。总之，全球一体化的浪潮猛烈冲击着我们这个社会及其已有的伦理道德观念。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伦理原则及道德价值坐标，建立起新型的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的伦理价值观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综上所述，全球一体化浪潮势头未减，人类在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伦理价值观，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并适时调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传统伦理观会与新潮道德价值理念不断碰撞和磨合。因此需要我们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价值体系，以顺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