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的福利效应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效应论文,福利论文,经济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福利经济学中效用与福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桂胜[1]认为效用(utility)是指个人需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或物品与服务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程度，强调其主观性。他认为福利(welfare)是指个人生活的幸福满意程度，没有提及主客观性，这为福利的测算提供了更多方法选择。福利效应(welfare effects)是指福利增加(welfare gains，也称福利获得)或福利减少(welfare losses，也称福利损失)的过程或状态，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换句话说是指福利水平变化，福利增加为正效应，福利减少为负效应，净福利变化称为净福利效应(net welfare effects)。用外部性理论定义福利效应，正外部性为正福利效应，负外部性为负福利效应。国外学者把旅游经济(tourism economy)直接等价于旅游目的地(tourism destination)[2]。本文的旅游经济也是指旅游经济体，等价于客观存在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中，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利益有所不同，导致了福利水平变化方向不一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外汇储备，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还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这些积极效应(正外部性)往往备受政府的关注与支持。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旅游收入，一直着手于旅游业蓬勃发展，无论是举办旅游博览会还是进行旅游促销，其目的都是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总是期望着效用最大化。政府、企业与旅游者都是追求旅游经济的正福利效应，然而旅游经济迅速增长也会带来消极影响(负外部性)，尤其是在旅游发展迅猛的国家或地区，这种旅游迅速增长的现象被称为旅游迅猛发展“tourism boom”或旅游扩张“expansion of tourism”(tourism expansion)，降低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日益受到公众及研究人员的关注。负外部性如旅游环境资源过度利用、交通拥挤等环境与社会方面的消极影响，Harry[3]把这个称为无价的外部性戚本(unpriced external costs)，总之各利益相关者的出发点不一致导致了负外部性，即负的福利效应。为了扼制或降低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的负外部性，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致力于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旅游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致力于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长期福利。世界旅游组织(UNWTO)认为可持续旅游必须具有环境资源最优利用、生态承受能力、长期经济繁荣、旅游利益公平分配、社会文化原真性保持等基本特征[4]，而上述负外部性却扭曲了有效生态过程，增加了经济风险，加深了社会分级，造成了旅游经济不可持续。要解决好旅游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必须严格执行WTO的可持续旅游标准，这就要求旅游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维持良好的共生关系，而旅游经济福利效应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共生关系的切入点，所以总结旅游经济福利效应研究现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的福利效应主题已有所研究，主要是在总结分析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与旅游者福利水平变化，对于居民主体的福利研究相对更多，也有个别学者只关注旅游者的福利；大部分学者把旅游带来的经济影响(economical impacts)或效益(benefits)，直接等价于福利获取量(welfare gains)，这种做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与批判[5]，还有学者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等价于福利。关于福利效应的测评，部分学者采用主观评价方法，即环境资源领域的价值评估法，如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选择模拟法(choice modeling，CM)与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HPM)等[6]，都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揭示或陈述游客或居民偏好，计算价值量，将价值量直接纳入福利核算；少部分学者采用相对客观的研究方法，即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GEM)[7～9]，将旅游经济进行动态模拟，基本上都是把旅游业与农业、制造业等产业部门结合，把旅游业蓬勃发展给整体经济带来的福利变化进行宏观测评。两类方法的理论基础各有不同，均有优缺点，理应取优补缺。关于福利效应研究的区域尺度，目前都是基于洲际、国家等大的区域尺度，中等尺度和小尺度范围的福利效应研究相对较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而且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将数据与模型结合、付诸计算实施的案例研究非常少，这也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2 理论基础
旅游经济福利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水平变化测度原理、国际经济学中的新古典贸易理论等。
2.1 福利水平变化测度理论
旅游经济福利效应主要借鉴了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与福利概念、福利分析与经济剩余理论、福利水平变化测度等。效用与福利概念、福利分析与经济剩余理论都是为福利水平变化即福利效应测度服务的，所以整个理论基础可归属为福利水平变化测度。
福利经济学中福利与效用存在差别，不仅体现在概念上，在数值上也有所反映[1]。旅游发展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是旅游者，他们追求旅游服务或旅游商品带来的最大满足感。在具体的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的效用与其福利是等量的；政府、企业与居民在旅游供需关系中属于供给方，不具有效用，只有福利。旅游发展给居民带来的福利以及旅游者的效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各学者研究一般各有侧重。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福利可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但从整体旅游经济角度出发，所考虑的福利均指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社会福利为个人福利的总和或集合。福利还可以根据研究区域尺度来划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般被称为国家福利(national welfare/county welfare)；小尺度的区域福利可以称为当地福利(local welfare)或社区福利(communities welfare)。
旅游地居民与旅游者福利变化的测度是基于马歇尔需求函数或希克斯需求函数[10]。以往研究中都是采用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RP)和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SP)进行研究，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中的经济剩余理论。经济剩余分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旅游经济中福利变化是围绕着价格变动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展开的，如游憩资源价值评估旅行费用法(TCM)就是通过计算游客消费支出与消费者剩余计算旅游者效用，从而计算福利。福利经济学中的补偿变化(compensating variation)、等价变化(equivalent variation)、补偿剩余(compensating surplus)与等价剩余(equivalent surplus)都是衡量福利变化的标准，但经济剩余只能作为一种间接获取方法，一直以来都缺乏说服力。
2.2 新古典贸易理论
旅游经济福利效应研究主要借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偏好与效用函数、生产理论和开放经济的均衡理论等以及消费者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与消费者均衡等[11]。消费者偏好与效用函数同时也是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
杨小凯[11]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个人在追求幸福满足时具有个人偏好，并且是自私的，幸福或满足力求最大化。所以消费者在选择消费的同时具有个人偏好，而且个人偏好差异很明显，他们追求最大满足，所以就有了效用最大化。但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约束条件，主要是经济原因，即贸易理论中的预算约束，这样效用函数就成为一个具有预算约束的效用函数，最为出名的就是瓦尔拉斯预算约束(Walrasian budget constraint)。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个人选择在给定价格下生产、交易或消费一定量物品，而均衡价格是所有个人消费者决策后的综合结果。一般均衡就是价格与总量的交互作用，影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总量。供需关系中物品或服务的价格和总量都是内生变量，而在环境决策过程中，价格却是属于外生变量。在一般均衡分析中，物品品味、技术、价格及其作用及它们的最初分布，都是外生变量，外生变量影响内生变量。
新古典经济学中还专门考虑了福利意义(welfare implication)，跟福利经济学一样，提出要达到帕累托最优。新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应用于海外游客或国际游客(international tourists)，国际游客从本国到别国进行旅游活动，将消耗非交易物品与服务(non-traded goods and services)，对物品的需求必然会引起垄断力量扭曲(monopoly power distortion)，从而降低福利。福利效应研究对国内旅游关注得相对较少，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应用于福利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但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取国内旅游产生的福利效应，需要进一步挖掘。
此外，还有其他相关理论，包括Daly和Cobb[12]提出的为群体而存在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community or oikonomia)、Fisher[13]的熵态净心理收益(entropic net psychic income)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14]。几方面的理论都可以解释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福利效应，但研究视角有所差异。相比较，Daly与Cobb总结的理论主要是考虑整个群体或社区(community)的成本—效益方面，对个体的关注较少；社会福利函数源于福利经济学，将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与社会关注(social concerns)相结合。利用旅游经济的福利研究时，各理论基础的应用需要加以深入分析考虑。
3 方法述评
3.1 旅游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法
环境资源领域一般只能采用揭示偏好法(RP)和陈述偏好法(SP)描述人们对旅游环境资源这种准公共物品的偏好，从而建立需求曲线，确定效用函数，旅游环境资源也不例外。包括条件价值法(CVM)、选择试验法(CM)与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HPM)都可以用于评估旅游业环境影响对居民或旅游者带来的福利变化。这些方法都被局限地应用于游憩、经济学与环境资源管理领域。福利测定是基于一种间接获取方法，建模方法、函数选择不同以及模型假设的不同，会导致测度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3.2 一般均衡模型
国际贸易模型中旅游经济的福利效应模型选择一直备受关注，但总体上都是分为贸易物品与非贸易物品两大产业部门(sector)，旅游业是非贸易物品部门，贸易物品部门一般为农业或农业与制造业部门，两部门或三部门模型相对较多。Bharat[5]采用的就是三部门模型两个可交易部门(tradable sector)与一个不可交易部门(non-tradable sector)。除了产业部门选择存在差异外，对其他约束条件或模型要素的选择均有所不同，要素基本上都是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等，但各研究对相同要素的定量也各有差异，正因为部门选择、要素选择不同以及约束条件的差异，建立的模型也各有差异，但各模型的基础都是源于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模型有很多，包括投入产出模型(I-O)、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等。旅游经济福利效应分析中比较典型的是Hazari-Ng[15]建立的贸易模型(trade models)，即HN模型。他们建立此模型时是基于两个基本假设，认为旅游增长时居民福利不会减少，第一个假设忽略了分配的考虑，认为存在潜在的帕累托改进，一些居民福利减少，而另外一些居民福利增加，增加的量大于减少的量，这个假设是在第二个假设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二个假设是不存在无定价的外部性。一般均衡模型还有静态和动态之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动态模拟研究。总的来讲，一般均衡模型在旅游经济研究中应用还不足，尤其是对于福利效应的动态研究更为不足，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研究道路上做出努力。
4 研究案例分析
目前的案例研究主要侧重于福利效应结果分析与福利变化的原因探讨，以及对一些特殊因素的考虑，值得我们借鉴。
有学者将社会获得与损失(social gains and losses)等价于福利变化(welfare change)[16]，认为旅游者的经济福利就是经济利益，居民的经济福利相对比较复杂，除了经济利益外，还有一些环境负外部性导致的负效应，所以在计算过程中应植入净福利(net welfare)的概念。他们利用选择模拟法(CM)对旅游者和居民分别进行了福利诱导，实际上也是价值评估。对旅游膨胀(tourism expansion)带来的福利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者福利增加，部分居民福利增加部分居民减少，将旅游者、部分居民的正福利效应与其他居民的负福利效应进行对比，发现净福利呈减少的趋势，即旅游快速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福利减少。这个结论在以后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但重点是居民主体的福利变化。Bharat等[5]认为旅游者与本地居民在消费非交易商品与服务过程中，对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价格都有影响。他对发展中国家垄断性旅游商品与服务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两个很重要的结论：一是在没有垄断商品与服务生产的前提下，旅游增长必定会使福利增加；二是商品与服务生产呈垄断，旅游膨胀肯定会带来国内居民福利的降低。这里的两个前提可以看做是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没有垄断商品与服务就相当于旅游探查、开发阶段；当垄断形成时，对应于旅游发展与成熟阶段。旅游蓬勃发展时，垄断商品与服务被当做出口产品供旅游者消耗时，旅游价格降低就代表了贸易扭曲和福利估计不当，这将给政策设计人员予暗示，我们应该加强自制，杜绝政策扭曲以及错误的福利估算。Nowak等[7]在对旅游、贸易与国内福利研究中侧重旅游膨胀的通货膨胀和低乘数效应、日益加重的污染、拥挤、脆弱环境掠夺、代际公平以及社会文化影响。他采用了三部门模型，即农业、制造业两个交易部门以及旅游业非交易部门，认为旅游膨胀有可能造成居民福利的降低或使居民贫困化，原因归咎于两个效应：第一是有用效应，非交易商品的相关价格提高，即第二贸易条件效应(secondary terms-of-trade effect)；还有一个负面效应，面对制造业部门规模报酬递增时有效性丢失，如果负面效应大于正效应，居民贫困化(immiserization)就产生了。Chao[8]研究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旅游福利效应变化的三渠道：旅游者带来的社会外部性、非交易价格上升引起的贸易条件效应以及制造业部门的资源流动效应。
有些学者针对特殊“要素”进行了探讨。Chen[17]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旅游与福利关系做了探讨，对发展中国家旅游经济的福利效应作了先行研究，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研究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Urtasun[18]从“尺度(scale)”和“集聚(agglomeration)”两方面来考查福利效应。他估算的是社会福利，直接把生活质量等价于社会福利，采用了12个客观指标与一个综合指标，在估算居民福利时还进行了参数估计，方法上不同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两大类，值得借鉴。Gómez等[19]将“环境决策”纳入旅游经济发展的长期福利研究中，是对旅游与环境关系的更深层次考虑，对旅游发展中双倍红利有独到的见解。对最初环境质量、环境变化的旅游价格反应、住宿条件以及准公共物品的拥挤效应等，建立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时间尺度上对福利测算进行了新的尝试。此外，将旅游市场、经济水平、旅游税收、预算平衡、企业行为与资本积累、环境质量纳入居民福利核算，考虑长期的旅游税收福利效应，是少有的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部分学者对小尺度的开放旅游经济(small open economy)进行了研究。Chao等[9]采用了两部门的动态经济模型，涉及公司生产、物品销售与家庭消耗三个环节，建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基准校正。此外，还对旅游、荷兰病(Dutch Disease)对福利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几乎都是在香港案例的基础上，分析动态旅游经济，分长短期进行模拟，也在时间尺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Sheng和Tsui[20]对澳门旅游经济的福利效应研究时采用的是一般均衡模型，并认为GNP比GDP更能有效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国际旅游一方面输出服务，另一方面进口商品与服务，在国际层面的物品交换与服务交易，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形式，所以国际贸易理论适用于国家旅游经济福利效应研究，第一次证明了国际贸易理论对旅游经济福利效应研究的适用性，他建立的模型简单易懂，对外部性的阐述及定量研究都值得我们在核算旅游经济福利效应时加以借鉴。
5 结论与展望
福利水平变化度量的两类方法理论基础不同，各有优缺点。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法利用经济剩余标准，只能作为一种间接福利效应测算方法，研究方法主观性较强，一直存在争议，一般不宜采用；关于福利效应研究的区域尺度，以往研究都是基于大尺度区域，中小尺度的福利效应研究相对较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而且以往研究主要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仅限于提出一些模型，但把数据与模型付诸实施的案例研究较少，对模型的解释与分析显得不足。案例研究内容比较丰富，但可查案例相当少，尤其是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的更少，说明旅游经济的福利效应研究相当欠缺，研究也仅限于对香港、澳门的研究，大陆地区的研究几乎没有。Frechtling[21]认为以往福利研究对旅游管理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缺乏实证性证据，学者与管理人员研究福利的目的存在很大不同，所以旅游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旅游研究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为旅游决策提供指导，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