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新动向与国内金融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新问题论文,新动向论文,金融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金融新动向
当今国际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因素，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资产快速发展的趋势以及规模影响的扩大，尤其是伴随全球流动性过剩局面中的财富效应和资产收益，国际金融的刺激、拉动以及带动作用逐渐上升、加快，不仅产生资本效应动力，刺激资本市场地位、作用以及格局发生变化，并且带来巨大的国家、国民财富收益和财富繁荣。因此，国际金融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取决于当前已经变化的三个基本因素，即国际金融新动向的表现由价格、金融、经济已经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变化。这三个基本因素不仅在当前更会在未来对国际资本格局和趋势具有重要影响。
新动向一：价格风险已经逐渐转变为制度风险——由美国房地产市场连接次级债的金融衍生品信用风险，就是将金融市场风险转化为金融监管制度风险，是从价格表现的风险转变为金融信用风险，市场恐慌导致金融机构的信用失控。而伴随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储备资产随短期价格下跌的恐慌导致汇率机制的改变加快，资产价值的担忧变为汇率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海湾国家开始脱离美元单一汇率制度，并逐渐开始注重多元化，一些亚洲国家在外汇储备相对充裕中已经开始形成外汇储备库的构架与设想。价格变量引起的制度性改变将可能引起更大的信用危机。
新动向二：金融产品风险转为资源价格风险——由于美元利率、美元汇率以及美国股市引起的美元资产贬值引发了恐慌和悲观，美元主导的资产价值以及美国引导的国际金融信用发生问题；加之资源价格本身已经在2000年上半年经历了大幅度回调的技术休整，此时的金融信用风险避险心理自然转为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金融风险与资源风险连接的避险交替使得市场和政策面临更复杂和更敏感阶段。美元特殊地位形成的报价体系惯性必将随从美元不稳定的恐慌心理，逐渐形成因资源价格囤积的溢价风险上升，资源战略应对将扩大甚至导致金融风险转移资源价格风险最终演变为危机。
新动向三：经济全球化转为投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也必将使全球各个经济体连接得愈加紧密，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速度与效益使得投资板块的关联更加密切。价格连接收益、收益连接区域、区域连接政策使得流动性过剩形成投资全球化的新格局。价格博弈与收益风险竞争形成投资全球化的溢价效应，背景在于各国发展阶段与背景的差别创造的空间和条件。投资全球化的特点集中于价格高涨与价格收益攀比的溢价蔓延和扩大，对冲基金规模与影响是主要的平台。
上述三种新动向未来有可能引起三种趋势，即发达国家难以持续的结构压力和协调困难，有可能产生以战略、战术筹划和自然态势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体系信用基础和市场不健全的缺失，达到制造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结构的目的或需求，“替罪羊”带名词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贴切解析。同时，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问题也可能以战争方式解决，或借用全球通货膨胀的金融微观恶化局面转移经济乃至政治风险压力，达到自身经济金融利益需求的全球化布局和设计。
可能一：伊朗战争爆发转移美国经济压力。面对当前美国次级债的困局，美国或许可以抵挡过关，或许将难以避免经济衰退的风险，因此，美国出于自身经济以及货币霸权的需要，最终将会以伊朗战争作为协调自我和控制外部的手段加以运用。而伊朗对美国的挑衅已经通过石油欧元报价、欧元储备增加、美元储备减少以及建议OPEC石油欧元报价而不断刺激和伤及美国霸权心理，美国打击伊朗将难以避免。美国经济压力通过外部消化，并可能引起全球金融资产组合的混乱和恐慌。未来美国以“强”控制和主宰全球经济金融的局面凸显当前的美国风险压力。当前不稳定忧虑是美国战略和技术休整的一种预备，但美国经济前景对世界经济趋势和格局的影响依然突出，主导与实力影响难以替代。
可能二：石油价格暴涨冲击世界经济环境并加剧通货膨胀。战争、投机因素刺激和拉动石油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恶化经济基础环境，投机推波助澜石油市场收益。国际石油价格不仅与美元价格有紧密关联，实际上是美元综合战略的一个调控手段。相对而言，美国的主动性较为充裕，石油报价体系的美元优势、石油报价机制的美国定价优势、石油资源垄断的国际政治利益以及国际关系竞争，将会继续体现美国石油战略和策略对石油价格的主导。我们应该看到，石油本身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已经有限，对经济的冲击力将随着各国协调能力与防范危机意识和举措的增强而有所减弱，但石油价格的波动将会渗入国际资本流动方式、地缘政治和投资产品组合等因素，因此潜在的市场风险将会凸显。国际石油价格将继续面临较大的上涨可能。
可能三：美元货币政策引起金融资产多元化组合混乱的美元霸权强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角度看，美国金融战略和策略的前瞻优势和逐渐成熟较为突出，不仅实现着美国货币政策的主旨——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周期的扩大，而且有所强化美国金融战略策略的效率和影响，强势美元货币政策的灵活有效。其中美元汇率的四个阶段政策和策略折射着美国金融全球化和区域化博弈背景设计和谋划。美国经济全球化利益主旨，其在货币政策目标上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实力为首选，其使用的手段或政策就是充分发挥美元主导的金融市场优势，进一步巩固美元份额，面对区域化的挑战，以超前意识、战略和策略，设计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元利益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组合。美元强势政策是美国政策与策略的必然选择，对美国经济信心和实质经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金融预期心理的支撑在于美国金融的优势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规模优势——突出于完全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不仅具有引导性，更使全球经济对其具有依赖性，刺激美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占全球经济份额30.2%的比重，也加大了经济风险的冲击效果，稳定美国经济也是全球经济的需要。
其二是机制优势——突出于经济金融政策透明度、灵活性和相对的有效性，促进金融市场投资产品的多样化，金融投资效益的获利性，成为资金避险的重要地域与市场。
其三是市场优势——突出于股票、外汇、商品和劳务等市场的一流规模与效益，全球占有率和覆盖率的显著，尤其是美元资产的主导性进一步增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
二、国际金融新特点
由于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出现，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前景开始进入新的发展和调整阶段，可以说国际金融当前的新特点集中反映了美国金融的战略远见和策略效果。因此，未来美国金融的地位将以战略收益得到全面的巩固和提升，美元霸权并非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强化。其中美元利率是手段，美元汇率是杠杆，美国股市是收益。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价格因素引起的美国经济悲观和美元减持是所有问题的焦点。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美元汇率与美国经济引起的紧张性有些脱离现实，并似乎进入某些战略、策略设定的“怪圈”之中。因此，预计未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竞争将突出战略应对的效果，美国或许将成为金融战略远见的赢家，美元未来不是缩减，而是更大规模的回收和增持，进而将会形成美元霸权的全面控制或垄断，有可能展现美元货币体系的独家主导。美元金融前瞻、预见和超前的战略远见，美国金融政策策略搭配的有效、灵活和控制力是不可低估的，也是必然可以实现的。
一是美元“损人利己”的策略。其通过美元分阶段和有步骤的贬值，达到美国经济结构压力的缓解，实现美元对全球依存度的强化。美国最新发布的2007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1630亿美元，远低于去年的2480亿美元，下降金额达到850亿美元，为连续第三年下降，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1.2%，远低于40年平均2.4%的水准。同时美国商务部发布的8月份的美国贸易逆差为575.9亿美元，低于预期的590亿美元，7月份的水平也从初值的592.5亿美元下降为590亿美元，今年前8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为7080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7585亿美元；美国敏感的双赤字问题在美元贬值过程中逐渐化解。美元贬值的利益在自身，伤害在外部。
二是美国“声东击西”的战术。美国次级债表露之前，全球面临的是流动性过剩的忧虑，而美国次级债爆发之后，美联储乃至欧洲、日本等更多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注资的结果是流动性不足，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似乎缺少足够流动性维持，但是事实上并非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缺少资金，而是因事态恐慌不敢投放资金导致流动性不足。但发达国家流动性不足的“假象”却导致全球流动性的困惑和恐慌，形成价格迷失和投资迷失。此外，美国投资银行的所谓次贷损失并非实际意义的亏损，而是盈利指标下降，预期的利润没有达到，进而导致市场进一步扩散恐慌次级债的紧张心理。“声东击西”进一步创造美国需要的调节氛围和投资调整环境。
三是美元“一箭双雕”的策划。美元贬值策略的目标在于针对欧元和人民币，美元贬值导致的结果是欧元上涨和人民币上涨。因为这两个货币，一个是在货币格局上形成美元的对手，瓜分和分割美元的市场份额，在金融实质上形成美元霸权的挑战。另一个在货币形式上不是美元的对手，但在信心信誉上形成与美元资产信用的竞争，特别是人民币国际信誉和经济基础创造的投资吸引力是对美国经济“软肋”的伤害，因此美元贬值的外部策划具有很强的针对目标和对手。
四是美元“煽风点火”的组合。伴随美元贬值的加剧，欧元受到最大的冲击，美元不仅不承担罪责，反之将我国人民币对欧元贬值作为理由，刺激欧元产生对我国人民币的不满。虽然欧盟强调我国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升值、相对于欧元贬值，这只是事态表现的一个表象，而实质在于美元对欧元以及所有货币的极度与快速贬值。因此，人民币兑欧元贬值远低于美元兑欧元贬值，前者水平为-6.4%，后者水平为-13.4%。实际上人民币和欧元都同样是美元贬值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此时，我国与欧盟应共同对付美元贬值，而不是争论或对立。美元贬值是人民币升值与欧元升值最大的被设定的目标基础因素，美元贬值更是针对人民币和欧元的一种设计或战略。美元货币战略的主要应对目标就是欧元。
五是美国“自我保护”的需求。美元贬值的结果是美国自身的经济支持和结构调整突出，即使在美国次级债爆发的第三季度敏感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指标依然达到3.9%，比第二季度的3.8%略高，其中值得思考当前美国经济唱衰的基础和筹谋。美元贬值依然是运用货币策略和技巧实现自我保护的经济利益需求，而并非实体经济的根本性转折，值得观察和思考美国市场经济把握的经验和策略。
六是美国“深谋远虑”的战略。研究美国问题和判断美元价值不能简单以现价评估美元资产价值，而需要综合各个层面和各种问题把握对美元资产的处置。价格表面的简单处理必然将导致战略与策略的失误或利润损失。仅从美元贬值周期看，不同组合的贬值策略性是非常值得关注的。2002-2004年，美元是对所有货币全面贬值，最高的是欧元达到1.37美元历史新高。随后2005年，美元是反转为对所有货币的全面升值，升值幅度多少不一，但美元反弹是市场始料不及的。其后是2006-2007年上半年，美元采取应对不同货币和不同时间的有升有贬，使市场对价格趋势和方向更加难以把握。最后是2007年下半年至今，美元呈现对所有货币更进一步大幅度、前所未有的贬值，美元“借题发挥”创造贬值气氛和环境，特别是对欧元达到极限的贬值，笔者认为是在挑战欧元心理极限，设定长远对应欧元的策略，欧元上涨并非乐观，而却充满“阴谋”，是一场“灾难”的开始。而美元则得到自我呵护、休整、调节的利益，美元“借题发挥”的手笔再度强化美元“魅力”，美元价格缩水，但美元价值依存，面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全面上涨，美元报价的美元需求依然难以脱离美元，这样的“远见卓识”是任何一个货币体和经济体不能做到的，而美元和美国可以做到。
从国际金融竞争角度看，美元战略、策略应用的针对性更是欧元最大的风险。美元汇率总体表现自欧元出台之后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元汇率的总体趋势一直围绕欧元核心进行调整，但无论美元全面贬值、或全面升值、或升贬各异，但主线和核心角色都是欧元。尤其是在这一轮美元贬值中，欧元兑美元升值达到9%，但日元兑美元升值仅为3%，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人民币兑欧元贬值看，这并非是人民币自主或自我所为，而是国际主导性货币政策或技术因素的刻意行为所致。欧元区的金融风险在积淀中扩大，潜在的危机值得关注，并非耸人听闻。透过欧元价格与基础乃至长期前景，我们更值得思考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欧元升值伴随的是欧元经济基础与结构问题。
汇率制度是一国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率制度从表面看，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外价值的体现，但从本质上看，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汇率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条件，是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基础。
三、国际金融新前景
当前国际金融的新动向、新可能以及新特色最终将可能逐渐演变为三种金融风险，冲击国际金融以及国际资本繁荣和持续状况，不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理由在于资金规模扩大造成扩散冲击力度扩大，危机爆发模式是发生在常规之外的新引线。
风险一：短期，亚洲个别国家可能出现失控局面，我国风险压力突出，风险危机2008-2009年面临考验。一方面是我国“一国两制”特色的体制冲击加重，香港市场面临外部风险压力难以承受，内地信用面临动荡局面，我国对内对外的风险上升；另一方面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的必然的不利转变，加重我国调整政策的风险，结构压力积聚酝酿风险危机压力；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信用体系风险将必然导致经济周期规律的调节以及金融压力转为金融危机的可能，失信形成的信心心理将是重要的金融形势演变和恶化焦点。
风险二：欧洲货币合作基础可能出现失控局面，欧元瓦解与英国独立于欧盟合作之外面临考验，英国将扮演经济全球化第三极角色，风险危机2010-2012年面临考验。欧洲经济脆弱性突出，欧洲政策协调艰难，欧洲内外分离与差别性扩大，而欧洲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全球化利益，核心是欧元挑战与瓜分美元。欧元区域合作已经逐显离心状态，政治分歧扩大使得经济脆弱性上升，政策之间的不和谐影响着投资信心，并且已经有退出欧元体系的迹象和舆论，其中包括意大利等退出欧元区的迹象，这是欧元不稳定一个危险的信号。
风险三：国际货币体系强化美元霸权，美元资产价值体系的变动和市场局面失控风险上升，货币组合混乱局面难以掌控，风险危机2020年面临考验。面对美元贬值的心理恐慌形成政策框架与结构组合的仓促与迷失，美元不能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哪一种货币可以承担；而短期可能出现的一些美元结构调整并不能代表美元衰落或崩溃，相反笔者认为这正是一种战略和策略回收美元利益和扩大美元霸权的基础。如瑞士信贷的最新报告指出，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成员国可能不得不对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进行重估，即考虑将本币汇率与美元脱钩，以避免相关风险。国际资本市场连接几个板块的风险点集中于：外汇市场突出利率变化的风险、股票市场突出企业应对风险和企业效益下降的风险、石油市场突出伊朗问题恶化的风险、黄金市场突出通货膨胀上涨的风险、美国经济结构矛盾和周期压力突出战争转移的风险。
因此，未来国际金融将面临三种新的发展趋势。
新趋势一：制度创新——国际金融从混业到专业的状况将进一步强化。西方发达经济的成熟以及高级阶段需求，伴随美国次级债引发的金融问题和波动之后，金融制度风险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与重视。因此，未来国际金融制度创新将体现在金融专业与规范严谨和严格上，而这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收益将是一个主导和优势，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尴尬乃至风险压力。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必然的经济金融阶段性差别，必然在金融分业、混业和专业之间存在理念、时间和效率的差别，进而必然形成制度创新的不同收益和不同风险。如我国在金融混业方面将逐渐强化，西方逐渐进入金融专业强化。
新趋势二：产品创新——国际金融产品创新也是基于市场经济金融高级阶段的创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借鉴或直接照搬产品模式，而发达国家在经历次级债问题之后将面临产品创新的风险规避，将逐渐从复杂产品组合变为高级单一产品，即在汇率、利率以及收益差之间运用杠杆效益设计产品，创新产品更注重风险、效率以及流动性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应对和适应的。
新趋势三：市场创新——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经济金融刚刚步入市场化的正常或收益阶段时期，市场创新对于发达国家显得非常重要。这样既可以保留自己优势，也可以创造新市场和新机会；既可以形成新的市场趋势引导，也可以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因此，市场创新将突出在机制、体制、效率和收益方面，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时间、效率和阶段差异的创新。
四、国内金融新问题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加快的趋势下，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愈加引起世界关注，不仅外国投资者急于进入我国金融领域参与经营或投资，不断推出各种合作意向和投资倾向，积极参与我国金融改革，尤其是我国金融规模效益引起国际金融瞩目。一方面体现在我国金融机构排名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包括我国银行总资产达到50万亿元，股票总市值、外汇储备数量、金融资产规模等许多数量规模影响扩大；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价格上涨性，其中包括货币、股票、上市公司以及价值回报率等等，进而不仅带来我们自身的成就感，自足喜悦与自满基础，更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责任与义务的要求。因此，如何理性看待我国金融规模问题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前景的前行方向，或者因自满而导致的金融风险防范不利恶果的严峻课题。
（一）金融质量缺失的风险。金融规模与金融质量相似于我国贸易规模与质量问题，但从借鉴角度看，贸易规模与贸易质量的恶果已经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压力加大，国际贸易应对困难，贸易摩擦、贸易争端以及贸易制裁的结果不利于我国经济贸易谐和性，并且扩大我国国际竞争压力；而连接到金融规模与金融质量，未来将直接涉及到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其严峻性和紧迫性将远大于贸易问题；金融安全取决于金融质量是值得关注和改革、改善的焦点。
金融质量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尽管美国经济发达和大国作用与我国现实经济金融无法比拟，且相距很大，但美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金融作用的发挥和保障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一方面是美国十分重视银行稳定和效率对经济的支持，其中包括在美国历次经济波折中，银行利润与稳定的突出，包括当前次级债风波引起的银行动荡，美国政府出资给予支持的意义和作用，显示了美国对于金融核心质量的关注和重要地位的重视。反过来看日本，日本经济衰退中的银行问题是主要拖累因素，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是导致日本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并连带企业问题扩大恶化局面，最终导致日本经济衰退。而从发展中国家看，金融质量表现在银行素质和效率上，一方面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恶化、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同时爆发，银行倒闭等严重问题刺激金融危机深度和广度的扩散。而拉美数次金融动荡或危机的持续和缓解都在短期得到抑制和实现缓解，最重要的是拉美货币危机爆发时银行稳定突出，即使有过阿根廷危机中的银行挤兑现象，但也并非银行体系本身发生了问题，而是阿根廷国家整体资金匮乏的恶果所致，并非是银行本身可以解救的。因此，当前尽管我国一些大银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流银行具有排位或竞争力统计数据中相同或并等的趋势，但是从我国金融实际状况和利润指标看，我们有许多与西方发达国家本质上无法对比和缺失的东西，金融质量含义与西方大银行具有本质和素质上的差别。例如从人员素质与效率包括职业道德和形象看就有巨大的反差，他们招聘用人标准是能力、经验，我们招聘用人标准是学历、年龄；他们要求的利润指标是金额的体现，我们是数量的累计。这些其实都是金融质量实实在在的基础积累，并不是有意刻画的对比，值得反思和借鉴。
而从我国实际状况看，贸易质量与金融质量的结果将严重不同，贸易质量引起国际争端或国家信誉，虽然具有相对严重影响，但是如果比较金融质量，那将更为严重的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和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金融安全角度关注金融质量问题，把握我们金融发展阶段、节奏和规模，扎扎实实做好金融改革开放，积累金融规模和实力，做大做强金融，形成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
（二）金融质量不足的环境。金融质量不足的核心在于缺失市场功能、产品效率以及理念制度，金融规模根源在于金融环境的不规范、不健全和不理性，超出自我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进而形成金融规模中的同质化竞争，不仅恶化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伤害自我实力和竞争组合，金融效率弱化和欠缺是金融质量不足的目标性、方向性以及战略性的缺失。
目前从金融敏感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单边上升是主要焦点，但是我们的压力难以解除和消化，主要是金融观念不支持，即我们的预期一直单边、扭曲存在是主要问题。因为我国政府调控缺少实际指标指引，并且无法脱离行政官员言论或政治指引。同时我们有时的市场观念依然依靠政府言论猜测行事，缺少实际依据论述的市场价格收益和损失的研究报告，大量猜测、预期性的报告不仅形成推高人民币升值空间，并且给予政府模糊乃至混乱的市场基础状况，人民币价格与价值错乱、迷失是价值价格方向把握的根本性不足。但是人民币升值难以有效调整或合理把握的核心在于我们缺少市场性的工具或手段，即缺少人民币真实价格和价值的分析、定量，进而市场都在盲从地评价其发展趋势和路径。
在这种金融环境大前提之下，市场功能不足进一步扩散到银行竞争，同质竞争局面不仅加剧市场扭曲，并扩大到市场规矩、规范，因为由于局部利益和板块数量而不择手段将恶化竞争环境和金融信誉。金融本身行业特色的信用、信誉基点，需要规范和认知行业职业素质文化。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中机构数量规模扩大加速，金融机构数量多而大的同质性极强，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甚至已经改革的国有银行，在业务范围、服务对象、金融手段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突出表现在产品与客户同质竞争中，进而为争夺相同的客户或推销相同的产品，而不择手段、拼个你死我活，这种竞争既没有达到自身或行业提高效率的目的，又严重消耗了自身或国家的资源和资金，尤其恶化了金融环境，进而导致缺乏对竞争参与者自身进化的促进作用，竞争更难达到促进技术创新和服务制度变革的目的。因此，当前我国银行的同质化竞争是一种恶性竞争，竞争过程中改变甚少、提高甚少、利润甚少。而同质化竞争的根源在于体制上缺陷、制度缺陷、技术缺陷和资源缺陷，不利于金融质量的积累和提高。
（三）金融质量失衡的问题。金融质量失衡是金融规模片面化追求和不实事求是的结果，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模式和力量的同时，自我缺少实事求是发展需求的规划和脱离现实国情，导致目前一些盲从的改革模式，“形似神不似”的批评值得引起进一步反思和改进，不能一味追求西方国家或西方设计的模块，忽略自我特色和国情的组合和协调力量，使我们浪费时间、精力、资源，更重要的失去发展和竞争机会，不利于我国金融目标的实现和金融规模的扩大。
金融质量不足的状况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的。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价格迷失和经济金融趋势不确定之中，金融安全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市场经济经验表明此阶段市场经济时期的金融风险密集，金融开放急迫和自满性将给予外资获得利益的机会和条件。而一国内部此阶段的财富积累达到相当满足和自足时期，浮躁与急躁性必然加大金融规模扩张性，金融规模急剧膨胀是市场经济经历阶段的周期经验和经历所为。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泰国有相似的经历，墨西哥金融危机时的情景也有过相似过程，自我满足的乐观性促成操之过急的改革开放风险积聚，更有不可控制和抗衡的国际力量——热钱投机冲动，进而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和难以逃脱的。因此，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经历、经验缺乏的国家，更需要理性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合理和智慧打理自己的金融规模，特别是不要高估自己，而给予外部进入或设计风险的机会和条件，把握自我改革开放进度、速度与效率，实事求是面对自我发展阶段和水平。美国已经明显看到这种现实，进而十分有针对性地提出强迫我国开放金融的要求，打击我国金融软肋，伤害我国金融质量，值得警惕与关注。特别当前银行重中之重的问题是需要理性分析、严肃对待、有效改进。如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依靠以行政手段为主和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垄断银行经营发展，官僚、官员乃至官风依然是改革之后多数追逐、竞争、关注的热点，企业化、利润化、市场化以及公平化难以真正实现，并具有强烈的社会乃至体制的辐射不利影响，并直接影响金融质量问题，包括金融改革的失真效率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都需要认真反思和纠正。
（四）金融安全严肃的问题。国际金融竞争中我国金融的质量和问题，表面被外部吹捧和自我满足的金融规模并非只有机会，而是充满压力乃至风险，无论金融规模、效率、利润、理性等层面，我们需要反思和警惕。由于市场经济不同的经历和发展时间，在经济快速积累之后的金融重要地位之中，我们需要理性思考金融专业的特殊性。一方面是金融专业不是单纯依存在规模、数量之上，其不仅需要规模或数量，更需要经验、经过、经历的铺垫和创造，更何况在当今金融领域，市场经济本身的国家差别已经明显存在，金融差别更难以消除，并且更严重于金融差别。因此，西方一些国家有条件的提出我国金融开放的进度，我们需要把握自我理性应对、谨慎开放。另一方面是金融专业的基础在于财富积累和财富效应，国家、企业、居民财富的充足程度是金融搞活、高效的基础，不仅只注重数字规模，还需要关注数字基础的形成，国富民强是金融的基础支持，但是我国当前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金融基础支持的程度，我们不能盲从将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并列比较。我们的起步与周期都没有达到西方国家当初的水平，更难以对比当前的水平。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竞争，更需要关注内部自身的压力挑战，理性面对自我发展阶段的特性，选择自我发展水平的开放步骤和对策，智慧应对外部要求开放时间和条件，保护国家利益，重视金融安全。
金融规模是金融质量的基础，但金融质量是金融规模的“温度计”，“过冷”或“过热”的温度显示将是金融安全的“风向标”，不仅需要政府调节，更需要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和竞争力支持。特别是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应转变过于追求规模的增长方式，综合考虑风险成本，强化利润和损益成本意识，建立有效的综合经营模式，强化能力与管理水平，淡化和消除官员化管理组织模式，以市场收益和损益进行管理考核，而非简单指标业绩的宏观考核。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金融规模并不值得“沾沾自喜”，而需要抓紧时机、把握方向成为金融质量大国，全面体现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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