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理论的走向：从“本土化”到“大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人格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对渗透于各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深远作用的进一步理解，在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本土化”呼声之大，较之自然科学早先追求“国际性”毫不逊色。现代心理学特别是研究人格理论的分支学科——人格心理学，因其学科属性之特殊，自身追求“科学化”，客观上又有“本土化”乃至“大众化”的需求。到底该如何“化”——走向“西方化”，还是走向“本土化”？如何实现“大众化”？这些都是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
1 由“科学化”追求“国际性”
西方心理学自从跳出哲学门外而进入W·冯特的实验室以后，以科学心理学自称的主流派各家，都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坚守经验证实原则，重视客观方法的应用。为了使心理学从传统的哲学思辨模式中解脱出来，他们强调以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作为参照乃至样板，力图把心理学构建成类似于物理学、生理学那样规范的自然科学。比如，冯特在创立科学心理学之初，就用生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冯特的学生E·铁钦纳曾主张把人的意识经验分析为三种基本元素：感觉、意象和感情，试图用物理和化学规律来解释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他研究人的味觉，得出了“复杂的味觉不过是甜、酸、咸、苦这四种味觉的混合”的结论；又别出心裁地研究视觉，竟然分析出三万多个视觉元素。总之，在他们看来，心理学只有达到“科学化”，才能具有“国际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心理学导论》的作者之一R·C·阿特金森在其中译本前言中就这样说：“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如果心理学要继续为科学作出贡献，最终只能有一门统一的心理学，其规律和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人类。”[1]无可怀疑，阿特金森心中的心理学当然属于自然科学，他本人也一直为心理学的统一和“国际性”奋斗着。
在“科学化”旗帜引导下，西方人格心理学家也效法居主流地位的认知心理学，争相采用数学方法，以精确化和定量化研究为楷模，力求把人的心理和行为化为可以度量和处理的特征量。例如，紧随智商(IQ)测量和遗忘曲线之后，美国心理学家梅耶尔、萨洛维首先提出情绪智力(EI)理论，又有人在翻译戈尔曼的畅销书《情绪智力》时新创了情商(EQ)，还有甚多的人格量表等等，就是他们为人格心理学的“科学化”奋斗的成果。
人们不会怀疑科学主义心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他们开拓多行业、多种类人群以及动物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使现代心理学发展成远大于其它基础科学的学科群，被称为边缘科学或跨界科学（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在建构“科学三角形”时，就把心理学置于三角形的中心，表示它与作为三个边的思维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跨连关系）。然而，当国人瞪着迷惑的眼睛远望在实验室忙碌的心理学家，看着他们将人与动物的一大堆测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一个个“非本土”的、匪夷所思的结论，就难免生疑：“科学化”的心理学研究难道变成了只是少数人能看懂的科学游戏？如此使大众困惑的理论能有多少“国际性”？[2]
应该说，科学的本性既在“求真”（知），还需“求实”（用）。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应用而言，追求“科学化”也好，向往“国际性”也罢，这些都少有实质性作用；是否真正能为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才是科学发达和进步的目标。
2 误区探析——“国际性”通向何处？
人格心理学在理论上当然以人格的形成、发展和结构类型为研究对象。且不说对人格如何定义和分类，从一门科学的存在价值的角度看，至少应提出判断或评价种种人格的标准：现实的人格何为健全或病态，何为正常或异常，怎样才算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格。从关注人的心理健康的角度看，如果按阿特金森所说的心理学的“国际性”，用“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规律和原则”，能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心理健康标准吗？
科学主义心理学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得出的理论和结论一般只能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圈里有效。如果使其披上“科学”的外衣而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以解释和判断其他文化圈中的心理现象，其结果不一定可靠。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两教授于1943年发表的“MMPI”多相人格量表，已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与R·卡特尔用数学方法编制的“16PF”一样（同属自陈测验问卷），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人格特质量表之一。该表以正常和异常两种人为样本，在西方常用于临床疾病诊断，也可以进行一般人格评定。但由于标准化样本的常模取自700名明尼苏达州的正常成年人，不适用于西方16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高、有某些生理缺陷的人，至于用于文化背景极不相同的中国及大多数东方人，就更难免产生偏差，因其样本常模与我国施测取样1791人得出的常模存在明显差异。[3]
这就是说，以西方流行的人格理论建模，制定一个国际性的统一的心理健康标准是不切实际的。目前，由于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机能健全的评估原则存在不同观点，我国心理学者也提出了若干健全人格标准，作为在我国适用的心理健康判据。[4]
以人格理论为代表的某些心理学分支，毕竟不同于数、理、化、生等自然科学，它是关于人的“非物质属性”（精神）之类的学问。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其社会属性有共同的部分，更有不同之处；强调以同样的原则和方法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的人的属性，所得结果不可能达到类自然科学的“国际性”。相反，追求“国际性”的统一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象要求某一门科学理论（系统性的知识）成为“置之永恒而正确”的真理一样，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愿望。要把西方心理学的全套术语以及人格规范照搬来，实质就是想用西方（主要是白种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衡量其它文化中人的心理特性；说轻了——是为了验证假设的“全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的正确性，说重了——是要建立一个由西方文化支配的心理学分支或体系。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心理学“科学化”的倡导者是否有意无意地宣扬以西方文化心理为“标样”的标准化？也使人怀疑心理学追求“国际性”的初衷，倒象是通过一个虚幻的“国际性”桥，使心理学通向“西方化”。
有一点要说明，谁也不会反对任何西方学科（当然包括心理学）的引进和传播；但是，面对“西方化”迹象明显的人格理论，中国学术界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作为心理学分支的人格心理学尽管在学术界一直未被认可，[5]但在从西方“舶来”后的50年中，除了作为理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还作为教育心理学以及精神医学等应用心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受到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对一般中国大众也颇有吸引力。除非专门论及感知和思维现象而需要联系认知心理学，当人们谈到教育、医疗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心身疾病时，人格问题便突现出来。比如说学校的德育工作，明确以塑造学生的人格为主旨，总结经验或教训时，往往会上升到人格理论的高度。至于为了改造社会罪犯，追索其犯罪心理时，也首先从人格心理角度寻根查源。可以说，人格理论在许多领域几乎唱了主角。
然而，从教育的角度看，真的需要西方的人格理论充当向导和裁判吗？有文章从把人格研究置于大的学科背景下出发，在指出西方人格心理学面临四大困境的同时，还特别提出建构一种能够支撑心理学大厦的“元理论”，对人格理论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可能性似乎也作出“乐观的预言”。可是，作者在引用C·G·荣格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格是文化要求其成员所承担的角色——之后，直指西方心理学家的一个致命缺点——忽视“其成员”（指不同地域的人群）的文化因素；[6]而这一点，正是走了近百年的西方人格理论在理论上仍然难于走出困境又难于实现“统一”的关键。
本文试从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出发，再对“科学化”的追求者提出一种并非可有可无的选择：人格理论以及“舶来”的整个心理学是要“西方化”，还是要“本土化”？是要“国际性”，还是要“大众化”？
科学的“西方化”固然不象生活方式或思想意识等等“西方化”那样可怕，却容易阻塞或阻断我们的创新意识，至少会使我国学术界在“西方化”的阴影中徘徊或顿足。且不说国门被列强的炮火轰开以后的一百多年，就说建国半世纪的我国学科建设，一直只是在引进西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消化”。想一想，除了未被国际上完全认可的中医药学以及连自己也不大承认的“气功科学”之外，我们又开创了哪些新学科呢？即使是对中医药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遗产，由于没有从观念上分清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根本区别，没有坚持利用先进科技结合传统特长，从而创生“新生”的中医药学和培养大批青年学者，而是出于实用的原则，搞简单粗放的“中西医结合”。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如果有一天西方人普遍接受了中医药学，可能除了推拿和针灸两科，应聘去当“外教”的十有八九是学习过中医药的日本人，而不是年轻的中国医药专家，当然更不会是在国内备受尊崇的“结合型”白胡子辈。
总而言之，西方心理学的“科学化”并未带来真正的“国际性”，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如红楼梦学、汉字书法学、翻译学等（除“汉学”外），也未能通过“国际性”走出本土。今日心理学界关注的人格理论研究如何取向，能否走向大众化，当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3 人格理论的前景：从“本土化”走向“大众化”
“本土化”是我国学术界针对“西方化”而提出的一个理念，在于实现科学中国化。所谓的科学“本土化”，当然不是在原有某门学科之前冠以地域或民族的名称，既不象20世纪上半期的科学精英中的败类、追随希特勒的勒纳德献给第三帝国的《德意志物理学》那样，[7]也不是将已有的推倒另起炉灶，而是用植根于本土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大众习惯使用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术语，引进并演绎一门科学的基本内容，从而使其牢固地扎根于当地“土壤”。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我国学术界首先从“科学国语化”开始，聚力于教科书的中国化。但在此后几十年中，除地质学和生物学等颇有成绩外，其它多数学科远未达到“本土化”的高度；其中卷入“科学化”浪潮中的心理学特别是人格理论，更难闻到“本土化”的味道，倒是“西方化”的倾向依然故我，与东方大众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更远。[8]
评价一门学科的社会价值，不仅看它给民众造福大小，还要看被民众接受和掌握的程度。举例来说，现代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创新成果，它的理论应该渗透在普通大众中，既指导人们理性的生活，又从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补充“营养”。所以，要求哲学“大众化”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它的命运只能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样——走向衰落。以人格为研究对象的人格理论有同哲学一样的人文属性，“大众化”既是其出发点，更是回归点。至于各有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其它心理学分支，它们分属两大门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哪一个，其实并不重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出一套《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的丛书，编者根据“自然科学强调‘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人文学科注重‘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内涵”的原则，把心理学和人类学均列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而不象传统的学科分类那样将它们纳入自然科学范畴），[9]重要的在于如何“活”在大众的生活中。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行，当是对一切与人的精神世界直接相关的学科（比如人格心理学）的本征要求。
前面指出人格心理学的“西方化”之不可取，也因为它不利于走向“大众化”。这里再强调一点：凡是与当地民族大众的文化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和语文习惯）和价值观有关的人文社会学科，从“本土化”到“大众化”是必由之路。所谓“大众化”，也并不限于出几本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而是在“本土化”基础上，使科学理论成为容易与大众接近的“亲友”。一句话，通向“大众化”乃是学科“本土化”的应然目的。
记得在建国初的1950年，三联书店再版发行了哲学家艾思奇刚满25岁时写的小书《大众哲学》。尽管那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其影响却不止一代人。有些青年学生因为读了这本书，就决定报考哲学专业；没有机会升大学的，这本书可能跟随他走半辈子。对于哲学门外的大众来说，入门深造不一定靠啃大部头经典著作，有些人往往是由一、两本好教材或是通俗读物领路，再通过自学成为有一定造诣的哲学家。由之想到与人人有关的心理学，为了它能与中国大众“结亲”，今天能否也出一部便于入门的《大众心理学》呢？
对于分支学科已经十分庞大的心理学而言，实现“本土化”并非易事，与大众化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说到这里，就便补两句可能是不大中听的话。今天的心理学好象处在这样的两“极”：一方面，多数以“原理”、“概论”或“导论”为题名的心理学论著特别是译著，除了因为术语显含西方“贵族”气味而远离大众外，还有术语不严谨以致混用的现象（笔者就此撰有心理学术语的“非心理学”辨析的系列文章）；另一方面，未读过几本教材而穿上心理咨询或治疗“白大褂”的如雨后春笋，似乎中国学术界又开发了一个挤进去就能发财的“自由市场”，给人以搞心理学太容易赚钱的感觉。而这个不乏庸俗化味道的感觉（显然不是“大众化”），实在是一个不妙的感觉。
本文论及人格理论的“大众化”走向，对心理学以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强调“本土化”，并非一概排斥对“国际性”的追求。笔者也相信，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球村居民共享人类科学和艺术的精神成果，将是本世纪的盛事之一；不过，“本土化”当是不可省略的过渡环节。