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吧国公堂对吧城华侨教育发展的贡献
沈燕清
摘要： 吧国公堂成立于1742年，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吧城(巴达维亚)华侨处理华侨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行政和司法机构。作为一个介于荷兰殖民政府与华侨社会之间的半自治机构，它发挥着多元化的社会功能。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吧国公堂通过对华侨社会的治理，对华侨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华侨义学和私塾、中华学校和荷华学校及新式教育的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加诺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法规，以此来限制华侨教育的发展。1960年前后,印尼政府颁布总统第10号法令，以各种借口限制甚至关闭华文学校,全印尼有72%的华校停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吧国公堂的历史告一段落，对吧城华侨教育所起的正面作用也告结束。
关键词： 吧国公堂；吧城；华侨；教育；贡献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印尼华侨教育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利用一手档案文献进行的相关研究却还不多见。本文试图利用现存吧国公堂① 吧国公堂，即荷印“巴达维亚华人评议会”(the Chinese Council in Batavia)，俗称“公馆”，始建于1742年，先后设有由荷兰殖民政府委任的甲必丹、雷珍兰、朱葛礁、玛腰等职衔，是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行政和司法机构（见许云樵：《吧国公堂与华侨史料》，《南洋学报》第11卷第2辑，新加坡南洋学会，1955年版，第12页）。吧国公堂一直存续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延续了二百余年，且在管理华人事务的过程中形成许多档案资料。现收藏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公馆档案文献有近1000卷(册)本，文献时间跨度为1772～1950年，主要由《公堂通知簿》、《公案簿》、《户口簿》、《公堂清册簿》、《婚姻簿》、《塚地簿》、《寺庙簿》、《文化教育簿》等八大类构成。 档案等一手资料，探讨公堂在吧城华侨教育发展中所做的贡献。
一、公堂对吧城华侨义学和私塾的贡献
（一）吧城华侨义学和私塾的建立
侨史学界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海外第一间华文学校应该是吧城的明诚书院。据《开吧历代史记》记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6月，吧城侨领郭郡观曾向荷兰总督提议：“凡唐人有疾病癫狂失性，无依倚者，盖筑美色甘病厝（即济贫院）以居之”，“至若唐人父母弃世，无人教导及贫乏之儿，建一义学，请一唐人先生以教之”。① 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南洋学报》第9卷第1辑，1953年版，第34页。 如此，“则病人有可延其性命，贫儿不致艰于读书”，总督采纳了该建议。在郭郡观的努力下，是年8月即在吧城创办了具有识字班性质的明诚书院，延聘一位老学究，教些“之乎者也”一类的中国文字。书院最早的教员为来自福建的落第秀才或当地僧侣，教学用语是闽南方言，经费由公馆捐助。② 黄昆章：《康有为在印尼的活动与影响》，陈国华主编：《先驱者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Royal Kingsway Inc．,Toronto, Canada，Printed in Hong Kong, 1992年，第8页。 明诚书院最初只是附设在养济院内的义学，属于识字班性质，并未形成独立的学校，不久就停办了。③ 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729年吧城养济院改组，荷兰东印度公司拨出一间房屋以开办义学，经费由华人官员负责筹集，④ 梁友兰：《巴城中华会馆四十周年纪念刊》，巴达维亚1940年版，第21页。 不久义学因为管理不善而停办⑤ 李全寿：《印尼华侨教育史》，《南洋学报》第15卷第1辑，1959年版，第21页。 。公堂雷珍兰高根观于1775年“向甲大(黄珩观)议举观音亭后地，营建义学一所，为雷珍兰之大学，崇祀紫阳禄位，额曰：‘明诚书院’。城内‘南江书院’，崇祀紫阳圣像，令作甲大学。各延师住内，教授贫穷生徒。⑥ 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第55～56页。 “明诚书院”及南江书院“堪为南洋华侨学校之鼻祖”，⑦ 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第55～56页。 它们虽“延师养正蒙童，充贫民子弟肄业其中”，⑧ 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342页。 但也没能坚持多久。1787年吧城华人雷珍兰在北达森比兰街（JI.Petak Sembilan）的华人寺院金德院开办义学，称为明德书院（后又改称明诚书院）⑨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经费由华人公馆承办，每个月拨款300盾。⑩ 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28～29页。 无论是明诚书院还是明德书院，都以四书五经作为教材，最初聘请闽南落第秀才以方言教学，后因这样的人才难寻，只好由华人僧侣代替，因此其教学质量堪忧。在这种情势下，一些稍有文化的吧城华侨便自己开办私塾，如林金城开办的私塾，学生们“间及学习议论策之文字”。①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印尼华侨志》，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1年版，第101页。 还有原清廷县衙小官吏冯某到印尼开办学校十余所。② 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荷印华侨教育鉴》，荷属华侨学务总会1928年版，第341页。 但它们多设立在寺庙内，经费则来自多种渠道，且任课老师多为代看风水的私塾先生或落第秀才，甚至有僧侣、店员等，使用的教材也是四书五经，教学质量也不太高。到1900年，全印尼有439间私塾和义学，其中257间在爪哇，吧城有28间，学生共有7835人。③ Lea E.Williams, Overseas Nationalism-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1900～1906, The Free Press , Glencoc , Illinois, 1960, p66.
概而言之，20世纪之前，吧城除有一些义学和私塾外，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华侨学校。1901年3月吧城中华会馆创办了印尼第一间正规的中华学校，明诚书院于1902年合并到中华学校之后便不再举办。④ 《最早的海外华文学校》，http://www.iaclt.org/news-view-127.html.
本设计还可以加入以下功能：①语音解说员功能：每当参观一个园林时，便可以对该园林的背景故事进行解说。②游客游记功能：游客可以在论坛中发布自己的游记，并与他人分享，并且可以查看他人的游记，通过他人游记来获取对应的信息，比如，哪家饭店特色菜，那个旅店最近那些活动等。③门票网上预订功能，省去游客排队浪费大量的时间。并且可以增加团购票、优惠折扣等，提高游客积极性，为游客提供极大的便利。
（二）公堂对吧城华侨义学和私塾的贡献
公馆档案显示，公堂历代官员都殚精竭虑地对明诚书院等义学给予全心维持与严格管理，除了各项开支费用均由公堂负责筹措和担当外，无论是校舍的修葺与扩充，或是师资的延聘与辞退，还是教学时间（包括启读日期、歇馆时间及紫阳⑤ 紫阳，代指朱熹，见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8辑，第340～342页。 牌位的春秋二祭等事项）的安排及义学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公堂无不尽心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读先生的延聘与辞退
一般而言，在义学任教的先生必须先向公堂提出申请，经过资格审核后，才能在义学任教。《公案簿》中有许多关于教读先生入禀公堂恳求获得教职的案例。如1875年7月6日，方文标、王鹏飞、陈喜会入禀恳明诚书院掌教，其中方文标的禀词为：“兹欲恳接十年义塾下半冬之任，自当精心竭愚，善诱童蒙，断不敢怠惰自安，以负公堂建设学校，养正童蒙之遗意焉”。而王鹏飞的禀词为：“兹际书院有乏教授额尚未补，敢仰求众大人布德施恩，将此书院赐与晚生居住……”。陈喜会则向公堂表示，“自幼诵读诗书，学业多年，就文章颇知其略，全望明诚书院本年下半冬缺西席之位，伏冀公堂大人玛腰大人暨列位甲必丹大人提携恩准，故敢冒昧効其惓愚，不胜战慄俟命之至”。⑥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
有意思的是，公堂在任教先生的取舍方面常常会考虑得很细致。如1893年1月20日，因为书院正教师雷珍兰陈文速病逝，教职空虚，共有副教杨铭、汤童生、杨仁史、姚若夫等五人向公堂提出申请，公堂经过讨论，最终“因取杨仁史者较多”，且杨某曾充任副教先生四年，对业务熟悉，最终公堂议定杨仁史来年充正教师之位。①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可见，公堂在选择教读先生时，文采与学识是首要的考虑对象，同时也往往倾向于对之前聘任的合格教读先生的留任。
1901年，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建了附属的中华学堂（后改称中华会馆学校或中华学校），宣告了印尼近代华侨教育的开始。⑤ （印尼）廖建裕著、杨启光译：《印尼华人教育史略》，《东南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4期，第 48～49页。 最初它只招收男生，次年开始男女生兼收。1940年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招收华侨子女的幼儿园。它是印尼第一所完全不同于之前各类义学和私塾的现代学校，它不使用闽、粤方言进行教学，而采用中国的国语正音（即今汉语普通话）为教学媒介。除了教授中国语文之外，还开设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英文、算数、理科、图画、体育等课程。① 梁英明；《从中华学堂到三语学校——论印度尼西亚现代华文学校的发展与演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2页。 这类新式学堂的成立导致了明诚书院的关闭，并在荷印华侨社会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1901年，南望、玛琅等地也相继设立中华会馆，并附设中华学校。1903年戊戌政变领导者康有为来到爪哇，劝办新学，于是荷属华侨学校的建立有如雨后春笋。如泗水、三宝垄、八马垄、谏义里、万隆、井里汶、北加浪岸、直葛等地均成立了中华学校。② 丘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91页。 未经数年，全荷属东印度的华侨中华学校（印尼文为Sekolah Tiong Hoa Hwee Koan或Sekolah THHK）达百余所。③ 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二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296页。
档案号41017《公堂总清簿》（1921年）记录不全，没有提及给中华会馆学堂的资助有多少，而档案号41018《公堂总清簿》（1922年，不全）中载：6月7日对贴中华会馆学堂和上半年去艮3600盾；其余还资助义成学堂、老吧杀学堂、新吧把杀学堂、丹那望学堂、中华女学校、广仁学堂等共3525盾。档案号41019《公堂总清簿）（1923年）载：1月16日贴中华会馆（学堂）下1922年下半年去艮3600盾，此后从7月份开始改为每个月资助600盾给中华会馆学堂，还有资助义成学堂、老吧杀学堂、新吧杀学堂、丹那望学堂、中华女学校、广仁学堂等其它学校共4000盾。档案号41020《公堂总清簿》（1924年）载：每月资助中华会馆学堂600盾，资助其他学校共艮3825盾。档案号41021《公堂总清簿》（1925年）载：每月资助中华会馆学校600盾，资助其他学校共艮3800盾。档案号41022《公堂总清簿》（1926年）载：每月资助中华会馆学校600盾，资助其他学校共艮4000盾。档案号41023《公堂总清簿》（1927年）载：每月资助中华会馆学堂600元，资助其他学校共艮3700盾。档案号41024《公堂总清簿》（1928年）载：每月资助中华会馆学堂600元，资助其他学校共艮4500盾。档案号41025《公堂总清簿》（1929年，开始分设义费和学堂费）载：义费为2月15日对贴广仁学校和正月份去艮50盾、又对贴义成学校和正月份去艮50盾。学堂费为每月给中华会馆学校600盾在内，1～5月份共支出学堂费4650盾，下半年的档案丢失而无法统计。档案号41026《公堂总清簿》（1930年义费、学堂费）的义费中没有提到对学校的资助，只有开列出学堂费：1～10月份共13，550盾，11月份以后的档案资料不全。档案号41027号《公堂总清簿》（1931年，不全）中的学堂费为：只有1月和2月的共1700盾，此后资料缺失。
除了教读先生自己提出辞任，对不合格的先生，公堂往往予以解聘。如1889年10月7日公堂会议上，甲必丹李晋郎官提请革退义塾副师杨柳汀，因其“学规疏懒，品行不端，敢于学舍恣吸洋烟。合无革退，以警未来。”公堂议决到：“为师吃鸦，教徒必懒，公堂所弗取也。即依例晋郎甲大所请，预达杨柳汀罢任。”⑤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28页。 1890年4月10日，公堂议定解聘广属副师李辅臣，因其“年少轻狂，举动乖礼，殊无人师之范。”⑥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51页。
2.提供教读先生束金
相关档案显示，教读先生的束金数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增多。《公案簿》曾载，“和1778年义塾师，以两人脩金每年1200盾，用费不敷，恳求退任”。因此公堂诸位官员议决，“别择一师，能以一人兼教群弟子者，此一师每年获脩金1200盾所自始也，盖和1878年也”。①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417～418页。 到1882年3月17日，公堂义学司理员提议再聘请一位义学教师，他表示，现在义学生徒已达38人，后面要入学的学生还很多，而一个老师一般只能同时教授30名左右的学生，因此建议再聘请一位副教先生，才能顺利开展教学工作。此外，“至于富家之子弟，若要赴学，则令还其束金入公。”公堂讨论后认为，“论义学若生徒过多，一师独教难免草草。本堂合当再选一位副教，约每年束金银400盾。若富家子弟要赴学者，诸司员等可以酌量其束金是也。”②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353～354页。 1882年5月12日，黄福章甲大又建议公堂添补义学副先生束金100盾，因为副教先生表示公堂所给的400盾开用不足。对此，公堂表示，3月17日的会议已决定给副教先生束金银400盾，且已将详情报知大淡③ 大淡，荷兰语Resident，驻扎官的俗称，见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而大淡至今没有回复是否同意，如果此时再要求增加很不合适，但因为义学中有些学生缴纳的束金为100盾，可将这笔钱用于贴补副教先生。④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362页。 1883年6月25日，公堂会议说，原经大淡于1882年6月2日案夺，准开公堂柜项，每年银400盾为明诚书院副师束金，因其嫌菲薄，酌议每年增加银100盾。报知大淡批准。⑤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410页。 到1883年10月19日，大淡文谕准每年义塾正师脩金银1200盾，义塾副师银500盾。⑥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429页。
5.安排教学时间
3.组织华侨子弟就读
8.对荷文教育的排斥
此外，1912年8月3日，大玛瑶告知贫家子弟可读书于吧城中华会馆学校事，不必还钱。因中华会馆表示“前日会馆虽不再收学生，现正再欲扩充已设备学校，俾教育贫家子弟。”故玛腰要求默氏⑥ 默氏，马来语Bek音译，指区长、街长，见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了解其鉴光⑦ 鉴光，马来语Kampung音译，村庄、居民区的意思，见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中有贫家子弟要读书者并报告公堂，因为公堂每月已资助中华会馆学校学资，华侨贫家子弟可以免费就读其中。⑧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480页。
4.主持春秋丁祭
义学每年都要举行春秋丁祭⑨ 指每年于仲秋之上旬丁祭，祭奠先圣先师，谓之丁祭，即每年阴历的二月和八月的丁日祭祀孔子、朱子，见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410页。 ，都由公堂组织和资助进行。一般祭祀前公堂会向民众发布举行祭祀的通知，这在《公堂通知簿》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1879年9月22日公堂朱葛礁发布通告说，“承玛腰命，定唐八月十六日早巳刻在明诚书院，要致祭于紫阳朱夫子，祈列位先生齐到拈香，即此布达列位先生押号。”①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12001《公堂通告簿》（1877年6月9日～1879年12月31日）。
也就是说，各种“瘙痒”看似强大，却经常被更加强大的事实(也许是他者的瘙痒)打破。 作家固然受制于读者，其他任何阶层、任何职业的人都会受制于社会关系的网络。 纵然是沙皇，有时也要受制于想“搔痒”而不得的情况。 所以罗扎诺夫将沙皇与苦役犯相提并论。 “任性”的后果有二： 一个是被“捆起来”的地下人，另一个是攫取了很多优越条件的成功人士，可以继续任性下去。
同时，公堂还资助义学的春秋丁祭，这可在《公案簿》档案中得到印证。如1883年6月25日，甲必丹陈文贵曾向公堂建议增加银200盾为明诚书院正师每年春秋丁祭等费用。他表示，此前公堂已议定，明诚书院正师每年开公堂柜项银1200盾为其脩金，但春秋丁祭费用则由正师自理，这个做法沿袭已久，只是原本无明确记录在案。而公堂僚属每次丁祭日都相率在书院宴饮，似乎是明诚书院的正师出宴饮之钱。因此，陈文贵建议，公堂应另发柜项，“每年银200盾存在司员，为每丁祭僚属酒席之需，其余剩项资，以奖赏学童，鼓励其心神，不亦可乎？”公堂诸位官员均表认同，并决定向大淡申明情况以作定夺。② 聂德宁、吴凤斌、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410页。
义学先生的束金，历来由公堂全体官员们从月俸中捐支。仅此一项，公堂官员们每年须从其月俸中捐出“束金1200盾”，作为义学延聘教师的薪资。这在公馆档案中可得到印证，如1865年2月15日，公堂会议上列台讨论到：“观本年义学，生徒就学已有五十余人，仅一人为师，难以总理，致有荒废，有须正副二位。但全年列台在座十一员，计喜出束金1200盾，正先生可得束金全年800盾，其担支春、秋二祭之费；副先生可束金全年400盾。”⑦ （荷）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10辑，第534页。 再如1879年7月公堂发布通知，“和1879年七月十九日拜六早八点钟，兰得叻⑧ 兰得叻，荷兰语Landraad，指地方法官，见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4辑，第364页。 嘧喳唠⑨ 嘧喳唠，荷兰语Bicara音译，意为商议、商讨，见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4辑，第375页。 ，即此报知值月公勃低，兹义学师明早领上半年冬之束金，不及会议，惟写数簿，祈列台押号以便开数是也，即此报知列位寅兄”。①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11001《公堂通知簿》（1879年3月7日～1880年9月1日）。 1883年7月6日，因大淡致书公堂询问义塾明诚书院诸事，公堂在回复中对明诚书院的情况做了介绍，即“总计义塾明诚书院学童共有44子，并无学童自备脩金及酧还本堂之事。其师长有正副二位，正师每年脩金1200盾，从大淡和1871年3月14日第1575号案夺；副师每年酧金银400盾，从大淡和1882年6月2日第3596号案夺，概系公堂柜项支出”。②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413～414页。 这里明确指出教读先生的费用由公堂柜项支出。③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27页。
在低房价区域，土地价格每增加1%，房价将随之上涨0.38%；反之，房价每增加1%，地价将随之上涨0.44%，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房价每上涨1%，又会引起物价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增加0.07%。由此可知，低房价区域的土地价格每增加1%，通过房价的上涨传导机制，可以导致该区域物价水平上涨0.03%。
从启读到放暇再到放假的时间安排，公堂都给予关注。
（1）启读
一般义学的开学时间都由教读先生决定并向公堂申报。如1856年8月8日，义学教导曾景文禀义学启读日期，他说，“迨至本年六月间放假歇馆，旋逢秋夏之交，又属课功之候。晚经涓择于本月初五日拟为启读日期，肃禀奉闻未蒙定夺。兹届程期已迫，谨当再择于本月十三日启读，颇邀清吉。”公堂表示，“半截停教，殊不合式。可准再开义学，以全一年之额。来年之事再行异议。”③ 吴凤斌等校注：《公案簿》第9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正试期第2、第4周采用全粪收集方式采集粪样，每组用蛇皮袋固定于随机选取的4只试验羊尾后，每日更换两次并称重，将饲料样与粪样带回实验室进行常规分析计算养分表观消化率。正试期第2、第4周每组随机选取4只试验羊，晨饲后3 h利用负压原理经口腔采集瘤胃液各30 ml，四层纱布过滤后，采用上海雷磁pHS-3C型精密pH计立即测定pH值，之后将滤液分装在3个10 ml灭菌离心管中，置于-20℃下保存待测NH3-N浓度和MCP含量。
同样，义学放假时间也需要得到公堂的批准。如1875年1月21日，义学师高大雅为禀撤馆事禀报公堂说，现在已是年终岁暮，所以“拟择唐十二月十五日恳要停教。晚不敢擅专，预先拜禀。伏望恩准，不胜欣幸之至”！公堂诸官员表示，已到年底，高大雅的停教恳请应当准恳。③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146页。 再如1876年8月3日，义学师方文标入禀为义塾生徒放睱一事，他说，“切现际炎暑，生徒坐位拥杂，不无暑蒸之苦。旧因有放睱乘凉之举，爰谨依旧规，拟于本月十五日放睱。但未敢擅便，合亟沥请公堂大玛腰暨列位宪台大人电夺，准许放行，切禀”。公堂列台表示，此时天气炎热，正好是学生乘睱寻凉之时，因此对方文标所恳的于农历六月十五日放睱生徒表示“合宜准恳。”④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258页。 可见，义学同样有寒暑假的设定。
1857年7月31日，方夺侯向公堂申请明诚书院启读定期一事，他说，“兹本月6日暂且放暇，时当秋夏之交，又属课功之候，晚再择于本月18日清吉之辰，拟欲启读……伏祈列位宪台大人电夺恩准……。”④ （荷）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10辑，第51页。 因为他后来留任，因此1858年3月5日，方夺侯再次向公堂申请恳明诚书院欲募启读一事：“当此豔节而后，正课功之时。拟本年23日清吉之辰，欲募启读，理合肃禀奉闻。”公堂官员看了他的禀词后表示，“准其启读，依禀而行。”⑤ （荷）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10辑，第93页。
（2）放暇
由于中国传统节庆活动在吧城的沿袭，义学经常会因这些节日活动而放暇，对此，公堂也会进行规范管理。如1889年9月27日，甲必丹许耀基舍向公堂其他官员表示，“朔望之期，学徒放暇，殊属无谓，亦宜停止其例”，公堂会议后议决：“依甲必丹许耀基舍所请，实属有理……朔望不得放暇”。①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27页。 而1896年2月3日公堂会议上，同样因为义塾先生每逢初一十五就放假不教，掌管明诚书院的公堂官员甲必丹郑春锡和雷珍兰连福全、吴铿然等人认为这样不妥，因为“为学之道须宜循”，如果一曝十寒，则“业何以修，学何以进？”公堂诸官员议决后，命令义塾先生初一十五必须照常上课。②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253～254页。
式中：m为UAV飞行的节点数；Nt为危险壁障的数量；d为当前节点与危险壁障距离的平方，d的取值由飞行空间决定；L为UAV飞行时与危险壁障的安全距离；δ为定量，δ=0.01；Xi(xi,yi,zi)为UAV当前节点坐标；T(xt,yt,zt)为危险壁障的坐标。
（3）放假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到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倒也好，不然在公寓里见面，一到了那里，再出来就又难了。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闹到半夜才走——但是就连第一次也没在那里吃饭。自然要多耽搁一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很多时候，需要跳出印刷看印刷。徐建国理事长提醒我们关注那些会改变生活的新技术、新事物，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感器、无人驾驶，等等。要知道，行业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是技术进步和跨界合作的结果，现在的“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会变成“可能”。要有拥抱新技术的姿态，才可能拥抱未来。
换届以来，潍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强化党建引领、机制改革、典型示范、信息化提升四项举措，推动机关建设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6.制定义学学规
为规范义学管理，公堂也制定了相关规例，并不断修订。如1881年1月19日，公堂曾订立明诚书院学规十条，即：（1）公堂逐年延请先生一位，为此公堂每年开用柜项1200盾为先生的辛金，包括书院春秋二祭费用在内。一间义学所招收的学童不得超过30人，如果超过30人而多达50人的话，则公堂应当另请一位先生以为副教，每年辛金多少由公堂另开。（2）如果学童家境清贫，则准其入书院读书，不必交学费；如若学童家资殷实，则应当根据学生所读知识深浅缴纳不同的费用给公堂。（3）每年书院举行春秋二祭以及期考，教读先生以作诗文定出甲乙等，供公堂僚友公赏。（4）每月初一，考查院内学童所作诗文、对句、写字、演算法、字说、世事，通达者则有赏。（5）学童背诵书不清三句者，就略加责罚，让他背到熟练为止。（6）如果学童不循规矩，玩戏无度，背诵不明，就要罚其写几十百字，或掌责，或罚纸笔，或留在义学一二点钟之久，始放出院。（7）若学童读书勤谨，事事循规蹈矩者，赏以纸笔什物以勉之。（8）公堂逐月派人考察明诚书院中诸事。（9）凡是书院教读先生，应该在书院中居住。如有事要到别处去，应当先请明于司理院人。(10)为学师者，必照此条规，逐款而行。公堂还将此条规粘贴在义学院，以达“庶几各人知学规，整肃而兴勉后学也”的目的。①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300-303页。 从这些学规中可以看出，它涉及教读先生的辛金、日常起居、教学要求及考核、春秋祭祀，也涉及学童的入学、教读、考核、奖惩等，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7.校舍维护与经济支持
1.强化历史教育。强化历史教育是开展纪念活动的根本目的。建国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以抗战史实为基础，在全体人民中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教育。
公堂还注重明诚书院等义学的校舍维护。如1884年1月3日公堂朱葛礁发布通告，“承大玛腰命，于和1884年正月初九拜五早十点钟公堂会议，祈依时常服齐集，为要请陈慎堂师掌教明诚书院，酌议修舍之事，仰列位寅台花押……”。②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11003《公堂通知簿》(1884年5月28日～1886年9月7日)。 1890年3月11日，公堂又发布通知说，“承权理玛腰事甲必丹李为明诚书院正师及广属副师，请知该院后厕池已坏，恐有不测，塾中生徒多添桌凳不足用二者，合亟调停，经计该费许艮464盾，先申文大淡开用公项支出，谨即助此缴知列位寅台电及花押”。③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11004《公堂通知簿》（1888年8月13日～1892年8月24日）。 1890年3月，公堂又向大淡报告说，要开公堂柜项为明诚书院置办买椅桌及创筑厕池共474盾，大淡批准。④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54页。 1892年12月16日，福建副教师杨仁史恳本年终辞任回唐，并恳书院交椅、褥仔、蚊账损坏，请行修理。公堂表示，“明诚书院器具物件在厅堂，即以公费开用；在房里者，教师各人自理。”⑤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141页。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进程大多停留在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与推广层面。通过构建学生信息数据库，学院和学校掌握了大量学生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的学生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若进一步拓展管理信息化的外延不难发现，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覆盖度仍然不够广泛，学生管理服务主体层面的信息化建设进程相对滞后。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社交软件被广泛应用，微信、QQ、飞信等通信工具成为高校信息公告发布的重要途径，效果良好，但软件自身设计的缺陷也为学生管理工作提出新要求。
除了为教读先生开出薪金及校舍维护外，公堂还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义学。如1854年7月10日，黄寅清、林光琼请求公堂作主倡议捐资振兴明诚书院，他们表示，“愿首倡捐，随缘乐助，再延明师，设教如前，诚恐绌于力，不能全举，未敢擅便行事，合恳公堂列位大人台下握薄海之典章，讫此邦之声教，恩准量查院中款目，酌给逐年需费，迅即节劝吧中之富家善民乐捐，凑成义举。”公堂表示赞同，并带头捐助。⑥ 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8辑，第340～342页。 当然，公堂对诸如义成学堂、丹那望学堂、老巴杀学堂、广仁学堂、女学校等其它义学也是全力资助，这在《公堂清册簿》档案中有诸多记载，碍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这一点在《公案簿》及《公堂通知簿》档案中均有记载。如“和1878年弍月□日兹义学新立黄宗英先生教读，凡诸界内贫寒之子弟欲赴读，可来公馆报名，耑此布闻列位默氏通谕”。④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12001《公堂通告簿》（1877年6月9日～1879年12月31日）。 再如1882年1月27日，陈文贵甲请知公堂说：“今明诚书院业已修理，增益宽广，而生徒零零无几。未知公堂如何设法方得兴盛？”公堂表示，“夫立义学之意，原要施教于贫人，免其束金。今当利人方便，令诸默通知各界内，谁欲赴学可向义学师请明，就便入读。而义学师惟可录写其生徒及学父之名，与司理员知道，免求默禀公堂之烦矣”。公堂还确定了管理义学的5位官员，即黄福章甲大、陈亚诰甲大、李亚二甲、吴经纶甲、沈景坤甲，由他们负责巡查义学。⑤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第350页。
荷兰殖民者最初没有设立荷文学校，直到1816年才开办了第一间荷文学校，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吧城华侨社会对荷文教育都是不接受的。如1856年6月27日，挨实嗹恳公堂告谕人等知悉要开荷兰学校于八戈然教人子弟得以成才一事，挨实嗹表示，“于和1856年7月1日要开和学于八戈然第48号，教人子弟得以成才。因此事实有益于民人，特恳公堂鼎力相助。”① 吴凤斌等校注：《公案簿》第9辑，第233页。 但公堂对此极为排斥，自然也不会大力相助。此后，荷兰殖民者改变思路，想借公堂义学来进行荷兰语的教学，但仍遭到公堂的强烈反对。如1863年8月14日，玛腰陈永元在公堂会议上说，“昨有和人教读先生恳欲借义学设教② 荷印政府开设的荷文学校，开始只接收荷兰官吏及欧洲人子女就读，禁止华人、印尼人入学，到1860年取消该禁令，华人子女得以进入荷文学校，因而才有1863年荷兰人欲借义学办荷文学校之事。 ，余命当待公堂裁夺。兹据义学师郑润祥请，此和（即荷）人已将椅棹搬移学内。祈列台拟意裁夺。”公堂诸位官员纷纷表示，“夷夏两途不得相杂，既有唐师在学设教，和先生所恳，不得承受。命当般（搬）出物件，不得停留。”③ （荷）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10辑，第419～420页。 直到19世纪末，情况才稍有改变。1880年前后有3位荷兰传教士开办了一间开放式学校，有不少华侨子弟入学，主要学习圣经、印尼文、写作、算数、绘画、荷文等。此后，殖民者允许华侨子弟进入专为荷兰人和欧洲人子弟开办的学校就读，到1898年进入荷校的华侨子弟约有267人，多为华侨官员及富商子女。④ 温广益、蔡仁龙：《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二、吧城公堂对吧城中华学校的贡献
（一）吧城中华学校的建立
而教读先生被延聘后也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每学期都要重新延聘。如义学师高大雅、蒋清怀自1874年1月间始掌教于明诚书院。1875年6月21日高大雅身故，1875年7月6日，公堂审议方文标、王鹏飞、陈喜会入禀掌教事，暂时选择其中“禀帖文雅通达”的方文标掌教。到1876年1月16日，公堂对方文标、高嘉谷的入禀掌教事宜进行评议，方文标再次入选掌教明诚书院，以一年为期，并发给其下半冬之束金（即薪水）四百盾。1883年11月23日，公堂再次审议方文标、蔡澄秋、林文塾、杨诒毂呈禀恳掌教义塾事，列台认为“方文标已老耄矣，而林文塾系福州人氏，音语与我漳大不同。唯蔡澄秋、杨诒毂学问皆堪取”。其中，“蔡澄秋自本年九月公堂已用其权理义塾，至今亦无甚可嫌。”为此，公堂即定夺蔡澄秋为义塾正师，并议定义学正师年束金1200盾，副师500盾。② 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前言，第7～9页。
（二）公堂对吧城中华学校的贡献
吧城中华学堂建立初期，华侨社会对这个新式学校多持观望与怀疑态度，因此该校创办时的学生只有35人，其经费多由热心侨教的董事或富商捐助，公堂也没有资助中华学堂，而是继续每月拨付三百盾办义学。1902年在中华会馆举行的一次中华学堂与公堂资助的义学学生会考中，中华学堂的学生在汉字理解及实际运用中远胜一筹，此后，公堂对中华学堂的态度才发生转变，决定把义学合并到中华学堂，并决定将原来每年提供给义学的300盾除了留作金德院的50盾外，其余250盾拨付给中华学堂，这也促进了中华学堂的发展。④ 温广益、蔡仁龙：《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444～445页。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样子，要么一地葱皮，要么一堆鸡毛蒜皮。如果一个家庭的生活不落到吃饭这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上，它是不会幸福的。
不仅资助吧城中华学堂，公堂对吧城其它中华学校也进行了资助。在这方面，《公堂总清簿》档案中有诸多记载，如荷兰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下文简称为“档案号”）41011《公堂总清簿》（1914年）载：“六月叁日对发中华会馆（学堂）和正月份起六月份止去艮2400盾……十二月卅日对贴中华会馆学堂七月份起十二月止去艮2400盾”。档案号41012《公堂总清簿》（1915年）载：“六月十六日对发中华会馆学堂正月份至六月止去艮2400盾……12月23日对贴中华学堂义私塾和七月份起十二月份止去艮2400盾”。档案号41014《公堂总清簿》（1916年）载：“六月十九日对贴中华会馆义塾正月起六月份止去艮2400盾……十二月廿二日对贴中华会馆义学和六月份至十二月份止去艮2400盾”。档案号41015《公堂总清簿》（1917年）载：“六月廿三日对贴中华会馆义塾半年去艮2400盾……十二月廿日对贴中华会馆义塾和七月份起十二月份止去艮2400盾。”档案号41015《公堂总清簿》（1918年）载：“七月八日对贴中华义塾和正月至六月份止去艮2400盾……九月四日又贴女学校和六七月份去艮250盾；又贴老吧杀学堂八月份去艮50盾；又贴丹那望仝上年八月份去跟50盾……十月四日对贴女学校和八九月份去艮250盾……十月八日对贴老吧杀学堂去艮50盾……十月十四日对贴丹那望学堂去艮50盾……十一月一日对贴丹仔望学堂拾月份去艮50盾、又对贴老吧杀仝上年拾月份去艮50盾……十二月五日对贴本城女学校和十、十一月去艮250盾，又对贴老吧杀学堂上月份去艮50盾、又对贴丹那望（学堂）仝上年去艮50盾……十二月卅日对贴中华会馆义塾七月份至十二月份止去艮2400盾。”档案号41016《公堂总清簿》（1919年）载：“正月初一日对贴本城女学校和上年十二月份去艮125盾；又贴老吧杀学堂仝上年去跟50盾……正月廿日对贴丹那望学堂上年十二月份去艮50盾……弍月七日对贴老巴杀学堂上月去艮50盾……弍月十九日对贴丹那望学堂上月去艮50盾……弍月廿四日对贴本城女学校正月份去艮125盾……叁月十四日对贴义成学堂和正、弍月去艮100盾……六月廿五日对贴中华会馆义塾和正月至六月止去艮2400盾……十二月卅日对贴中华会馆学堂和七月份至十二月份止去艮2400盾”。
当然，如果教读先生要辞职也需向公堂提出申请才能获得同意。如1865年2月15日，郑润祥投禀恳辞掌教义学，列台阅禀，准恳辞可也③ （荷）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10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页。 。1889年10月7日，明诚书院正师陈慎堂恳辞来年教读之任：理由是“因公堂减去学金艮三百盾，只给艮1200，自揣费用实属不敷。”最后，公堂准其所恳。④ 吴凤斌、（荷）包乐史、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4辑，第28页。
此外，现存档案号91101～92101《文化教育簿》中有一份八茶
中华学校免费入学申请书，其内容如下：
“迳启者，温禹卿先生令郎温大昌自幼在福建学校肄业，敝会加以优待，每年均豁免其学费，现温大昌经在福建学校初中商科毕业，拟升入八茶
中华学校高中商科肄业。因经济关系，无力缴纳学费，恳请敝会商请贵公堂致函八华当局准予免费入学，查温禹卿先生致力社会二十年，现在经济确系困难，社会实应加以优待，为此恳请贵公堂致函八华，准予温大昌免费升入高中商科肄业为荷。
此致巴国公堂玛腰许金安先生！
合作学习应该是全体小组成员的合作学习，每一个小组成员都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重点观察个别学生消极学习的现象，这些学生往往依赖于其他小组成员，缺乏参与的主动性，教师要通过观察，及时加以引导，激发消极学生兴趣，使全体小组成员主动参与合作学习。
巴城福建会馆副会长李昭欧、干事刘心田
中华民国廿九年四月”①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91401《八茶贯中华学校免费入学申请书》（1940年）。
由上述档案可知，温大昌初中免费就读于巴城福建学校商科，现要升入高中八茶
中华学校高中商科就读，因为贫寒无力，再次申请免费就读。为此，吧城福建会馆负责人帮其出面向致书公堂，希望公堂与八茶
中华学校进行交涉，让温大昌免费就读。这从侧面说明，公堂长期以来对吧城的中华学校进行资助，因而与这些学校保持较好的关系，能够在华侨子弟的入学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三、公堂对吧城荷华学校及新式教育的贡献
随着20世纪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华会馆)华语媒介学校(华校)的广泛建立，荷印殖民政府极为疑惧。1905年荷印殖民政府议会提出将华侨学校纳入政府管辖，并在1908年建立了吧城第一间荷华学校，此后其他地区也陆续建立了荷华学校。它们以荷兰语为教学语言，不教授中文和中华文化。② （印尼）廖建裕：《印尼华人教育史》，《南洋学报》，第32卷1～2期，1978年。 荷华学校“主要是给侨生中国人上层分子，而实际上也是给整个中等阶级提供教育机会。”③ G·W·史金纳（G·William·Skinner）：《爪哇的中国人》，《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2期，第 28～29页。 同时，政府允许华侨子弟到印尼语学校学习。1918年政府开始允许华侨设立荷华学校，1909年对私立荷文学校给予补贴，到1928年荷印地区的荷华学校已达104所。华侨子女还被允许进入政府办的职业学校、荷兰师范学校及大学去学习。④ 温广益、蔡仁龙：《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461～462页。 可以说，荷华学校的创立对中华学校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冲击。
与之前对荷华学校的极力排斥不同，这一时期吧国公堂对荷华学校的发展似乎较之中华会馆要更适应一些。如1914年7月3日，荷兰学校光美司（Europesche School Commissie）致书公堂，恳求公堂告知华侨要送其子于荷华学校读书者之条件，公堂将这些条件公布于众，即“伊等宜知其何时候即已放暇于和12月并6月也，而其年岁不得过于十六岁，并不得减于六岁，而当于尚未寄来于学校之时，宜须先求一详明字（vaccinatie bewijs），由医士或由种痘万直厘也”。① （荷）包乐史、吴凤斌、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可见，公堂对荷兰语学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到1916年4月3日，公堂甚至开始商议在中华会馆学堂是否亦可教习荷兰语一事。公堂官员认为，目前中华会馆诸学堂教育事业的退步，都是因为缺乏经济支持所导致的。而华侨一向注重子女教育问题，所以建议在中华会馆学堂也教授荷兰语，这样可以得到政府的拨款，其数额甚至可达到学校所需经费的2/3。最初由代理雷珍兰陈振木负责此事，将在结石珍学堂尝试进行荷兰语教学。公堂也咨询了诸胡勃实和各位默氏，向他们了解究竟倾向于荷兰语学习还是汉语学习。多数人的意见是先让孩子接受荷兰语教育，然后才是汉语教育。大玛瑶将汉语与荷兰话作比较后，也认为先学习荷兰语比较好，因为荷兰话比较实用。因此，即使华校获得殖民政府的资助款项，也无需怀疑政府是否具有将中华会馆学堂占为己有的意图。但是，华侨子弟也还是需要学汉语的。代理雷珍兰陈振木表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结石珍中华学堂不肯在其学堂教授荷兰语，他将辞去自己的学堂董理之职。大玛瑶对此表示赞许，同时又说，如果结石珍学堂不肯教授荷兰语，不如公堂自己另设立一学堂以教授荷兰语和中文。在座各位官员纷纷表示赞同，代理雷珍兰陈振木又请求，如果有设立这种双语学堂的意愿，希望能设立在结石珍。② （荷）包乐史、吴凤斌、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5辑，第261～262页。
此外，公堂还鼓励华侨子弟接受新式教育。如1916年3月3日，副淡来文准华侨子弟进入制造枪枝的学校学工艺：副淡大人来文于和1916年2月15日第3095/33号，谕知于制造枪枝学校在干冬圩，自今为始凡华侨年少者，准其可于该处学工艺。其起初以辛金每日5方，而可望后能学成工艺而得辛金更多也。盖夫侨民年少子弟，较与其终日闲暇全无事业者，盍来学艺于该校之为愈乎？因此，大玛瑶望诸胡勃实并各默氏幸为传布此事于侨民也。③ （荷）包乐史、吴凤斌、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5辑，第254页。 在1917年3月工务商会报通知于公堂，其印刷职业学校可以招收30名华侨子弟入学，公堂为此传布于各默氏，让他们在华侨社会中宣传。① （荷）包乐史、吴凤斌、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15辑，第331～332页。
综上所述，公堂在其存续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1742～1950年代），为吧城华侨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结语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相关职能就逐渐被削弱，在日据时期及战后初期，公堂又逐渐失去了许多之前的行政职能，此后公堂被解散并被重新组合到各个分散的寺庙基金会和义冢社团，公堂的历史走到尽头。此外，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苏加诺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规，限制华侨教育的发展。1958年印尼华文学校仅剩850间，学生15万人。② 温广益：《“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而1959～1960年间，印尼政府又实行总统第10号法令，政府以各种借口限制甚至关闭华文学校，有72%的华校停办。③ 温北炎：《印尼华文教育的过去、现状和前景》，《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 73～74页。 至此，公堂对吧城华侨教育发展的资助和支持才告一段落。
(1)要点分析。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寻求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融合点，是确保企业发展，与时代发展相互适应的首要条件。我国现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属于美式与日式混合的企业管理模式，按其构成结构，又可分为家族式管理和合作式管理两种，这些管理方法，往往具有模式化、企业管理公平性差等缺陷，由此，新的企业管理方法，就必须体现“新”的特征。具体来说，包括管理理念的“新”管理结构的“新”两方面[3]。
中图分类号： G7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4—0091—15
收稿日期： 2019-05-20
作者简介： 沈燕清（1975～），女，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华侨华人及国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未刊公馆档案之印尼华人社会结构研究”（15BZS01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